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王久业【摘要】]领导者是“道德”的宣传者和引领者,一个领导者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其下属必然要学习和效仿。

道德从总体上来讲，是思想意识层面的内容。

道德从思想意识的层面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是要实现有效领导行为所必须重视和应用的。

一个领导者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并在领导活动中强化这种道德观，推动这种道德观，才能实现有效的领导活动，才能达到理想的领导目标。

【关键词】领导者道德修养【目录】一、道德概念的演变二、领导者需要具备的道德素质三、加强领导者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综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道德这一名字的概念随着文化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改变和发展。

到底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而做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加强什么方面的道德修养，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和明确。

对待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加强需要秉持实际的态度，既不能把道德泛行为化，无限地上纲上线，成为人们遥不可及的理想。

同时，又要结合领导工作的实际，深刻认识领导者进行道德修养的实际意义。

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不能等同于一般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而是领导活动与道德规范相辅相成的一种行为活动方式。

本文试从道德的发展、领导者在道德发展和传播中的作用以及领导者加强道德修养的方法途径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旨在对领导者的道德观产生一个新的认识，并进一步理解社会生活中领导者出现的道德现象。

一、道德概念的演变道德一词，最早来源于先秦时期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1]这里面，把道强调为自然法则，而德则解释为以道为基础的人的行为法则。

荀子在《劝学》篇中提出：“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2]。

第一次把道德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使用。

应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各个国家、部落之间相互的战争、联合，既是在顺应自然选择的法则，同时，又是人类之间相互融合，促进社会文化加快发展的良好时期。

在这个时期，最典型的文化现象是“百家争鸣”，也特别表现出在这一时期人们从蒙昧混沌到清醒明白时都想表达自己思想的冲动，也可以说是争夺话语权的冲动。

这一时期，虽然初步有了礼义仁智信等概念，但道德所表现的还是主要在物竞天择、顺应自然方面。

而在这一时期，做为一个领导者，不论想采取什么样的执政思想，墨家的兼爱、儒家的礼义、法家的专制等思想，无不是为了争夺领导权而采取的手段。

由于奴隶社会还没有完全解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区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3]。

在这一时期，有些人，比如说，广大奴隶阶级，其实都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人，所以说道德在这一时期也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敬畏和理解。

自秦汉以降，到两宋、明清时期，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前期，一方面，是战争与兼并，国家逐步强大；另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统治，道德一词的发展并达到意识形态较高的层面。

从两汉时期的忠君思想到两宋时期发展的忠孝人伦思想，道德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争夺资源、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的道德观主要体现在“君正、臣忠、父慈、子孝”等一些社会总的规范上，而且道德以国法、家法的形式，借助国家强制力、家族（庭）暴力赖以维护，逐渐形成一种社会观念，长期统治国民的思想。

这一时期道德的社会属性表现的特别突出，统治者宣传的大量的忠臣孝子节夫烈妇等形象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同时，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一些克制人性的思想的宣扬，逐渐把道德的涵义扩展到公与私的对立层面，道德彻底成为压制人性的一把枷锁。

“五.四”以后，到新中国的政权的建立，随着封建制度从外在形式的消亡，封建思想也受到抨击和挑战。

“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同时吸收西方宽泛的人性思想，把普世价值观念、人性的解放与人类的自由作为道德的新内容，同时，国家这一概念逐渐成为统治者宣传道德的主流内容，祖国、爱国主义这一些名词的出现，成为道德范畴不可或缺的内容。

这一时期的道德，应该说有回归其自然属性的要求，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文明进步，道德已经不得不成为社会的概念，并且已经与法律相分离，站在法律之上，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守则，可以说道德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其原始的层面上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发展上经历了文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中心的转移，在这两个思想大的动荡时期，道德在各种思想、权力、斗争交织的过程中，既对社会形成了考验，也对自己作了检验，道德逐渐被异化，并被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调整的范围远远超过法律，但又不受任何节制，随意的发挥、发展，主动或者被动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生活的各个层面。

雷锋精神、主人翁思想、爱国主义、奉献付出等一些克己奉公的思想成为道德的主流，并形成“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系统的道德理论，被统治者或者主流阶层推广和利用。

这一时期的道德观，由于受共产主义学说所影响，所以在公与私的方面强调的特别突出。

由于道德在社会调整中的平稳性、和谐性、持久性，所以被政权阶层重点利用，并达到异化的程度。

异化的结果，就是道德本身表面用于规范的内容、统治者所宣传的道德内容、被规范的群体所能接受的道德内容，完全偏离了本来面目，形成的一种状况就是对道德的普遍拔高，在实际上形成道德的普遍降低。

综上所述，道德原本是对自然的一种理解，是顺应自然的一种法则，这是道德的自然属性。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出于文化传承代表的主流阶层利用的需要，为之赋予了较多的社会性。

正是做为统治者阶层的领导者，过多的承担了道德的代表和解释的责任。

道德从本质上说，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

什么样的生产力，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道德。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人吃人的时代，只是因为那时候人们为了生存，只能那样做。

所以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是道德的本来面目，是道德的自然属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要取得思想上的支配，道德就要被赋予社会属性，要被统治者用来在广大的范围内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所以说，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存在着明显的阶级性。

其实，也就是说道德实际上是由统治者进行定义的，多数情况下，统治者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就形成什么样的道德风气。

二、领导者需要具备的道德素质从前面对道德一词所分析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可以看出，做为领导者，固然承担道德表率的责任，但重要的是要承担道德解释的责任。

其实这一责任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做到保证领导活动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做为领导者，第一的道德就是做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我们认为领导者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道德素质。

（一）执行力做为一个领导者，其对领导活动驾驭的程度，对领导意图贯彻的能力，称为执行力。

一个没有执行力的领导者，不会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当然也谈不上道德修养。

就执行力而言，要求领导者所具有的道德层面的素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定和坚忍的精神。

在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并为自己的信念不惜任何代价地去完成。

比如越王勾践的故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报仇和打败吴国，宁可卧薪尝胆，付出常人不能忍受的辛苦，最终取得成功，使自己成为一个最终代表道德和解释道德的人。

二是有必要的权谋和权术。

《孙子兵法》中有一言，“兵者，诡道也”[4]，虽然是论述军事方面的方法和计谋，但是，离不开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且最早的领导活动也是从行军打仗开始的。

所以说，做为一个领导者，如果讲求传统的所谓的“道德”，忠厚老实，实实在在，光明正大，实际上是在愚弄大家。

春秋时期有一个宋襄公，极力推广仁义，什么不半渡而击，什么整军而点，其结果是丧师辱国，后世没有人说他有多么的道德。

三是敢于临机决断，不犹豫，不手软。

所谓能杀人、能救人，就是这个道理。

俗话说，好人不一定是好领导。

这里的好人，其实说的就是那些没有决断能力，一味和和气气的老好人。

这样的人，处朋友，也许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带队伍，肯定不行。

所以，要求做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在必要时，“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影响领导活动的人和事，必须果断处置，以确保领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亲和力在这个方面，有接近传统道德方面的意思。

但是有个前提，必须是为领导活动服务的行为。

一般而言,对于领导者,亲和力是用于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关键素质。

在这方面，要求领导者起码要具备从容的个性气质和对个人利益得失的清醒认识两个素质。

从容的个性气质，就要求一个领导者，在该怒的时候怒，在该笑的时候笑。

谈吐从容，表达能力强。

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被称为“最有潜力的素质”，这就说明在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都要有良好的外在形象，甚至在吃穿举止等方面，都具体良好的表现，这样才能有利于在公众和下属面前展示出良好的领导水平，才能够被下属所接受。

领导者也是一个有着各种利益需求的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就是人,并不因占有一个总经理位置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而在‘人性’上有点改变,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往往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更大个人满足的决定，即使决定不符合公共利益。

”[5]这就说明，一方面，为个人谋取利益是人的天性，但另一方面，做为一个领导者，必须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利益。

每一个领导活动，从本质上都是利益分配的行为，一方利益的增加，必定要减少另一方的利益。

而对于公众和下属来讲，利益的增减，是对领导者拥护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领导者如果借领导活动之名,明目张胆地牟取私利,这种行为必然引起领导活动的异化,会极大地抑制领导活动的正常进行。

所以，一个领导者，在考虑个人利益的时候，必须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利益是不是会构成对领导活动和领导能力的伤害。

如果不计后果，利令智昏，势必会受到下属的抛弃，导致领导活动的失败。

领导者一旦招致多数人的讨厌,他的个人权力就会丧失殆尽,位置权力也就无任何功效而言。

（三）导向力做为一个领导者，既是道德规范的执行者，也占有者对道德规范解释的地位。

这种解释，不能是简单地看成领导者固有的权力，而是借助原有的道德资源，进行提炼和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加工的能力和水平，是一个领导者对道德掌控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表现。

在近代中国，针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曾先后提出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向雷锋同志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这些思想很快形成普遍的共识，成为全民的道德观。

且不说这些观点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正向还是负向，单从这些观点对道德的影响看，说明，一方面它们适应了当时那个年代要求，另一个方面，提出这些观点的人，是具有强大道德感召力的。

三、加强领导者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领导者是“道德”的最高体现,是下属要学习的楷模。

只有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领导者的水平,他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毕竟群众之所以需要领导者,就是要有人带领着大家前进,而只有在素质上高于大家的平均水平的人才有可能带领人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