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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董事、顾问 王国振（中）将产品研发与文化创意进行有效结合打出中国民族乐器三张文化牌——访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顾问、董事王国振◎ 金琳在“传承经典，引领时尚”的理念指引下，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立足高起点，坚持高品质，将产品研发与文化创意进行了有效结合，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弘扬作出了杰出表率。
在王国振的带领下，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中国乐器行业的一面旗帜，旗下的“敦煌牌”也成为享誉业界的知名民族自主品牌。
1998年，王国振出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一职；2021年因企业改制，出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多次强调：“民族乐器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文化类产品，必须打文化牌。
”王国振打出的“文化牌”，不仅是企业腾飞发展的关键，更推动了中国乐器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让民族乐器文化“活”了起来。
王国振打出的三张“文化牌”——文化营销、文化产品、文化工匠，不仅助推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更是将“民乐梦”越做越大，推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向着中国乐器行业优秀文化的承载者、创新驱动的领跑者、走向世界的开拓者这一宏伟愿景阔步前进。
上海国资State-Owned Assets Of Shanghai总第278期文化营销文化营销，即以文化为载体，将民族乐器文化渗透到文史馆展、社会公益、演艺、教育等领域。
在乐器行业中，这一战略是由王国振率先提出的。
王国振非常注重“敦煌”品牌培育建设，以构建民乐生态圈为驱动，通过与民乐名家、名团、专业机构的合作共赢，策划开展了数百项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在全社会掀起了民乐文化的热潮。
“敦煌”之声响彻大江南北，以专业化、品牌化的口碑，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民乐、喜爱民乐。
在民族乐器文化的传承推广中，王国振拓宽视野、创新方式，跳出民乐做民乐。
2005年，王国振招募上海音乐学院优秀毕业生组建了“敦煌新语”乐队，奏响“敦煌”乐器的声音。
如今，这支乐队已经升级为上海第一支职业民族室内乐团“新艺民族室内乐团”，在国内外演出近2000场，登上多个国际大型舞台进行民乐表演。
卓越领头人的民族情怀与世界眼光作者：暂无来源：《检察风云》 2017年第13期2017年3月23日下午，虹桥云峰宾馆六楼会议厅内，上海市轻工业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进行得如火如荼。
2016年度“保增长、促发展”先进及“上海轻工振兴奖”隆重揭晓，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王国振同时荣获两项殊荣，可谓双喜临门。
“上海轻工振兴奖”，仅有四位同志获此殊荣，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王国振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掌门人是如何带领企业大踏步发展，又为上海轻工业振兴做出了何等努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王国振。
文/晓尧民族情怀1998年12月，王国振走马上任，开始担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
从生产西洋乐器的钢琴公司转入民族乐器厂，他首先做的是了解企业与行业状态。
当他得知企业主营业务亏损、员工收入微薄这一情况时，便立志要打破这一局面。
因为他知道，上海轻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中，有过无数精彩与辉煌，都是无数前辈与今人坚持与坚守的结果。
上海又是中国乐器重要的发源地，传统的民族乐器制造企业必须坚守这一阵地，在全国乐器行业中创出一定的影响力。
他的民族情怀也是在那一刻被深深激起的。
在任的18年来，他以超前的思维和驾驭市场的能力，将“敦煌”打造成了行业第一品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年销售收入从4000多万增长到2.7亿元，年主营业务利润从亏损状态发展到现在利润总额4000多万元，敦煌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全国第一！2001年起，“敦煌牌”商标连续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2006年起，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连续荣获“全国轻工业卓越绩效先进企业”称号；2009年起，“敦煌牌”民族乐器连续荣获“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称号；2012年起，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连续荣获“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称号；2014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荣获“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称号。
经济效益和品牌影响力上去了，但王国振并不满足。
他认为，不但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而且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传承、弘扬、发展中国器乐文化的重任。
以文化为魂，打造“敦煌”品牌作者：来源：《检察风云》2019年第05期上海是中国民族乐器文化的发展重镇，1956年，上海民族乐器业实行合作化，86户民族乐器制作坊合并为7家生产合作社。
1958年，合作社经过调整，改组成立三家地方国营工厂。
其中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为制作拉弹吹打四大类乐器的综合性民族乐器厂。
2018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喜迎六十华诞，六十载风雨兼程铸辉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已发展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拥有著名品牌“敦煌牌”。
60年来，“敦煌”乐器人践行工匠精神，扎根于上海这片“海纳百川”的热土，竖起“文化营销”的旗帜奔赴向前，将民族乐器制作与当代文化相融，推动中国乐器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让中华老字号“敦煌”品牌更加响亮，成为上海乃至中国乐器行业的一个“金招牌”。
2018年，在由上海品牌国际认证联盟颁发的首批“上海品牌”名录中，“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赫然在目，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老字号乐器制造企业却是以四大品牌中的“上海文化”取胜。
制造业与文化业，两个不同的产业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实现了互融，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回看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文化”已经成为企业的灵魂。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抓住乐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級的宝贵契机，竖起“文化营销”的大旗阔步前进，将民族乐器文化渗透到文史馆展、社会公益、演艺、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跨界融合的服务体系，努力让民族乐器文化“活”起来。
以文化为主线，塑造品牌形象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不仅是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传承者，也是乐器文化的弘扬者，致力于将“敦煌”品牌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自主品牌，要让中国人喜欢，让外国人竖起大拇指。
对此，企业实施文化营销战略，建乐团、办艺校、编印书籍，开展了“敦煌杯”“敦煌国乐”“敦煌之夜”“敦煌大讲堂”系列百余项活动，在全社会掀起了民乐文化的热潮。
初识汝艺先生是在2007年的早春。
当时，在奉贤区非遗中心的办公室中，一位博识的学者正就孙文明的二胡艺术侃侃而谈，令我印象深刻。
毕竟，能如此了解非遗资源，且立志亲身传承的院校专家实在屈指可数。
汝艺先生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是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尤为器重的关门弟子。
此外，他还是上海音乐家协会二胡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江南孙氏二胡艺术”上海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岁月倥偬，我与汝艺在音乐和非遗领域的工作交往日益密切，他挖掘、整理、传承、弘扬孙玉汝于成，传艺文明文字_蒋薇Cultural Heritage Only Comes Through Hard Work“江南孙氏二胡艺术”非遗传承人重释“文明”之旅Reinterpreting “Civilization”on the Journey of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of “Jiangnan Sun’s Erhu Art”MUSIC EDUCATION 艺术课堂文明二胡艺术的执着精神，让我愈发敬佩。
复原演奏：重启尘封多年的二胡绝响大学期间，汝艺师承吴之珉教授，研究生时期承教于王永德教授，并随林心铭教授系统学习孙文明的二胡作品。
汝艺深受闵惠芬教授的关怀器重，得其悉心传授。
汝艺精湛的二胡演奏技艺是他能够再现孙文明二胡琴音的先决条件。
孙文明是近代江南颇具名气的民间艺人，四岁因病失明，凭借极高的音乐天赋和对二胡的痴迷，通过诸多创新尝试，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将首场孙文明二胡作品全版音乐会——“春秋弹乐，四方流波”汝艺独奏孙文明作品（全版）专场音乐会，新颖的讲演式音乐会将孙文明全部十一首二胡曲展现给观众，反响热烈。
此后，他开启了孙文明二胡音乐会全国巡演，先后前往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剧场举办孙文明二胡作品全版音乐会数十场，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对孙氏二胡的传承与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工匠精神文章匠心独运打造精品之路工匠精神 - 匠心独运打造精品之路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卓越的态度和品质，是在每一个细节中追求完美的精神。
无论是传统手工艺还是现代工业生产，工匠精神都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核心力量。
本文将探讨工匠精神的重要性以及匠心独运的方式，让我们一起走进打造精品之路。
一、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工匠精神是持续改进的动力，也是企业不断发展的保障。
具备工匠精神的人们，总是追求完美，注重细节，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充满热情和责任感。
他们时刻保持专注和专业，不断学习和创新，以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无论是传统手工艺还是现代科技产业，工匠精神都是保持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基础。
工匠精神还体现了对品质的追求。
在一个商品充斥着大量低劣产品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市场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具备工匠精神的企业和个人，注重使用高质量的原材料，通过精湛的工艺和技巧，打造出令人满意的产品。
他们明白，只有不断提升品质，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与信赖。
工匠精神更是传承与创新的桥梁。
在传统手工艺行业中，工匠精神代表了技艺传承和文化保护。
通过将技术传承给后人，他们不仅保留了传统工艺的独特性，更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工匠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迎接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多样化和快速变革的市场环境中，工匠精神要能够灵活应变和创新突破，保持竞争力。
二、匠心独运的方式匠心独运是工匠精神的体现，也是打造精品之路中的核心要素。
匠心独运意味着在创造中独具匠心，追求独特性和个性化。
它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注重品质和卓越。
下面将从设计、制造和服务等角度，介绍匠心独运的方式。
1. 设计：匠心独运的设计要让产品或服务与众不同，引人瞩目。
它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期待，同时具备艺术性和创新性。
通过研究市场和用户需求，借鉴传统和现代的元素，设计出独特而有吸引力的产品。
2. 制造：匠心独运的制造需要注重工艺和细节。
只有通过精湛的技术和工艺，才能打造出高品质的产品。
企业访谈｜典跃郭君建弘扬⼯匠精神构筑民族品牌-郭君建-以⼯匠精神打造民族品牌以契约关怀赋能长效建设郭君建，上海典跃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典跃”）董事长，⾦磨⽯品牌⽂化创始⼈，上海地坪协会会长，中国磨⽯产业联盟主席。
在采访中，郭君建提到最多的词就是⼯匠精神和⼈⽂关怀。
在他眼⾥，⼯匠与⽂化是企业发展的基⽯。
“⼀元化多元打造民族品牌”2000年，新纪年翻开的第⼀篇章，万物⽣长的⼤好时节。
那⼀年，郭君建⼤学毕业，只⾝⼀⼈来到上海。
当他站在外滩眺望着黄浦江的那⼀刻，⼼⾥想着，上海之⼤何来容⾝之处，唯⼀可奉献的只有青春、努⼒和做⼈的品格。
那时，郭君建就下定决⼼，做事⼀定要先做⼈，这也为之后典跃“⽤⼯匠精神做事，⽤契约精神做⼈”的企业精神奠定了基础。
典跃企业始于2006年，历经数年，逐渐从⼀家致⼒于⼯业地⾯系统集成商的企业发展成为集研发、⽣产、设计、销售、施⼯于⼀体的新材料、新能源⾼科技企业。
但典跃不满⾜于此，郭君建表⽰，随着⼯程经验不断累积及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典跃逐渐开始探索多维的发展⽅向，只为满⾜各种地⾯需求。
2012年，典跃中国制造研发中⼼——宿州典跃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成⽴，典跃开始专注于上游原材料的研发及下游项⽬完⼯后的服务延伸，⼒求通过产品制造和⼯程管控的双标准化进⼀步保障质量体系。
同年，典跃开始⾦磨⽯系列产品的学习与研发。
2013年，⾦磨⽯被列为典跃战略性产品，逐渐应⽤发展于各个领域。
2017年，典跃完成了数百项⾦磨⽯案例，致⼒于打造整体商业地⾯系统集成商，复兴磨⽯⽂化。
2018年，典跃开启了新⼀轮典跃产业园的建设，并计划⽤10年时间进⾏股份制改⾰，启动上市程序。
梳理典跃的发展过程，郭君建表⽰，典跃的每⼀步发展都是基于良好的品牌⼝碑，为打造民族品牌⽽努⼒。
在他看来，所谓品牌，由“三⼝”组成，即客户认可、⾏业的尊重和认可、员⼯对品牌的⾃尊⾃信。
品牌形成之后即⾃带知识产权，⾃带流量，客户⾃然随之⽽来，⾏业影响⼒随即上升。
匠心打造中国乐器之王作者：张心然来源：《小演奏家》2018年第11期几十年前，宁波开明街一带常有戏班登台表演，锣鼓喧天，人潮涌动。
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常常来这里听戏，戏台上的人物活灵活现，旁边各种乐器合鸣，抑扬顿挫之间缠绕着一种特别的魔力，少年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如今，昔日的听戏少年已是我国四大制琴大师之一，他就是俞小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鲁班是中国木匠的鼻祖，而“宁波鲁班”俞小鲁似乎冥冥之中也注定了与木头打交道的一生。
自那日从戏台回来，琴音久久萦绕在少年俞小鲁的心头，后来得知自己的堂叔会制琴的技艺，在路边一边弹奏一边售卖自己制作的琵琶、二胡等乐器，于是俞小鲁便向堂叔拜师学艺。
不曾想，他做琴的天分极高，再加上对琴有着浓厚的兴趣，没多久俞小鲁就出师了。
但学成之后的俞小鲁不忍同师父抢饭碗，于是转而做了木匠。
但在工厂工作的日子再次证明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工人们尊称俞小鲁为“俞工”，也有人称他为“鲁班师傅”，因为他的活计总是做得无可挑剔。
1984年，机缘巧合之下，俞小鲁师从琵琶制作大师高占春，并赴上海学习。
从那时起，他每年都要在上海待三个月，而这一学就是十余载。
2005年，中国民族管弦学会举办全国高档民族乐器制作大赛，俞小鲁荣获琵琶制作金、银、铜三项大奖，2008年又包揽众多奖项。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俞小魯还获得了中国琵琶制作终身成就奖，这可是极高的嘉奖与荣誉。
俞小鲁说：“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凡事喜欢钻研，喜欢创新。
”匠人匠心，每一把琴都是独一无二的。
制作一把上好的琵琶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俞小鲁说：“以前认为做琴有运气的成分，到后来觉得真才实学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倘若有一把好琴，俞小鲁定会把它拆开来反复研究三十多次，吃透其中的奥妙才肯作罢。
他对琴有着天生的热爱，看着一把把琵琶、古琴、二胡在自己的手中诞生，原本黯然的木头重现第二次生命，焕发出夺人的光彩，他甘之如饴。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弹拨乐器首座”，而最早被称为“琵琶”的乐器大约出现于秦代，它是中国传统乐器的典型代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音乐无论在表现力还是在表现技法上都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
“梅庄”琴音——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陈书明
【期刊名称】《中国集体经济》
【年(卷),期】1990(000)001
【摘要】<正> 莘庄——上海西南角著名的探梅之地。
1959年,由小作坊出身的合作社“分娩”的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十周岁之后,到此落户,于是“梅庄”琴音骤起。
在党中央“留根保苗、借庙躲雨”政策的指引下,这琴音,终于走到了稳步发展的“行板”。
1988年底,民乐一厂已能罗列这样的数字,占地面积17214m~2,建筑面积17483m~2,固定资产原值422.46万元,净值285.88万元,拥有3个车间,284台主要生产设备;全厂516名职工,其中管理人员64名,技职人员12名,工人372名,占全厂职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2.4%、2.3%、72%;符合条件的
【总页数】2页(P23-24)
【作者】陈书明
【作者单位】上海民乐一厂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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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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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作者：醉清风来源：《小演奏家》2018年第11期我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乐器造型简约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净，深受历代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古往今来，凡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
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也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仍影响深远。
我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蜚声中外。
其中，长子响铜乐器、朝鲜族民族乐器、蘇州民族乐器、漳州蔡福美制鼓、维吾尔民族乐器以及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特色尤为突出。
长子响铜乐器制作技艺山西省长子县约在唐代贞观年间就已开始制造乐器，是我国最早的响铜乐器产地之一，享有“铜乐器之乡”的美称。
这里的响铜乐器锻制技艺属于典型的传统手工技艺，包括熟锻、淬火、冷锻、二次定音、抛光等环节。
长子响铜乐器与地方戏剧、宗教音乐关系密切，乐器适用于晋剧、京剧、评剧、梆子腔等戏曲和道教、佛教音乐的伴奏，而地方戏剧和宗教的多样性也使得响铜乐器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
长子响铜乐器制作技艺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家族和师徒间传承，传承者需要经过长期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这一技艺，其中的很多工序难以为现代技术所替代，尤其是“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定音技术更是如此。
这些制作技艺是我国民间匠人在长期劳动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是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
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吉林省延吉市的朝鲜族民族传统乐器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目前常用的朝鲜族民族乐器有三十多种，以竹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弦乐为辅，其制作过程中的关键工序是打磨、组装和定音。
流传至今的竹木管乐器有横笛、洞箫、短箫等，打击乐器有长鼓、圆鼓、龙鼓、手鼓等。
朝鲜族民族乐器构造独特，音色优美柔和，奏出的音乐以旋律清新流畅、婉转轻快，长短节奏丰富而著称，常用于歌舞伴奏和器乐合奏。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承办“敦煌国乐”讲座
巩玲
【期刊名称】《演艺科技》
【年(卷),期】2013(0)S1
【摘要】5月5日,"‘敦煌国乐’系列13——中国民间音乐‘风’之西北"在上海城市剧院开课。
"敦煌国乐"系列讲座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举办的弘扬中国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活动。
此次讲座上,青年二胡演奏家赵磊为现场观众介绍了中国西北地
区的民间音乐特色。
为了加深观众的文化体验,主办方邀请了青年扬琴演奏家许侠、上海民族乐团青年唢呐。
【总页数】1页(P76-76)
【关键词】上海民族乐器;中国民间音乐;扬琴演奏;上海民族乐团;中国民族;二胡演
奏家;文化体验;中国西北地区;百鸟朝凤;壁画乐器
【作者】巩玲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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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师徒授业”这种传统的工匠传承形式相媲美的当属“子承父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多的是这样的经典传承案例。
高级技师高占春的革新提炼
琵琶制作界的“高氏父子”（高双庆和他的儿子，上海市非遗传承人、琵琶高级技师高占春）就是一对典型。
高双庆曾被中央音乐学院特聘为专职乐器技师，负责各类乐器的修理工作。
高占春14岁来沪跟随其父在“中华国音社”乐器店学艺。
1958年，高氏父子一同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同为琵琶的改革作出努力，解决了琵琶自古以来难以变调的问题。
“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
他经常说，你一定要学好这门手艺……不会演奏琵琶就不可能将琵琶做到极致，琵琶演奏也要好好学。
”高占春这样回忆道。
也正是慈父严师的勉励，促使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拜琵琶演奏大师林石城为师。
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学苦练，高占春学会了《彝族舞曲》《十面埋伏》等数十首琵琶曲，这使他的琵琶制作技艺更胜一筹。
90年代以前，我国琵琶演奏界曾一度以得到一把高占春制作的琵琶为荣。
更难能可贵的是，高占春坚持把制琴过程中的经验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80年代初，高占春已经积累了30余年的实践制作经验，于是他萌生了把制琴心得记录成书的念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占春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琵琶制作》一文的初稿。
后由林石城修改整理成文，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编修成册，在1982年的《乐器》杂志上分9期连载发表。
这是我国琵琶制作史上第一次发表的专业性文章，对我国琵琶制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琵琶制作在形制、规格、音响品质等方面有了趋于规范化的参照系数。
高占春的这一贡献，不仅对琵琶制作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其他乐器的制作也具有一定启迪作用。
像高占春这样，兢兢业业，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提高而努力、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传承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为我们诠释的是工匠精神的又一个理念――从容独立、踏实务实。
技能大师张建平的
研发改良
同样是子承父业的张氏“父子兵”――张龙祥和张建平，在拉弦、弹拨类乐器的试制改良工作中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内设立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正是“将门虎子”。
对于张建平来讲，工匠精神的涵义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他的父亲――乐器制作工艺师张龙祥，是一个多面手，主做拉弦乐器，三胡、琶琴、新型阮等诸多改良产品的研制也出自他手。
张建平小时候并不喜欢这个职业，他的理想是当职业篮球运动员。
1979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工艺师子女跟随学艺。
于是，张建平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工人，开始向父亲学艺。
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做出现在这样的成绩时，他笑了笑，回答也颇富于哲理：“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努力加上百分之五的天赋。
”从球场突然转向工厂做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经过不懈的努力，两年后，张建平便开始独立完成一些中档和普及产品的制作，并逐渐吸收父亲张龙祥及伯父张文龙（原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拉弦、弹拨类乐器制作工艺师）的制作技艺及理念，边感悟边实践，逐渐摸索出特有的调琴方法，使二胡音质明显上升一个台阶。
1987年，张建平与演奏家合作，研究如何在二胡音区内控制不协和发音点，获得了成功，该成果次年被文化部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
此外，作为《民族低音乐器研制与开发》课题的重要研发者，张建平不断探索，对其父张龙祥当年创制大琶琴的优缺点再次进行整理、归纳。
2015年6月，与团队一起，完成了花瓶型、六角型低音拉弦乐器的制作，得到了上海民族乐团、音协等专家的指导与认可。
2015年10月亮相上海国际乐器展，受到了广泛关注。
张建平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实践工匠精神的理念――摒弃浮躁、宁静致远。
走出车间开拓创新
工匠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式的“闭门造车”，工匠也要走出车间，开拓创新。
2015年10月24日至11月9日，恰逢日本奈良“正仓院展”开展。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作为乐器文化的传承者，历来重视民族乐器文化的研究，特别组织技术人员及部分制作师前往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观展。
此行八人包括张建平、李素芳、周肇麟（琵琶车间综合管理者）等。
奈良之行，令他们受益匪浅，回到车间后大家将“取”到的“经”细细研读，进行了多次头脑风暴，最终运用到实践中，仿制唐代阮等系列乐器的工作顺利完工。
同年11月，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谭盾工作室合作开展“丝绸之路”仿古乐器的探索与研发项目――关于仿制适用于舞台演出的仿敦煌壁画乐器。
企业安排相关设计、制作人员等一同前往敦煌莫高窟进行学习，希望切身感受敦煌壁画的魅力，能够激发工匠的创作灵感。
目前，该项目进行得有条不紊。
近年来，企业鼓励设计师与制作工匠积极寻找合适的传统手工艺、非遗技艺，在产品的设计制作中融入相关元素，提升民族乐器的文化内涵。
例如嫁接漆画、珐琅、竹刻留青等传统工艺，创作出了青花、旗袍式、蝶之舞等系列乐器；同时与多位画家、艺术家合作，设计研制了海派风情、梦回红楼系列限量版乐器，产品投放市场后反应良好。
此外，车间的机械设备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从建厂初期企业工匠自己改良的二胡琴梗铣型机、琵琶铣坯机等到如今引进的数控雕刻机、半自动弯弓机等，提高了工艺精准度及产品产量与质量。
制作工匠们将节省出的时间与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琢磨技艺、开拓创新中。
竞技、传承与抢救
除了个人的努力摸索、团队的协力合作，工匠技艺的提高还需要一定的“催化剂”。
1986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首届“敦煌杯”民族乐器制作比赛成功举办。
30年来，该项比赛长盛不衰，一个关键原因是企业坚持邀请闵惠芬、王中山、李萌、吴玉霞等知名民乐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担任顾问及评委，使得参赛工匠能够在专家的点评中查缺补漏、寻找差距，确定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同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积极为制作工匠提供专业培训与考核的机会，自编和改编教材，对不同岗位的人员进行强化训练，企业的整体技术素质也上了新的台阶。
1993年，在国家轻工部和劳动部首次评定工艺大师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竟有5名制作工匠被评为了高级技师。
2011年，企业专业培训与考核得到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支持，成为特有工种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的试点单位。
五年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培养出中级工42人、高级工18人、技师8人、高级技师1人。
技能培训不能仅局限在工作岗位上的工匠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工匠技艺更需要后继有人。
因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紧紧抓住了工匠精神的灵魂――传承。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就开办了工业中学，为企业和行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乐器制作师。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又开办了民族乐器制作中专班，并委托办学，培养乐器制作的专业学生。
现如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依然走在传承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前沿。
2012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设了民族乐器修造专业班，定向培养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民族乐器制作、维护保管、乐器调律等工作的队伍。
这一校企联袂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开创了先河，解决了民族文化产业后继乏人的状况，也为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目前，第一批专业学生已进入了定岗实习阶段。
这些稚嫩的面孔，让人看到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传承的希望。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单位，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认为必须再做点什么。
《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丛书之一，由上海民族器乐一
厂编辑，是第一本详细、专业记录了古筝、二胡、琵琶制作工艺的书籍，同时也记录了上海民族乐器制作人在过去数百年中的勤劳与才智、传承与创新。
2016年2月初，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文化天空》栏目首播了大型纪录片《中国乐器》。
这部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出资拍摄完成，集乐器的历史、演奏、制作于一体的纪录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该片赴各地采访了众多民乐制作界及演奏界的大师名家，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素材。
然而也难免存在遗憾，片中出现的三位民乐大师――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古筝演奏家何宝泉，上海市非遗传承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二胡制作高级技师王根兴，直到生命消逝都仍心系民族乐器，却没能等到此片的播映就永远地离开了大家。
虽然他们的匠人精神和奉献精神将永存于世，但这更让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感到“抢救”工作的紧迫性。
因此，企业也将带着一份拳拳之心将民族乐器文化继续发扬与传承。
我们欣喜地看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以工匠精神打造民族乐器制造之魂，为传统技艺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表率。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企业以工匠精神致力于民族乐器制造事业，让民族乐器绽放出更加绚丽动人的国乐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