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少年司法制度篇一：反思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反思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

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

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

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

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

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

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

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

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

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第八章中国民国时期的法制第一节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建设的成就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一）产生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更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

一些人接触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社会现实和政法思想，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与宣传者。

其中较著名的有伍廷芳、章太炎、陈天华、邹容、宋教仁与胡汉民等人。

这些接受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与革命家，试图以西方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来挽救并改造危难的中国，并与保皇派论战。

其中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

（二）主要内容1、实行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反对君主立宪，推翻清朝的皇权专制统治。

但在政体的建立上，孙中山主张建立美国式的总统制，后提出独创的五权分立模式。

即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将立法权中的监察权与行政权中的考试权独立出来。

他认为，应借鉴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考试权不应受任何人干涉和侵犯，以选拔人才。

还应借鉴古代的监察御史制度，行使监督监察权。

章太炎则认为国家应以行政、司法为两途，设总统掌握行政、外交和国防，司法掌握裁判权，但反对设立一会，认为实行代议制会导致土豪、富民专权。

宋教仁则赞成实行政府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

2、实行平等与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

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即为其体现。

3、实行法治，反对人治。

4、改革司法制度（1）实行司法独立，以保障民权。

伍廷芳更是将司法独立视为一国是否文明的标志，甚至是治国第一要政。

（2）废止体罚与刑讯，改行近代进步的刑罚与证据制度。

不能仅凭口供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

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一）大纲的制定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成立湖北军政府后，公布《军政府暂行条例》，是民国的第一个政府组织法。

12月3日，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公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根据该大纲，12月29日，举行临时大总统总统选举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民国时期的法律体系与法治建设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法治建设迈出的关键一步。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法律体系的重建和法治建设的努力，为中国的现代法治奠定了基础。

一、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民国时期的法律体系建设可追溯至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推翻了清朝统治后，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当时的中国已深受西方法律的影响，因此建立现代法律体系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确立法律体系，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

这些法律文件为中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法律框架，为后来的法律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此外，为了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民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涵盖了刑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各个领域。

这些法律的颁布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法治建设的努力和成就民国时期的法治建设可谓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此期间，中国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努力推动法治建设，旨在确立公正、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秩序。

首先，在法治建设方面，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例如，民国政府于1929年设立了司法院，以监督和审判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的非法行为，提高了法治的效能。

此外，还成立了地方法院、高级法院等，为人民提供了更加便利和高效的司法服务。

同时，民国政府还不断改革和完善法律程序，为公民提供了更加公正和透明的司法环境。

例如，民国政府于1926年颁布了《司法组织法》，明确了法院的设立和职责，并规定了司法系统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司法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此外，为了提高法治建设的水平，民国政府还积极培养法律人才和推动法律教育。

民国政府于1928年成立了法政专科学校，为培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这些法学院的成立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法律专业人才，为后来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三、挑战与反思虽然民国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法律体系和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的演变与发展自古以来，司法制度一直是国家政治、法律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历史上，司法制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反映了中国政治、法律和社会的变化，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清朝时期的司法制度清朝时期，中国司法制度实行的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由皇帝和其下属的官员担任法官。

同时，法律制度非常复杂，包括了严格的刑法、商业法和土地法等。

从裁判程序来看，清朝时期的司法制度多数是有利于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而不利于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在司法程序中，诉讼不易、无法获得公正的判决，这种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也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和腐败现象的加剧。

2. 辛亥革命后的司法制度变革辛亥革命后，中国历经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变革，其司法体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就国家层面而言，民国政府在《中华民国刑法典》中开创了新的司法制度，分为了重刑法、轻刑法、特别法和论功行赏的奖惩制度等。

同时，普通百姓也在司法程序中获得了更大的声音，充分发挥了民主的作用。

但是，这种新的司法制度也没有充分应对各种挑战，例如在底层司法机构中，由于官员贿赂、利益输送和政治斗争导致了司法独立性的下降。

同时，治安形势的不稳定，使得司法执行也遭遇了多种挑战。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司法制度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司法制度迎来了深刻变革。

在新的司法制度中，中国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司法理念，以强化党政治力量为中心和主导，实现司法服务社会需要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目标。

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

首先，重点强化了民主、公正和自由的司法理念。

其次，将司法与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和经济治理等领域密切联系起来，使司法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组成部分。

最后，改革司法制度和司法组织，在院内民主、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等方面实现了实质性的改进。

4. 当前中国司法制度的未来发展当前，中国的司法制度在不断完善中，不断崛起着新的挑战。

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与落成作者简介：张东平（1980-），男，山东聊城人，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监狱学。

【摘要】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在晚清监狱行刑变革的推动下，少年犯的感化教养与少年监的筹划设置备受关注。

尽管清末刑制改革之时已有少年监草创的动议，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少年监始得落成。

近代少年监的筹建大多仅停留在规划上，其设置数量有限，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远未达到理想预期。

不过，在少年监中推行的感化教养模式，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行刑理念，其典型地体现了行刑感化原则，并基本确定了现代少年罪犯教育制度的主体构架。

【关键词】近代；少年监；筹设；感化教育在晚清监狱行刑变革和西方教育刑思潮的影响下，少年犯的行刑问题始受瞩目。

由于少年犯有着不同于成年犯的身心特点，其行刑应立足于感化教育。

“少年智慧尚未成熟，来日方长，报应刑思想的刑罚，固然不宜适用于少年，纵令变报应刑为教育刑，少年犯的教育方法，也应该和成年犯不同。

”[1]345近代少年监的感化教养模式，是行刑感化主义引入与确立的重要体现。

一、少年监的宗旨晚清以降，身体刑向自由刑的移位、教育刑对威慑刑的颠覆成为监狱行刑变革最突出的表征。

这场触及刑罚灵魂的深刻裂变促使监狱行刑宗旨由苦辱报复转向感化教育。

在这一背景下，少年犯处遇不仅仅囿于传统道义上的宽宥恤刑，转而聚焦于感化主义下的教养保护。

清末学者沈家本主张对少年犯采取惩治教育。

“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罚之主体。

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

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

”[2]849由此，沈家本提议“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用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限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

”[2]849这意味着少年犯不仅要分类拘置，而且要突出感化教育的行刑宗旨。

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起点。

在这个时期，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宪政运动，制定了五部法律和数十项条例，从而逐步规范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本文将从政治、法律和司法三个角度来探讨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与发展。

一、政治背景下的法制建设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促使了中国社会对法治的渴求。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共同纲领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即是“平均地权”，这表明了孙中山对法治建设的关注。

同时，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成为孙中山政治纲领中的两个主要方向。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部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该分立，民主和法制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石。

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民国初期的法制建设进展较慢，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正式确立了三权分立和法治原则。

这个宪法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法律体系的建设民国时期，中国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条例，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五部法律，即《刑法》、《民法》、《商法》、《劳动法》和《海关法》。

这些法律的制定对于规范社会行为、保护人民权利、促进经济发展、加强政府管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刑法》是民国时期制定的第一部大规模刑法典，该法律以严格执法为基础，旨在打击犯罪和保护社会稳定。

《民法》则是保护个人和财产权利的大法典，其中包括婚姻、家庭、继承、合同、侵权责任等方面的规定。

《商法》强调市场经济和商业活动，保护商业信用和财产利益。

《劳动法》是早期的劳工保护法，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权利。

《海关法》则规范海关行政管理和收税制度。

除了这些大部头法律，民国时期还制定了数以百计的条例和法规，在民间生活、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妇女儿童保护等领域广泛应用。

三、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民国时期，中国司法制度也经历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

民国时期法律制度一、介绍民国时期指的是1912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在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本文将介绍民国时期法律制度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影响。

二、背景民国时期的中国正面临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革。

辛亥革命后，中国逐渐从封建的帝国制度过渡到现代的国家制度，这也对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相较于晚清时期的法律制度，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更加趋向现代化和国际化。

三、主要内容1. 法律体系建设民国时期的法律体系建设受到西方现代法律体系的影响，主要包括民法、刑法、商法等。

1914年制定的《民法通则》成为中华民国第一部民法典，标志着中国法律体系向现代化迈进。

此后，陆续出台了《刑法通则》、《商法通则》等一系列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

2. 司法体制改革为了改革旧有的司法体制，削弱地方势力对司法的干预，民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是创设省级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加强了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此外，还设立了检察院和公证机构，以保障司法公正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3. 治安维稳法律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治安维稳法律。

这些法律主要针对各类犯罪行为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如盗窃、草菅人命、暴动等，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4. 外交法律制度民国时期的外交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议约法和条约法。

议约法规定了国内外议约的签订、生效和解除等程序，条约法则规定了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履行方式。

这些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外交利益和国家尊严。

四、影响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改革，对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打破了封建法律的束缚，使法律更加现代化，与国际接轨。

这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框架。

2. 加强了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为后来的司法改革奠定基础。

这为打击腐败和维护社会公正提供了法律手段和支持。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1 年 6 月第37卷第3期Jun. 2021Vol. 37 No. 3犯罪低龄化之应对一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视角屈舒阳（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昆明650221）〔摘要〕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频发导致了社会的愤怒与焦虑，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此起彼伏，《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民意予以积极回应，并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处理。

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关系到多 学科的科学评估和理性探讨。

在我国应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根据刑罚的局限性、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 性、救济措施的多元性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律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当作为应对犯罪低龄化的主要手段。

在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条件，合理适用教育惩戒措施，增加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平衡惩罚与保护的边界，才是法律层面应对犯罪低龄化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刑事责任年龄；刑罚；专门矫治教育；教育惩戒；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中图分类号〕DF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282-08一、问题源起: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现实背景（一）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的频繁出现2019年10月20日，发生在大连的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年仅10岁的女童被未满 14周岁的蔡某某残忍杀害。

案发后，蔡某某曾多次自我脱罪，强调自己还未满14周岁，不应承担刑事责 任。

在2019年1月15日，安徽滁州来安县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两名14岁少年被抓获归案。

两人在多地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达20万元。

更令人瞠目 结舌的是，二人被抓后，其中一人竟得意地说:“我知 道我还能偷400多天，到16岁我就不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