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_特征_模式与机制

第２６卷第４期２００７年７月地理科学进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２６，Ｎｏ．４Ｊｕｌｙ，２００７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修订日期：２００７－０７．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５０１０２３）。

作者简介：冯健（１９７５－），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地理和城镇化研究，发表论文５０余篇。

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ｐｋｕ．ｅｄｕ．ｃｎ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冯健１，刘玉２（１．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２．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７２）摘要：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

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的分析表明，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带有计划经济色彩，而９０年代末的模式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异质性特征突出，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

关键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人口；社会区；郊区化；多中心；转型期１引言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基本发展动力下，综合了人口变化、经济职能分布变化以及社会空间类型等要素而形成的复合性城市地域型式，是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课题［１］。

这种视角把城市看作一个面，研究城市内部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间关系。

国外学者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有不同的着眼点，如：从“系统论”的角度，强调结构的组织规则和子系统的相互作用［２］；强调运行方式及与土地利用的关系［３］；强调与政治及公共政策的关系［４］。

就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而言，人口、经济和社会要素是很好的研究载体，而且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等要素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空间重构，因而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已成为新时期城市地理学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受政府干预较多，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土地无偿划拨使城市地域功能处于混乱状态，向心集聚一直是城市人口和产业空间决策和发展的主导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市场机制在塑造城市空间方面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如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引发一连串空间反映，城市居民收入和职业分化带来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户籍管理制度松动导致大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并进而影响郊区城市空间发展，离心扩散力量成为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导动力并诱发了郊区化进程等。

中国城市空间发展背景的上述变化，及在市场机制下所发生的空间重构，已９４地理科学进展２６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４￣８］。

随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面世和对郊区化研究重视，国内学者在城市人口与空间的关系［９￣１３］、城市社会区与社会空间分异［１４￣１９］、城市产业的空间力量［２０￣２２］等与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相关的方面也取得新的研究进展。

本文侧重从人口、经济和社会３大方面，对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特征进行系统总结；概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及其重构特征。

２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２．１中国城市内部人口空间重构特征２．１．１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的重构表１汇总了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间北京、杭州、广州、武汉和上海人口的空间变动数据。

在８０年代，多数城市已形成中心区人口减少、近郊区人口快速增长、远郊区人口低速增长的区域差异的基本格局；９０年代，这一大体格局仍得到保持，并且各圈层人口增减强度发生变化，中心区人口正在大幅度减少，而近郊区人口却快速增加。

９０年代中国大城市郊区化速度加表１中国城市内部总人口的空间重构（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Ｔａｂ．１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９］、［１０］和［１２］。

９５４期冯健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快。

上述趋势在北京、杭州和上海都得到充分体现。

如北京中心区人口，９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相比，其年均增长率由－０．４３％降至－０．９９％，而近郊区由４．３４％增至４．８２％。

杭州中心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１．５７％降到－１．７５％，而近郊区则由４．２９％增至５．４６％。

上海是四圈层结构，情况复杂一些，但趋势也很明显，核心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８０年代－０．６９％降至９０年代－４．４２％，“边缘区＋近郊区”则由２．５０％增到３．６１％。

广州和武汉虽略有不同，但与总趋势并不矛盾。

广州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还没有开始郊区化，但９０年代郊区化已经开始。

其中心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８０年代的１．２４％，变为９０年代的－０．６４％，实现了负增长的突破。

而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优势则进一步突出，其人口年均增长率由４．４３％提高到８．８７％［１２］。

武汉中心区人口在８０年代实现了负增长，但９０年代转而反升，与老城人口过于密集、旧城改造迟缓以及老城仍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前来就业的特点有关。

下文按常住户籍人口来衡量，发现９０年代武汉的郊区化仍在继续发展。

２．１．２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将总人口分解为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城市内部人口的空间重构特征，因为以常住户籍人口衡量郊区化可排除外来人口干扰并反映居民外迁的真实度。

以常住户籍人口来衡量，中心区居民外迁强度要远高于按总人口度量的结果（表２）。

如在北京，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间中心区按常住户籍人口的减少幅度（１４．３万人，增长率－６．１％）要比按总人口（８．２万人，增长率－３．３８％）大得多；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间二者的差异更大（常住户籍人口减少４０．３万人，增长率－１８．２％；总人口减少２２．２万人，增长率－９．５％）。

而近郊区的人口增长幅度更为显著。

北京８０年代近郊区总人口的增长幅度（１１４．９万人，增幅为４０．５％）远高于按常住户籍人口的增长幅度（８７．７万，增幅３１．６％），９０年代前者（２４０万，增幅６０．２％）远高于后者（１１３万，增幅３１％）。

杭州和广州的情况类似。

上述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的空间变动特点引起的，无论在８０年代还是９０年代，各城市中心区和近郊区都在集聚大量外来人口，不同的是杭州、广州中心区外来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在下降，而北京还在上升。

以北京为例，中心区外来人口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获得了８７％的增长，９０年代获得了１７６％的增长；近郊区的外来人口在８０年代增长了３８９％，在９０年代增长了４０７％。

不同圈层外来人口的变化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抵消了中心区人口的减小幅度，使得总人口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居民外迁的真实强度；另一方面，它加强了近郊区人口的增长幅度，因为近郊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更大。

总之，转型期中国大城市中心区有较多的常住户籍人口发生了外迁，但人口外迁的真实强度往往被总人口变化所掩盖，根本原因在于外来人口完全不同的空间增长格局的作用。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的差别。

２．１．３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将城市地域进一步细化，根据距离中心区远近，把近郊区分为“近郊区内沿”和“近郊区外缘”，根据距离近郊区的远近，把近郊区以外的都市区分为“都市区内沿”和“都市区外缘”。

按上述方法划分了北京都市区和杭州城近郊区，发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城市内部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人口变化的地域类型相对较少，多数地域人口缓慢增长，少部分地域人口中、高速增长或者减少。

具体如下：①中心区的街区已变为人口减少型；②近郊区内沿为人口中、高速增长型；近郊区的外缘地理科学进展２６卷为人口中、低速增长型；③近郊区以外的广大地域，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局部地域人口出现减少现象。

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内部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差异性已大于相似性，人口变化存在明显的多极增长特点。

具体表现在：①中心区街区人口减小幅度增大；②近郊区外缘转变为人口中、高速增长型；③都市区内沿大量区域人口增长中心的崛起，突出地表现在区县政府驻地街区和快速城市化街区人口的中、高速增长；④都市区外缘人口的减少已相当普遍。

２．２中国城市内部经济空间重构特征２．２．１城市工业的空间重构表２中国城市内部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Ｔａｂ．１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９］、［１０］和［１２］。

９６９７４期冯健等：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对中心地段交通和其它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导致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工业的集聚发展传统，但也带来了城区土地利用不集约和污染扰民等负作用。

改革开放后，工业污染扰民问题引起社会重视，污染扰民企业搬迁、治理成为８０年代中国城市工业离心化和郊区化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另外，由于对城市工业“大而全、小而全”体制的缺陷引起重视，很多城市开展了工业体制改革和着手调整工业布局过于分散的局面，在此过程中伴随了一定程度的郊区化。

９０年代，工业郊区化继续获得发展，出现大规模企业搬迁现象。

除了污染扰民企业搬迁、治理以外，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及随之而来的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功能置换成为工业郊区化发展最典型的动力，企业通过转让原址获得资金补偿，搬迁积极性大大提高。

很多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求而主动搬迁。

转型期城市规划与城市开发均推动了工业郊区化发展。

北京、杭州、广州和上海不同圈层工业用地面积或企业数量变化均可对工业郊区化进行界定［９，１２］。

在北京，１９８５￣１９９７年，市区因工业搬迁腾出用地５９ｈｍ２，其中中心区为４２ｈｍ２（占７１％）；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市区因污染扰民企业搬迁而腾出用地１７２ｈｍ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四环路以内工业用地比重已从８．７４％下降到７．２６％。

城市各类开发区的发展本身也是工业郊区化和工业空间重构的一种表现。

在杭州，３个国家级开发区多数都位于用地宽松的郊区，各区级工业园区基本上都倾向于选建在近郊区的外缘地带，实现由用地比较紧张的中心区向用地比较宽松的近郊区外缘的转移［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