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50～60年代诗歌研究

以《望星空》为例浅谈郭小川的诗歌艺术郭小川被诗坛美誉为“战士诗人”。

他的诗歌最突出特色是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作为战斗诗人，郭小川具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把诗作为“斗争的文学”。

郭小川诗作的另一重要特色是诗情和哲理的完美结合。

郭小川在总结他诗歌创作的经验时说：“最重要的是：多多观察生活、多多思考生活，从生活中慢慢悟出一些新颖、深刻的哲理来，并给予它以诗意的表现。

”郭小川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长于采用“感物咏志”的象征方式。

而郭小川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创造。

郭小川长于运用和创造新颖的形式，倾注火一样的激情，来书写富含一定哲理及现实意义的时代诗篇。

《望星空》是郭小川抒情诗篇中最富有艺术个性的力作之一，是诗人运用艺术上的抑与扬、虚与实的辨证关系，有意造成诗情的波峰浪谷，以取得出人意料、别开生面的抒情效果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尽管发表不久就遭到严厉批评，但那也只能说明诗人的作品在当年“高举三面红旗”的大跃进、大浮夸的背景下，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另类”，却不能否定诗歌本身的内涵。

全诗以“望”为核心，以星空和天安门广场为广阔的背景，展开神奇的想象，从不同的视角去对比天上人间，去透视宇宙与人生，构成了一个属于诗的复合空间，从而有效地书写出多方位多层次的情思。

诗人的用意并不是要赞美星空，否定人间，而是为了使诗取得“意外”和“突然”的抒情效果，特意根据感情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采取了欲扬先抑（对天安门广场来说）和以虚衬。

（以对星空的虚写来反衬对天安门广场的实写）的艺术手法，使诗情现得波澜起伏，并以汹涌激荡的高潮作结，从而更艺术的用诗来批驳虚无主义的观点，说服人们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惆怅”和“忧伤”，鼓舞人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珍惜短暂的人生，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整首诗洋溢着诗人对人生的热爱，也渗透着浓厚的宇宙意识和人类的庄严使命感，起主旋律是对人生的礼赞，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讴歌。

《望星空》，是一首典型地体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复杂政系的政治抒情诗。

郭小川诗歌的艺术成就
（1）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始终能以战士的胆识和远见，战士的勇敢和磊落，真切的诗情，给人以启迪与鼓舞。

在社会主义创业时代，他在《向困难进军》中呼唤年轻朋友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60年代初，他以《甘蔗林——青纱帐》及三首《秋歌》等诗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待经济困难的态度、信心以及战胜困难的喜悦。

70年代，在“四人帮”高压的环境里，诗人写下了《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一个威武不能屈、凛然正气的战士形象跃然纸上。

（2）想象丰富，寓意深刻，富有深邃的哲理性，是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又一特点。

诗人能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别人没有发现的生活底蕴，通过想象和联想，开拓新的艺术境界。

在《甘蔗林——青纱帐》中，诗人运用奇妙的联想，通过甘梅林与青纱帐之间异与同的比较，构成了两个时代的象征；又用青纱帐里的亲人地位的变化串连起两个时代，以战士们的誓言及互勉阐明深刻的哲理。

《团泊洼的秋天》一反文人悲秋的老调，以自然界的秋天的静，反衬战士心灵千军万马般奔腾咆哮的动。

诗作形象千姿百态，意境曲折幽深，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郭小川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曾为新诗形式的民族化和群众化作过辛勤的探索。

他的政治抒情诗在形式上有“楼梯式”的《向困难进军》等，有半自由体的《白雪的赞歌》，有民歌体的《林区三唱》，有着力向元曲小令和明清民歌学习的《祝酒歌》，又有在向“汉赋”学习基础上创作的新辞赋体，如《厦门风姿》等。

这些努力充分体现
了郭小川在新诗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中的成就。

1郭小川诗研读[最终版]第一篇：1郭小川诗研读[最终版]一、作家自述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酉，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

摘自《月下集·权当序言》，《月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诗是表现感情的，当然也表现思想，但感情可以说是思想的“翅膀”，没有感情，尽管有思想，也不是诗。

当然，我们的“情”是无产阶级之情，是人民之情。

既然是“情”，就必须是从心的深处发出的，无法伪装，伪装的都没有真情实感。

……我以为，音乐性是诗的形式的主要特征。

在语言艺术中，诗的音乐性应当是最强的。

……音乐性不仅限于押韵。

也许可以说，更重要的是“旋律”。

摘自《谈诗》，《诗刊》1977年第12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可以说，郭小川写诗的时候不纯粹是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同时也是以政论家的眼光来看世界的。

正因为如此，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反映到诗里就常常有一些含有精辟哲理的诗句像火花闪耀着光辉。

他在50年代写的名满全国的组诗《致青年公民》以至“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昆仑行》中的一些诗，立意构思都充满了哲理，给人以很大启迪。

然而，郭小川的诗又不是一般的哲理诗，不像一般哲人所发的警句，而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有血有肉有情有趣的诗句。

郭小川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有些诗形象性显得不足，有时给人以较空较泛的感觉；作者较多注意语言的形象化，而对总体形象的鲜明性和完整性注意不够。

后来他逐渐注意到了这点，尽量避免在诗中发议论，而是努力把诗写得更具体，更有生活气息，更有形象性。

如他最后写的《秋歌》二首（《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政治抒情诗，但诗中所写秋天的气氛、景物都极具具体形象，在此基础上表现诗人的战士豪情也极为生动感人，这就和一般的政治批判完全区分了开来。

第七讲郭小川、贺敬之与新诗的政治化（50、60年代）五十年代，新诗的发展走向泛政治化的方向。

这种状况经过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结束。

新诗发展的这种转机与新兴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处在战乱状态，不仅普通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任何一个政党都希望在自己的政治及军事力量的主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

这不但符合民意，也符合政党主政的目的。

所以，1949年10月的建国，人们对于和平的降临无疑给与了热切而真诚的欢迎。

绝大多数的诗人，无论来自何方，无论政治态度如何，都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了胜利的喜悦心情，甚而于对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袖的颂扬。

但是，执政党对于问题的考虑自然与一般民众和团体不同。

在和平的曙光里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展开政治动员与政策实施也是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

纵观建国初二十年的历史，普遍的经济建设与大规模的文化政治运动如并列延伸的两条轨道、蹒跚行进的两条腿脚，迹象显著，步履维艰。

在此过程中，广大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与思想改造的对象扮演了十分尴尬的角色，处于千难万苦的境况。

当然，无论现实的处境如何，生存毕竟是首要的。

于是，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与选择，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人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在文学领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了大体相似的特色。

这一部分我们讨论的范围涵盖了五十和六十年代两个十年的时间。

这个时期的诗歌创造普遍受到政治政策的影响，而呈现出“政治化”的色彩。

我们分一般诗歌状况与代表诗人的诗歌创作两大类来讲。

一、一般诗歌状况当然，具体情况又有不同。

政治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在一些人是紧跟形势，自觉地“左倾”，成为时代的“弄潮者”；一些人是被“形势”牵着鼻子走，而终成时代的“落伍者”；一些人是在建国后的政治环境下开始创作，在情势可能的状况下，努力地追求“诗艺”的“探索者”。

前两类基本是三、四十年代成名，进入新时期的“老”诗人，后一类是四、五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青年诗人。

平静下的沸腾、白日中的流光（评论） ——郭小川访辽诗歌评论杨　洋120世纪50到60年代中国新诗代表人物郭小川，生于1919年，原名郭恩大，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国家危难之际，郭小川在赴延安途中参加了八路军，积极参与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并在抗战过程中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

抗日战争前期的作品《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虽略显稚嫩，但仍能感受到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感情。

1941年至1945年，他在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

1945年后曾任丰宁县县长。

这一时期他继续业余写诗，在《新诗歌》《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作品。

建国后在中南地区新闻和宣传部门工作。

1955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开始致力于写政治抒情诗。

“文革”期间曾受到运动影响被下放到湖北威宁五七干校劳动，1976年意外离开人世。

郭小川一生徘徊于战士与诗人双重身份，历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战士的热情与诗人的浪漫。

1960年，郭小川41岁，此时党中央开始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接着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年初，中共中央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生产，3月又在广州召开会议，决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即从中央到地103方掀起了下基层的热潮①。

1961年，42岁的郭小川在东北度过了人生难得的时光，短暂却又难忘。

此前，郭小川曾几次致信上级领导，要求调动工作或休假，均未如愿，这次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宝贵的访辽机会。

厌倦机关工作想要逃离的郭小川，获得了前往鞍山、抚顺参观访问的机会。

这一时期的郭小川创作热情饱满高涨。

在沈阳，他不顾旅途艰辛舟车劳顿，创作了生平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下山》；在煤都抚顺创作了《煤都的回声》、《胜利矿纪事》（四首）、《矿工不怕鬼》、《婚期问题》、《煤都夜景》等五首组诗以及《老矿工的爱情》《别煤都》；在钢都鞍山，创作了《追踪老孟泰的脚步》《鞍钢一瞥》《出钢的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首诗。

从郭小川看中国新诗的探索和发展新诗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一系列的探索和实验。

如何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如何使新的艺术形式在表现火热现实生活中发挥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郭小川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值得关注的探索道路。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曾进行一场旨在发展新诗的艺术形式大讨论。

然而在大量创作活动中，人们却把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指导思想，衍变为仅在当时的大跃进民歌和学习领袖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

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郭小川新格律体诗的出现，无疑是一道耀眼的闪电。

它不仅证明了新格律诗体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雄辩地证明：较之_由体，新格律体非但毫不逊色，而且亦不像某些批评者所云：“束缚”诗人的思想感情。

提倡和实践新格律体诗的写作，非但不是什么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而它却恰恰标志着新诗在努力向诗的内核做一种逼近，一种烛幽探微，一种对诗创作内在艺术规律的发掘和探求。

尚须说明的是，当时人们似乎已公认只有民歌体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郭小川体通过期刊和电台等传媒刊布后，它便风起云涌激荡在各种群众的朗诵会上，深得广大读者和听众的喜爱。

这昭示人们：新格律体不仅同样能产生优秀诗作，乃至杰作，只耍能纯熟地加以运用，格律不但不是什么“束缚力”，反而能推动诗思的运行，并帮助诗人迅速完成自己作品的艺术构思。

同时，它还昭示出：杰出的诗人，其作品必然具有多样题材、体裁、手法及风格。

而能够称之为诗歌繁荣发展的时期，则必须是不同流派与不同风格的优秀诗人辈出而且能够并存的；他们的作品异彩纷呈，而气象万千。

郭小川体的出现，不仅使新格律体重新焕发青春，而且它鲜明地昭示出：只有在学习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外国诗歌和新诗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来发展新诗，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从宏观上说，这些方面，哪一个方面不能有所偏废。

因此，郭小川体的产生和成熟，在当时的诗坛，无疑是异军突起，因而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郭小川的诗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乃至逐步扩大到国外去。

读郭小川的诗，有如泛舟于闪光的河流，无时不惊异它的丰富多彩：早期创作的明朗欢快，开国之初的激昂慷慨，六十年代的滂沛汪洋，七十年代的曲折深沉。

他的诗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变中有不变。

他的诗作总的风格是视野宽广、思想深邃、激情澎湃、瑰丽丰厚、情真意切。

与时代共同着脉搏的革命战士的风貌，是贯穿于他全部诗作的一大特色。

这首先表现在，他不是英雄业绩的一般歌者，更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个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参与时代前进的战斗者。

在社会主义创业年代，他呼唤年青的朋友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向困难进军》），“同我们的祖国一起度过这壮丽的青春”（《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写下了这样豪情满怀的誓言：“请求我们的时代，把更重的担子放在我们双肩”。

（《三门峡》）“我们是一为今日，二为明朝。

万山丛中，种仙桃。

大戈壁里，探油苗”（《春暖花开》）；对困难，他的回答是：“有多险的关隘，就有多勇的行列”，“有多大的艰难，就有多壮的胆略”（《秋歌》之一）；对敌人，他的回答是：“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用金笔剥开敌人的画皮层层”（《秋歌》）。

其次，还表现在，这个对党、对人民、对革命赤胆忠心的战士，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总是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的胸怀，进行自我思想解剖，表现了可贵的不断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在《向困难进军》中，他讲述自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思想历程；在《自己的志愿》中，他责难自己在入党多年之后还“生出了莠草般的杂念”，“犯了一些过失”；就在他生命历程的后期，他也并没有因为给党做了那么多工作，而原谅自己“曾有过迷乱的时刻”，“曾有过灰心的日子”（《秋歌》）。

诗人这种毫无虚饰的心灵剖白，使他的诗歌象知心话般地跟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交流，从而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思想深邃而想象丰富，是郭小川诗歌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他最反对诗歌的平庸，总是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生活底蕴，通过想象和联想，开拓新的艺术境界。

贺敬之与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歌摘要：五六十年代，正直新中国成立政治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诗歌也被涂上了政治色彩，政治抒情诗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

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的个人感情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政治抒情诗为政治鼓动人民，簇拥着人民与时代一同踏上前进的步伐。

郭小川与贺敬之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政治抒情诗人，为了研究这一时期政治抒情诗大体特色，对这两位进行了研究。

通过查阅资料，比较分析两者生平以及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总结归纳出了两者的诗歌异同，以及各自诗歌的优劣。

关键词：政治抒情诗、政治建设、时代、思想、艺术特色目录：1.政治抒情诗2.郭小川生平及诗歌创作历程3.贺敬之生平及诗歌创作历程4.郭小川与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比较正文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这一概念的提出，大约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但是，这一诗体的出现，却在更早。

广义的说，从1949-1976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诗作，都有政治诗的性质：诗人所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政治层面，或是从政治层面来关注社会生活；诗中所表现的或是具体的政治事件，或是透过生活的不同层面来表现社会普遍的政治情绪。

不过，这里指的是一种有更明确思想、艺术规范的“诗体”。

它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

作为中国新诗这一时期的一种重要“样式”，政治抒情诗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诗歌的思想内容以及功能上的政治性突出。

诗人对政治斗争的关注，当时的政治矛盾都反映在了诗歌当中，诗歌中的主人公也往往是一场治斗争中的一份子。

政治抒情诗这个最基本的特征把它同其他抒情诗歌区别开来。

其次，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结构，往往表现为观念演释的形态。

即借助感情内容以及生活具象来阐述一种抽象的、有逻辑的、理性的政治思想，使诗歌增强了感染力、鼓动性，继而衍生出了第三个特征，感情效应。

感情效应是强调这类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在群众中的战斗性和鼓动宣传作用的结果。

因此，政治抒情诗经常在思想情绪的表达上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手段，反对含蓄、隐蔽，而是寻求明快、直接、彻底。

郭小川诗集郭小川代表作三首赏析将军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是建国后长篇叙事诗的优秀作品。

1960年代，他又创作了《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祝酒歌》、《西出阳关》等一批作品，形成了自己雄浑而深邃的艺术风格。

文革期间，他创作的《团泊洼的秋天》、《祝寿》、《秋歌》，怀有隐忧，深沉而悲慨。

郭小川善于将对人生、对事物细致、敏锐的观察，凝炼为哲理性主题，这使他的许多诗立意深刻、发人深省，难能可贵。

在艺术表现上，他创造地继承感物言志的古诗词传统，还就诗的形式进行了不断进行新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被称为新赋体的系列作品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独具风采。

因为郭小川作品一般篇幅较长，篇幅所限，就选他三首代表作以飨读者。

祝酒歌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今儿晚上哟，咱们杯对杯！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今儿晚上啊，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心黑；衙役醉了，因为受贿；咱们就是醉了，也只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山中的老虎呀，美在背；树上的百灵呀，美在嘴；咱们林区的工人啊，美在内。

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

祖国是一座花园，北方就是园中的腊梅；小兴安岭是一朵花,森林就是花中的蕊。

花香呀，沁满咱们的肺。

祖国情呀，春风一般往这儿吹；同志爱呀，河流一般往这儿汇。

党是太阳，咱是向日葵。

广厦亿万间，等这儿的木材做门楣；铁路千百条，等这儿的枕木铺钢轨。

国家的任务是大旗，咱是旗下的突击队。

骏马哟，不用鞭催；好鼓哟，不用重锤；咱们林区工人哟，知道怎样答对！且饮酒，莫停杯！三杯酒，三杯欢喜泪；五杯酒，豪情胜似长江水。

雪片呀，恰似群群仙鹤天外归；松树林呀，犹如寿星老儿来赴会。

老寿星啊，白须、白发、白眼眉。

草原上的骏马哟，最快的是乌骓；深山里的好汉哟，最勇的是李逵；天上地下的英雄啊，最风流的是咱们这一辈！目标远，大步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