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概述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
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
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柏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人。
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为机构主任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马克思及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及文化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等的法则规律，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和发展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建于1923年，A.希特勒上台后曾先后迁往日内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纽约。
1950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
霍克海默1930～1958年任研究所所长,并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
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
除上述几名代表人物外，较有影响的还有： E.弗罗姆、W.本杰明、F.波洛克、A.施密特、O.内格特等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研究所的成长历程具有密切联系,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19 69年以后，研究所逐渐解体，批判理论的主旨仍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代理论家的著述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
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
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
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
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
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
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据。
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柢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
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
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
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
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
批判理论与社会学批判理论与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
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
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
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
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
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
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T. 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
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
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
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
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
他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
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
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
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
因为在我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
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因为在我看来，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
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
所以，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我们已经跨过2000年，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计算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
此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分析当前全球化文化产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用于我工作需要的理论资料。
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产业和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
既然当代受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剧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
在我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发展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资本制度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赞誉大众传媒和文化的批评研究，并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见凯尔纳，1982，1989a 和1995a）。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提出了一种文化和传媒研究的批评和跨学科方法，包括媒介的政治经济批评、文本分析、大众文化和传媒对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大众接受研究。
他们创造“文化研究”一词来指代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化过程及推动该体系的商业迫切性。
批评理论家们通过分析工业生产时代所有的大众传播文化产品，指出文化工业产品与其他大众产品具有同样的特征：商品化、标准化和大众化。
然而，文化产业的具体功能，既促使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又使个体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中。
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1978[1932]，1941，1982，和1989），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的研究（1984），赫尔佐戈对广播肥皂剧的研究（1941），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产业的著名研究（1972和阿多诺1991）中所提出的大众文化的观点和标准，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研究案例。
在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中，他们首次利用社会批判理论，来系统地分析和批评大众传媒文化和传媒。
作为社会理论家，他们首次意识到他们称谓的‘文化产业’在当前社会再生产前提下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大众文化和传媒，因位于娱乐活动的中心，成为社会化的重要驱动剂，政治现实的调解者，而且应该被看作当代社会的主要机制，并产生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不同的影响。
进而，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在政治背景下能够使工人阶级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
由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的经典方案中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所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早期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员，一直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兴盛对他们的影响。
他们分析了文化产业和消费社会稳定当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并相应地寻求新的政治改革的措施，政治变化的机制，和政治解放的模式。
这一切可用作社会批评的标准，政治斗争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