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_三元悖论_的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思考

论三元悖论与中国经济三元悖论也称“不可能三角形”，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经济目标，而只能实现其中的两种组合。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策来进一步对三元悖论进行分析探讨。

标签：三元悖论；米德冲突；中国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首次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

1950年他在《浮动汇率论》中指出了固定汇率制的局限性，并提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更好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

随后，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讲到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

他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是冲突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米德冲突”。

这为之后提出的“三元悖论”奠定了基础。

克鲁格曼指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因为当资本完全流动时国际收支状况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货币当局不干预，那么汇率就会出现波动；而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行资本管制，无法让资本完全流动；当资本自由流动时，要实行固定汇率制就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会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着三个目标同时实现的难题，，而“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说只要牺牲其中一个目标就能使另外两个目标得以完美实现，它只是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在中国，为实现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两大目标，放弃了资本完全流动而实行了资本管制；在英国和美国，为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放弃了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中国香港，为实现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因此，发展中国家就要对钉住汇率制加以调整，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基于“三元悖论”视角的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探析摘要：亚洲金融危机后，“三元悖论”被明确提出，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国际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论断。

本文从“三元悖论”视角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汇率稳定及资本管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等建议。

关键词：三元悖论，经济金融发展，探析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内部流动性过剩的特征较明显。

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即使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也达1960.7亿美元。

2009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 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

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3个经济目标的选择。

“三元悖论”原则，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只能取其二。

这一原则明确简单，但却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该原则不仅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所蕴含的矛盾，即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也为资本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且易于操作的分析框架。

奥布斯特费尔德等甚至提出，“三元悖论”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可认为是从历史中抽象出的经验总结和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程的理论归纳，从金本位时期到牙买加体系时期，这一高度提炼的原则都在显示着其有效性。

本文认为，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研究本外币政策协调，并提出加强和改善本外币政策协调的途径和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二、理论分析及相关文献回顾(一)“三元悖论”的提出“三元悖论”理论最早可以溯源至英国经济学家米德(1953)，他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即“米德冲突”。

其中，在保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支出增减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这与后来提出的“三元悖论”理论之间有着理论传承关系。

浅谈三元悖论下中国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摘要：本文对三元悖论的提出和发展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三元悖论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三个经济目标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三元悖论对我国政策组合的选择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在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之间有所取舍、找到平衡。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开放经济下的三元悖论三元悖论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

该理论认为对一国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三大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取其二。

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助于达到低通胀且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定甚至固定的汇率制度降低了汇率风险，有助于价格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资本自由流动则能分散本国的金融风险。

因此，这三个目标对政府而言都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三元悖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二元冲突。

米德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一书中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必须运用政策搭配才能同时实现内外均衡：政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时无法运用汇率政策，仅依靠支出改变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导致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

米德认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特别是对短期资本自由流动的控制。

米德的二元冲突指出了在支出改变政策有效的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冲突。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论述了资本是否自由流动和汇率是否固定对一国货币政策的使用产生的影响。

当一国资本完全流动并实行固定汇率制时，若央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下调利率，利率下降至低于他国会导致资本外流，本国的货币供应量故而减少，容易造成国际收支逆差。

此时央行必须抛售外汇资产并购买本国货币直至货币供应量回到最初水平。

可见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的前提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无法实现。

用三元悖论论述人民币的汇率改革马吉元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3年。

这一阶段内，国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79年至1984年，开始实施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的并存；第二阶段是1994年至2007年7月年底，此次改革决定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第三阶段是20057月至今年，此次改革提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纵观人民币的改革历史，可以发现，每次改革的内容和侧重都有所不同，这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和国际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中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的汇率改革。

但是，要强调的是的是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只会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

我国今后汇率改革的原则主要坚持主动性、渐近性、可控性。

从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这次汇率制度改革之间，人民币汇率虽然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

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出发，在资本趋于自由流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只有同浮动汇率相配合，才能真正体现其有效性，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从长期来看无效。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与我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

特别是在此轮经济过热中，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其中主要运用了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从几年前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但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和美元的持续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币值的低估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在开放经济中，存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矛盾，即三元悖论此次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

“三元悖论”视角下的中国汇率制度选择[摘要]“三元悖论”作为经典的金融理论之一，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的矛盾。

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各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是货币政策得到独立性的必由之路。

本文基于“三元悖论”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汇率制度情况及金融整体发展状况，并且对未来我国汇率制度的调整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三元悖论汇率制度政策选择困难建议[正文]一．“三元悖论”理论（一）理论简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深入探讨了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以此为基础,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他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构成了三极，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好的兼顾到三方目标[1]（图1）。

(图1)如图1所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条边分别代表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三个顶点)的对立面，依据该理论，一国只能实现三角形中其中一条边上的三个目标：如一国若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则必然要放弃汇率的稳定；同理，当一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目标，必然要实行资本管制。

“三元悖论”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该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最突出的缺陷在于角点解假设过于严格。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该理论只给人们展示了三个宏观经济目标完全实现的情况，如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完全固定或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却没有告诉人们如果各个政策目标实现不完全会是怎样的情况；其二，该理论假定“三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完全的且无溢出效应,忽略了其它因素对“三元”的作用,如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资本自由流动。

（二）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及现实政策含义早在1930年，凯恩斯就指出，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会限制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2]。

而米德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二元冲突”揭示了在货币政策有效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冲突。

财经智库FINANCIAL MINDS 058冯 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三元悖论”下大国开放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冯 明*内容提要 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讨论不应脱离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主线索，而后者又应放在“大国开放经济体”宏观政策选择的大框架下统筹设计和推进。

作为一个大国开放经济体，中国在“三元悖论”下的政策选择应当确立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优先的大原则，汇率和资本项目管理都应配合这一首要目标。

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违背了上述原则。

特别是在当前主要国家经济周期不同步、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单一钉住美元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被动跟随美元指数变动，无法反映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相对变化，会产生扭曲，造成资源错配和福利损失。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当朝着市场化和更加灵活的方向推进。

关 键 词 “三元悖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大国开放经济体一、引言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加大，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

2015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中国人民银行（PBOC ）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今后将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保持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

紧接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一步贬值，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较大的震荡。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努力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和加强沟通等手段引导市场预期，但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并未减退，市场对央行的意图或能力尚存在疑虑。

* 冯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路28号中冶大厦12层 100028 电子邮箱：fengfreeman@ 。

作者感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程浩博士的讨论及建议。

第1卷第2期2016年3月号，58-76页冯 明与此同时，资本外流也成为宏观经济管理者不得不密切关注的棘手问题。

面对人民币贬值的趋势，企业部门开始加快偿还美元负债、减少美元信贷，不少居民也在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发酵下换汇持有美元资产。

从“三元悖论”谈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开放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在资本的完全流动条件下，一国的汇率稳定与其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出现明显的冲突。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认为，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各国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

如果把“三元悖论”用到我国，那么“三元悖论”告诉我们：如果把我国中央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视为我国的内部均衡目标、把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视为外部均衡目标，一旦我国国际资金流动不稳定情况发生，我国将难以实现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

然而，这个经典的“三元悖论”并不能保证：在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完全开放后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以及在浮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情况下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一定能够实现。

本文下面将分别用Mendel－Fleming－Dormbusch模型和存在货币替代的情况来具体说明。

并得出结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能以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作为主要依据，在浮动汇率制下，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样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因此，不能用它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一、Mendel－Fleming－Dornbusch模型模型假定：1、在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完全自由流动；2、我国人民币当前的汇率水平可变，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3、我国公众具有理性的预期；4、国内外生产部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滞后，即国内外产品价格变化缓慢；我国货币市场对价格的变动反应迅速，即我国资本市场对利率变化的反应较为迅速。

模型表达式：y=h×（s+p+p*）+j×y-f×i+g（1）m=k×y-l×i（2）h×（s+p+p*）-r×y+n×（i-i*）=0（3）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h代表经常项目差额对我国人民币真实汇率的反应敏感程度；s代表当前汇率（用直接标价法表示）；p代表我国商品价格，p*代表国外商品价格（s、p、p*均为对数形式，s+p+p＊表示单位国外商品所换取的本国商品数量，即真实汇率的对数式）；j代表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进出倾向之差；f代表利率对投资的反应敏感系数；g代表政府支出；m代表我国国内的货币需求量；k代表货币需求量对收入的反应敏感系数；l代表货币需求量对利率的反应敏感系数；r代表我国边际进出口倾向，并假设为正，这在marshell-lerner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可以成立。

【摘要】本文通过对“三元悖论”理论发展的简要阐述，总结了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空间，并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以汇率目标区制为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安排为我国的选择方向。

【关键词】三元悖论角点解中间汇安排当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很少有哪个国家不是处于开放经济之中。

各国或积极的参与而融入全球化，或被动的为全球化所溶。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内外两种均衡的严峻考验。

内部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低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三大目标；外部则要寻求国际收支的平衡。

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一国政府追求的三个难以居首的目标，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三元悖论”。

本文立足我国经济现状，试图阐明“三元悖论”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应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汇率政策选择。

一、理论阐述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51年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

米德认为，开放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有时会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实现两个均衡，就要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

米德发表这个论断时，各国仍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

其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货币政策有效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2006，侯杰、雷日赣）。

可以将这个“二元冲突”看成是三元冲突的理论前身。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创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汇率、利率、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他综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的政策搭配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

其所得出的结论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即改变实际产出水平上是极其有力的；而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则显得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