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律师的法律文化素养法律是社会的基石，律师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他们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其法律文化素养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将就律师的法律文化素养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部分：律师的法律文化1. 法律文化的概念法律文化即指在法律领域内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法治观念，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伦理、法律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内涵。
律师作为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其法律文化素养的培养对于其执业和发展至关重要。
2. 律师的法律文化素养内涵律师的法律文化素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法律意识与法治观念：律师应具备敬畏法律、遵纪守法的意识，并积极践行法治观念；（2）法律知识与专业技能：律师应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熟练的法律执业技能，以便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3）法律伦理与职业道德：律师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操守，注重维护客户利益、遵循职业规范；（4）法律思维与创新能力：律师应具备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善于从法律角度解决问题。
第二部分：律师法律文化素养的重要性1. 提升职业竞争力具备良好的法律文化素养可以使律师具备更强的法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自己在法律领域的竞争力。
2. 塑造良好的职业形象律师作为法律服务提供者，其形象对于客户的选择和信任至关重要。
律师的法律文化素养的提升可以塑造出一个更加专业、可靠的形象。
3. 提高服务质量通过培养律师的法律文化素养，可以提高律师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而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
第三部分：提升1. 追求专业知识律师应该积极学习法学知识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参加各类培训和学术活动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2. 培养法律思维律师需要具备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可以通过参与法律研究、法律论坛等活动来培养自己的法律思维方式。
3. 增强职业道德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其法律文化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规守法、尊重职业规范、勤奋诚信是律师应该具备的职业品质。
中国律师的发展历程摘要：一、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1.古代法律制度2.近代律师制度的引入3.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的发展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律师制度1.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建立2.律师制度的曲折发展3.改革开放后的律师制度完善三、中国律师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1.国际法律事务的参与2.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护航3.国际人权保护的推动四、当前中国律师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1.法律市场的发展与竞争2.互联网+法律的新业态3.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正文：中国律师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经历了古代、近代、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
从最初的古代法律制度，到近代律师制度的引入，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建立，律师制度在中国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古代，我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以官府审判和儒家教化为特征，律师这一职业尚未形成。
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和中国被迫开放，西方的律师制度逐渐传入我国。
民国时期，律师制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国家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激化，律师制度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律师制度。
在这一阶段，律师制度为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律师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几近崩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律师制度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如今，中国律师已广泛参与国际法律事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支持，并在国际人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律师行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同时也迎来了互联网+法律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机遇。
传统文化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这种振兴的根本动力可浓缩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现在中国能够重新振兴，是因为我们不断追求先进的东西，即自强不息；体现的就是厚德载物的宽大胸怀。
传统文化提倡的“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是永恒的道德的一部分。
对律师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其糟粕对律师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很严重的，它影响一大批律师的处世行为。
一、我国传统文化与律师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是一儒统天下，无有能与争雄。
前期，应该说是积极的，各种思想学术观点相互交流碰撞，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后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封建国家以政权强行推崇，虽然在当时和后来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文化学术被束缚，人们思想被禁锢，儒家学说自身也在皇权的笼罩下不断势微、没落、保守、落后，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官方学术。
就儒家文化本身来讲，也有个发展阶段问题，汉武帝之前大致为先秦儒学，武帝至宋为汉魏经学，宋以后为程朱理学。
先秦儒学只是当时的一个著名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并立的情况下，为中国社会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的两个发展阶段不断官方化、程式化，终于成为钳制人们思想、制约社会发展的教条，于明清之际登峰造极。
国人现今所言之传统文化，一般即指汉武帝后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律师文化当归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属人类精神财富。
具体指律师这一职业群体所共同具备的人文素养和专业水平。
律师文化应当是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以律师的言行、举止和执业活动为载体来反映和传播的一种文化现象。
它包括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力量、精神面貌、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律师制度和律师组织（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文化建设。
收稿日期：2012－03－07作者简介：刘金凌（1970－），女，辽宁辽阳人，辽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2年第2期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NO．22012（总80期）JOURNAL OF LIAONI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General No．80我国律师文化建设探究刘金凌（辽阳职业技术学院，辽宁辽阳111004）摘要：律师文化表现为与传统职业特色和价值理念要求相适应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体系。
本文从解析律师文化的内涵入手，深入分析了我国律师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强化律师文化建设对策建议。
关键词：律师文化；业务素质；对策建议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898（2012）02—0139—02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律师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伸张公民生存价值的历史重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拓展，客观上要求同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律师界应以何种业务素质和精神文化风貌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实践证明，不断推进律师文化建设，是新形势下提升律师业务素质和精神风貌的有效途径。
一、律师文化的内涵解析传统职业特色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是构成律师文化范式的重要基础。
在形式上，律师文化表现为与传统职业特色和价值理念要求相适应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体系；在内容上，律师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精神风貌、人文情怀、管理制度等要素。
我国真正意义的律师制度的探索与建立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历时较短，仅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因此，律师文化发育的环境条件与载体尚不充分，当前的“律师文化”还处于自发状态，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
鉴于此，深入开展律师文化研究，对于探索律师文化的精准定位和内涵的科学界定，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2006.11我国律师文化历史沿革探讨□万必胜（荆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政法系湖北荆州434000）摘要古代中国社会没有律师职业，不能孕育律师文化，伴随着西方律师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律师文化，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我国律师文化得到了整体上扬和提升。
关键词律师文化古代近代探讨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1-194-01律师文化以律师职业的产生为前提。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法律历史源远流长，但独特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背景制约了律师职业与律师文化的发展，以致于我国的律师文化问世过迟、先天性营养不足、后天发展宕荡起伏，极不平衡，呈现出多元性、盲目性、无序性格局。
一、古代中国社会没有律师职业不能孕育律师文化，“辩护士”、“讼师”的零星活动折射出的踪影不属于律师文化中国古代的“辩护士”、“讼师”，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荣、邓析为代表。
他们虽然参与了刑事辩护及撰写词状工作，但从律师职业的属性分析，他们并不属于律师。
因为，他们本质上不属于法学家而属“识字的善辩人”，代理的对象仅限于“大夫”、“国君”等上层人物，辩护依据的是礼而非刑，不能形成一种职业，其活动没有法律认可，活动目的是为等级制度服务等等。
二、伴随着西方律师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律师文化，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呈现出普遍性的畏权、厌诉轻法、金钱至上、轻视平民、无序展业的文化格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封建时期发展和成熟的，在司法制度中，中国特有社会土壤中产生的价值观念，必然抵制、排斥和同化西方律师文化在中国的演化进程。
再加之近代中国社会，无论是清末、民国，还是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引进和移植律师职业的过程中，所制定的律师规范过于笼统、粗略，使律师执业缺少强有力的法律、纪律和道德规范约束和保障，从而使律师文化自在近代中国产生伊始就出现了原发性畸形症，“育虎成犬”，不伦不类。
三、现代中国的律师文化源于战争年代各红色根据地，始于建国初期，扬于党的十六大后，昌于经济发达地区，呈现出阶段性、不平衡性、盲目性特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红色政权实行了辩护制度，法院办理案件，当事人有权委托一个或几个有公民权的劳动者当辩护人，其它根据地政权相继颁布类似法令。
中国律师文化的形成作者：董猛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5期摘要讼师虽然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律师，但它与当今律师职业有着本质不同，但作为古代中国社会与律师最相类似的职业，中国人对其的看法一直延伸至当代，并转嫁到律师，这一西方法律制度的“舶来品”身上。
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古代讼师及讼师文化的研究探寻当代中国律师现状和律师文化的历史根源，并试从中搜索有益于当代律师行业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讼师律师讼棍法律文化作者简介：董猛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012-02一、讼师源起根据《吕氏春秋》、《左传纪事本末》等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的郑国邓析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讼师，讼师行业的演进伴随着中国古代“中华法系”的演进，该行业性质也逐渐从官本位（如幕僚、师爷）过渡到协理帮闲，最后到代理，即讼师。
那么讼师与当今律师究竟有什么联系和不同呢？下文将从“讼”“律”二字开始剖析。
（一）何谓“讼”，何谓“律”首先是“讼”字，笔者从“讼”字释义中精心挑选出若干与法律、诉讼有关的释义，进行分析：（1）在法庭上争辩是非曲直；（2）争辩是非；（3）争论；（4）打官司；（5）为人辩冤。
而“讼”字的繁体，即“訟”是由“言”与“公”有关，我们可以理解为“公开的言论”，看似与讼师的工作性质并无直接联系，但《汉典》也指出，“言”也有“汉语的字”之解，而“公”字也涉及“国家”之意，再从上述五个解释中可提炼出一个“争”，由此，将“讼”理解为“涉及国家（公权）的文字或言论形式的争辩”或“呈交给公权机关的书面争辩理由”。
相对而言，“律”字和含义对于大多数当代人来说更为熟悉：（1）法则；（2）约束；（3）中国古代审定乐音高低的标准。
总体来讲“律”字更体现“均布”，也就是更侧重普遍性、稳定性和必行性，“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这些含义更贴近现代法律的特征，尤其是大陆法系的属性。
（二）讼师与律师的异同一个民族的文字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向人们解释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中国历代刑名由“刑”到“律”，最后到近代的“法”的变革，也体现着这个民族对法律的认识及法制（治）思想的变革。
但文字更多是体现其含义和来源，欲真正比较律师与讼师的异同，笔者窃以为还要从二者的工作属性入手。
律师、讼师都有替当事人代写法律文书的工作职能，对从业者的文笔要求比较高，但讼师与律师也有形式和本质上的差异。
形式上，由于两类从业者所生存的年代背景大相径庭，所以对于律师来说，除了具备出众的文笔，更要对相关法律知识有着透彻的理解；而生活在封建统治环境下讼师除了具备文笔和例律知识外，更要懂得“人情世故”，善于运用中国封建礼教说服或打动当事人和审判官，曾有史料如此形容讼师：其一张嘴、一支笔“能让生者死，让死者复生”。
此外，讼者，只为代书（讼师在明清时期即被唤作代书），现代法治环境下的律师除了代书还要出庭。
据史料和民间传记记载，绝大多数讼师都是科举落榜之人，他们虽然身份卑微，但都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以挑起讼争为手段，从中牟利为目标，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难怪清乾隆年间良幕循吏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这样写到：“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无以及人”。
在当代，大部分律师都是受过法学院的正统法律训练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比当年讼师高出不止多少档次。
处于封建社会的讼师们只知钻例律之空隙，以图养家糊口，而现今律师则秉承着公平与正义的理念职业。
这是两者的本质差异。
二、讼师的社会地位近几年来几起律师入狱案反映了中国律师行业的“窘境”，折射出社会对律师的误解和偏见。
笔者以为，这种偏见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封建时期人们对讼师的看法，虽然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也流传着关于路见不平、仗义而行的“貔貅”讼师，但讼师在封建社会并不被当时的司法制度所承认，使得讼师的地位类似于当今的“黑律师”。
很多讼师为从诉讼中获利，不惜“刀笔、挑讼、健讼、渔利分肥、搬能是非”，更有甚者，甚至栽赃陷害（如民国徐珂著作中的《讼师陷贤妇案》），讼师俨然成为“讼棍”。
时至今日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律师的看法。
袁瑜琤先生在其专著中用三十二个字进行了评价，个人觉得十分贴切：“遇事生风，以讼陷害。
丝丝入扣，有笔如刀。
关通吏役，籍为护符。
做的貔貅，仗义而行。
”笔者分析，上述四部分描写应分为两类，前三部分着重对“恶讼”的各个方面进行表达，而最后一类则将一些声张正义的貔貅讼师从绝大部分同行中区分出来。
“遇事生风，以讼陷害”前文已有解释，在此不再赘述，“丝丝入扣，有笔如刀”则从讼师的“刀笔”功底入手来描写。
在徐栋的《牧令术》中收录了著名的“理讼十条”，其中就有“严饬代书”，“如此，则代书破胆，再不敢增减情节，而讼棍远飏，讼案日少矣。
” 之所以要禁止代书，并非代书本身有碍，更深层的原因是通过限制代书杜绝刀笔的出现。
何谓“刀笔”？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这样写道“古书字以竹简，误则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笔”，但在此“已非本义，今写讼牒者称刀笔，则谓笔如刀耳。
”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刀笔”作为一种写作手法，本身并无好坏之别，关键还在于使用者对其抱着怎样一种心态。
对此，《大清律例》这样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
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
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
”但是“其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
” 由此可看出，封建王朝立法所打击的重点是“增减情罪诬告者”，对于助人书写词状且无增减情形者，不科刑。
关通吏役，籍为护符，是指有些讼师为了更好地谋取利益，不惜与吏役勾结，共同栽赃陷害。
而最后的“貔貅”讼师则代表着那些为人正直，为民伸冤的杰出之士，明嘉靖年间的宋士杰即是如此。
三、讼师职业的影响与启示（一）讼师对封建法与封建王朝的影响笔者认为，讼师与封建法制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联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封建法的出现为讼师行业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在没有近现代法治观的封建王国，中华法系法统制度为科举落第但心思缜密的讼师们提供了饭碗和谋生的工具。
相反，讼师的存在也发展和丰富了封建例律的内容和立法思想。
讼师在封建社会并不为官方所认可，这就导致绝大多数讼师都是非法的，讼师的非法身份和对诉讼的非法扰乱也使统治者开始关注这一社会群体，并将其写入刑律加以规制，明清二朝的例律中，唆讼者皆“榜上有名”即为证据。
同时，封建王朝公布法律并非授民主以权利，而是维护统治之工具。
而讼师为生计搬弄是非、规避法律，无意中唤起百姓“用法”的意识，使民间讼争四起。
这对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产生冲击，更威胁着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历朝困辱讼师行业、查抄讼师秘本的行为也多包含有此目的。
巧合的是，在当代一些地区的公职人员的潜意识里，律师也是一群“无事生非”的职业群体，正如刘桂明先生在《律师文摘》年会上说：“当下的中国律师为什么这么难？这么累？这么苦？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其实都不希望有律师，不想让你在公权力体制下能够大声地说话。
公检法都认为律师是制造麻烦的人，却不知道律师实际上是解决麻烦的人。
”（二）讼师文化对当代法治发展的影响讼师与当代法治时间相隔遥远，虽然它的职能或多或少被当代律师所接替，但律师毕竟是西方法治文明下的产物，两者性质大相径庭。
但讼师在中国民间的恶行却严重影响着人们对律师的看法。
一位心理医生曾这样说到：“在很多国人眼中，心理医生的治疗手段无非就是聊天”，同理，许多国人都认为，律师的工作就是写状子，翻法条。
诚然，当今社会也有不少人对法律工作者心怀敬畏，但很多是出于对刑罚的畏惧心理和耻讼厌讼的中国古代法律情节。
而一些无良律师吃里扒外，勾结公权，更加导致社会对律师行业的不信任。
著名律师陈有西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参与北海案的律师们得到大量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
这个案子的意义之一就是人们开始改变对律师的看法。
”由此也可佐证律师行业在中国的社会形象并非犹如其西方同行那样风光。
这与中国独特的法制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而讼师们的德行给历朝历代国人留下的印象显然也揉在这传统之中。
四、讼师对当代律师业的启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虽然讼师行业口碑不好，饱受诟病，但讼师对于中国法制的进步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暂且不谈讼师玩弄封建例律于鼓掌之中，单说其教人运用封建国法对抗专制统治，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行为，倒也有那么一些“法律启蒙”的影子。
在当代，律师的工作可不仅仅是捕捉“法律”的影子那么简单——弘扬法治、捍卫正义是律师职业“题中应有之义”，贯穿执业活动的始终。
在研究讼师的过程中，本人对讼师秘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讼师秘本是供讼师学习诉讼，并实际代理诉讼而使用的书籍。
这些秘本不仅适用于讼师，也为低级别的官吏幕僚所用。
比如《新锲法林金鉴录》，其共三卷、分两册，上册主要产生讼师职业之心得与经验，主要以六部对应的六律分篇；下册为词稿范本，按案件性质分篇，如婚姻类、贼盗类、人命类。
上册重理论，下册重实践，体系完善，体例详实，令人惊讶与赞叹。
笔者认为，在当代法学教材以及律师职业手册的撰写编排过程中，完全可以从上述“秘本”体例中有所借鉴和参考，供当今法学教育、研究所用，特别是由作者独著的教材或书籍。
注释：汉典网：“讼”http：///zd/zi/ZdicE8ZdicAEZdicBC.htm.[清]汪辉祖.学治臆说.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讼师陷贤妇案.中华书局部.1984年版.第1190页.袁瑜琤.讼师文化解读——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样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11-13.22-23.36-37.29-30.徐栋.牧令术.严饬代书.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大清律例·诉讼·教唆词讼》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
至死者减一等。
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
至死者，不减等。
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
其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无罪增减者，勿论。
奸夫教令奸妇告其子不孝，依谋杀人造意律。
按：律不言雇人诬告者之罪，盖诬告之罪既坐受雇之人，则雇人无重罪之理，依有事以财行求科断。
”怀效锋，李俊点校.[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辑注（下）.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41页.该点校本的主校本为乾隆初洪皋山增订并刊刻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大清律辑注》.佚名.新锲法林金鉴录.目录；袁瑜琤.讼师文化解读——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样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