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晚清翻译高潮研究综述

从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谈译名作者：赵洁来源：《新校园(下)》2016年第07期摘要：笔者以三次翻译高潮为时间主线，分别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译名问题，列举了译家、译论及目前对这些译论的理解。

笔者认为学习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我国的传统文化，应该珍惜、学习前辈们的成就和贡献，并将其发扬光大。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翻译高潮；译名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在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日趋广泛，从而使英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逐渐进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当中。

此外，新文艺、新科技以及新理论的发展也为英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语言素材。

但是，因源语创新、语言表达差异以及文化差异等问题，大量词语在汉语当中是难以用现有词语进行翻译的，从而给目前的翻译工作人员带来了诸多不便。

因此，重谈译名问题有助于解决新词汇不断涌现给翻译带来的各种难题，对指导日益增多的翻译实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于译名的论述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春秋谷梁传》中记录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这正是对译名问题的原则指示。

之后的2000多年来，有关译名问题的论述几乎贯通整个中国翻译史，在中国翻译研究中占的比例很大。

直至今天，新词的翻译仍然是众多翻译者讨论的话题。

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笔者现结合三次翻译高潮讨论译名问题。

一、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构成了我国古代翻译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国唐代的玄奘（俗称三藏法师）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即在五种情况下要采用音译的方法，探讨了译名问题。

第一为“神秘故”，也就是有着很多十分神秘的内涵。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把握将其自身的意义借助汉语表达出来，那就不必翻译。

比如“国际歌”当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翻译。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翻译这首歌的歌词时，没有找到非常准确的词语来表达其应有的含义。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潮探索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张琳秦琛(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摘要：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枝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翻译，在翻译史上揪起了四次翻译高潮。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

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五四”之后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历经的第四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掀起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高潮。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在三国时期，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指出，。

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支谦此序，首次在中国译论史上提出译事之不易。

同时，他提出。

因徇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提出了有名的“五失本，三不译”。

他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我国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从他开始系统化。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琛写的<辩证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

他提出。

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就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

他提出的。

八备”．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唐代玄奘是中国最突出的佛经译师之一。

他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以及“五不翻”理论．并且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

由此可见．通过大量的译经实践，我国的译经大师就翻译原则、方法以及翻译者本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开启了我国译论的先河。

为我国译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教士携带西方科学书籍和宗教书籍闯入中国的大门。

从而引发了我国科技翻译的高潮。

中国译者中最出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简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的相互影响作者：何斌慧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1期摘要：本文通过回溯我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和同时期的文化交流概况，阐述了翻译高潮与对外文化交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高潮；文化交流；影响我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周朝就开始设译官。

东汉以后翻译开始渐成规模，以“五四”运动为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25-1279）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初）的科技文献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1840-1919）的西学翻译。

这三次翻译高潮成为那几个时代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教翻译秦代及秦以前，由于大一统的国家还没有建立，与现在理解的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甚少，今天所知者已不多。

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

而东汉一直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

在此间，我国不但通过大量翻译外文佛教典籍使得本土佛教取得重大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点，同时还通过向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奠定了东亚文化大国的地位。

也许是唐朝时期中国鼎盛的文化和对外交流盛况太过耀眼，在宋元时期并没有出现许多有影响力的译著，翻译方面乏善可陈。

但是，被四面包围的北宋和偏安的南宋都依然保持着活跃的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生命力，而不断发展的海上交通也使得中原与外界的交流没有中断。

尤其是元朝时，疆域的不断扩张不但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而且扩大了中华文化辐射的范围，使得火药、印刷术等都传到的欧洲。

也为明清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明清的中外交流和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始于明朝后期。

明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就范围而言，远远超过以往。

不但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这样的近邻和中国交流频繁，甚至远达西欧国家，官方、民间都有交往。

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皆起过作用。

中国翻译理论综述摘要：本文试图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及在这四次高潮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来对中国翻译理论进行综述。

通过对这些理论的了解，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翻译理论的了解，同时也对译者从事翻译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

本文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提高一、概述中国翻译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翻译活动能追溯到夏，商两代，周朝已设译官。

最早的翻译多以口译为主，主要是实践活动，没有达到理论层面。

在中国的几次翻译高潮中，涌现许多优秀的翻译家，尽管没有理论专著来记录他们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源于中国本土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的影响，具有中国特色。

它们不断发展、进步并日益完善，最终将形成中国特色的译论体系。

下面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探讨。

二、中国翻译理论的四次翻译高潮1.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第一次翻译高潮主要是佛经的翻译，起初就存在着“文、质”之争，并向“直译”和“意译”转化，不管是“文、质”还是“直译、意译”都是译者对翻译的探索。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这“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坚持忠实，并倾向直译。

东晋释道安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坚持直译的态度。

唐代玄奘，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者，他的“五不翻”原则使音译也成为一种翻译手段。

同时玄奘在译经中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

这些方法的运用使得佛经翻译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2.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在这次翻译高潮中主要有三位翻译家：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他们主要的译著是西方科技类著作。

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开创了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的先河。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的影响作者：冯文婷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21期摘要：明末清初时期被认为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对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成因、特点、和这一时期的翻译著作做一个综述，由此推出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给当时中国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成因；特点；影响由于受到唯心主义思想的禁锢，宋、元、明各代的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方面毫无作为，导致中国在科技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同时，天主教受到新教的冲击，派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抢夺信徒，以弥补它在欧洲流失的信徒与权威。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翻译著述活动，将部分西方的知识引入中国。

在这约200年的时间内，这些传教士翻译了西方人文科学、宗教及自然科学等著作437部。

这一举动使得中国人的视野、知识结构以及由此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开阔，使中国迎来了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一、明末清初翻译高潮形成的原因十六世纪中叶，明朝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自北宋高潮之后，科技领域停滞不前，这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渴望了解外部世界。

而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夺去了天主教在欧洲的大部分地盘，因此开始向东方扩展势力。

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宗教，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翻译方法灵活，以读者为中心。

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以西顺中，在不贬低中国文化的前提之下，让士大夫们吸取西方文化，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和一致性，以确保中国人可以顺利的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知识。

二、明末清初翻译高潮的特点明末清初的翻译具有目的性。

传教士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服务这个最终目的。

而中国的学者们译书的目的除了自身渴望了解世界之外，主要在于想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思想解決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

明末清初的翻译具有局限性。

33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0年第9期总第802期No.9,2020Total of 802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某个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翻译又可以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反作用，可以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透过某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去观察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我们会发现翻译活动的本质是为政治和经济服务，有其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烙印。

1 社会背景晚清至民国初期，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这时候涌现出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书籍，学习和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

１．１　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西方典籍和思想，这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因而开始翻译西方的书籍，传播先进的思想。

当时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是林则徐，他派人翻译了一些西书介绍西方各国知识。

除此之外，魏源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１．２　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因为其科学技术层面，其落后的根本还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开始兴起，洋务派主张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改革教育，创办新式学堂，以便培养买办和外事翻译人员。

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京师同文馆，学习内容复杂且涉及面广，旨在培养精通外语、了解西方知识的人才，为中国政治和经济服务。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为翻译西方书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３　维新变法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形势岌岌可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要求中国变法自强，联合起来抵御外侮。

那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取得了成效，中国也想向日本学习，因而在维新时期，中国十分重视翻译，不但翻译西方书籍，还翻译了大量日本的书。

浅谈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及意义19世纪的翻译活动是佛经汉译活动之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翻译高潮。

从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重视翻译，纷纷著书撰文，讨论“译书”问题，讨论的话题既涉及为什么要译书，也涉及该译什么书，同时也有对前人译书得失的批评。

但纯粹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讨论翻译的文章很少，中国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翻译问题挪用为政治见解的表达渠道，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译话语。

从后世、尤其是今天的立场看，晚清的翻译话语也许略显粗浅，但它折射出了晚清知识分子对翻译的认识和理念，故不失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因此，本文将具体论述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标签：翻译话语;翻译的功能意义;翻译选材;翻译的评价标准1.晚清翻译话语的四大发展阶段1.1 鸦片战争前的翻译话语1841年5月，林则徐督两广，他招募了教会学校毕业的外语人才作为译员，同时利用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如传教士、外商、海员等了解外情，并帮助翻译。

林则徐的翻译行为基本属于自发行为，既无计划也无对翻译问题的论述，因此他组织的翻译内容是随机的，主要是为了应付现实问题，功利色彩过于浓厚。

1.2 两次鸦片战争后的翻译话语两次鸦片战争后，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国人的封闭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同时开始思索御敌方略，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西书西报以知“夷情”。

总的来说，两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危急的国内形势，中国部分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主动提出翻译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积极向外学习，翻译行为的政治化也由此开始了。

1.3 洋務运动时期的翻译话语19世纪60至80年代是洋务运动的黄金时代，也是翻译实践成果丰硕的时代。

这一时期，政府、教会及民间三大系统出版几百种图书。

学外语、当翻译逐渐成为一种“举业”之外的谋生之道，而做翻译、谈翻译也不再是需要避讳的事。

翻译书籍及译介知识也成为普通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的经常性储备。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

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

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

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

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

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

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

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

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