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的结构——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序文引申20世纪，尤其是21世纪，世界上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中国问题。
在19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断动荡中尝试和国际接轨，其学术文化也在不断动荡中寻找自身的定位，至今仍在变迁之中。
中国有两个相对应的名称，中国和中华。
“中国”是从政治和地缘而言的，“中华”则是从文化和影响力而言的，为一体之两面。
“中国”的“国”，意味着政治和经济，涉及这片疆土和人。
“中华”的“华”，意味着文化，涉及此疆土上人的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中”，政治上指中心(“中国”的原初意义指京师)，文化上指如何做事情才能恰到好处。
这个“中”的经典表达是“中庸”，也表达为“中行”(《论语·子路》)或“中道”(《孟子·尽心下》)，意思非常深刻。
“中国”的名称，最初出现在西周。
《史记》里这个词最初出现在《五帝本纪》，《孔子世家》中也已用到。
“中华”的名称来自先秦的“华夏”(《左传》定公十年引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
最初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是因西域外族入侵；而大量运用于清末，主要是因西洋外族入侵。
由此，中华民族的概念，产生于近代，是中国概念的延伸。
政治和经济上的内忧外患，文化上的自强不息，相辅相成。
然而，从中国文化的源流而言，处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孔子。
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奠基期的代表，往前推有周公，往旁推有老子，往后推直接有颜回，间接有孟子和荀子，涉及更深远的内容，形成复杂的判教。
要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文化；要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不涉及孔子。
人们要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学术竞争力的中华学术的结构，可以从《汉书·艺文志》入手。
此结构以儒家经学为核心而形成，而推究其源流，可以从认识孔门弟子的结构开始。
中国传统社会能长久延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精英结构的相对稳定，此结构部分为孔门弟子所奠定。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里出现的“文献”，文为典籍，献为贤人(何晏《集释》，又朱熹《集注》)，指明了文和人的相应。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序文，是全传的纲领。
可以仔细品读，并推究其来龙去脉。
《史记》的篇章，大体以序、正文、赞三部分组成，首尾有其呼应。
序作为导言，往往揭示全文的大纲。
先引序文如下：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政事：冉有，季路。
言语：宰我，子贡。
文学：子游，子夏。
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
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史记》序文分两节：其一，举出弟子，主要以人才结构分；其二，列示老师，从中央到地方，主要以国别分。
由来龙至去脉之间发生的转变，就是孔子的作用。
对弟子的这些评语来自《论语·先进》，《列传》引用时有微小出入。
本文以分析第一节为主，对第二节的疏通，暂且留待以后。
这段序文分四句。
第一句是总纲，此后的三句，分别引用《论语》中的原文。
以下逐句解析，并尝试作若干引申：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
这一句是总纲。
孔子传授的整体课程中，获得身心成就的有七十七人。
受业是对身心的塑造，身通是塑造的完成。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有其深远的内容，当另外解释。
初步而言，“学”相应“受业”，“习”相应“身通”。
受业，对学生而言；“授业”，对老师而言。
参见《孟子·告子下》：“愿留而受业于门。
”《史记·荀卿列传》：“受业子思之门人。
”又，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受业(或授业)是全方位教学，对应的是身心。
业是覆在悬挂乐器架上的木版，引申为书册之版。
身通，体证，重视身体性。
《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五十四章)知行合一，等到身体知道(活儿上身)，就退不掉了。
七十七人，《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弟子三千应该是先后从学者之数(可能有部分的转相教授)，学有所成者七十二人。
弟子的数目，一般有三说：一是七十二人(《孔子世家》)，虚数，取3×2×3×2的数列。
二是七十七人(《列传》)，实数，根据该文真实数出来，尽管对具体数字还有争议。
三是七十人，约数。
中国有三大数列：二的数列，代表是六十四，《易经》《庄子》(由司马彪五十二篇本改为郭向三十三篇本，即三十二篇加《天下篇》)；三的数列，代表是八十一，《老子》《太玄经》；三和二相间的数列。
孔子七十二弟子；以后《水浒》有一百零八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皆异能之士也”。
受业指经过长久的修习。
佛教有业力之说(梵文karma)，汉译或由此引申。
读书受业，接受典籍的熏陶、老师的点拨，形成特殊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政事：冉有，季路。
言语：宰我，子贡。
文学：子游，子夏。
在后三句中，这是第一句，描述学问的分类，可作为第一系列。
孔庙以弟子陪祀始于东汉时。
唐代陪祀的十人即此十哲，可当汉学。
以后演变至清，又成为四配十二哲，可当宋学。
推究孔门弟子的结构，是学有所成的分类，后来被称为“四科”(《后汉书·郑玄传》：“仲尼之门，考以四科。
”)。
来源很清楚，受的业就是六艺(此处不用“六经”，六艺、六经、五经，意义关联而各有所指)，主要成就在于“身通”，即知行合一，体之于身，由学而习，消除身心障碍。
此节袭用《论语·先进》，原文如下：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对照可知，《史记》所用的次序，不同于《论语·先进》原文，即“政事”移到“言语”之前。
除了笔误的因素，可能因为司马迁所见《论语》文本和今本(经过西汉末张禹和东汉末郑玄的编订)不同，也可能因为时代差异而有所调整。
《论语》编纂于春秋战国，外交重于内政；《史记》产生于汉代大一统，内政重于外交。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科(《世说新语》列此四门，作为人才的标准)。
德行，立德之事；言语、政事，立功之事；文学，立言之事。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此涉及对生命的认知，四科与之完全相应。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纯走内圣路线，仲弓由内圣而外王(《论语·雍也》：“雍也可使南面。
”)。
又言语犹外交，政事犹内政。
文学则子游犹乐(南方吴人)，子夏犹礼(北方晋人或魏人，一说卫人)，建立后世的经学。
《论语》此则奠定孔门的人才结构，确立孔门的文教原则。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孔门重视德行和文学，文学相合德行，引导言语和政事。
文由外入，对应文学；行由内出，对应德行。
由文而行，以忠、信为本。
《论语·雍也》：“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学于文，广泛地学习；约之以礼，贯彻在实践之中。
弗畔，指不背于道，亦可指忠信。
孔门师弟一生致力于此。
《论语·公冶长》：“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
”忠信天然，好学人为，先后天结合，文支持行。
曾子亦于此花工夫：“吾日三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每天功课是对行的反省，内容是忠信。
传是古传典籍，也就是文学(王阳明《传习录》由此而来)。
至于由“忠信”转至“忠恕”(参见《论语·里仁》)，涉及更深远的内容。
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
这是第二句，描述弟子的性情，可作为第二系列。
总共有四人，其中一人(子路)和第一系列重复。
孔门教学的培养目标为四科，求学者根据性之所近成为四种人之一，也就是最简单的学问分类。
中国的学问关涉做人、做事情。
做人就是德行，做事情就是言语和政事，而学问来自古传的典籍，也就是文学。
从事其中任何一科，都能够通向三不朽。
成为异能之士就是成才，根据求学者的禀赋和性情加以剪裁。
《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这里的狂简，大致相当于狂狷。
《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大致是中庸的另一种提法，也是德行科要达成的目标。
斐然成章，孔子可以说直接看到人的基因图谱，怎样加以变化，是当老师最费心思的问题。
观察《论语》中的对话，孔子往往用一句话讲到学生的心里去，而获得真正的启发就是开窍。
此即裁剪的进入点，庖丁解牛的动刀处。
剪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发挥你的长处，一条是减少你的短处。
教育的可能性就在两端之间。
四科是成才的指向。
而人作为特殊的原材料，其品质天然有差异，各有其习气的不同。
孔子否定自己生而知之，也经过长久的修习过程。
《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卫灵公》：“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好古”相应于文学，追溯源流，崇尚品德；“敏以求之”，既包含学，也包含习。
“生而知之”，犹树立学问的标准。
《论语》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君子。
勉励所有人努力求学，也知道人群中(或人性中)终究有困而不学的成分，无法彻底消除。
对此是否有充分认识，是古学和今学的区别。
辟是大开大合，能力虽然强，性格或偏激。
鲁，迟钝；愚，笨拙；喭通谚，刚猛鲁莽，而未致高远。
孔子完全了解每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各种个性皆有其短，然变化之亦可成其长。
《史记》所引，跟《论语·先进》的原文不同，原文如下：子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先进》)两者的区别在于柴(子羔)和师(子张)的位置互换。
《论语》可能从弟子的性情上着眼，《史记》可能从后世的影响力着眼。
子张气派很大，问的都是政治，战国时成为儒分为八之首。
《论语·尧曰》是全书的结束，第一段谈平天下的原则，可当外王的总纲；第三段谈人的修养，由外王反诸内圣。
而第二段继承第一段，子张问，谈“从政”，是出现在末章的唯一弟子。
子张的心性比较高，在《为政》中问孔子：“十世可知也?”逼着孔子把深藏内心的大答案端了出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三十年为一世，百世相当于三千年，大致已对应今天。
在子张之后，对后世起大作用的人是曾子。
其实，肯花笨工夫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也只有最聪明的人肯花笨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