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体现摘要：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仅影响着传统法制理念和精神，指导着法制建设，而且融入法律当中，成为中国伦理法的组成部分。

随着秦汉之际中国逐步走向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法律观逐渐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它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认识这种义利法律观，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结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法治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儒家；传统；法律(一)儒家思想与传统的二元法律结构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经济为条件，中国农业社会是由许多个分散、独立的村庄和城镇组成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一宗一族就是一个小王国、小社会，各地风俗人情和习惯规则相差甚远，“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其生动写照。

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习惯的多元化给中国法制统一带来极大的障碍。

儒家义利观与二元法律结构的形成、法律普遍性的缺失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法律不具有一般性的、统一的规则，在一个国家里对人们行为的要求标准是不一致的，而是随地区文化的差异和习惯规则的差异而差异。

1.儒家的义务观与家族法规的地位中国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没有像西方希腊、罗马那样发生奴隶主贵族的革命，而是由氏族首领直接转换为奴隶主贵族，因而宗法制度大量保留下来。

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形成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

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官僚制度大大削弱了宗法制的政治功能，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虽己解体，但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仍然存在，并渗透到了封建法律当中。

封建社会仍以家庭为基本构成单位，国家肯定了族长家长的治族理家之权，维护家长族长的特权，承认家训族规等习惯法的法律效力。

在中国封建法律体系中，家法族规地位十分突出，与国法互为补充，互相渗透，共同发展。

儒家作为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学说，它推崇宗法制度，充分论证家国相通，君权和父权统一的合理性。

儒家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齐而后国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渲染君主统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认为“国无二君，家无二尊”，“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故以孝事君则忠。

始于西汉，在唐代最终完成的纳礼入律、一准乎礼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礼治社会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治论。

儒家的义利观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在汉代，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礼治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为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学说体现了伦理法的家族本位，家法族规与国家法在维护纲常礼教精神上具有一致性。

理学家朱熹亲自撰写家训、家规。

清朝曾国藩用儒家学说治理湘军，也以家教严格、家法严谨而著称。

宗族法作为宗族内的民事习惯法，与国法一起，共同起到支持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

2.家族法与国家法的对峙二元法律结构是中国古代法律普遍胜缺失的重要体现。

家族法与国家法互相补充、长期并存，家族法又因为具有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与国家法矛盾冲突，相互对峙。

作为二元法律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族法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与国家法相辅相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而儒家义利观影响下国家法的缺陷，儒家义利思想重视宗法族规的应有之义，都是影响家族法存在的原因。

两者对峙的表现是客观存在的。

家法族规毕竟立足于家庭、宗族的内部关系，它与国家法在内容、调整范围、处罚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在内容上与国家法有诸多脱节之处。

（二）儒家理想与中国古代公法1.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刑法来看，儒家义利观作为价值理念和指导原则，对古代刑法的内容、精神都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儒家义利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儒家义利观与中国传统刑法的发达。

法律的义务本位价值取向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

在中国封建法律体系中，规定义务及其违反义务制裁措施的刑法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个社会的国家集权和国家观念愈发达，其刑事立法也必然发达。

如果发达到使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与利益变得无足轻重或基本丧失，国家代表了个人，个人完全消融在国家之中，侵犯私人权益就是侵犯国家利益，破坏社会秩序，那么这个社会的全部法律必然表现为刑法和刑法化的法律。

“在古典文献中，刑、法、律三字的含义是相通的。

唐律疏议名例中也认为‘法，亦律也'。

而这三者的核心又是刑。

中国封建时代的成文法基本上都是刑法典。

从中国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开始就奠定了刑与法相通的观念。

其次，儒家义利观对传统刑法的具体影响。

儒家在本质上并不排斥重刑主义，如孔子认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荀子主张“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的重刑观，对“暴恶”之人要“重刑以禁之”，对“奸人之雄”可以“先诛”，“不待教而诛”。

儒家从维护王权统治的角度出发，提倡德刑并用的政策，“治之经，礼与刑”。

儒家所拥护的道义是有等差性的，以血缘为根基，与礼紧密相连，实质是强调义务与服从的。

董仲舒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阴道无所独行。

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

”从而论证了臣民的服从、君主对臣下的惩戒都是天经地义的。

每个人的身份有差别，地位有高下，这也是与社会和谐有序运行相一致的，是儒家道义内容的应有之义。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道义的差别和服从精神渗透到封建法典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刑法的特性义务本位，惩罚色彩以及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性。

2.对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影响中国古代行政法以集权专制为核心，以官法为主，缺少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具有较为发达却不健全的体系。

所有这些制度特征，都可以从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中找到答案。

首先，“君为臣纲”是传统行政法的指导思想。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直到清末，在政体形态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君主专制。

皇权至上是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基础，皇帝处于政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力。

由于国家权力具有无上权威，统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法律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维护皇帝权威的工具，它也是“人治”型的法律。

“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不在是否有法制，其主要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之上。

”在中国古代人治型社会里，不论是奴隶社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是封建时代的君主口含天宪、圣意勿违，都体现了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要远比法律重要，皇帝可以以言代法、以一言废法。

由于法律是君权的附庸，是权力的代言，是专制的保障，它完创胳于君主的统治，刑法以惩罚臣民为己任，行政法也相应地以君权绝对为宗旨。

儒家学说极为突出统治者个人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论证人治的合理性。

其次，儒家义利观对中国传统行政法的具体影响。

儒家舍生取义的道义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图式及利益取舍，涵盖了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古代行政法就必然受到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

儒家强调个体对家庭、社会、国家的服从，这种家族本位、社会本位、国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在古代行政法内容中有明显的痕迹。

根据儒家“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观念，古代行政法中确立了宗法等级的政权形式，将族权和行政权结合于一身。

从官吏的任免来看，如果“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讳便不得就任，赴任的地名亦不得与父祖名讳相冲突。

如果贪图荣华富贵未辞官，而是就任之，一经发觉，不仅免所居官，还要处徒刑一年。

中国历代皆有委亲之官的禁令。

如祖父母、父母年老或笃疾，家中没有别的人侍奉，那么官员应该居家侍亲，不得赴官。

如果违背此项规定，唐律、宋律规定不仅要免所居官，并且处一年徒刑。

已经选任的官员因侍亲而未到任不为罪，是法律允许的。

如果任官的时候父母、祖父母未老疾，而其后年老或笃疾，官员也应该辞官侍养，否则要受到法律惩治。

不难看出，古代行政法中规定的任官制度体现了对儒家孝亲观念的重视，君子之事亲孝。

当孝养与任官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孝亲侍养为先。

家庭成员即使身兼官职，成为特权阶层，他仍是家庭中的一员，依然需要履行家庭义务，服从家长，实践“父为子纲”。

当亲情与权力产生矛盾时，官员必须要舍弃个人权位利益，要以家庭责任为主要任务。

个体所居官职再高，所任职位再重要，也是个人一己之利。

如果官员舍弃孝养父母于不顾，则会被儒家视为不义之举，百德孝为先。

（三）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私法儒家义利观的重义思想与古代刑法、行政法的发达是一致的，而儒家对轻利的宣扬则表现为对民法、诉讼法发展的阻碍和压制。

对于中国古代民法的不发达，我们可以从了解儒家义利观内容中寻找两者之间的联系。

1.儒家义利观与民法的不发达儒家将义与利的关系看作是群利与己利之间的矛盾。

儒家并不否认个人的一己私利，它承认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但当群利与己利发生矛盾时，则一定要群利优先，为了群利甚至要牺牲己利，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孟子认为，人们所取之利必须要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

”在儒家看来，人们可以求利，但只有符合民利优先、家庭家族优先、社会优先、长远利益优先，互尊互利原则的求利才‘是受到推崇的“义”，反之则是被儒家所否定的“利”，合于这些原则者为“君子”，背于这些原则者为“小人”。

儒家的义利观一经形成，就成为传统文化的支流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原则。

人民对经济的追求欲望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的，但是当利益与道义、物质与伦常发生冲突时，按照利服从义、归附于义的原则，就必须要牺牲财产利益权利。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由于以儒家义利观为精神支柱，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服从与责任，这与西方近代民法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体权利与自由有着明显的不同。

正因为如此在传统中国，民法始终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用。

2.中国民法不发达的表现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关系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于民事纠纷没有自己相应的解决方式，而代之以刑罚手段。

民事、经济法律责任，却要处以刑事制裁。

如《唐律》规定，凡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答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

各令备偿。

”不按时交付利息者，要受到法律惩治，“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

犯令者，刑罚之。

”在历代刑法典中包括了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