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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摘要】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资源错配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变迁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应对。
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是迫切需要解决资源错配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转型过程中，选择正确的路径至关重要，需要平衡资源错配与结构变迁之间的矛盾，取得转型的积极成果。
转型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通过分析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建议，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推动经济转型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影响、挑战、机遇、路径选择、矛盾、成果、不足、关系、展望、发展方向、建议。
1. 引言1.1 资源错配带来的问题资源错配是指资源的配置和需求之间出现失衡的现象，通常表现为资源分配不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资源错配所带来的问题主要包括：1.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源错配导致某些行业过剩，而另一些行业资源短缺，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平衡发展，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2. 社会不平等加剧：资源错配导致一些行业或地区获得更多资源，而其他行业或地区资源匮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稳定性问题。
3. 资源浪费严重：由于资源的过度配置或不合理配置，导致资源的浪费现象加剧，造成了资源的环境压力和生态破坏。
4. 制约产业升级：资源错配会导致某些传统产业得到过度发展，而新兴产业发展受限，从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经济波动加剧：资源错配会导致一些行业产能过剩，而另一些行业供不应求，导致市场出现波动，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资源错配带来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可持续性，需要通过调整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来解决。
1.2 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话题。
资源错配、正业异质牲与产出1曽底潛叮周申，倪何永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内容提要：本文将企业要素份额异质性引入Hsieh和Klenow(2009)的理论框架，放松同行业企业要素产出弹性相同的假设，并提出一种可以测度企业层面资源错配水平的核算方法。
利用1998-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的控制函数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并根据本文的核算框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与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以及产出损失。
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制造业行业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提升；在控制产出弹性异质性因素后，消除资源错配带来的潜在制造业产出增长为75.4%-91.6%,低于Hsieh和Kle-now(2009)的结果，如果忽略企业异质性因素，《■可能高估资源重新配置的产出增长潜力。
关键词：资源错配；潜在产出增长；要素产出弹性；企业异质性；HK模型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0)11-0074-15一、引言与文献综述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远远滞后于产品市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常突出的问题E。
渐进式改革使我国的产品市场建立起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図,但由于各级政府对关键要素市场的干预，产生了户籍制度、所有制歧视、行政垄断等诸多限制要素流动的政策扭曲。
这些广泛存在而又不同形式的要素壁垒使我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⑷、不同行业之间⑷以及不同地区之间⑸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源错配。
如果中国的要素资源达到最优配置，1998—2005年间的制造业产出和TEP可提高86.6%—115%[6],资源错配不仅会降低宏观经济效率，还会抑制企业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引发社会矛盾，阻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⑺。
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优势丧失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环境下，要素配置的严重扭曲无疑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合理配置要素资源已成为新时代走出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途径。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试卷总分：100分,考试时长：60分钟正确答案以红色字体标注一、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30题）1.“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都是在（）提出的开放战略。
2000年2013年2015年2018年2.五大区域港口不包括（）。
环渤海港口长江三角洲港口珠江三角洲港口黄河三角洲港口3.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上看，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
2%10%30%40%4.产业结构变动一般包括（）个方面。
12345.我国正是在历经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充分认识下一轮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之中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可以加深新旧动能转换的认知，指导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政策的实施。
速度特征面貌结构6.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良好，2016年的四个季度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景气指数处于上升趋势，并且指数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呈现景气景象。
80901001107.单纯从创业的数据来看，东北地区在（）年是拐点，当年企业法人单位数减少1186家，全国占比从2011年的%下降到%。
20102011201220138.自（）以来，我们正处于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展开期。
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20世纪下半叶21世纪初9.新开放观提出，要转变对外开放战略思想观念，就要用（）的战略眼光看待中国的对外开放，站在全球的角度把握中国所处的位置，从而提升对外开放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思考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
统一化一体化多元化全球化10.加强法律政策协调。
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中国已与（）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各类互免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便利，以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的旅游交流。
4246485011.在“旧动能”下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着几大方面的问题，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国有企业的“僵尸化”问题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低端锁定外资企业的绩效下降外资企业的绩效上升12.银行给企业每一笔贷款，都是作为银行的资产存在于银行的（）中。
土地资源错配、产业结构与碳排放1. 土地资源错配分析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错配问题日益凸显。
土地资源错配主要表现为城市与农村、工业用地与农业用地、生态保护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等方面的不合理配置。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还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城市与农村土地资源错配问题严重，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导致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农业生产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的错配问题。
工业用地与农业用地的错配问题突出，在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过度开发工业用地，导致农业用地减少，农业产值降低。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还加剧了城乡差距，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生态保护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错配问题亟待解决，在一些地区，为了满足城市建设的需要，大量生态保护用地被侵占或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还给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土地资源错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必须加强土地资源管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构建美丽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1.1 土地资源错配的概念和原因土地资源错配可能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在一些地区，由于土地资源配置不当，导致土地资源无法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从而影响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一些地区可能过度开发耕地，导致农田面积减少，进而影响粮食生产；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闲置大量土地，未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错配可能加剧环境污染，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可能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导致土地资源过度开发，破坏生态环境。
过度开发矿产资源可能导致土地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
一些地区可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因素，导致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环境恶化现象。
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汇报人：2023-12-02•引言•资本深化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资本深化与资源错配的互动效应•制造业产出效率的综合评估•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参考文献目录01引言全球制造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制造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资本深化、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日益凸显研究背景与意义探讨资本深化、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内容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资源错配与制造业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选用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数据来源假设资本深化、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效率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假设研究内容与方法02资本深化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0102资本深化的定义与测度资本深化的测度方法包括：永续盘存法、固定资产占用法、折旧率法等。
资本深化是指制造业企业通过增加资本存量来提高生产能力的状态。
资本深化能够改善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直接增加产出。
资本深化能够改善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间接增加产出。
资本深化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间接增加产出。
03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资源错配是指企业或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市场环境、政策制度、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合理分配，进而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定义资源错配的测度通常采用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进行衡量，如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等。
此外，还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源投入产出比，来评估资源错配的程度。
测度资源错配的定义与测度资源错配会导致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过程变得低效，生产要素的投入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降低产出水平。
降低产出效率由于资源错配的存在，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寻找和获取合适的生产要素，同时还需要承担由于低效生产带来的额外成本。
增加成本在资源错配的情况下，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支持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从而抑制了制造业的创新和发展。
我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行业要素投入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张伯超;靳来群;胡善成【摘要】纠正我国制造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提高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利用简化测算模型及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状况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导致TFP年均损失8.95％,其中资本错配引致TFP年均损失达到1.51％,劳动错配引致TFP年均损失达到6.45％,行业间资源错配主要表现为劳动错配.对制造业细分行业要素投入过度和不足程度的分析发现,制造业各细分行业要素投入过度和不足状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持续性,国家重点支持行业存在显著的资本投入过度.对各省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程度的测算和分析发现,河北、江苏、山东、河南、湖北以及四川的资源错配程度最低,基本都在10％以下;新疆、青海、海南、贵州这四个省份的资源错配程度都在40％以上,且海南的资源错配程度最高;其余省份介于两者之间.因此,有必要加快产业政策转型,继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同时针对各省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措施优化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期刊名称】《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年(卷),期】2019(000)001【总页数】13页(P1-13)【关键词】资源错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作者】张伯超;靳来群;胡善成【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200235;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宁波315211;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49.2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日益显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出路将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驱动型经济[1]。
资源错配问题和测算方法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理论渊源和早期经验结果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国内外经济学者所共同关注的课题。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融通加快了这一进程，经济增长成为经济研究的持久主题。
在解释“穷国为什么穷?富国为什么富?”这一问题时，经济学家们达成共识，认为正是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差异造成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而生产率的差异则源于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票赋的多寡。
自Solow在19:1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TFP就成了技术水平的代名词，国内外众多研究人员开始将TFP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用来解释一个经济体是否高效运转，以及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
随后，Syrquin(1986)推广了Solow的核算框架，将TFP的增长分解为行业自身TFP的增长和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效应。
Syrquin的研究发现，如果固定各行业的TFP水平，只要改善要素在各个行业之间的配置，也能极大地改进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状况。
因此，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研究是探寻经济发展动力的必然要求。
二、资源错配的概念及其对TFP的影响的研究综述如果资源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就是“有效配置”，而“错配” ( Misallocation)则是偏离了这种理想状态。
对“Misallocation”一词，国内有部分学者如杨振、陈甫军(2013)和聂辉华(2011)将其译为“误置”，本文遵循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史晋川(2012)等人文献的译法，将其译为“错配”。
不健全的市场化机制加剧了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资源错配成为制约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政策扶持、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汇报人：目录•引言•政策扶持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政策扶持与资源错配的相互作用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结论与建议01引言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产业政策扶持与企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政策扶持可能导致资源错配，进而引发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揭示政策扶持对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产能过剩问题的认识，为制定有效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政策扶持对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的影响，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和行业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控制相关变量，以检验政策扶持对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的影响。
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方法研究内容02政策扶持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政策扶持是指政府为了鼓励特定行业或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的一系列财政、货币、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
定义根据政策目标、实施手段和受益对象的不同，政策扶持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优惠、金融扶持等。
类型政策扶持的定义与类型政策扶持可以激发企业和个人的投资热情，增加投资额，进而提高产能。
促进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政策扶持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增加产能。
政策扶持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从而扩大产能。
030201产能过剩政策扶持可能导致某些行业或企业过度投资，产生产能过剩现象，进而引发价格战、恶性竞争等不良后果。
资源错配政策扶持可能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一些企业可能会过度依赖政策扶持，忽视市场规律，盲目扩大产能，造成资源浪费。
经济波动政策扶持可能加剧经济波动，一些行业或企业在政策扶持的刺激下过度扩张，当政策调整或市场变化时，企业可能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
03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类型资源错配是指企业或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或行业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或配置不合理。
减少资源错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可提高三至五成阅读原文国富与国穷背后的成因，历来是最令经济学家着迷的话题。
以往的研究表明，富国与穷国之间人均产出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前者拥有比后者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指标反映除了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外，其它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
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以往的研究主要认为是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
即技术水平更高的国家，投入同样多的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
最近几年，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对于很多穷国而言，资源的错误配置可能是比技术落后更加致命的导致低生产率的原因。
比如，假设一个国家有两家企业，它们拥有完全相同的技术，但其中一家企业拥有政治背景，从而可以获得更廉价的资本（低利率）；而另一家企业没有这种政治背景，因此只能从非正式的资本市场上购买高价的资本（高利率）。
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这样的安排是无效率的：如果上述两个企业能够拥有平等的获得资本的机会，该国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
基于上述基本思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教授与来自斯坦福大学的Pete Klenow教授，试图通过结合理论模型与微观数据，定量地估计资源错配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与印度的生产率低下。
按照这一类文献的习惯，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在给定一些相关的假设以后，作者证明了一个重要的推论：假如市场不存在扭曲，不同的企业应当拥有完全相同的收益生产率（定义为生产率乘以该商品的价格）。
对这一推论的直观理解是：假如有一部分企业的收益生产率高于其它企业，那么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应当生产更多的数量，使得该产品价格下降，直至其收益生产率与其它企业持平。
作者使用了美国、中国与印度的微观企业数据，分别绘制了三国企业收益生产率的分布图，结果发现：中国与印度的企业收益生产率较为分散，而美国相对比较集中。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的推论，这说明：相对而言，中国与印度的市场比美国存在更多的扭曲和资源错配。
那么，假如没有这样的资源错配，三个国家的生产率能够分别提高多少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采用了一个“反事实”的设计，即假设市场完全不存在扭曲和错配，并据此对数据中记录的企业重新进行要素分配，计算出理想状态下的产量，并将其与数据中实际的产量进行比较。
研究者发现，在这种理想状态下，美国的产量可以提高30%-43%，中国的产量可以提高86%-115%，印度的产量则可以提高100%-128%。
但这样的计算是过于理想化的。
因为作者的理论模型采用了一系列的简化假设，从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企业的调整成本、利润差异等等，而即使在一个不存在扭曲与错配的市场中，这些因素也会造成收益生产率的分散化。
于是，作者认为一种更加合理的思维方式是：假如我们同意“美国的扭曲与错配相对较少”这样一个经验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假如中国与印度像美国一样分配生产要素（收益生产率的分布与美国接近），这两个国家的生产率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提高。
按照这样的思路，作者以美国作为参照系，再次对中国与印度进行“反事实”操作，并发现：假如中国与印度按照美国的方式分配资源，那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印度则可以提高40%-60%。
作者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检验，证明了虽然中国与印度的统计数据可能存在更大的测量误差，但即便将这一因素纳入考量，上述结果仍然显著存在。
最后，作者还分别考察了中国与印度可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政策，即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和印度的发放生产许可证、限制生产规模等政策。
作者发现，在数据所观察的时限内，印度的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恶化，从而影响了生产率的增长。
而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则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加快了生产率的提高。
这样的分析也为两国经济改革成效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
综合来看，作者使用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详实的微观数据，对重要的经济问题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并给出了可信的结论。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现实的层面，文章的方法与结论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Hsieh, C. T., & Kle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农村宗族的集体行动力量阅读原文?这项研究同麻省理工学院的蔡晓莉2007年发表的研究可谓异曲同工。
他们都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如寺庙和宗族）在乡村中国的公共问责作用，这些制度使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成为可能并得以可持续发展。
他们将非正式制度定义为国家以外的社会团体所制定和执行的规则和规范，并关注可能影响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特别是宗族。
在古代中国，宗族是中国农村治理的关键力量。
乡绅是联结统治者与基层的主要纽带，修渠治水，济弱扶贫，树立道德模范。
在朝廷管制低效的地方，宗族甚至成为其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尽管帝制瓦解和激进革命打破了宗族的主导地位，但其作用仍延绵久远，改革者乃至革命者都不得不仰赖其支持。
多数情况下，一个村内有多个宗族，它们要么同姓，要么分为几房。
宗族成员多聚居并交往频密，并通过定期举行祭拜祖先的仪式，从而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树立成员对宗族的身份认同感。
宗族成员之间彼此合作，特别是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方面更是如此。
宗族内部有一定的差序格局，成员会尊敬族长等年长者，并对宗族存有强烈的义务感和贡献意识。
宗族影响公共投资的机制农村基层组织和村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筹措资金并提供各项公共物品。
由于不可以征税，村干部主要依靠向村民的摊派来筹资，因此村民的配合与支持至关重要。
村干部可以利用宗族的社会力量来动员村民，并获取公共投资的必需资源。
村干部也会受到宗族纽带的道德约束，使他们善用现有资源。
与小宗族相比，大宗族往往历史悠久而组织严密，并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大宗族的“老人会”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并受到村干部的尊重。
村干部需要获得大宗族的族长的支持，否则很难开展税费摊派和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
研究者假设，来自大宗族的村干部比来自其他小宗族的更可能获得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支持。
宗族效应的实证证据1980年代末，中国逐步引入农村选举。
农村治理的两套班子通过不同方式产生，村委会主任或村长通过选举产生，而村党支部书记多由乡镇党委任命。
该研究关注于农村选举引入后的时期，因为可以获取选任村长的完整资料，并观测选举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研究的样本是基于农业部的全国定点调查选取的，它自1986年开始从各省分层随机抽取约300个村，根据村民日记来统计各村状况。
其中220个村有连续20年的数据，研究者主持的农村民主调查项目对这些村庄进行了调查，选举结果和公共投资的数据即来自该调查。
宗族数据来自村干部和年长者的调查，他们记录了各村最大的四个宗族。
宗族的规模以其人口占比、掌握的设施和开展的活动等来划分。
尽管会有偏差，但村民对各个宗族的大小排序都有共识。
该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选任村长是否来自村中第一大或第二大的宗族。
宗族凝聚力的衡量依据是宗族是否保存了族谱和祠堂。
研究的因变量是公共物品的投资总额，包括教育、道路、供水和污水处理、供电、灌溉、造林等六类。
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全国定点调查汇总的村庄记录，包括村人口总数、村民人均收入、村资产规模、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人均摊派、人口外迁等。
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控制上述变量，可以较好地估计村长的宗族出身对其任期内公共物品支出水平的影响，避免截面数据难以估计因果效应的缺陷。
研究发现，来自村中两个最大宗族的村干部显著增加了公共投资。
村内两大宗族推选的村长在任期内的公共投资额明显较多，平均而言要比其他村长的增加35%。
为解决选举结果的内生性，研究者采用回归断点分析，结果仍然稳健。
村长的宗族出身对各类公共物品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同，其中对村小学和灌溉设施的影响最明显。
将大宗族出身的村长的任职年数考虑在内后，数据显示这些村长任职前的公共投资额不高，但他们任职后的公共投资水平显著提升。
这验证了村长的宗族出身与公共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当宗族的凝聚力较强时，这种宗族的投资拉动效应就更强。
保存了族谱或设有祠堂的大宗族推举的村长，使公共投资水平显著提升。
但是，宗族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明显，表明是宗族凝聚力而不是宗族规模影响宗族的动员力量。
对委任村支部书记的研究显示，他们如果来自大宗族，同样有助于公共投资额的增加。
但是，村长书记“一肩挑”以及村长列席党支部并不会增加公共投资额。
宗族的作用机制研究者还检验了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两个机制：集体行动机制和问责机制。
首先，与小宗族相比，大宗族推举的村长并不会增加村民的人均摊派水平。
但是当需要公共投资时，村民的摊派水平显著提升，表明宗族的确可以缓解集体行动问题。
成功地向村民征收税费或摊派，是为公共投资项目融资的关键环节。
如果村民抗拒摊派，那么村干部就很难推动公共物品供给。
大宗族的支持可以使村干部更容易地征收摊派，并为其公共物品供给动员资源。
其次，非生产性的行政管理费是衡量村委会是否接受村民问责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宗族能够有效监督村委会，那么村委会的行政成本将得以降低。
但研究显示，村长任期内的行政成本并不受宗族的影响，表明大宗族对公共治理的影响很难从监督村干部中产生，而宗族的问责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
大宗族的村治效应可能不是因为非正式制度，而是因为大宗族推举的村长可能比其他人更胜任工作。
但是，将村长的学历、年龄、工作经历、政治面貌和家庭背景等纳入模型，它们并不影响公共投资额，说明这个竞争性假设是不成立的。
另一个竞争性假设是，随着选举制度的完善和选举竞争的日趋激烈，大宗族成员当选与公共物品改善可能同步发展而不是因果关系。
但是，将差额选举、公开提名、秘密投票等反映选举制度质量的因素考虑在内，原来的结论仍然成立。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表明宗族或可称为中国村治的重要力量。
宗族推选和支持的村干部会更有能力融资并投资公共物品供给。
更为重要的是，宗族还帮助地方官员克服了公共物品融资的集体行动困境。
但是，宗族很难向村干部问责。
尽管宗族有利于公共投资，但宗族可能被“俘获”，导致大宗族的村干部贪污或偏袒本宗族的村民。
此外，尚待研究的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共演共生过程，因为它会影响两种制度的交互治理效果。
此外，利用这套纵贯的村庄调查数据，姚洋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考察农村选举对公共治理的影响。
例如，他们的研究发现，选举的引入提高了公共支出占农村预算的比重，但却降低了行政支出的比重和向乡镇政府上解的收入(Wang & Yao, 2007)。
选举还增加了农村的人均公共投资，进而降低了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Shen & Yao,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