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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逾三十周年，各行各业都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展望。
反观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
三十年来，我国践行了一条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行政法制建设之路，行政法制建设可谓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学，行政法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壮大，几成显学。
但受制于历史文化、法制传统和经济基础的“先天不足”，加之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后天失调”，在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表面繁华背后，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万能主义情结”和行政法学研究中的“应然法中心主义倾向”尤应值得反思。
叶必丰教授所著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１〕超越单纯的应然行政法理论的阐释，全面展现了司法视域中实然状态的行政法，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深读。
一在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中，一种惯常的思维定式是：法律缺位，那就立法吧！法律滞后，那就修法吧！制度缺失，那就创设吧！至于法律实施不佳、制度运行不畅，那就再立法、再修法、再构建制度吧！周而复始。
似乎立法、修法和制度构建是一把万能钥匙，只要立了法、修了法、创设了制度，法治政府建设便万事大吉了。
司法视域中的行政法———兼评叶必丰教授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李煜兴张媛媛＊内容摘要：在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表面繁华背后，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万能主义情结”和行政法学研究中的“应然法中心主义倾向”尤应值得反思。
叶必丰教授所著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超越单纯的应然行政法理论的阐释，全面展现了司法视域中实然状态的行政法，令人耳目一新。
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运用法官所判真实案件的判词部分来真实展现司法过程中的行政法，通过对大量样本的收集、解读、概括和总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基本上是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现状。
阅读与学习这本著作能够尽快拉近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尽可能缩短适应实务工作的过程。
这本书是真实和全面了解我国行政法的现状，尤其司法领域行政法现状的典范之作，值得深入研读。
浅谈行政诉讼收案范围如何确定我国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建立健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
只有恰当地确定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主管权，才能科学地划定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分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地行使职权，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即行政诉讼的主管，是指确定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在解决行政纠纷上的职权分工。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既表明人民法院或其他组织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表明人民法院可以对哪些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
受案范围标志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和关系，也反映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或者说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范围。
”一、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要确定哪些行政案件由法院受理，哪些不受理，就要有一个法定的标准，从各国的立法看，由于各国的法律体系及传统不同，因而划分的标准也不一样。
即使在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划分标准也不一致。
由于行政案件的复杂性、多样性，难以找到统一的划分标准。
但从理论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法院仅限于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象苏联、日本等国，均把诉讼范围限于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对具体行政行为也不是一概都诉诸法院，而是根据法律规定，具体确定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可起诉，哪些不能起诉，在这方面它们之间又有些差异。
另一类是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有权审查，象美国、英国、法国等，这些国家的法律对行政机关制定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即抽象行政行为)也有权审查。
我国属于第一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发言在1991年制定《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2018年司法考试行政法章节知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一、单项选择题1.C2.D3.B4.C5.A二、多项选择题1.ABCD2.ABCD3.AC4.ABD5.ABCD三、论述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制度，是行政诉讼区别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谓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即法律规定的、法院受理审判一定范围行政案件的权限。
在行政诉讼中确立受案范围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行政行为都能通过法院加以审查。
从总体上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由一国的宪政体系决定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法院与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之间的监督权力划分，而且它还涉及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的救济权的范围。
因此，它可以说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内容。
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理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制约受案范围的因素、受案范围的意义和确定受案范围的方式，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般认为，制约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1)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状况及自我约束机制。
如果一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状况优良或者自我监督机制比较完善，行政诉讼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没有普遍的社会需求，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不可能很大。
因为完善的制度通常是以不完善的背景为前提的，问题越严重越尖锐，暴露的越充分，相关制度才可能变得越完善。
(2)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
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通常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机构中的宪法地位;司法机关在公众中的威信，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有效监督的可能性;等等。
上述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
(3)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主发展的程度。
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主发展的程度通常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决定因素之一。
行使权力的机关接受监督的意识，总是弱于其扩展权利的意识，而接受监督的意识只有在存在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
对公民权力的救济只有在公民意识到其权利应当给予救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论行政诉讼中的文义解释作者：钟翠霞张步峰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03期[摘要]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判定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受案范围时，必然伴随着法律解释的过程。
文义解释应当优先适用的解释方法，使得解释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也符合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的要求。
在实践中，文义解释的运用不仅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还保障了行政诉讼法的安定性，有力地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行政诉讼；文义解释；受案范围；具体行政行为[中图分类号]D92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3-0040-04[收稿日期]2014-03-06[作者简介]钟翠霞，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学；张步峰，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德沃金认为，法律乃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法律实践乃是一种解释性的实践。
因此，司法机构若欲适用法律，必先“解释”法律，在行政诉讼活动中更是如此。
法律解释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方法便是文义解释。
所谓文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和通常使用方式探求针对个案的意蕴，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和法治实践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
本文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视角，初步梳理法院在个案中对法律的文义解释。
一、行政诉讼中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法官的目光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来回穿梭，并运用法律解释技术，让事实与法律结合，得出个案结论。
在法律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是首先要考虑的方法。
只要法律措辞的语义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不会产生荒谬的结果，就应该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解释，这便是文义解释的优先性。
杨仁寿曾言：“法律解释之第一步系‘文义解释’，而其终也，亦不能超越其可能之文义。
”一方面，在“文本中心论”法律解释学看来，法律解释总是以特定的法律文本作为解释对象的。
而法律文本具有客观性与可确定性，因为它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公共性与稳定性。
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论文提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称法院的主管范围，指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受理并进行审查的行政案件类型的范围。
这一范围同时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行为的监督范围；决定着受害的相对人诉权的范围；也决定着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除了引言与结语外，主体内容有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渊；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遵循的原则。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法治国家”法治原则的确立，我国执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研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引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行政诉讼中一个特有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对此问题作了规定。
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尚未确立的特定条件下出台的，其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必然受当时行政诉讼发展水平的制约，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在行政诉讼制度尚未为人们普遍了解，思想、组织、人员、经验等准备都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范围不能不作必要的限制。
因此，立法只将部分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日趋复杂化、专业化，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手段也在不断变化。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已不能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和行政法治发展的客观需要，亟待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渊我国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赋予了公民通过各种渠道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诬告陷害。
作者： 叶必丰[1]
作者机构： [1]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物刊名： 中国法学
页码： 60-69页
主题词： 行政行为;欺诈;过错责任;行政赔偿;行政执法责任制
摘要：本文在简要梳理了法院对受欺诈行政行为的审查后，以行政机关为视角，认为基于相对人欺诈而实施的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判断导致这种违法性的过错标准应当是法律上对义务的配置，因而行政行为的违法与行政机关的过错并不完全一致；受欺诈行政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的确定必须以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为要件而不能仅仅以客观违法为要件。
本文以此为基础．主张在我国进行四个方面的法制改革，即确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改革仅以违法为构成要件的行政赔偿制度和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善实施授益行政行为的事前和事后程序制度。
论文范文：从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看其如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言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的保护，必须依靠司法机关的监督。
著名行政法学家王名扬教授曾经指出：“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
司法审查不仅在其实际应用时可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且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行使权力。
”[2]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实现司法审查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受案范围问题。
因此，为进一步顺应宪法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要求，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机制，已经成为当前行政诉讼制度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一章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法保护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联系一、“人权入宪”与公民基本权利（一）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通过宪法规范所体现的宪法内容的基本标准、基本准则或基本界限。
因为，宪法的内容或者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宪法规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受制宪者预设的一些基本标准或者基本界限所规定的。
宪法规范是这些基本标准或者基本界限即宪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展开，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宪法规范的基本“骨架”。
宪法应当具有哪些基本原则，取决于人类对制宪目的的共同认识，以及一个国家要通过宪法解决这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存在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存在同时也会对人权构成极大的威胁。
为了使国家权力能够正当、合法、有效的行使，必须通过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以保障人权的实现。
而人类能够通过宪法这一形式限制国家权力，决定于人权观念的普遍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民主权的理念。
可见，宪法的共同基本原则包括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其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形成的基本前提和根据，基本人权保障原则是制宪的基本目的，权力制约原则是达到制宪目的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形式。
标题：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是处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争议的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
在探讨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之前，我们必须理解其核心要义，即凡是侵犯了公民权益，或是侵害了法律权益的行为，都是该法的受案范围。
下面就逐一讨论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首先，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其核心任务之一。
具体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只要是合法有效的，且在执行过程中对公民权益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都应纳入其受案范围。
然而，对于一些轻微的、对个人权益影响较小的行政行为，如轻微的警告、教育等，一般不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二、抽象行政行为的争议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诉讼法也涉及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争议。
例如，如果政府制定的一些法规、规章、政策对公民的权益造成了影响，那么这些法规、规章、政策就应纳入其受案范围。
但同样地，对于一些对个人影响较小的政策，如一般的政策宣传、导向等，一般也不被视为受案范围。
三、行政不作为的争议行政诉讼法也涉及到对行政不作为的争议。
如果行政机关对公民的请求没有及时回应，或是未履行其应尽的职责，那么这种行政不作为就可能引起诉讼。
这种争议也被视为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四、国家赔偿纠纷行政诉讼法也涉及到国家赔偿纠纷。
如果公民因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而遭受损失，他们有权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这也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之一。
五、审查特殊事项除了上述的一般性审查，行政诉讼法还涉及到一些特殊事项的审查。
例如，对于一些重大的公共决策，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如果公民对这些决策的实施方式或结果产生了异议，他们有权提起诉讼。
此外，对于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重大事项的争议，虽然不属于日常行政管理行为，但如果这些争议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那么这些争议也可能会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广泛而复杂。
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以行政机关为视角叶必丰*内容提要本文在简要梳理了法院对受欺诈行政行为的审查后,以行政机关为视角,认为基于相对人欺诈而实施的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判断导致这种违法性的过错标准应当是法律上对义务的配置,因而行政行为的违法与行政机关的过错并不完全一致;受欺诈行政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的确定必须以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为要件而不能仅仅以客观违法为要件。
本文以此为基础,主张在我国进行四个方面的法制改革,即确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改革仅以违法为构成要件的行政赔偿制度和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善实施授益行政行为的事前和事后程序制度。
关键词行政行为欺诈过错责任行政赔偿行政执法责任制近年来,在房地产登记和工商登记等领域,受欺诈行政行为频繁发生。
对受欺诈行政行为,法院几乎都认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并判决撤销或确认违法,甚至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赔偿责任。
行政监督部门则往往根据法院的判决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但问题是,行政机关却认为对相对人的申请或申报依法已经尽到审查职责,并非行政违法而是相对人的欺诈行为违法,更不应履行行政赔偿责任或承担行政执法责任。
作者认为,在授益行政领域,受欺诈行政行为似不可避免,并将随着我国福利行政的发展和行政审批程序的简化而有日益增多之势,因而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分清责任,有利于社会诚信建设,有利于巩固行政审批制度关于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的改革成果,有利于我国授益行政或福利行政的顺利发展。
一、法院对受欺诈行政行为的审查在个案中,法院的判决就是法。
也就是说,明确法院关于受欺诈行政行为的态度,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一)法院认定受欺诈行政行为违法的理由在实践中,受欺诈行政行为往往因利害关系人利益受损而被诉至法院。
法院对受欺诈行政行为,几乎都认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
法院认定一个行政行为违法都须说明理由,即必须说明行政行为是否存在5行政诉讼法6第54条第2项所规定的下列情形: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
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的解释-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视角叶必丰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8-7-21关键词: 法律解释/法院解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个案内容提要: 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常态，具有广阔的空间。
实践表明，这种法律解释的逻辑、解释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通过16年来的解释，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条款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可操作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得到扩大，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权得到更好的保障。
法院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是在当事人的深入、专业、有效参与下进行的，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法律解释体现正确的价值观和立法意图。
我国行政法学界长期致力于行政法学理论的建构和行政法制度的设计，但运用已经建构的理论对已经确立的制度（法律）运行的研究却并不充分。
制度的运行，法律的适用，其实都存在法律解释的过程。
行政法学者宁愿对法律规范作出自己的主观性解释，以示创新，宁愿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作出应然性解释，以示科学，却往往忽视更权威、更现实的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的解释。
其实，在个案中，在现实中，法院的判决才是法。
为此，本文拟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视角，对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的解释作一初步梳理，以期引起学界在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基本完成之际，对理论运用和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视，对法院在个案中解释法律的关注，以及行政法学研究在价值选择确立后向技术分析的转变。
一、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空间法律是对以往典型经验的概括，是抽象的、历史的和有漏洞的，因而需要事后的解释。
对此所进行的理论阐述已经很多，①本文不拟赘述。
就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言，《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可以受理的行政案件范围，第12条又规定了法院不予受理的起诉。
通过列举加概括以及排除的方式来确定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见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和缜密考虑。
但是，《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仍然检验出上述规定的缺陷或不足，于是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行）发［1991］19号《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此作了8条解释，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了5条解释。
法律解释比法律具体、全面、适时。
但是，我国所注重的是立法者的解释和司法解释，所进行的解释其实至少在技术上是再立法活动，②因而无法避免立法所存在的抽象性、历史性和不全面性。
最高人民法院10年间的两个司法解释，就说明了这种类似于立法的法律解释所存在的不足，也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解释法律留下了空间。
在西方国家，“解释法律总是法院的事”，③法律解释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指法律家（首先并且典型地是法官）在把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情境时的活动”，④即法院在诉讼个案中对法律的解释。
这种法律解释的任务是：阐明法律规范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含义，从而决定是否可以、应该适用于相应的法律事实；论证不变的法律规范如何适用于变化和发展中的法律事实；在与一定法律事实相关的多项法律规范有不同规定时，如何选择适用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所体现的目的是什么，从而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等等。
一般说来，西方国家在法律实施中的问题首先是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的。
只有在法律解释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通过立法或者法律的修改来解决。
立法或者法律的修改，往往是以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大量案例为基础的，从而所制定的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不是通过演绎推理来设计的。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成文法主义几乎已经达到了让法官在法条字面含义下亦步亦趋的程度，法官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困难重重。
即便如此，法院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言，经过法院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已经远远扩大了《行政诉讼法》第11条所规定的可诉范围，甚至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可以受理的行政案件范围。
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宿天枢诉成都市工商局核准变更其法定代表人资格争议案中，责任编辑就指出：“对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以前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是不作为行政案件由法院受理的，本案就是如此。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当事人不服这类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理。
”⑤这是因为，这类行为使原法定代表人“失去了对其财产的实际控制，又使其无法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
⑥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空间大小，取决于成文法及制定者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精密度。
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例，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初，法院认为这类行为为该法第11条所涵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⑦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法发［1992］39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 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依据。
”这一司法解释排除了法院在个案中再将第11条解释为涵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了排除式的规定，但是否排除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并不明确。
于是，法院在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中又将第11条解释为涵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司法解释中的调解和仲裁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⑧重启了可诉之门。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这一规定再一次抑制了法院在个案中对《行政诉讼法》第11条是否涵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解释。
即便如此，法院仍然可以通过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所规定的“证据”，来判断《行政诉讼法》第11条是否涵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常态，具有广阔的空间，并且是第一位的法律解释。
只有这类解释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才具备立法者解释、司法解释以至法律的立、废、改的可靠基础。
二、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实践（一）个案解释的逻辑法律解释其实是对法律含义的界定。
立法者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通常的界定逻辑是：“法律是或不是什么”。
例如，1990年7月1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针对河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的请示答复指出：“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所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不能解释为包含没收土地。
”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指出：“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法院在行政诉讼个案中对法律进行解释时，界定逻辑有时用“法律是或不是什么”，有时却用“什么是或不是法律”。
到底采用哪种逻辑，取决于解决问题的需要。
一般说来，法院在认定被诉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时，往往采用“法律是或不是什么”的解释逻辑。
例如，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不服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中，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否可以适用于原告（上诉人），以及对“回扣”和“折扣”的解释，就采用了“法律是或不是什么”的解释逻辑。
⑩但是，法院在认定被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所采用的却是“什么是或不是法律”的解释逻辑。
针对《行政诉讼法》第11条所规定的“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在溆浦县中医院诉溆浦县邮电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认为在主体资格上，只要事实上具有行政职权，所作的行为就是行政行为；(11) 在赖恒安与重庆市人民政府不予复议行政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认为，“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教函（1999）21号报告从形式上看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公文，但在抄送赖恒安本人后，即已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由于该报告需待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其内容尚未最终确定，对赖恒安的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故该行为属不成熟的行政行为”；(12) 在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13)针对《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在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不服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黄石市公安局以张卖席涉嫌诈骗被收容审查，需进行刑事侦查为名，扣押了被上诉人黄梅振华公司所购钢材，其行为无论从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均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措施”，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受案范围”；(14) 在陈莉诉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事实上的强制也属于行政强制措施，(15) 等等。
总之，法院通过“什么是或不是法律”的解释，使得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抽象规则具体了，书面文字具有了丰富的内容。
（二）个案解释的方法《行政诉讼法》实施16年来，我国法院对法律解释的各种方法在个案中几乎都进行了充分的探索和实践。
在杨智全等与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履行奖励职责案中，上诉人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海淀国税局”）“以该案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且举报人要求给付奖金，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债的关系，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是税务行政管理机关的重要职责。
该职责的具体落实还应当包括对税务违法举报案件的查处及对税务违法行为查证属实后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的职责。
故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海淀国税局拒绝履行奖励职责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针对其不作为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认为该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原告不适格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
(16) 应该说，拒绝履行奖励职责的行为既不属于“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行为也不属于拒绝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的行为，同时举报悬赏奖纠纷作为民事案件也并非不可。
(17) 因此，法院对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案件的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扩张解释，不断扩张解释的发展结果则是“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限定已经不能成为对受理案件的阻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