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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倒逼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摘要本文以煤炭资源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当前煤炭库存扩大化、产能过剩严重的现象。
产能过剩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问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有足够的虚假需求和政策空间去消费这些产能。
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产能过剩是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市场化不足所致。
市场化引起市场经济强大的发展动力，这种滚雪球式的经济增长，就需要足够的供给跟进；市场化不足导致中国行业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行业利润率极差非常严重，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非公平竞争，最终形成利益机制固化，利益剪刀差愈来愈大。
以往经济面临各种问题，往往会采用修复性和维持性政策，而在世界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些政策的实施空间愈来愈下，倒逼中国经济迎来深层次的改革。
关键词：产能过剩，修复性政策，真实城镇化，改革一、引言亚洲开发银行将中国2012年增长预期从8.5%调至7.7%，理由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外因，欧美经济不景气，出口下降；内因“兴奋剂”不好使了。
中国社科院预测中国2012年增速为7.7%，其中第一产业增速为4.3%，第二、三产业增速分别为7.9%和7.9%，三产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5%、52.4%和42.8%。
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人们应该习惯中国经济的“L”型增长。
处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刚从08年危机突围，就要承担烫手的通胀，而当前因为内外交困再次陷入了困境。
以往经济面临各种经济问题，往往倾向于采用各种修复性政策来刺激或抑制，当前的经济非常脆弱，深层次问题凸显，简单的消除病症的西药不好使了，需要中国的“中药”从根本上调理才能持续强劲的增长。
二、通过煤炭行业诊病因2012年1—8月，全国煤炭产量25.7亿吨，同比增加1.08亿吨，增长4.4%。
同一时期，全国煤炭消费总量27.1亿吨，同比增长1.4%，增速同比回落8.7%。
与此同时，煤炭库存过高也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截止7月底，全社会煤炭库存3.52亿吨，比年初增加0.3亿吨，增长9.4%，以北方七港为例，存煤0.25亿吨，同比增长97.9%。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机遇、风险与对策李一文内容提要: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但跨国投资也蕴藏着许多风险。
为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中国政府与企业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抓住危机中的机遇,重点投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借鉴国际经验,重点建立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 风险 保护机制 海外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很多国内企业具备了良好的海外投资条件,并且已经形成了一批海外投资的成功案例。
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的央企,以雄厚的资本、超级的能量,纷纷出海,迅速地站在了全球各大经济体的门口,或买入资产,或增持股权。
但某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如中国平安投资富通的亏损,28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到现在市值仅剩下10亿左右。
很显然,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
如何在危机中发现机遇和风险,并提出及时的应对良策,对指导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机遇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这次国际市场动荡带给中国企业的裨益,对于正在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的优势在哪?面临的机遇在哪?1.国际金融风暴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
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
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创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潜在机会。
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时间越长,破坏程度越大、经济恢复越慢,我国海外投资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
2.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基础条件。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冰岛、巴基斯坦、希腊等国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几乎面临国家破产的境地,而我国凭借充裕的外汇储备,至少到目前为止各方面情况运行良好。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背景：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了救市，中国实施了令世界震惊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与之相适应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大力扶植为公众不耻的房地产业，放任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形成了当今全球最大的资产泡沫。
一、失去民生意义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国内生产总值在中国表现为“挖坑经济”，无关社会净财富的增加专栏：挖坑理论：凯恩斯在1936年所写的《通论》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挖坑”理论：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这叫创造就业机会。
雇两百人挖坑时，需要发两百个铁锹；当他发铁锹时，生产铁锹的企业开工了，生产钢铁的企业也生产了；当他发铁锹时还得给工人发工资，这时食品消费也都有了。
等他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时，还得发两百把铁锹，还得发工资。
凯恩斯的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肇始，这只“看得见的手”使西方国家从经济低谷中走了出来，走向繁荣。
二战以后，西方所有国家都开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凯恩斯因此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专栏：中国建筑平均寿命30年，年产数亿吨垃圾。
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
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
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12000吨建筑垃圾而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
（二）当前GDP核算扣减严重不足专栏：绿色GDP核算推进困难重重：绿色经济GDP的简称。
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
称可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
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
199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提出。
后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与分析1、外部经济环境比2009年明显改善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很高，2007年为36.3%，2008年为33.3%，因此，2009年1-9月全国出口额同比减少21.3%，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首要因素。
根据国际权威组织的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衰退将宣告结束开始回升，IMF最新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世界银行最新预测世界经济将增长2.0%。
伴随世界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也将止跌回升，我国出口增长将结束下降转为恢复性增长，如果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持续的时间能够延长到明年年中以后的话，则可能形成国际市场需求的报复性反弹，拉动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反弹。
2、我国经济结构已获得初步调整经过2009年的结构调整，失调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表现在：（1）汽车这一新的消费热点已经形成，短期内不容易降温，将对一系列产业产生拉动作用；（2）房地产投资迅速恢复了高速增长，虽然高房价对市场有抑制作用，但国家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投资建设的力度将加大，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3）农业连续六年获得丰收，国家粮食收购价再次提高后，国务院又宣布2010年小麦收购价将每斤提高3分钱，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4）公路、铁路、机场、电网、城市交通、环境保护设施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改善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环境；（5）各级财政在医疗、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教育等方面增加了投入，相关的制度建设也有了较大推进，改善了消费者的支出预期，有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
3、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1）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总结2009年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政策重点将从保增长转移到调结构，抑制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保证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不仅有利于使政策产生更大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2009年5月国家降低了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铁路、公路、商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钾肥等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降低了投资项目的门槛，有利于投资的增长。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挑战主要在哪几个方面？本文为北邮某男原创，转载需注明。
本次金融危机正逐渐接近尾声，大量的经济刺激虽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减反增日益逼近日本，但大量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也逐渐显现出来。
这些不良后果主要为：一，通胀。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三，中国的出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地方贸易保护主义。
一，通胀。
通胀的基本原理是，货币的流量（粗略的等于货币总存量乘以货币换手速度）大于物品和服务的流量，造成价格上升。
货币相对于物品贬值，持有货币的人就比持有物品的人吃亏了。
为了刺激经济，2008年中国政府砸下了4万亿救市，这些钱流入到市场后，导致市场上货币的供给远大于货币的需求，于是市场就发生了通胀。
而更可怕的是，当人们都预期经济将发生通胀时，他们理性的选择就是赶紧花钱，把手上的钱消费或者投资出去，换成实物，等将来通胀以后实物涨价了再卖掉，这样可以赚差价。
而当大部分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大家就纷纷动用原来闲置的货币去抢购实物，供需失衡，实物就真的涨价了。
这就是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的产生是可以避免的，主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让居民觉得物价不会再上涨，这样当居民不再把社会中被闲置着的货币进行投资或者投机时，通胀便不会“自我实现”。
通胀的规模也可以得到控制。
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很难做到控制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因此通货膨胀的雪球越滚越大，人民对于通胀的预期越来越高，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的物价适应性上涨，导致现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相对于2008年以前都普遍上涨百分之十以上。
因此通胀问题成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挑战之一。
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是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启动，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转而实施“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自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由8.27上升了20%多，稳定在6.83左右。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摘要】：本文从金融危机的概念、产生的背景、对世界和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危机给中国外贸企业带来的困境等几方面，重点阐述了面对危机，中国的外贸企业在困境重重中如何走出来，以寻求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企业的困境、外贸企业的出路【正文】：2008年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极其严重，使得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我国外贸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面临着许多困境。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贸企业面临的困境(一)欧美市场的需求下降,订单减少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环境恶化,欧美国家纷纷对外减少订单。
从目前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最为明显,对欧盟日本次之,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受影响不大。
面对欧美市场的衰退,中国出口企业应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
此次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小,新兴市场国家如俄罗斯、印度、中南美等地的经济环境仍较为稳定。
外贸企业的出口方向可以转向这些国家,以开辟新的市场。
中国国内的市场状况也不容乐观。
中国外贸企业正普遍面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银行贷款利率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困境。
由于出口产品提价力度赶不上成本上涨的幅度,出现了企业不敢接出口订单的现象。
一些外贸企业则采取了转型做内销的策略，一旦成功,这些企业将摆脱在出口市场低价竞争的僵局。
此外,我国经济结构也正在进行大的调整,扩大内需被提高到了与出口、投资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这将有利于出口企业加大投入转型做内销。
然而这种转型决非易事,不仅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正确的策划、较强的执行能力,还将会面临较大的转型风险。
(二)企业资金链断流,海外货款回收困难2008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7万家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特别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的数量更是超过1万,并且有2/3的纺织企业正面临重整。
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创新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金融业处于体制转轨阶段，金融市场主体不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突出，金融技术相对落后，金融监管效率较低，这些给我国金融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加快金融技术创新、加强金融监管，促进我国金融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金融创新次贷危机金融监管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
金融创新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及其严重后果，使得各国央行把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一项重要目标。
金融创新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金融产品、金融技术、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体制、金融机构等金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
金融创新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异军突起，随着央行以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操作，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和迅速扩散，改变了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使货币需求和资产结构更加复杂多变，从而加重了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给货币政策效应的判定带来较大困难。
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
中国已经形成了以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的支付体系，尤其是在金融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金融创新不足，导致金融产品种类单一，市场创新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缺乏弹性，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二、中国金融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一）金融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且尚未形成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1900年，我国开始对金融市场进行体制改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
在20多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虽然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银行体系，发展成为银行、证券、保险、租赁等种类齐全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但各种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协调，主要表现为银行业比重较大，而金融业比重太小，保险和租赁业发展十分缓慢，各产业之间难以协同发展，产业结构溢出效应不明显。
后危机时代中国吸收FDI的趋势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FDI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它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吸收FDI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投资额连创新高。
然而，2008年，因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继而演变成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这一趋势。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FDI更是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了重大的影响。
一、当前全球FDI发展态势受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FDI流入量从2007年*****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下降到2008年的*****亿美元，下降幅度为14.25%。
截至2009年底，全球FDI流入量在2008年的基础上再次下降34.35%，降至*****亿美元。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全球FDI流入量在2010年将会回升至1.2万亿万美元以上，2011将进一步升至1.3～1.5万亿美元，2012年则向1.6～2万亿美元挺进。
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FDI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作为全球FDI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预计将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在经历了6年的连续增长之后，FDI 在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流入量于2009年下滑27%，降至5480亿美元。
虽然FDI出现了收缩，但是这一类别表现出的危机抵抗能力却强于发达经济体，其下降幅度低于发达国家（44%）。
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在全球FDI流入量中所占份额持续上升，2009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吸收了将近半数全球FDI流入量（42.9%）。
在这最大的FDI接受国中，中国于2009年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在全球FDI接受国位居前6位的目的地中，有半数为发展中或转型期经济体。
其次，初级部门、制作部门和服务部门这三个部门的FDI不约而同出现了下滑。
制造部门的FDI受挫最大，该部门的跨国并购与2008同比下降了77%，初级部门和服务部门的跨国并购交易的收缩幅度相比要稍微低些，分别为47%和57%，以致初级部门和服务部门在全球跨国并购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而制造部门所占的比例大幅度缩减。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中国经济在危机时代面临许多挑战，如需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和路径。
以下是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
传统上，中国经济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出口和投资可能变得不可靠。
因此，中国应该着重发展内需，推动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发展。
这将使中国经济更具韧性，更能适应外部风险。
其次，中国需要加大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力度。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包括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
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推动绿色发展。
这包括减少污染排放，加强资源利用效益，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
同时，中国还应该鼓励企业进行可持续经营，包括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等。
第三，中国需要加强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
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中国应该加大对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建立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科研环境，鼓励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
此外，中国还应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通过创新，中国可以实现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和提升。
第四，中国还需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
在危机时代，金融风险可能加剧，对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因此，中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风险防范和控制。
此外，中国还应该深化金融，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通过健全的金融体系，中国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中国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
危机时代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和国际组织，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同时，中国还可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推动共同发展。
通过参与国际合作，中国可以更好地应对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中国经济在危机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创新能力、金融体系建设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全文）说明：本文是我2010年4月份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所作学术讲座的整理稿，由《中国房地信息》记者王锐整理，并刊登于该刊2010年第6期。
本文代表我在2010年初对中国经济的观点，现将全文发表，以接受各方批评。
2008年底，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了救市，中国实施了令世界震惊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与之相适应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大力扶植房地产业，放任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形成了当今全球最大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一、失去民生意义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世界银行测度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状况的指标有三个：人均GDP、寿命和受教育情况，其中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GDP原来是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很好的指标，但目前中国的GDP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因为它失去了民生意义。
目前中国GDP核算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国内生产总值在中国表现为“挖坑经济”，无关社会净财富的增加。
凯恩斯在1936年所写的《通论》中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挖坑”理论：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这叫创造就业机会。
雇两百人挖坑时，需要发两百个铁锹；当他发铁锹时，生产铁锹的企业开工了，生产钢铁的企业也生产了；当他发铁锹时还得给工人发工资，这时食品消费也都有了。
等他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时，还得发两百把铁锹，还得发工资。
凯恩斯的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肇始，这只“看得见的手”使西方国家从经济低谷中走了出来，走向繁荣。
中国的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绝不亚于这种挖坑经济的拉动。
房地产能带动60多个行业，可以把经济从冷变热。
如果只需要较少的投入就能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可以说它是有必要的，但若是挖坑的规模太大，为此投入了相当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投入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过大了，这就没有必要了。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GDP是政绩考核的唯一标准，各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土地财政。
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为挖坑。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出路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先后出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信息部主任及深交所总经理，1996-1998年回到央行任政研室副主任，1998-2002年，任央行非银司司长，2002年9月，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从事宏观金融政策研究。
2003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
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
因此，我在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发问，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这决定了必需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要有新的视角。
那么，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把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处理国内金融各项复杂的问题，包括对外金融中的汇率、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诸问题时的急迫需要，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理论的指导。
大道至简见真理。
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金融事务
中，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够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战略话语，统领整个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
战略不是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简单罗列与堆积。
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核心意图，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
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
当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
作为金融战略研究方法的重点，除了作为结论，要指出今后“工作指标”意义上要“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历史的、理论的逻辑和国内外的现实，指出“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是明确“干什么”的重要基础。
也就是说，要去努力寻求体现中国金融未来历史的、理论的一致性、必然性及唯一性。
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
然而，现有主流货币与金融学理论又是发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主要抽象和解释于较为成熟的市
场机制经济体。
因此，今天当人们把前人抽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指导具有“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又是大国经济体”这样特征的中国，可以想象，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上的真理性，自然要考虑上述特征因素对过去理论形成的干扰，同时，又要注意把当初西方在形成理论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关因素，“重新相应放进”现实实践中，即要有其他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因素的“还原”。
否则，就会出现该理论解释当今中国实践时的“走样”现象，就会出现为什么对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骄人成绩，始终存在一些西方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自然，也难免出现在指导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意义上的隔靴搔痒的现象。
正如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所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
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
经济学往往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问题和两难困境。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正因为当今的经济与金融理论仍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中，因此若用动态的、不完全成熟的理论来简单指导非成熟市场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转轨、赶超战略特性的国家――更要小心。
中国当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对成熟金融体系所作的客观的理论描述，更
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
因此，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
严格地说，这个理论肯定是“发展过程”的理论与方法。
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但在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
正是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
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
绝对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绝对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绝对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
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自然包括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抓住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
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实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
反映人类有效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如供求曲线，是永恒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间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
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博弈政策，将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越大。
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
理论，更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的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即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
战略未必一定是带有敌意的。
战略是战略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
如历史上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某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今天，在世界对21世纪中叶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的“预测”、“未知”和“不安”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的金融战略昭示天下。
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中国金融战略的谋划，同时要着眼于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