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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以“江某刘某事件”为例杨景;冯湜【摘要】互联网因其互动性强、受众可相对自由的表达自己观点等特点,已经成为普通大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一个重要平台,网络舆论也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快速兴起.一方面,网络舆论是普通大众民意的体现,可以对社会以及政府进行舆论监督;而另一方面,如果利用不当,可能会造成舆论的非理性表达,造成大众盲目跟风、被煽动的不良消极情绪,甚至形成网络暴力.“江某刘某事件”对于探讨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的形式、特征、成因及解决对策有重要参考价值.【期刊名称】《今传媒（学术版）》【年(卷),期】2018(000)008【总页数】2页(P25-26)【关键词】自媒体;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作者】杨景;冯湜【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116024;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11602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10一、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的形式1.网络舆论的话语暴力。
凡是可以发表评论以及观点的平台，都存在着文字攻击、话语暴力的情况。
最常见的就是微博中的评论、新闻客户端的煽动性回复等。
在“江某刘某事件中”就存在着这样非理性的话语暴力。
2017年11月10日，《新京报》微博客户端做了“局面专访‘江某案’”，刘某和江某妈妈见面。
视频中刘某的态度以及表现引得网友纷纷对刘某进行谩骂甚至人身攻击。
江某妈妈的微博中贴出来的微信截图以及电话录音也点燃了广大网友的怒火，对刘某本身的人身攻击上升到对刘某一家的咒骂。
网友们认为，刘某没有出门救江某，江某妈妈找她她也不露面非常令人寒心；刘某妈妈说江某命短，刘某一家都很恶毒无耻，人品低劣；甚至有网友说刘某一家没有素质，缺少家教，都是人渣。
这些都是典型的非理性话语暴力。
2.网络舆论的道德审判。
网络舆论的道德审判主要指网络舆论越过司法程序，以道德标准取代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论的道德审判的行为越来越常见，本质上是以“民意”干预司法。
底层青年群体媒介抗争组织化路径纾解
李春雷;邹月华
【期刊名称】《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2
【摘要】转型期非均衡的利益博弈使底层社会群体利益受到了较大损害，“群体性事件”可以被理解为“聚众”通过行动而释放利益诉求信息的一种形式。
社会化媒介日益成为底层群体利益诉求表达的新渠道，底层青年群体在利用社交媒体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抗争现象，即媒介抗争组织化。
文章从边界、意识和对话三个角度对其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以此揭示底层青年群体如何通过有“组织性”的媒介行为来争取媒介话语权。
由此，从公众充权、媒介平权和社会助权的角度出发，提供一条以“自我增权”为中心的媒介抗争组织化纾解路径。
【总页数】6页(P51-56)
【作者】李春雷;邹月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群体性事件中底层群体对微媒介的使用心理--基于媒介依赖理论的思考 [J], 葛靖;李春雷
2.基于底层抗争的想象性报复:社会怨恨视角下的媒介暴力研究 [J], 冯莉
3.从底层群体利益抗争到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社会矛盾主体迁移及治理思路 [J],
朱力;杜伟泉
4.青年群体\"环境共振心理\"的新媒体纾解路径研究——基于\"MM市PX事件\"的实地调研 [J], 舒瑾涵
5.环境抗争中怨恨情绪的纾解及现代化治理路径 [J], 孙日华;任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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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卷第9期Vol.9 No.93探析女性议题报道中的媒介暴力现象吕君怡（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摘 要：本文通过对女性议题报道的分析研究，探究了媒介暴力现象在女性报道中的政治经济领域、社会民生领域和特殊群体领域等的表现，并从社会环境、传播渠道、传播管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女性议题报道中媒介暴力现象泛滥的成因，最后结合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媒体报道中做到“去暴力化”、纠正性别歧视的偏激社会舆论、营造一个健康公正的媒体报道环境的策略。
关键词：媒介暴力；媒体责任；女性报道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8）09-0003-02编者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日益增多，女性与媒介的互动关系随之进入了传播学研究视野，学者们纷纷瞩目女性意识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呈现，以及媒介如何参与女性的社会形象塑造这一议题。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女性主义者看到了媒介推动性别平等的巨大潜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大众传播仍对女性存在形象刻板化、标签化、意识边缘化等偏见。
正因如此，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
新时期下，探索女性逃脱传统思维定式塑造社会形象，掌握话语权以自己的名义发声，对媒介发展、社会进步具有不容小觑的现实意义，其前景任重道远。
媒介暴力是媒体利用一定手段对受众或当事人实施暴力的行为，是媒体失责的主要表现之一。
它的实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接暴力”，即运用显性手段，比如刊载暴力内容、捆绑暴力内容、模拟暴力内容等看得见的明显手段对大众施加暴力。
另一方面是“间接暴力”，这是更为隐秘、伤害性却并不低的隐性手段，比如利用冷漠处理、深挖隐私、越界审判等“冷暴力”手段对当事人造成伤害；或者通过“议程设置”、“贴标签”、制造舆论压力等不易令人察觉的“符号暴力”手段对当事人或受众造成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危害。
《基于性别视角的媒介暴力研究》篇一一、引言媒介暴力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的问题，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媒介暴力问题日益突出。
性别视角下的媒介暴力研究，旨在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出发，探讨媒介暴力对男性和女性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本文将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媒介暴力的概念、现状、影响及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媒介暴力的概念及现状媒介暴力是指通过媒体传播的暴力内容，包括电影、电视、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
这些媒介中的暴力内容往往以血腥、残忍、色情等形式呈现，对观众产生不良影响。
当前，媒介暴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在成人中普遍存在，也在青少年中日益严重。
三、性别视角下的媒介暴力影响1. 对男性的影响男性在媒介暴力中往往扮演着施暴者的角色，过度暴露于暴力内容可能导致他们对暴力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偏差。
一些研究表明，男性更容易受到媒介暴力的诱惑和影响，更容易产生攻击性和暴力行为。
此外，媒介暴力还可能削弱男性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导致他们难以理解和关注他人的感受。
2. 对女性的影响女性在媒介暴力中往往成为受害者。
过度暴露于媒介中的性别歧视、性暴力和身体暴力的内容，可能使女性对自身价值和安全感的认知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内容可能使女性产生无助感和恐惧感，降低她们的自尊和自信心。
此外，媒介暴力还可能使女性对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采取逃避和被动应对的方式。
四、媒介暴力产生的原因1. 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是媒介暴力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些社会文化观念，如男性优越感、性别刻板印象等，使得媒介中的暴力内容得以传播和强化。
此外，一些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收视率和利润，往往倾向于制作和传播更具吸引力和刺激性的暴力内容。
2. 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也是导致媒介暴力的原因之一。
一些人可能通过暴力和攻击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和情绪需求，而媒介中的暴力内容为他们提供了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
此外，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挫折和压力时，可能会通过暴力和攻击来发泄情绪和寻求心理平衡。
凝视与欲望下空洞的能指——后现代电影中的娼妓形象建构翟菁;谢霈【摘要】后现代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应生产物,模糊了高雅与世俗、艺术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对已有电影的表现内容、框架结构、叙事视角等方面进行着结构和疏离,而这些表征恰好契合了女性主义的某些需求.通过对后现代电影中娼妓这一独特女性群体的形象呈现,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在后现代影像中依旧没有跳出传统的牢笼,在男性话语体系下的“旧形象”依旧没有得到改变.【期刊名称】《新闻传播》【年(卷),期】2012(000)007【总页数】2页(P45,47)【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娼妓【作者】翟菁;谢霈【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文语种】中文前言：后现代主义衍生自美国未来派代表人物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价值评判、审美标准等都将被抛弃，社会阶层将以知识和教育为准则重新分化组合，一个全新的科学技术、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修正。
后现代电影是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合流后的产物，它藐视权威、抛弃宏大叙事，它怀疑一切、重新审视一切、对崇高感和使命感的颠覆和疏离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主义相契合。
笔者试图通过对后现代电影中娼妓形象的呈现，来探讨女性在后现代影像中是否跳出了传统的牢笼。
男性和女性的传统关系究竟是被颠覆还是被强调，女性主义究竟是被推动还是被远离？一、男性视觉魅惑下的娼妓形象性和道德两个因素一直与中国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抱有精英主义观念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坚持伦理道德的合法性，却也必须直面广大观众的享乐主义和窥视癖的倾向。
①娼妓作为城市里的特殊人群，通过身体的交换来参与构建着城市空间，窥探着城市的秘密，作为下层群体，她们没有记载自己的生活，甚至只有在对她们进行监管、向世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的时候，她们作为社会象征，才会“被历史记载”。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篇一一、引言在当今社会，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其内容和形式对公众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媒介批评，旨在揭示媒介内容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推动媒介内容的平等与多元。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媒介进行深入批评，以期为媒介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二、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女性主义认为，性别不应该是决定个体社会地位、权利和机会的唯一或主要因素。
在媒介批评中，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媒介内容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性别刻板印象的传播以及性别歧视的呈现。
通过分析媒介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如女性形象被物化、被边缘化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公众对女性的认知，也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三、媒介内容中的性别偏见（一）女性形象被物化在许多媒介内容中，女性形象往往被物化为审美对象或消费符号。
这种形象塑造不仅忽略了女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使得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被削弱。
例如，在广告中，女性常常被描绘为追求时尚、追求美貌的消费者，这种形象塑造使得女性的价值和意义被简化为外在的审美和消费。
（二）性别刻板印象的传播性别刻板印象是指对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角色、行为、性格等方面的固定观念。
在媒介内容中，这种刻板印象的传播往往表现为对男性形象的过度美化或对女性形象的限制。
例如，许多影视作品中的男性形象被描绘为强大、英勇、无所不能，而女性形象则被限制为温柔、贤惠、依赖男性等。
这种刻板印象的传播不仅限制了公众对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也阻碍了性别平等的实现。
四、推动媒介内容的平等与多元为了实现媒介内容的平等与多元，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提高媒体从业者的性别意识媒体从业者是媒介内容的主要制作者和传播者，他们的性别意识直接影响到媒介内容的质量和价值。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媒体从业者的性别教育，提高他们的性别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呈现女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二）鼓励多元的性别表达在媒介内容中，我们应该鼓励多元的性别表达，尊重每个人的性别认同和选择。
微博新闻场的象征暴力解读作者：丁莉来源：《今传媒》2014年第05期收稿日期：2014-01-03作者简介：丁莉，女，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理论研究。
摘要：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于1996年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电视上批判电视的演讲录。
书虽“小”，然而在此书在法国各界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新闻传播领域内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争论。
让我们将视角从西方转到东方，由过去转到当下。
微博新闻场已经成为现代传媒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试图分析传统新闻媒体的官方微博新闻场的象征暴力特征。
关键词：《关于电视》；象征暴力；微博新闻场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33-02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是根据1996年3月18日录制的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关于电视》简约易懂，简单地说，这本小册子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电视上批判电视的演讲录，布尔迪厄以犀利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却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电视媒介发展的如火如荼，各种新媒体也乘胜追击，甚至有赶超传统媒体的态势。
而在各种媒体平台风光无限的背后，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与问题也太多太多。
斗转星移，写于20世纪的这本经典著作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于今日的中国媒体环境中。
20世纪，人类文化进入到电子媒介时代，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社会上兴起一时，就像任何一种新媒介诞生都会受到两种完全不同声音的评判一样，对于电视媒介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大阵营。
让我们将视角从西方转到东方，由过去转到当下。
自新浪微博2009年在中国正式上线后，对我国的新闻传播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根据CNNIC第32次互联网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微博网民规模为3.31亿，较2012年底增长了7.2%，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将聚焦于微博新闻场中的象征暴力的解读。
媒介暴力问题研究笔谈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6级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在杨立川教授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媒介暴力问题，并就如何加强媒介暴力的管理规范和学术研究，克服媒介暴力的消极影响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里刊登他们的几篇研究文章。
关于媒介暴力的界定马小璐蒲莳郑少云陈琦讨论媒介暴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媒介暴力？以下是目前国内外研究中主要的几种对暴力的定义：美国加州大学的传播研究中心自1995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全国大众传媒的暴力监测，其暴力包括运动暴力、滑稽暴力、口语暴力等任何能导致身体伤害的暴力。
无论是有意无意，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伤害，都属于暴力。
1988年，新加坡亚洲大众传播研究与情报中心对亚洲8国的电视节目进行了暴力监测，对其定义为“使用体力或言辞对某人或某些人造成心理或肉体上的伤害，以及包括对财产和肉体的毁灭”。
这个定义比葛伯纳对暴力的定义更多了对言语暴力、财产损害暴力和心理伤害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把“媒体暴力”这一概念细分为“真实暴力”与“幻想中的暴力”两种形式。
真实暴力，指媒体对城市骚乱、示威游行、政治暗杀事件、战争场面等等的报道，是所谓“真实暴力”；幻想中的暴力，是指在一些娱乐性节目中存在的暴力场景，如在电视剧里大量存在的暴力镜头，一些儿童节目中出现的暴力游戏，即是所谓的“幻想中的暴力”。
以上主要是国内外理论界目前存在的对媒介暴力定义的相关论述。
国外的学者主要以实施暴力的出发点为界定条件，认为如果是有目的的，有意的暴力行为就属于媒介暴力；在媒介暴力的包含范围中，主要把媒介暴力分为语言上的暴力和心理上的暴力。
而我国对媒介暴力的界定，其实是从暴力内容上进行区分，包括真实存在的可以看得见的暴力伤害，也包括心理上潜在的暴力伤害。
根据以上国内外专家对媒介暴力的研究，我们把媒介暴力定义总结为：大众媒介传播对受众造成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身体上或者心理上伤害的行为。
我们认为媒介暴力的实施者是大众媒介，包括电视、广播、杂志、网络、户外媒体等所有大众媒介；主要是从暴力效果来进行界定，无论造成的伤害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只要在客观上对受众造成伤害；而伤害的内容不仅包括所有言语上能感受得到的伤害，也包含潜在的心理上的伤害，而有些负面影响不一定是在现场就可以发现的，或许是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显示出来，比如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
《基于性别视角的媒介暴力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当代社会中，媒介暴力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电视节目、电影、网络到社交媒体，各种形式的媒介内容无所不在。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通过这些媒介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其中包括暴力元素。
本研究将重点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媒介暴力进行研究，分析不同性别的受众在媒介暴力的影响下可能面临的独特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性别平等和尊重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观念，而媒介暴力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大量研究表明，长期接触媒介暴力内容可能对个体的心理、行为和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基于性别视角的媒介暴力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献综述过去的研究表明，媒介暴力对男性和女性受众的影响存在差异。
男性受众可能更容易模仿媒介中的暴力行为，而女性受众可能更容易受到媒介中性别歧视和暴力情节的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从性别视角出发，深入研究媒介暴力的影响机制及其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
四、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收集各种媒介内容中的暴力元素，分析其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们将对不同性别的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以了解他们在接触媒介暴力后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五、研究结果1. 媒介暴力对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男性在接触媒介暴力后更容易模仿其中的行为，但这种模仿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实施暴力行为。
然而，长期的媒介暴力接触可能导致男性对暴力的态度和认知发生改变，使其更难以认同和平、公正的价值观。
2. 媒介暴力对女性的影响：女性在接触媒介暴力时，往往更容易受到其中的性别歧视和暴力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导致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和困扰，甚至可能导致她们在面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过程中保持沉默。
3. 性别差异与媒介暴力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受众在接触媒介暴力时，其心理和行为反应存在差异。
这可能与性别角色、社会期望和家庭环境等因素有关。
第2期2015年4月阅江学刊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No．2Apr．2015·新闻与出版·基于底层抗争的想象性报复：社会怨恨视角下的媒介暴力研究冯莉（南京晓庄学院，南京210017）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分层的加剧与矛盾冲突的升级使得社会怨恨情绪成为一种民间话语表达的显著特征。
这种表象在网络媒体中尤为明显。
大众传播媒介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信息载体，它应该发挥沟通信息、传承文化和促进群体和谐的作用。
新闻工作者要承担把关人的责任，避免不实不当信息和言论的负面影响。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吸引受众、抢夺关注的大战中往往会热衷炒作或跟风报道，体现为谣言、污名化、歧视、感官刺激等报道特征的媒介暴力，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造成群体之间的偏见与误解。
造成此种媒介暴力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眼球经济效益”的膨胀，深层动因还在于媒介契合底层受众在转型社会中的怨恨情绪以及由此延展的想象性报复，这也正是大众传媒不断吸引受众关注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社会怨恨；媒介暴力；“眼球经济效益”；想象性报复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5）02-0103-05收稿日期：2014－12－2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研究”（12YJC860006）作者简介：冯莉，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大潮蔚为壮观。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完善以及文化观念的重塑都在转型变革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而在这场剧目中，永恒的主角是作为社会底层群体的普通百姓。
底层群体包括“基本不占有组织、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以及拥有很少量资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①近年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其他大量城市低收入者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他们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均不具备优势。
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他们和其他群体在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层等方面越来越具有差异性。
底层群体之间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出现了相应加剧的趋势。
当底层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巨大的“相对剥夺感”，当他们对自301①罗峰，文军：《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群体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1－102页。
DOI:10.13878/ki.yjxk.2015.02.013阅江学刊：2015年第2期身的目标实现产生绝望感，于是便体现为怨恨情绪的高度膨胀与聚集。
“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
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
这种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
”①此种负面情绪容量的释放可以通过嫉妒等情感形式抒发，也可以通过怨恨他人来排解，甚至是通过实践层面的暴力冲突来大规模爆发。
而这些都是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方式。
怨恨情绪的表达在网络空间中尤为明显，比如在大量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中的围观与谣言传播、对特殊群体的言语攻击和非理性差评、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隐性嘲弄……这些都统一为对无法回避的不公平感和自身无能感的压抑与缓解，也是一种尝试平复积怨的想象性报复。
而我们仔细考量大众传媒的相关报道发现，不断强化底层群体生活现状和负面情绪的报道框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常态，这样集中而强势的媒介报道面貌也成为了媒介暴力的典型表现。
本文强调的媒介暴力是指，媒介报道内容的选取偏好以及报道手段的强势覆盖对于受众来说具有强大的心理影响力，而这也正是偏见和误读形成的根源。
本文试图以社会群体冲突为研究起点，对此类媒介暴力进行现象归纳和原因解读。
二、谣言：扭曲社会现实的新闻暴力谣言所存续的历史几乎可与人类的生存史比肩。
而新闻报道中的谣言在没有被戳穿之前，看似传播的皆为事实。
有时即使被迅速证伪，仍能借助某种“惯性”走遍四方，这种“惯性”背后蕴藏的往往是新闻把关人揣摩出的底层群体深层的怨恨情绪。
底层群体在面对社会分化巨大差异时因无力改变而产生怨恨，怨恨的表达方式是通过创造各种想象性的消息去界定、诋毁“我们”无法变成的“他们”。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深层怨恨基础，所以媒体乐于去炒作相关社会事件和冲突报道，未经证实就迅速扩散的消息往往正中不能自拔的怨恨主体。
谣言在很多场合与媒体提供的新闻事实纠缠在一起，而当下传统媒体对谣言的屏蔽并不积极，有时不加辨别地予以刊载、播出，有时仅仅以标题后的问号来表现出微弱的质疑。
传统媒体的新闻如果再被网络媒体转载，虚弱的问号也常常被删除，一篇质疑性报道俨然成为了事实性新闻予以转载。
2012年5月10日《现代快报》第17版的一篇新闻《外来工孩子想在南京上学父母要有高中学历才行？》显示，记者在报道时明知所谓“外来工孩子想在南京上学须有学历要求”的说法仅为该市某小区周边进城务工人群中的传言，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已及时辟谣。
在此情况下，该报仍然予以报道，并配以大幅漫画描述了此则无中生有的谣言，仅在大标题中加以问号，虽刊登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澄清声明，但报道最后仍提醒读者可“投诉”。
此报道当即被数十家媒体转载，有的在转载时删除了标题中的问号。
媒体对谣言“明知故报”是谣言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定势。
当前，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入学较为困难的现象虽然确实存在，但是媒体把关人推而广之地认为一旦出现类似的传闻也必定合理可信，符合自己头脑中对此类矛盾的想象模式，因此认为撰写和播发这类新闻必定合理，即使有辟谣的事实出现，也不排除值得“投诉”的因素，由此堂而皇之地推断出此类报道。
三、污名化：加剧社会冲突的新闻暴力“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目标对象就是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401①［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页。
冯莉：基于底层抗争的想象性报复：社会怨恨视角下的媒介暴力研究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
”①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
特定群体的污名化、标签式报道根源在于我国当下社会分层细化后，因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地位分化、城市化加速以及社会体制性矛盾凸显等多种原因导致的仇官、仇富的阶层心态对立。
“一种持久的社会压力越被感受为顺乎天命，就越不会、也越不可能产生确实改变这些状况的力量，因此就越要在一种缺乏积极目标的批判中对现存的一切发泄怨气。
”②发泄的方式一是指向特殊的怨恨群体，二是指向特殊的怨恨个体。
在情感上表现为通过降低高等级价值的层次来和平衡自己内心。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社会底层群体曾被新闻报道随意与肮脏、低俗、愚昧、犯罪、暴力等词语及其代表的群体形象粗暴地挂钩，有关他们的新闻俨然成为媒体社会新闻尤其是犯罪报道不尽的新闻来源，“外来务工人员”“某省来京务工人员”等标签成为他们的标配性描述模式，对这部分城市新成员来说，媒体“污名化”的软暴力报道让他们在从事城市边缘工作的同时，无法融入自己所服务的城市之中。
2013年7月22日《北京晚报》的报道《小偷趁房主犯事被拘留用切割机把房门割开盗窃》中称“来京务工人员鲁某动了歪心思。
他趁机跑到张先生家里盗窃，被警方抓获。
”并特别强调，“鲁某今年26岁，黑龙江人，初中文化。
”并配发了照片。
近年来政府对“新市民”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各级政府对他们在教育、医疗、购房、户口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渐保障他们的同城市民待遇。
在遭到污名化的贴标签后，这部分群体又日渐成为媒体报道中值得同情和帮助、救助的对象，甚至成为公益活动的宠儿。
与此同时，媒体报道对另一些群体的“污名化”报道却甚嚣尘上。
这些群体包括公务员、教师、警察、医生等原本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职业成员。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之时，社会运行体制和监督机制的缺陷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爆发式呈现，新闻报道在涉及这些矛盾和冲突时往往以激进和非理性的方式完成对这些群体的去魅（disen-chantment）。
《豪华餐厅隐身高校野生娃娃鱼随点随做》（荆楚网2014年7月18日）报道中说根据网贴爆料：“某高校餐饮会所门前车水马龙，记者看到，停车场内陆虎、奔驰、宝马、奥迪等名车比比皆是。
”还特别强调：“记者留意到，在餐厅内逗留的约30分钟内，前后约有30多名食客进入餐厅就餐。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中年人，外表斯文，许多人带着眼镜。
”而部分记者仅凭与服务员的暗访式攀谈，就先入为主地将网贴内容与目击情况合二为一，依据人的长相、打扮、年龄，甚至是否戴眼镜就强烈暗示就餐者非富即贵，粗暴地将整个公务员群体脸谱化和标签化。
《怕丢饭碗，公务员撞完人就跑》《“公务员”借口建寺庙骗三千多万上海警方掀起打击非法集资风暴律师提醒“高回报投资”需谨慎》《公务员辞职后扮老板诈骗》等类似新闻，直接将“公务员”这一职业身份作为吸引受众关注的“眼球”。
记者的报道方式让整个社会群体陷入污名化的泥沼，从而愈发加剧社会群体之间的的矛盾冲突。
四、隐性歧视：固化社会偏见的新闻暴力歧视的社会学解释为“歧视方由于担忧被歧视方对自己的地位、权利、利益、习惯、文化等造成威胁或挑战，而在言论或行为上对被歧视方进行丑化、中伤、隔离、甚至伤害。
”③底层群体在与外群体进行生存比较的同时发现，原本是我群当中更为弱势的成员却在特定场合变成了光环笼罩的“他者”，但他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依然无法彻底501①②③李建新，丁立军：《“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59页。
［德］马克思·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林克，曹卫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4页。
百度百科，2014年7月8日，http：//baike．baidu．com/view/858614．htm？fr=aladdin，2014年7月15日。
阅江学刊：2015年第2期脱离“我群”。
因此，怨恨就表现为“让我欢喜让我忧”式的矛盾纠结。
也就是说，当底层群体看待这些人时，一方面会同情怜悯他们的悲惨遭遇或不公待遇，另一方面又在心里暗自嘲讽这些人的遭遇是一种必然。
隐身于媒体保护外衣下的女性群体歧视，以近期媒体高度关注所谓“女大学生频频失踪”事件为甚。
2014年8月下旬以来，临近开学，重庆大学生高渝“搭错车”遇害案、江苏19岁大学生高秋曦失踪遇害案经媒体广泛报道后，两起孤立事件在被警方确认遇害当日即被收入百度百科词条。
随后，经媒体密集报道，人们发现各地失踪女生案例似乎突然增加，女大学生人身安全突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