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商历史角度解读企业家精神

从晋商历史角度解读企业家精神内容摘要：近年来，企业家精神备受关注。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不尽相同。

本文根据明清时期的晋商历史阐述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认为企业家精神不仅包含了学者们普遍认同的创业与创新精神，还应包含处理企业利益相关者关系时所秉持的伦理精神。

关键词：晋商企业家精神企业伦理引言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源泉是什么？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土地（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技术都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增长的秘密，企业家的创业及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源泉（李政，2010）。

由此看来，企业家精神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能再回避的重要要素，正如Holcombe（1998）称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经济地理和区域科学的研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已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企业家精神较为活跃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也较高，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吴向鹏、高波，2007）。

那么，企业家精神是如何被定义的呢？弗兰克·奈特（1921）称企业家精神是克服经济系统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种力量。

舒尔茨（1975）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处理非均衡的能力。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是社会发展的策动力量。

德鲁克（2007）在其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个人或机构独有的特征，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个性特征。

企业家精神视变化为常规，创新则是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

学者们虽普遍认同企业家精神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创新的一种稀缺的无形资源，但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

读史使人明智，本文认为可以从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中寻求智慧，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回顾我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有一支这样的神奇商业劲旅，它崛起于我国北方的一片贫瘠土地，贸易版图纵横欧亚，资利盐池，汇通天下，称雄商界五百年，这就是著名的晋商。

本文将从晋商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借助晋商历史解读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加以阐述，以期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启示。

晋商视角下企业家创业与创新精神的内涵解读晋商是活跃于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雄踞徽商、浙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

晋商经营项目之广可谓“上自绸缎，下至葱蒜”，贸易区域遍及国内各地且涉足欧亚地区，票号的创建更是将其推向鼎盛，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

晋商不仅为明清时期的山西省带来“海内最富”、“金融贸易中心”的称号，还促使许多城市的复兴，如民谚所道“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等。

正如前文所述，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最终依靠的是其内部的驱动力，而这一驱动力恰恰是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活动，企业家精神是核心。

晋商长达500年的成功，必然离不开其企业家精神。

那么，根据晋商历史，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本文首先认同企业家精神包含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尤其重要，但这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全部。

中国的传统智慧强调原则的力量，如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道而生”，也就是说凡事应依照内心潜在的善恶等价值取向原则。

那么，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绝不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

因此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及处理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关系时所秉持的伦理精神。

（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人多地少。

艰难的自然生态环境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与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

也正因为黄土高原的贫瘠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激发了山西农民兴家立业的壮志情怀，因此他们纷纷选择“走西口”，踏上创业的道路。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有证：“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

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走西口”走出了一批伟大的晋商乔贵发等，走出了晋商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

例如由晋商主导的“万里茶路”自南从福建闽北武夷山起，至北到恰克图，长5150公里。

在运输过程中，晋商几经变更交通工具如船队、车队、马帮、驼队，后又翻山越岭，闯沙漠，过草原，加之常常遇到盗匪抢掠，路途之遥远与艰苦难以想象。

这些艰苦都映射出晋商身处困境、奋力图存的优秀品质。

（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诺斯（2007）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中指出“每当由于不同经验而大相径庭的、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发展时，企业家便涌现出来”。

晋商就充分证明了此观点，其成长史就是一部创新史。

第一，营销创新。

首先，理念创新。

晋商的营销理念是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

例如商品本多以“斤”“尺”售卖，但凡有散货，也务必将其包装好，便于顾客提携；为满足散装需求，红茶多压成短粗木状的圆柱型，锯成小段破开零卖，砖茶亦可切片。

其次，晋商懂得市场调研，对目标市场进行充分地了解。

例如“万里茶叶之路”跨越汉人、蒙古人、俄罗斯人三大族群，由于彼此语言不通，要做成茶叶生意，必须对蒙古人及俄国人的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当地环境国情等进行充分地了解。

晋商了解到西伯利亚高原位于高纬度地区，蔬菜极少，饮食以肉食为主。

中国茶叶具有化油脂的功效，于是就成了这些游牧族群的日常饮食必需品。

又如大盛魁知晓蒙古人喜穿斜纹布衣而大量进购。

再者，晋商成功地创建了品牌。

营销做到最后就是在做品牌，品牌不仅是质量和服务的象征，也是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主要标志。

历史上，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甚至以砖茶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

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复盛公商号，人们皆愿购买“复”字号所售之货。

由此可见，没有自己过硬的品牌的商号，是难以长久兴盛的。

第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晋商重视人才，对人才管理的创新体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人才选拔、培训、考核方面的创新。

晋商有一套严格的选拔用人制度，采用“本地人策略”考察家庭背景，还有“学徒保举制”即学徒入号前须由有信誉的商铺推荐，学徒出事，保举人负有连带责任。

对经理的选拔更需要有重量级的人物来保荐。

学徒入号后，总号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对学徒进行为期3年的全方面培养，包括业务技能的学习和职业道德的训练。

在用工时实施严格的诚信考核程序，如是否经得起金钱美色的诱惑、是否可以保守商业机密等方面，经过长期考核，合格者方能录用。

在聘用商号经理前，财东先对此人进行严格考察，确认此人能够胜任，则以礼招聘，委以全权。

其次，员工激励制度的创新。

晋商首创“人身顶股制”，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所顶的一定数量股份，按股额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

身股的多少是按照个人的才能、工作资历与业绩来确定，只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

晋商通过“顶身股”把商号的经营与员工的经济利益挂钩，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第三，金融创新。

晋商分号经营，各地之间款项划拨通过镖局运送成本高、不安全，地域间的资金调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交易，因此解决不同地域间的现金收解和债务清算成了当务之急。

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为那些在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或四川、天津间的现款划拨业务，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等同乡回到当地领取银两，这种汇兑方式打通了南北大地间的金融动脉，实现了更快、更安全的商业流通。

后因请求兑拨的人数越来越多，双方经协商，决定收取一定手续费。

西裕成的掌柜雷履泰识出巨大商机，于是西裕成颜料庄便开始兼营汇兑业务，后因获利丰厚，专营汇兑。

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更名为“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创造了票号市场。

之后晋商凭借巨额资本、分号经营和卓越信用，垄断了票号业务，将晋商推向了历史顶峰。

第四，制度创新。

晋商以地缘乡土关系为基础，把商埠中同乡人联合起来，成立行会组织，其实质是自治、自束、自卫的团体。

晋商行会统一订立会规、公约，明确规定了会员义务、行为及惩戒办法。

行规一般郑重刻碑立于议事的会馆，作为永久性的公开凭据。

会规的出现保障了商事交易地顺利进行，还能使商事纠纷可以便捷、高效、低成本地解决。

如有商人违反会规时，首先要在会馆内受到处罚，“倘有不遵者，大家举官究治”（黄鉴晖，2002）。

这种“集体惩戒机制”保障了信用体系的有效运行，大大避免了不诚信的现象，稳定了晋商整体的商业信誉。

晋商的伦理精神之体现企业伦理是指“企业为行为主体，善恶价值取向的伦理理念为核心，企业在与处理内外利益相关者关系时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企业家不止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人，还应是人类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企业家精神不仅包括创业和创新，还包含了伦理精神。

晋商的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其处理内外利益相关者关系时所秉持的原则：（一）企业与客户晋商秉持“见利思义，诚信不失”。

对待顾客以诚相待，所销售商品货真价实“秤平、斗满、尺满足”，对产品质量负责到底如有名的复盛公“换油事件”；且商号拥有极高的信誉，如晚清时期，政局动荡，战事不断，许多地方的金融机构挟款歇业，而山西票号却尽量坚持营业，在失去账目的情况下也坚持“见票即兑”的承诺。

（二）企业与员工晋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满足员工的合理要求，如“身股制”适合员工的长期发展，“东掌两权分离”代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放权行为使大掌柜具有经营自主权。

对人才“用之不疑，疑之不用”、“平日不过问盈亏”的原则大大解放了优秀人才，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

若经营亏损在情理之中，都能得到股东的宽容和再次信任。

（三）企业与股东掌柜竭力改善经营业绩，为股东谋求回报，诚信无欺，告知企业的经营状况。

（四）企业与企业晋商与同行既平等竞争，又相互关照，在竞争中谋求协调。

如慎待“相与”，就是指不轻易建立同行共事的业务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五）企业与社会公益晋商追求高尚的道德人格，热心于社会公益，忧国忧民，如灾年设锅施粥以赈灾民，大捐军饷以助朝廷平定战乱。

例如常家为救助灾民使其有颜面地接受施舍，以盖戏楼为名义，规定“搬一块砖换一天的饭”；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票号商为朝廷捐输助饷最为活跃；清后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将山西多处的煤铁采矿权让渡给英国福公司，晋商集资近200万两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我国山西省的煤炭资源。

正是晋商这种“富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把晋商伦理推向了崇高的道德境界，也使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更加饱满。

结论晋商的成功源于企业家精神，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然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半径却在不断延伸，晋商的“经商有道、做人有德”的晋商伦理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对于我国现在频出的产品质量事件、企业家公众形象满意度降低的现象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我国企业应以史为鉴，学习晋商的成功之处。

参考文献：1.李政.创业型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策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吴向鹏，高波.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6）3.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4.黄鉴晖.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