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宋朝儒学的复兴与新儒家思潮的兴起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而闻名于世。
在宋朝时期，儒学得到了空前的复兴，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儒家思潮的兴起。
宋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的发展和推广，将之奉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思想。
他们通过选拔优秀的儒学生进入官僚机构，并将儒学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
这样的做法推动了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复兴。
宋朝时期的儒学家主要注重对经典的研究和解释，尤其是对《四书五经》的精读和理解。
他们通过研究经典文献，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观点。
其中，程颢、程颐兄弟提出的“理学”思想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儒家思潮之一。
程颢、程颐强调“理”这个概念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人类应该遵循“理”的规律，从而达到社会和个人的完善。
理学注重的是人的内心修养和道德品质的提高。
这种思想为社会人文关怀提供了新的方向，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郝经、朱熹等儒学家的思想也对宋朝儒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郝经注重了对儒家经典的考证和释义，为后世研究儒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朱熹更加注重将儒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强调其实际应用价值，对理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然而，随着宋朝的逐渐衰落，儒学也开始面临挑战。
在这个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逐渐增大，儒学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冲击。
而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思想和学说也开始涌现。
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是对宋朝儒学的一种回应。
新儒家着眼于儒学的重建和革新，试图挖掘儒学在新环境下的潜力。
新儒家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熹的弟子王守仁和王阳明。
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他认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改进，才能达到真正的认识和完善。
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理学的一些不足，并为后来的儒家思想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王阳明的思想更加强调人的内心修养和道德行为。
他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内在具备了对善恶的判断力。
两宋儒学，又称道学、理学、性理学和新儒学，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公元11- 12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这一思潮，集前人思想精华，汇经、玄、佛、老于一体，以孔孟儒学为主干，经300年雕琢，形成了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造就了以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为主流，以周、邵、张、二程、朱、陆等为代表的一代学派学者群。
由于这一思潮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因而自宋起被历代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统之学。
（一）宋代儒学兴起的社会环境宋代儒学是两宋政治、经济，以及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１.宋代的政治需要宋王朝，建立于延续了200多年的社会动荡之后。
为避免五代十国的分裂再次出现，宋代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太祖、太宗，特别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
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着手统一南北之前，赵匡胤就已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他接受了赵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的建议，统一南北后，立刻着手实施三项中央集权措施：收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精兵）归中央。
以后继任的皇帝，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如加强禁军制、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和转运使制等，这些措施使地方权力削弱，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保证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
西汉刘向曾说：文化不服，然后加诛。
宋朝开国收权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教化。
宋初三朝，实行释、道、儒三教兼容的方针。
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皇帝行三教并设，特别扶持儒家。
宋太祖于受禅之初，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亚圣、10哲、72贤及先儒21人的像，又亲自撰写孔子、颜回真赞。
真宗即位，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第45代孙孔延世袭这一名号。
他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文宣王赞》，称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他又亲作《崇儒术论》，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宋学名词解释
所谓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
面对儒学的内外危机，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复兴儒学，宋朝时，新儒学完全建立并蓬勃发展，亦名“宋学”。
宋学早期的代表人物孙复等聚徒讲学，不重章旬训诂，而是探讨经书义理，力求把握儒家的实质。
神宗前后，宋学进入昌盛阶段，出现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王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等分支。
各家各派具体论学虽有差异，但是都侧重抽象思维，探讨宇宙社会生成之源，力图建立一套包括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在内的理论体系。
宋学发展到南宋，正式衍生出了理学，关键人物是朱熹，同时还存在其他一些宋学学派，有陆丸渊为代表的一心学和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
到了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官方学术，获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理学（理学理学有两种意思，可以指古代的理学，也可以指现代自然科学的理学，古代的理学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
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新学、司马光（温公）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现代科学上所说的理学通常是指研究自然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地质、地理等等。
）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理学起源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
又称道学。
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
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理学对儒学的发展体现在?理学对儒学的发展体现在吸收佛、道思想，完成对宇宙、自然的思考，弥补了孔孟儒学的不足和缺陷，简言之，理学使儒学成为可解释万事万物的哲学，只是这种解释与儒家伦理直接联系，使理学继续为封建统治所用，在元朝时成为官方哲学理学研究内容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
1、理一分殊：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
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
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
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同一本体显现为形形色色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同一。
2、月印万川：朱熹借用佛教“月印万川”说，强调“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
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朱熹想以此论证理是无所不在，看的见，摸的着的。
3、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朱熹承认接触事物（格物）是获得知识（致知）的方法，但又认为心被人欲所蒙蔽，所以知识不够完备。
只要通过格物的功夫去掉人欲，对于天地万物之理就无所不知了。
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指天下万事万物。
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
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
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
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
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4、花之悟（王阳明）：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上面这句名言出自《传习录》。
据说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的陈桥驿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一个新的朝代，宋朝兵不血刃地诞生了。
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稳定新朝政局，防止武人干政，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中心，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
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
《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
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崇文抑武的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与儒学复兴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
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
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
宋仁宗被认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受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
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
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是为否定支离繁琐、拘守师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而产生的。
宋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
宋学——新儒学
儒学的演化
儒学在汉代“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①，史称“汉学”，这种学风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
儒学自东汉末年起逐渐衰微，佛、道盛行，直至唐代后期，韩愈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倡“儒学道统说”。
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在“道统”中将原先被列为上承孔子的颜渊，排斥在主线之外，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并且将儒学研究从章句训诂引导为对经典义理的探求。
史称：“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
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
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
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
“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①。
宋祁的这段话，代表着北宋中期“宋学”形成时期学者的认识。
韩愈将《孟子》提高到与《论语》相近的地位，并推崇《大学》，其弟子李翱又推崇《中庸》，都对“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而唐代后期的啖助对《春秋》、李景俭对《孟子》所持的批评态度，也对“宋学”产生了影响。
宋学先驱与宋祁一起撰写《新唐书》的欧阳修，就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人物，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
..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通常被称为“理学先驱”，其实不只是理学的先驱，而且是整个“宋学”的先驱。
其他如晁迥、范仲淹、李觏等人，也都可以列入“宋学”先驱人物之列。
他们或以废弃“汉学”专事章句训诂，而“疑经”、撰著“新义”；或发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救时行道”；或在吸纳佛、道等诸家学说、思想，以丰富宋学内涵方面，都对“宋学”的新学、蜀学、理学等各个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学的特征
苏轼不仅把欧阳修作为宋学的创导者，而且把他列入韩愈创设的儒家道统中，上承韩愈、孟轲以继孔子的儒学正统。
还谈及“通经学古”与“救时行道”，作为宋学的主要特征。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经部总叙》。
①《新唐书》卷《韩愈传·赞》。
通经学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
“疑经”是宋学建立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景祐四年（）的《易或问》，“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回答是“何止乎《系辞》”①。
他所著的《毛诗本义》，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
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年岁略长于欧阳修，主要活动时期也都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期。
胡瑗的《周易口义》“其说《易》以义理为宗”②，孙复“讲说多异先儒”③，石介也同样是不取旧说的。
救时行道为宋学另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宋学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不仅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也尤其重视“救时行道”。
康定元年（）八月，胡瑗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辟为以丹州（今陕西宜川）军事判官而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史称“君在丹州，建议更阵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而且“访边备利害，得以资其帅府。
府多武人，初谓君徒能知古书耳，既观君之所为不以异己，翕然称之”。
其“后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
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①。
石介在“庆历新政”时期，更是积极参与，“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②，与“新政”主持者之一富弼关系密切，以致反对新政的夏竦，指使人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书信，借以攻击“新政”，“新政”失败后，石介被指责为“新政”的党羽而被迫自求外任。
吸收佛、道学说为宋学的又一个特征，即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及援法入儒、援诸子百家入儒，吸收各家学说以丰富儒家学说。
正如清代戴震所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③。
宋代在这方面进行得最早的人物之一，是北宋前中期的晁迥，史称“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④。
他是一个熔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儒学家，为形成中的宋学学术取向的先导。
①《居士集》卷。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
③《宋史》卷《孙复传》。
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之。
②《宋史》卷《石介传》。
③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附《答彭进士允初书》。
④《宋史》卷《晁迥传》。
宋学在发展中形成不少派别，其中在当时或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新学、蜀学、理学等。
学术界通常把宋学（或称之为新儒学）与理学等同。
年，邓广铭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并首先指出：“应当把宋学与理学加以区别”，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学术流派①。
这是符合宋代学术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
新学
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间，著《淮南杂说》，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②。
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
后推行新政时，与吕惠卿、王雱等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①。
熙宁八年（）《三经新义》完成并颁于学官，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
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也称荆公新学。
蜀学
蜀学，为苏洵所创，其子苏轼、苏辙继成。
苏氏父子为蜀眉山人，史称“蜀学”。
嘉祐元年（），“闭户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到京师开封应举，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
苏氏父子创立的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等，阐述论点，“晚而好《易》”，“作《易传》未成而卒”②。
治平三年（）苏洵死，“疾革，命公（轼）述其志，泣受命”。
元丰二年（），苏轼被贬，次年初至黄州，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此后数年间，苏辙亦以其所作的部分《易解》寄给苏轼，苏轼“卒以成书，然后十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
《易传》可说是苏氏父子三人合作的结晶，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其时当在元丰六七年间。
苏轼在黄州期间苏辙还将所著《论语略解》寄给苏轼，苏轼“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③，以后又有《书传》。
苏辙也有早年所作的《孟子解》及晚年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等。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攻击“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而“蜀学”的特征，正是兼容释、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