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司法权威

浅议司法权威张黎摘要：时下正值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努力实现社会法治化治理的过程中，司法的作用已经凸显。

而与司法作用发挥切切相关的，则是司法的权威性问题。

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构建的崭新格局中正确对待司法权威，已是我们不能不直接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当我们遇到纠纷时，当我们无法解决矛盾冲突时，我想大家都会想到求助于法律的帮助，都会上诉到法院，由司法部门来给我们个公正。

其实，到法院解决问题，运用法律的手段，我认为是最迫不得已的手段，是最后运用的手段，谁都不想让严明同样也是无情的法律来解决问题，但是，当我们相互间的道德准则无法调和当我们的道德水平无法上升到一定层面时，就只好求助于法律了。

法律是不得不遵守的规章制度，是有强制性要求人人遵守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威信的。

但是现如今，藐视司法的觉得法律已经失去其威信和效力的大有人在。

法律要执行的好，要让人们信任，首先就要有司法权威。

什么是权威?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权威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

由此可知,权威在本质上是抽象的,是一种力量和威望;但权威又并非捉摸不定,它可以体现在具体的人或事物之上,而不同的领域中权威的体现者又有不同。

那么什么是司法权威?依上述理解,笔者认为,司法权威是司法权所具有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它的体现者是司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中运作法律的司法工作人员。

从本质上看,权威是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也就是说司法权威是种力量,也是一种威望,仅具有力量而不具有威望便不是权威,它只能使人“屈服”而不能使人“信服”。

这便说明司法权的威望除来自司法权的强制性外还来自司法权的威望。

但司法权的威望不是由法律规定的,它只能在司法权的运行过程中从公民那里赢得,而要赢得公民的信服,就必须至少具备以下要素:一司法职能的独立性司法职能的独立性是法院的职能型权威要素中最基础的因素，往往被视为法治的真谛。

美国的塞尔兹尼克曾指出：“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约束的时候。

” 法国学者达维德在评价司法独立在其发源国英国所起的作用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完全独立与高度受到尊重的司法权的存在，是英国各种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法院在历史上曾做过有力的贡献。

”为什么司法的职能必须独立？首先，司法独立是防止权力滥用、实现权力制衡的需要。

其次，司法独立是弥补司法权天然软弱性的需要。

汉密尔顿指出：“归根结底，对自由的威胁，既不虑单独来自司法部门，则司法部门与其他二者任一方面的联合乃最堪虑之事；纵然仍有分权之名，一经联合则必置前者于后者庇护之下；因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招致其他两方的侵犯、威胁与影响。

” 为此，司法机关就必须独立，否则，就会受到其它权力的侵犯，沦为暴政的工具。

再次，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逻辑前提。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目标之一，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确保司法机关在裁判案件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前提则是司法独立。

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的：“对法官而言法律规范则是目的本身，而且，在法官那里降临尘世的法律还不能受到异物的侵入：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

只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职能的独立性，以法官独立为核心，包括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和法官在法院系统的内部独立。

外部独立，是指法官所在的法院集体独立于法院系统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免受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限制或控制。

法官必然归属于某一法院，如果法院受制于人，必将导致法官受制于人，法官的独立将荡然无存。

内部独立，指的是法官履行审判职能时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法院的法官。

如果法官在法院系统内部不能独立，则法官很可能屈从于领导、同事乃至上级法院的压力，做不到公正裁判。

二高度职业化的司法官队伍司法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官对法律精神的准确理解与对法律正义的孜孜追求。

来自于人民对法官、检察官执法的信心与尊重! 要树立司法的权威"必须加强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化建设! 司法官的魅力型权威要素是指法官、检察官在人格和智识方面所具有的令人尊崇的素质。

它由人格魅力要素和智识魅力要素构成。

司法官的人格魅力是指司法官符合司法伦理要求所体现出来的魅力。

它涉及司法官自身的行为节操、司法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以及司法官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关系准则等三方面的内容。

司法伦理必须贯彻三项价值准则，即：良心、刚直和廉洁。

司法官的智识魅力是指司法官具有精深的法学知识、丰富的办案经验和高超的办案智慧。

要做到公正裁判，不仅要求法官具备人格魅力权威，而且还应该具备智识权威，尤其是办理复杂疑难的案件，光靠法官有一颗公正心是远远不够，法官还得具有“公正力” ，要有高超的办案智慧，而法官的办案智慧是离不开法官法学知识的精深和办案经验的累积，如果法官面对一个案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同样也难以作出公正、准确的裁判。

三高素质的公民司法权威离不开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

因为既然权威是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公民对司法权是否信服,司法权在公民中有无威望,还涉及公民对司法权的运作能否正确认识的问题,即涉及公民法律素质问题。

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心理、法律道德、法律能力的总和。

公民法律素质是影响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公民如果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健康的法律心理、较高的法律道德和较强的法律能力,就能够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内容及正确评价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及其结果,而不致因司法结果对自己不利或不符合自己所谓的“公正”标准而对公正的司法裁判作出否定的评价,从而有利于司法权威的建立。

如果公民的法律素质不高,就可能片面要求司法权维护自身的权益甚至非法利益,以至对司法权的运行作出不合实际的评价,司法权也就难以在这样的氛围中树立起权威。

既然法律至上权威的建立和维护有赖于司法权威的建立,那么实现法治国家的前提就是树立司法权威。

然而,如前所述,造成今天司法权威不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树立司法权威也不能仅仅靠采取某一种或某一方面的措施就能达到目的,而必须各种措施并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其中，我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权威的保证。

培根的“水流和水源”的关系揭示了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不公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在现下中国整体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司法领域并没有成为一块“净土”而是遭到了全社会的怀疑。

一方面，这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各个方面变动剧烈而导致了价值多元化。

在历史上试图消弭人们价值多元化而造成的认识冲突的努力早已存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推行“春秋决狱”，当时人们对个案是否公正的体验达到了惊人的一致。

业余法官和陪审团等制度则是由于西方司法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造成的隐性危机而发明缓冲途径。

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巨变以及市场经济本身对价值多元化的强调，企图让人们对某一事物形成整齐划一的看法是一种幻想。

还有人认为，公正观念社会化是实现公正的主观条件，并进而提出要让法官接受社会化而摒弃个体化的公正观念，问题在于：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何为社会化的公正观念？因此，消除这种由于价值多元化而引致的对司法公正的分歧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现阶段从实体角度为突破口实现司法公正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

司法公正遭怀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司法运作过程的不信任。

太多原因导致大众对司法运作过程的不信任，既有立法的因素如宽泛的再审制度、抗诉制度、执行回转制度，也有现实中的问题如司法人员素质、行政机关干扰、执行难等。

但我们不必太过强调我们无法控制的立法等外界因素，而必须首先从司法领域本身进行改革。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司法公正的现实化也是从司法领域的改革进行，并由此引发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学者们对司法改革的进言献策都可以看作是增强司法运作过程公信力的措施，但笔者以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严格遵守正当程序。

“正义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虽然坚持正当程序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实体或者裁判结果的公正，但是实体公正必然要求程序公正。

程序的价值是多元的，程序公正可以保证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也可以保障人权与诉讼效率，作为价值载体的程序的实施就是设于其上的价值的实现。

司法的公正最终要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这就要求司法权威，就像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所言：并不是因为正确的判决是最高法院作出的，而是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司法权威应该是建立在制度之上的理性权威。

记得同学说过：“法院法院，不要成为人民的抱怨。

”是的，司法机关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司法的权威来自于法官自身的责任感和法律素养，来自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而正确的舆论监督恰恰有利于提高法官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法律素养，促进司法公正。

常言说，忠言逆耳利于行。

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真正树立司法权威，需要这样的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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