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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辩论辩题正方，个人自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个人自由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个人自由是人类尊严和权利的体现。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约翰·斯图尔特曾说过，“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信仰，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
”个人自由是每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没有个人自由就无法谈论社会秩序。
其次，个人自由有利于社会的创新和进步。
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个人的自由和经济的竞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最后，个人自由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只有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反方，社会秩序是个人自由的保障。
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而个人自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以维护社会的秩序。
首先，个人自由过度扩张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动荡。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过度的自由会导致无序和混乱，最终破坏社会的稳定。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持。
其次，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一定的规则和限制。
只有在一定的规则和限制下，社会才能实现有序运转。
正如托马斯·霍布斯所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将是孤独、贫困、危险和短暂的。
”最后，社会秩序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
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这个辩题中，我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是相辅相成的。
个人自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以维护社会的秩序。
只有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相互促进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228现代交际·2018年14期作者简介：闫威，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陌生人”与现代社会闫威（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际关系的陌生化俨然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由陌生人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即所谓的“陌生人社会”已然成为任何一个现代人都难以规避的社会事实，人们在这里展现生命历程，也在这里探索生命的意义。
齐美尔、舒茨先后以“陌生人”为核心概念进行阐释。
虽其概念界定有所差异，但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陌生人何以形成？又该如何化解？本文试图通过阐述两位社会学家关于“陌生人”的论断，来探索相互陌生的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陌生人 现代社会 社会秩序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4-0228-03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各方面的进步，但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现代社会却变成陌生人社会。
这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既是滕尼斯笔下与“共同体”相区别的“社会”，也是迪尔凯姆所说的从“机械团结”发展而来的“有机团结”的社会；既是马克斯•韦伯笔下“理性主义”的社会，也是乌尔里希•贝克眼中的“风险社会”。
与传统的熟人社会展现出的含情脉脉不同，它更多的是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疏离展现出来。
而且这种紧张、疏离的关系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危机。
齐美尔、舒茨先后以“陌生人”为核心概念，通过阐述“陌生人”的形成机制、表现形态、当地社会的反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扰，来建构讨论和探讨这一社会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两位社会学家关于“陌生人”的论断的阐释，来思考相互陌生的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建构和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
一、齐美尔：心理空间的漫游者较早关注陌生人问题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
他在追问“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开始关注陌生人问题。
他将“陌生人”看作双重意义的统一，他们是“今天来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漫游者”，是“潜在的流浪者”。
关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再答牙齿晒太阳朱永嘉读了你的第二次回贴，对你文章中的观点深表同感，对你目前处境我也能感受得到，也许这是第二代农民工进城过程中共同遭遇的一种表达。
我老了，没有办法直接来处理你们所遭遇的艰难，只能谈一点个人对此问题的认识。
我是学历史专业的，许多问题也只能从历史的角度表达我的认识，或许对你如果进一步认识和思考你们目前的境遇，可能有利。
有许多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它，认识清楚了，才能正确地应对它。
我们面临的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社会，任何事都凭人际关系来处理，一是靠血缘关系，也就是家族和姻亲关系建立的，从夏、商、周三代起便都是如此，权力结构也是靠这个传承的，帝王制度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朝廷管理国家的权力也往往带有世袭的性质，如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如东晋时王、谢这二个大族，可以垄断东晋南朝好几个朝代的朝政大权。
曹魏时，有一个叫陈群的，他搞了一套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关系，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现在叫作同乡关系。
那时有地方上的官员叫中正的，由他来品评地方的人才，分为上下九品，朝廷用人时，便以此来任命官员，这就除了家族的世袭关系外，还有一个地望。
东晋以王导为首的王家大族，是山东琅琊人，所以不是姓王的门第就高，要出身于琅琊王氏的门第才是第一位，这就是世家大族的由来。
在春秋战国时即便是世卿制度，现在不是有一个电影叫“赵氏孤儿”，讲的就是世卿制度，韩、赵、魏三家便是晋国的世卿。
但这种世家大族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渲赫一时的世家大族也有衰落的时候。
唐人刘禹锡有一首很著名的题为《乌衣巷》的七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和朱雀桥所指的是原来王谢二个大家的居所，那时金陵（现在叫南京）的秦淮河上有一座桥便叫朱雀桥，从朱雀桥至秦淮河南去不远便有乌衣巷，东晋的王导自卜宅于乌衣巷，谢灵运我们都知道他是南朝刘宋时的著名诗人，他们在居处宴游谓之“乌衣游”。
2021年2月第34卷第1期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Industrial PolytechnicFeb. ,2021Vol.34 No. 1社会公共道德与行政法律的关系研究—基于对高铁“霸座”事件的分析郭丰\周志慧(1.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4;2.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摘要：社会公共道德是大众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行为规范，在维护正常的 社会秩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我国加快城市化步伐，个体凸显，宗族意识 逐渐淡化，乡规民约慢慢消逝。
社会公共道德越来越成为一种“软规范”，需要人们自觉遵守。
但当一些“不自觉”的人行为突破社会公共道德底线，社会舆论压力已不足以维护正常的社会 秩序的时候，就需要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介入了，其中社会管理职能最为丰富、与社会 公共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行政法首当其冲。
关键词：公共道德；行政法；行为规范;社会秩序中图分类号：D648;D922.1文献标识码：A-、高铁“霸座”事件2018年8月21日在济南发往北京的G334次 高铁列车上，发生了孙某霸占一女乘客座位的事件:该女乘客上车时发现属于她的靠窗座位被孙某 坐着，经交涉孙某拒不让座，并拒绝与乘务人员沟 通。
列车长和乘警先后对孙某进行规劝，孙某仍然 置若罔闻，后乘务人员只得将女乘客安排到商务车 厢。
8月23日济南铁路局发布消息，认为孙某“霸 座”的行为不构成违法，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仅 一天后，济南铁路局就转变了态度，表示孙某的行 为构成治安违法，已被有关部门罚款200元，并处 在一定期限内限乘火车。
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于2018年9月3日公布的《8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公示及公告情况说明》中，“高铁霸座男”孙 某作为被公布的247人之一,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同年9月17日，一名霸座大妈又大闹上海发 至成都的D353次列车：年过半百的无票大妈理直 气壮霸占他人座位，坚决不让座之余对前来劝说的 其他乘客和乘务人员破口大骂。
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社会秩序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基石，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稳定和公正的环境。
然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伦理基础的支撑。
伦理基础是社会秩序形成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的体现，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并在社会中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诚信是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之一。
诚信是指个体遵守承诺和诚实守信的态度和行为。
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人们相互信任，合同和协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商业交易能够稳定进行，社会关系得以和谐发展。
然而，如果缺乏诚信，社会将陷入混乱，人们失去相互信任的基础，从而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次，公平正义是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之一。
公平正义是指社会资源和权益的合理分配，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因为身份、家庭背景或其他任何不公平的因素而受到歧视或剥削。
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支持，人们应该遵守法律并尊重他人的权益，同时也要关心弱势群体，为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提供解决方案。
同时，尊重个体权利是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之一。
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其独特性和自由意志的权利。
社会应该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财产权等，并鼓励个体去追求幸福和发展。
尊重个体权利也包括反对暴力和歧视，不管是种族、性别还是宗教信仰，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平等地发展和实现个人价值。
此外，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也是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之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社会成员，应该履行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
政府、企业、家庭以及个人都有责任为社会做出贡献，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责任的履行不仅体现了个体对社会的承诺，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最后，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还包括互助和合作的精神。
互助和合作是人类社会兴盛的基石，它关乎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
在一个互助和合作的社会中，人们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共同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
互助和合作的精神不仅可以带来社区的和谐和团结，也能够增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陌生人社会个潜规则一、尊重对方隐私和个人空间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应当尊重对方的隐私和个人空间。
例如，当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排队时，不要随意侵犯别人的个人空间。
不要盯着别人看，不要突然触碰别人的身体，不要使用手机或其他设备偷拍他人。
保护对方的隐私和个人空间是一种基本的尊重行为。
二、遵守交通规则三、遵守公共场所秩序在公共场所，人们应该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文明行为。
不要大声喧哗、辱骂或互相恶语相向。
不要乱扔垃圾，保持环境的整洁。
不要随地吐痰或乱涂乱画。
同时，在排队的时候要保持队伍的秩序，不要插队。
四、给予他人帮助和谦让陌生人社会中，给予他人帮助和谦让是一种善良的行为。
当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可以主动伸出援手。
例如，当有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需要座位时，可以主动让座。
当有老年人、孕妇或残障人士需要帮助时，也可以主动伸出援手。
对于他人的意见和观点，也要保持谦让和尊重，不要随意贬低或争吵。
五、保护环境和资源在陌生人社会中，保护环境和资源是每个人的责任。
不要乱扔垃圾，要将垃圾放置在指定的垃圾桶内。
不要浪费水、电和其他资源，要珍惜资源。
如果发现他人乱扔垃圾或者浪费资源，可以适当提醒对方，共同爱护环境和资源。
六、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在陌生人社会中，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是重要的。
不要通过欺骗、偷窃、抄袭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不要通过低价倾销或其他不公平的手段破坏市场秩序。
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可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七、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在陌生人社会中，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随意嘲笑或歧视他人的文化和信仰。
要理解并尊重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当遇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时，可以适当了解其文化传统并给予理解和包容。
八、保持诚实和守信在陌生人社会中，保持诚实和守信是树立个人信誉的基础。
不要撒谎或欺骗他人，遵守诺言，履行承诺。
在商业活动中，要遵守契约精神，诚实守信。
只有保持诚实和守信，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总结：陌生人社会中的潜规则涵盖了尊重他人、保护环境、维持秩序、遵守交通规则等方面。
“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农业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工业社会属于陌生人社会。
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往往会混杂、重叠和胶合在一起，从而在社会治理上出现政策和行为选择上的困难。
因为，在熟人社会中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主要是习俗、习惯和道德，而陌生人社会则需要通过健全法制和民主的途径去获得理性秩序。
就近代法律制度是在熟人社会解体的废墟中产生的而言，它本身就是由于存在于熟人社会中习俗型信任的消失而用来填补空白的制度设置，随着法制的健全，信任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法制的完善往往潜在地包含着这样一重含义：一个社会即使没有信任也可以良好地运行。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信任的消解，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人们之间的交往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代价。
正是这一点，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总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交叉重叠在一起。
由于单位身份终身制的疏松化，以同事为特征的熟人开始朝着陌生化的方向转变。
在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过程中，又把农村中固有的那种熟人社会中的习俗、习惯等带入到城市这一陌生的环境中来。
从而在社会治理方面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习俗、习惯以及道德无法对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是不能够寄托于对习俗、习惯和道德力量的依托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要求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的时候，又受到习俗、习惯等因素的抵制，使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无法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考察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特征是有意义的。
一、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托夫勒在谈到农业社会时，准确地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小规模的地方性生产，培养人们非常狭隘的浓厚的地方观念。
他们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而和他们的邻居和村庄一起排外。
”[1] 他们的世界只属于熟人，陌生人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地点，都是可疑的和受到排斥的。
社会秩序的价值标准
社会秩序的价值标准：
一、保证人民的合法权利：
1、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依法建立警察、检察、法治等法律实施机构；
2、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廉洁公正执政，严格法律法规，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
3、尊重人权，保证人民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安全权等；
4、建立梯级社会制度，使社会成员有抗衡多元文化的权利。
二、实施道德审判体系：
1、坚持伦理规范，实行自身管理，既表决违背常规的行为，同时也表决确保社会公平的义务；
2、坚持正义精神，以施行诚正为正气，以发起公正意识为正义，抵制非法行为；
3、彰显过犯权利的偏见，建立受害者有效诉求的系统，强调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4、弘扬公平和道义品德，对违背良心法度以及违反集体共识规范的行为予以断然抵制和拒斥。
三、发挥社会关系调节作用：
1、完善公职制度，坚持任用优秀、有能力、有信誉的仁人志士，促进公权力让位于民权；
2、规范宗教活动，加强宗教自治，形成多元宗教风气，确保宗教同宪法、法律相关联；
3、坚持社会平等的原则，提倡公平竞争、促进公正公平，在社会中实现公平的利益分配；
4、弱者保护原则，建立包括青少年、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保护机制。
总体而言，社会秩序的价值标准必须体现“公平、保障、和谐”这三个原则，即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至诚至正地执行道德审判，并发挥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以维护社会公正、和谐。
这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实现公正平等的基本做法，也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道德系统的有效前提。
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龚长宇/郑杭生原载《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摘要：现代人无可逃避地生活于陌生人之中，陌生人是处于不同文化群体、游离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之外、信守不同道德准则的人；相对于熟人社会，契约和法律成为维系陌生人社会秩序的权威力量；但是要克服陌生人关系中的去道德化倾向，还需要奠定以信任和责任为核心的价值基础。
关键词：陌生人；社会秩序；信任；责任现代社会是由城市化、工业化、理性化、流动性等符码来表征的，正是这些密切关联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秩序，而创造并承载着现代社会秩序的现代人同样区别于传统社会，现代人在失去了传统宗教的精神关怀、丧失了“田园诗”般的小农生活气息，在尽其所能地追逐个人利益、争取个人自由、彰显个人价值的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漠，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孤单和无助。
究其原因，用齐尔格特。
鲍曼的话说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
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
”①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才是造成或者增加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冷漠、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真正根源。
笔者试从陌生人的角度切入，展开对现代社会秩序之合理性的分析与思考。
一较早关注陌生人问题的学者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
齐美尔是在追问“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极具现代意义的问题过程中关注陌生人的。
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指定的由他自己填充的位置，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可能性。
“如果说作为脱离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是与固定在一个地域空间点在概念上的对立，那么‘陌生人’（DerFremde）的社会学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界定的统一。
诚然，在这里也显示出，同地域空间的关系一方面仅仅是同人的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的象征。
”②一个特定的空间往往是一个具有边界确定性的地域范围，它包含着在此范围内生活的人们彼此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陌生人是从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外介入的，他们来自于另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对于当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来说，他们是接近的，同时又是陌生的，也就是说，陌生人已然成为所介入群体的一个要素，但同时，陌生人也包含着与所介入群体的一种外在和对立。
英国后现代社会学家、伦理学家鲍曼承继着齐美尔的分析范式，在反思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陌生人的概念：“陌生人不仅仅是一个不熟悉的人，而是指我们没有很好地了解的任何人，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或是不知道。
”③很显然，鲍曼笔下的陌生人不是传统意义上仅仅通过“距离”所能判定的，而是基于价值准则的不同而出现的，是价值多元化社会最明显的标志。
与齐美尔和鲍曼不同，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力图在启蒙运动坍塌的道德工程的废墟中“挽回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道德异乡人”（moral strangers ）的概念。
所谓道德异乡人就是“隶属于不同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 ）的成员。
”④道德异乡人有别于“道德朋友”，他们享有足够的共同的充满内容的道德，因此可以诉诸共同认可的道德权威来解决矛盾和争端，道德异乡人却属于不同的道德共同体，持有不同的道德观，无法通过圆满的道德论证来解决道德分歧。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陌生人问题也早有关注，在研究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他看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而且“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⑤如果说齐美尔和鲍曼偏重于从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理解陌生人，那么恩格尔哈特则侧重于从道德的意义上分析陌生人，费孝通先生更注重从总体社会结构格局变迁的层面分析陌生人，而且陌生人问题始终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
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从下面几个层面界定陌生人：首先，陌生人是“外群体”中的人。
“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是陌生人产生的基础，这一对概念最早见于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的《民俗论》（1906），内群体里的成员因为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道德资源、共同的道德权威，因而可以相对和平的生活在稳定的秩序、法律和经济中，对所属群体有归属感，表现出肯定和忠诚的态度，内群体以外的群体就是外群体。
人们对外群体往往表现出排斥和疏远的态度。
内群体和外群体明确区分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内外有别的观念不仅内化在群体成员的心里，而且有时也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外在的形式加以突出和强调，比如名称、符号标志、服饰、礼仪和习俗等。
相对于内群体来说，处于外群体的人就是陌生人。
其次，陌生人是处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之外的人。
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每个人必然置身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只能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展开。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一般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之上。
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社会交往的频繁，一种有别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的陌生人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再次，陌生人是信守不同价值准则的人。
所谓价值准则，就是人们在行为选择和价值评价过程中所遵循的尺度。
这一层面的陌生人既包括那些拥有不同道德资源的人，也包括一些拥有共同道德资源的人。
人们的价值准则的确立，是在一定道德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在选择的过程中，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选择的结果自然有所不同。
这种陌生人，在缺少道德权威、价值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生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陌生人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由陌生人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即所谓的“陌生人社会”已经成为任何一个现代人都无法逃避的生活场景。
人们只能在这里展现自身的生命历程，也只能在这里求索生命的意义。
这种陌生人的社会，既是滕尼斯笔下区别于“共同体”的“社会”；也是迪尔凯姆讲的从“机械团结”发展而来的“有机团结”的社会；既是马克斯。
韦伯所谓的“理性主义”的社会；也是乌尔里希。
贝克眼中的“风险社会”；不同思想家所界定的不同概念，其实质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相互陌生的人与人之间，如何建构和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二相对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商品经济成为陌生人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与之相适应，契约和法律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威力量，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去道德化”倾向。
可以说陌生人是携带着商品走到一起来的，“在经济的整个历史上，外乡人似乎到处都是作为商人出现的，或者商人作为外乡人出现的。
”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动力，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陌生人之间的利益诉求是通过契约来维系的，且只能通过契约来维系。
契约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且是任何交换双方的一致的意志，正是通过这种契约关系，才把相互陌生的人紧密地联结到一起。
不仅在经济领域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契约已成为了近代西方社会秩序的粘合剂。
这种思想在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的论述中已经表达的非常充分。
契约的有效性必须由法律来作后盾，这就意味着在陌生人社会中，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选择在西方是以“上帝”为指归，在中国则是以宗法道德为归依。
也就是说，或者是宗教伦理，或者是家族宗法道德不仅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精神基础，而且为人们的利益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共同认可的权威。
然而，西方社会已经历了“祛魅化”的过程，中国社会也早已冲破了封建礼制和宗法结构，维系社会秩序的传统道德权威都已经动摇，那么，新的权威又在哪里？既然宗教已没有上帝，既然宗族已经解体，挣脱了传统道德权威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现代人，如何来化解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与道德冲突？思想家们和社会行动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一个新的权威力量——法律。
“法治仅仅意味着公共秩序之存在。
它意味着有组织的政府借助各种合法支配的工具和渠道来运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现代社会都生存在法治之下。
”⑦可见，能够使陌生人之间避免敌对关系，能够使每一个陌生人可以追逐并维护自身的利益，只有由国家强制力量所支撑的法律，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一方面，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陌生人在追求、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妥协、协商、计算的结果；另一方面，法作为一种超越性的权威，对于生活在一定社会秩序中的人都具有现实的、强制的约束作用，是陌生人行为选择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很明显，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法制化和程序化的社会，处处体现出理性主义的色彩。
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却是人与人之间去道德化的交往方式，因为以商品经济、契约关系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紧紧追随着“知识性的、没有情绪的、没有感情的城市人的态度。
在这个过程中被丢失的东西是人际关系中的伦理特点，一个广泛的系列的没有道德意义的人际关系，现在成为可能，一个没有被道德标准评价和判断的行为成为一个规则。
”⑧即便是陌生人之间的尊重也往往通过冷漠或者“不注意”表现出来。
比如在熙熙攘攘的步行街闲逛，在人流涌动的地铁站候车，在上下班高峰时间等待红绿灯，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与你擦肩而过或者并排而立，你可能确实用眼睛在看，用耳朵在听，但是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或者说完全是无意识地看或者无意识地听，陌生的人群是一种个性消融于其中的不加选择的、不定形的集合体，陌生人是无特性的，它们的集合也是这样。
与陌生人共处，恰恰需要这种“去道德化的尊重”，或者说“冷漠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冷漠和不注意的过程中，把对方视为与自己同样具有人格尊严的人，大家互不侵犯，体现了每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自主性。
这种冷漠的尊重，既是齐美尔所说的是对在陌生人当中生活存在的危险的“自然防卫”，也是鲍曼所强调的与陌生人共处，那么就需要学会掌握“视若陌路的艺术”，同时也是戈夫曼所主张的与陌生人互动所采取的“回避式礼仪”。
三相对于熟人社会的温情脉脉，陌生人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疏离与冷漠，由此也产生了对现代性进行文化反思的几个经久不衰的重要主题：从滕尼斯到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主题”；从韦伯到卢曼的“铁牢笼主题”；从迪尔凯姆到默顿的“社会失范主题”以及从马克思到弗洛姆的“异化主题”。
其实，这些主题触及的核心内容就是陌生人社会除了依靠契约与法律来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还应该有一种价值支撑，借助于这样的价值基础，才能够使得陌生人社会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使陌生人成为心理和精神健康的人。
那么，这种价值基础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不能指望陌生人之间会放弃各自所拥有的道德传统，也不可能期望一个伟大的神明再生来提供共同的道德权威，只能在现实的陌生状态中——现代人类生存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发掘和建构。
其实，陌生人社会，真正缺少的就是维系“道德共同体”——“这种关于社会的观念较少利用正式的组织，较多的利用归属感、信任和责任，以及对分享我们的价值、利益和目标的人们的义务”的重要特质⑨，即信任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