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庆节的小故事：升第一面国旗的故事1949年10月1日。
*城楼。
全世界都瞩目于此。
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庄严而隆重地举行。
毛泽东强劲有力的湖南口音神圣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此前，军委三局(我军通信机构)的通信兵们为这个天的到来，实行了通信保障每个细节的周到准备。
毛泽东雄伟苍劲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整个世界!这声音宣告一个旧社会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接着，大典秘书长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一位站在毛主席身后的名叫苏冶的通信兵，和所有人一样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激动，但他多了一份别人没有的紧张和压力。
他的手也因这种激动和紧张而渗出了热汗，因为毛主席将在世界人民面前使用他和一个战友的一项技术发明：用电钮升国旗。
苏冶听到大典秘书长宣布的议程，立即上前一步，将一个遥控电钮递在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神采奕奕，表情庄重地按动电钮，在*广场上所有人的翘首以待中，遥控电钮顺利启动旗杆下的马达，自动将一面长460公分、高338公分的五星红旗徐徐升向明净的天空。
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广场喇叭里响起了雄壮激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无线电波首次把国歌送遍五湖四海，送上九霄云外，送入每一个翻身作主、激动不已的中国人民心中。
此时，苏冶注意到毛主席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一代伟人已情不自禁。
突然，毛主席发出一声赞叹：“升得好哇!”此话通过扩音器回荡在广场。
霎时，广场上一片欢腾，群情振奋。
苏冶理解主席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感慨中华民族终于升起了自己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二是褒奖通信兵设计的遥控升旗十分先进。
心潮澎湃的苏冶已泪湿眼帘。
国歌一个有国籍的人，对本国的国歌一定不会陌生。
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听到国歌就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力量的涌动，精神的昂发和情感的倾泻。
但你会一字不差地唱完国歌吗?我说，我不会，你也未必就会，如果不是经历一次不应有的尴尬，我不会想到关于国歌的话题。
前不久，我为一家远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送行。
朋友一家三口均系澳大利亚籍华人，7年前朋友留学澳洲，随后妻儿举家同迁墨尔本。
朋友出国之初，他儿子仅仅降生3个月，在不到一岁、还不会说话时就已随母亲赴国外陪读。
这次朋友带七岁的儿子第一次回国探亲，却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自然是其父母的刻意传授。
朋友说，为了母语不至于在儿子身上失传，他们对外说英语，家里一概说汉语，而他孩子的中文名字，就叫小华。
小华和我玩了一会儿游戏之后，突然提出要和我一道唱歌。
我问唱什么歌，他不假思索地说：“唱国歌。
”我说：“你们澳大利亚的国歌我不会唱，中国的国歌你又不会唱，怎么办好?”他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说：“我说的就是唱中国的国歌，国歌是我唱得的一首歌。
”我颇感意外和怀疑，一个在还不会说话时就出国在外的孩子，能唱这支融中华民族之魂、民族之气、民族之神的大歌?不过，随着童声的响起，我不得不信。
“叔叔，我们一起唱。
”在小华的邀请下，我们开始了二人小合唱。
我小声地唱了三句之后，嘴里竟冒不出原本十分熟悉的词儿来，不得不合着节拍转为哼唱那雄劲、激扬的旋律。
小华持续地将我的军：“叔叔，唱词儿，唱词儿呀!”他从头到尾唱完了国歌，而我在旋律中偶尔掺加两句还没忘尽的歌词，却也不是错了，就是混了。
我羞愧难当。
我惊异小华能把国歌唱得如此熟练而且情绪饱满。
我从朋友口中得知，在别的孩子学儿歌的时候，小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小华在澳洲上幼儿园后，有一次，幼儿园要举行歌唱比赛，规定曲目是3首澳大利亚儿童歌曲。
小华喜欢唱歌，嗓子有歌唱家的雏形，如唱规定的曲目获奖希望极大。
但小华在父母的支持下却一再要求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幼儿园的阿姨既惊讶又惋惜，说唱中国国歌大家听不懂，是获不了奖的。
而小华非常坚决：“不获奖也要唱!”比赛之前，父母帮他做了认真的排练。
比赛那天父母都去了，不但仅是去听儿子唱一首歌，而是去听儿子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唱祖国的国歌。
小华颇“奶油”的稚声中注入了几分刚劲，几分明快，几分激昂，把国歌唱得既孩子气甚浓，又大人味十足。
小华即使没有获奖，但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就连那位说唱中国国歌听不懂的阿姨也一边鼓掌，一边大声地说：“中国男孩，OK!”我相信，这位阿姨虽没听懂，却看懂了，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娃，从血液到肌骨不都是“中国造”吗?“中国品牌”的人种，国歌就写在他的脸上，刻在他的心里，流淌在他的血液之中!服装的革命50年来，中国人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是服装。
把服装的变化称作“革命”并非小题大作。
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没有忘记，中国公民穿衣服，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50年代风行列宁装和“苏联大花布”，那是我们谦虚而虔诚地向“老大哥”学习的标志，“老大哥”也太不仗义了，“苏联大花布”1尺缩2寸，吃过亏上过当的老一辈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们吃了人家的亏，还硬是不敢叫苦，我们的物质实在是太匮乏了，我们的国力实在是太脆弱了。
60年代，“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一出，黄军装开始在社会上走俏。
尤其是年轻人，以穿“黄”为荣，托亲告友，弄不到军装也要弄顶军帽戴戴。
我的家乡有一位农村姑娘，订亲时非要婆家给买一套*穿的那种黄呢子军装不可，她是从年画(照片)上看到的。
老公公四下里打听，哪里也买不到，最后来到武汉，见到卖衣服的店就钻进去问，卖不卖林副主席穿的那种黄呢子衣服?营业员都笑他。
他的行动引起了民兵小分队的注意，遂把他抓起来盘查，幸亏他是三代贫农两代要饭，才没惹出大的麻烦。
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社会上男女竞穿工作服。
男不男，女不女，老少不分。
一个民族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还会有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吗?其实，中国人穿衣服捉襟见肘，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太穷了。
*期间，布票和粮票就等于是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
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从日本进口了大批化肥，那种化肥袋是尼龙布的，上面印着“日本尿素”的字样。
精于俭约的农村人发现日本化肥袋能够做衣服，又便宜，又结实，正合贫困者的消费胃口。
怎奈求大于供，一般人很难弄到。
于是，农村传开来一首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八毛钱买条裤。
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现在回味这首民谣，你是可笑呢?还是心酸呢?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百姓，能弄到一条“进口”“尿素服”，可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呢!贫困决定了中国人穿衣只能满足于遮羞，御寒尚未尽人意，哪还谈得上美化?真正可悲的是，我们曾一度以此为荣。
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点被现代文明冲击得稀哩哗啦，首当其冲的便是服装。
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灰、蓝、黑及“军用黄”形成的色彩定势乱了阵脚;中山服、干部服、中式便衣溃不成军，西装、茄克衫、牛仔服、运动衫、旗袍、T恤衫、太子裤、休闲服……和平共处，各领风骚。
说来有点滑稽，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最先参与“服装革命”的，不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社会名流，而是那些无业、待业或不务正业的毛头小伙和黄毛丫头们，他们大胆地把牛仔服、喇叭裤引入我们的视线……80年代初我在中学当老师，我一看见班上十几个穿喇叭裤的男女同学，气就不打一处来。
忍无可忍之际，我亮出了“红牌”，把“喇叭裤”全部赶出教室，勒令他们：不换装就禁止入校。
当时，在社会上，牛仔服、喇叭裤成了痞子的“身份证”，整个民族都不能接受他们。
不过，十几年后，我也穿上了牛仔服，感觉挺不错，味道好极了。
告别清一色的服装，首先要告别清一色的思维。
穿衣的变化，实质上是中国人生活观点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革的最生动体现，这难道不是一场意义长远的“革命”吗?服装革命最先从广东、福建一带沿海城市兴起，因为，改革开放最先给那儿的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也提升了他们的精神欲求，在满足温饱之后，他们开始追赶世界服装潮流。
一个时期内，南国俊男靓女的服饰成了中国青年竞相仿效的时尚。
站在服装潮头的是少男少女，最缤纷灿烂的是女人和儿童。
年轻人穿衣不但注意季节的变化，而且充分展示个性，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全凭个人兴趣。
中老年人也不再满意那呆板的款式和单调的花色，买衣服挑挑拣拣，刺激得一些服装厂家变着法子适合他们。
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越老越俏”。
思想上的解放，经济上的改善，犹如两个轮子，推动社会向文明和现代化挺进。
从特定意义上说，服装新潮与否，是一个地区开放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人爱美，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摆脱了“左”的思想禁锢，走出贫穷的阴影，一天比一天鲜活起来，服装色彩越丰富，社会越美好，服装款式越多样，社会越文明。
再过50年，正是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之日，你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就会明白，我们的民族进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