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塔洛》:身份建构的忧思

105《塔洛》现代文明中的身份迷失

张 朝（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摘　要：《塔洛》改编自导演万玛才旦的同名短篇小说。影片延续了导演的一贯风格，表现了他对西藏地区的人民、文化、传统与现代等主题的不变关注。不同寻常的角度，不带有明显民族特征的镜头，导演通过寻常小人物的生活，通过他的电影，提出了一个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极具深意的问题。本文试从身份的寻找、自我的遗失、传统与现代的冲撞角度分析影片中所表达的对社会现实与民族未来的深刻思考。关键词：《塔洛》；身份；迷失；传统；现代电影一开场便是一个长达12分钟的长镜头。一个扎着小辫子、胡子拉碴的藏民用一种类似于诵经的方式，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毛泽东语录《为人民服务》。电影就是围绕着这个留着小辫子的塔洛开始的。塔洛从小便没有父母，每天都在为别人放羊。因为要办理身份证，他开始和这个“现代社会”产生交集，从而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故事。１　身份的寻找影片主人公塔洛去办理身份证，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自己身份的寻找，但在根本上则是源于身份的丧失。塔洛拥有两种身份：一种是绰号“小辫子”所代表的、认真为他人放羊的个人身份；一种是身份证所代表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得到大家认同的。而第二个身份，是他需要去拍照办理证明的。塔洛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为人民服务》，却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却还是塑造了塔洛的价值观。在他看来，人生意义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轻于鸿毛”。然而，这种建立在简单的价值判断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在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物质诱惑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在遇到了杨措这样一个憧憬大城市、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藏族女孩后，塔洛的价值观开始动摇。而由于喝酒疏忽，被狼咬死很多羊之后雇主的一记耳光则直接将塔洛推向了自己的反面，使他成为一个“坏人”。他卖了雇主的羊去找杨措，准备和杨措私奔。塔洛剪去他留了十几年的小辫子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新人。此时的他既不再是大家眼中为人牧羊的“小辫子”，也始终未能完成自己身份的认证。２　自我的丢失第一次出现在派出所的塔洛，不清楚自己的年纪，甚至对于自己的真名都感到陌生，但他对自我的认知是非常确切的。他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放羊人，一个死了以后也会“重于泰山”的人。他后脑勺的小辫子，包里的小羊羔，都是很好的细节，印证了此时的他还是他。照相馆的老板嫌他头发太久没洗，赶他去对面杨措理发店洗头。也就是在遇到了杨措之后，他的认知开始被动摇，充满现代社会气息的杨措开始改变塔洛。没人知道塔洛身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变成什么样子。酒后羊群遇袭成为塔洛真正开始改变的转折点。卖羊、削发……等到塔洛醉酒醒来，发现杨措不见了，钱也没有了。塔洛再次回到派出所，去拿他的身份证寻找自我。所长让塔洛为大家背一遍《为人民服务》，这一次，印刻在大脑中的词却不再清晰，塔洛磕磕绊绊没能背好。他追问所长看自己像好人还是像坏人，所长说剃了光头反而更像是个好人。所长拿出塔洛的身份证，发现照片和现在光头的塔洛反差太大，于是让他去县里重新再照一张照片。这一次，塔洛彻底迷失了，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他不断重复着自己的死要轻于鸿毛了。３　传统与现代的冲撞影片中出现的主要角色共有四个：塔洛、杨措、派出所所长多杰和塔洛的老板。塔洛实际上是象征着藏族传统文化，而杨措则代表着现代文明，多杰所长隐含着一种权威式的话语，塔洛的老板无疑具有金钱利益的象征。塔洛去派出所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反复提问：“我非得办身份证吗？”“我为啥还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不仅是对派出所所长的疑问，更是对现代文明制度的一种追问。对于他来说，一年到头与几百只羊待在一起，“身份证”没有什么作用。塔洛第一次见到杨措时，就连用了两个“第一个”来形容她，反复强调短发不好、抽烟不好。对于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杨措来说，剪短发、抽烟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反倒是塔洛坚守的那些传统的习俗，自己卷烟叶来抽、咳嗽时喝白酒，让她感到俗气和可笑。后来的塔洛卖掉了长久相伴的羊，剪去蓄了多年的辫子，也失去了流利背诵《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失去了信仰。对于塔洛来说，从小就烂熟于心的“为人民服务”是他人生的价值意义，一种道德标准和要求。他不断对多杰所长重复着他将会“死得轻如鸿毛”，正体现着他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影片的结尾，塔洛点燃了炮竹或许也点燃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传统文化的死亡。影片提出了很多我们并不陌生的问题，但并未给出任何直白的答案。不是每部电影都要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而《塔洛》所呈现出来的无解，也许是最准确的答案，答案已经在每一位观影者心中。作者简介：张朝（1992-），女，汉族，河南三门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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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技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中能指的当代变奏——论电影《塔洛》的视听传达朱穆兰1，2（1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摘　要：影片《塔洛》由藏族导演万马才旦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的是藏地牧羊人塔洛办理身份证的故事，隐晦地传达着当代藏地民风在后殖民主义文化入侵下的现状。本文以影片中视听语言传达的能指意象为例，印证了边缘人物能指语言在当代社会的格格不入。塔洛是西藏的缩影，西藏是少数民族的缩影，影片能指语言形象地表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代变奏。关键词：少数民族题材； 《塔洛》；视听语言；能指；变奏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塔洛》是藏族万马才旦导演的又一佳作，影片通过主人公塔洛在办理身份证途中偶遭“艳遇”，使整个影片的人物弧线发生了彻底改变。导演充分调动影像视听语言，间接地向观众传达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明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弱化，甚至丧失。在影片当中，善良单纯的塔洛在城里遇到多杰所长、理发店杨措时，都会一五一十道出自己的所知和所想，他的世界非黑即白，而在遭到杨措带着爱情与金钱“双逃跑”时，他没有像常人一样报警立案，他开始思考好人与坏人，并为自己的身份价值下结论，没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迷惘与不快。片末，塔洛坐在回牧区途中熄了火的摩托车上，从包里拿出鞭炮点爆。整个影片中，导演用黑白本土能指视听影像，逐渐传达出少数民族偏远地区边缘人群在传统本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生活交织中出现的反向变奏，这些被表现出来的所指变奏“除了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约定促成外，没有任何内在原因可以解释”，［1］更清晰地向观众传达当代现实主义社会中，少数民族地区藏地偏远地区人群真实生活的能指写照。画框与构图方面，处处偏离中心位置或被框起来的主角。塔洛虽是影片的主人公，但他在画面中并非处于中心位置，“塔洛被挤压到画面的边缘并不是个例，而是贯穿影片始终的处理塔洛和周围环境的方法”。［2］影片开始，塔洛处于中心位置，他面对镜头用藏地诵经的语调背诵着毛泽东语录，而后又自动走进了画面一侧被长烟筒围起来的框里，包括他之后两次去派出所，同样都是烟筒把他与其他人隔开。在照相馆拍照片时，塔洛像照大头贴一样处在画面的中下方，与他之前拍艺术照的夫妇形成对比；在理发店里，塔洛洗头、吹发及给杨措钱等都是处于画面的左下角，偏离中心位置甚远；在牧区，塔洛一个人生活在宽阔没有拘束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与牧区隔开，他晃着脚听着收音机；在羊群被狼咬之后，羊主人找他训话，虽然是在牧区，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背景墙面上有一道壁纸的缝隙，将二人分得清清楚楚。总是处于画面边缘的塔洛，是挤压更是脱群，传达出他身为藏地牧人与当地世俗互不相容的生活变奏。演员与表演方面，没有喇嘛，跨界演员在众多长镜头下完美演绎。扮演塔洛的藏族相声小品演员西德尼玛是西藏家喻户晓的明星，为了饰演好角色，他毅然剪掉了自己留了多年的小辫子。扮演杨措的藏族新生代歌手杨秀措，通过身边发生的相似事件，真切饰演出携款而逃的“崇外人”的形象 。二人非专业科班出身的影视演员，生动演绎了藏地本土与现代能指现状，让观众有一种这就是真实藏地生活的感觉。这与二人从小在藏地原生态文化中成长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于西藏的民族民风是知根知底的，并拥有一双少数民族人特有的像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从骨子里透出藏族人民的气质。还有剧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导演、摄像人员等均是原生的藏族人，影片很多细节中都传达着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风气。灯光与色彩方面，虽五彩斑斓、灯光摇曳，但也是最纯粹的黑白两色。昔日的蓝天白云绿草，像棉花群一样的羊群，还有灯红酒绿的Live现场和KTV等，片中能指没有绚丽多彩的颜色，全都是黑白灰。各种灯光的照明，使塔洛的造型、细节和情绪鲜明地曝光在观众的视野，脸部的侧光、顶光，闪烁的霓虹灯营造出不同的氛围，抒发着塔洛在不同环境的快与不快。黑白影像中最显眼的颜色就是白色，白色的羊群与杨措白色的上衣是片中最亮的地方之一，最后塔洛把羊群卖掉了，杨措消失了，最亮丽的颜色没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塔洛非黑即白的世界中白色没有了，只剩下一片黑灰色。呆滞、木讷又耿直纯洁的塔洛，世界留给他的是一片“黑”，而杨措行为的能指语言推翻了以往少数民族人全部都是单纯善良的性格，她的利己主义映照了少数民价值观的当代变奏。音响与音乐方面，“音画对位”，声画同步各自歌唱内心思绪。本土录音师德格才让通过演员的心理来表现音响，影片中除了有演员们的母语对话外，还有音响与音乐，两者的加入成分恰到好处。在牧区有羊群 “咩咩”的回响声，在城里有大街上嘈杂的各种录像声，在藏摇Live现场有藏族流行的同期音乐声，在KTV还有塔洛与杨措的“心声对唱”。第一次与杨措到KTV，塔洛为杨措唱藏族伊拉情歌：“在高高的山上，鸟儿一对对飞翔，我没有飞翔的伴儿，你作我飞翔的伴侣吧……”而杨措也用藏族原生态唱法回应道：“去看外面的世界，我要走出大山……”塔洛一脸茫然地看着她，不解眼前这位已经忘了传统伊拉怎么唱的恋人心有何思，他也试着放下卷烟抽娇子，但还是略有不适，他盘腿坐在沙发椅上。当塔洛带着巨款来到杨措理发店，当钱一沓一沓摞起来，两人默不作声，背景嘈杂的声音能清晰地听到录影急促的对话；塔洛剪小辫子时，剃头推子的声音压过背景嘈杂的环境音，辫子剪完，塔罗闭上眼睛，一切变得安静；一觉醒来只剩塔洛自己，画面中传来噼里啪啦翻东西的声音……这些使人听到不安的声音都形象地暗喻着主人公的心情，传达出思绪万千或百感交集的心绪。服装与道具方面，没有藏袍，没有袈裟，没有五彩经幡，真实记录了藏地现实生活情景。电影服装著名导演约克·曼努埃尔 说：“在银幕上，任何衣服都是服饰，因为它使演员不在成为普通人，它突出了‘主人公’的性格”。两位主人公岁都穿着现代人的衣服，但塔洛的护身符、民族风毛衣，杨措的项链，无不透露着他们各自的身份。特别是环境道具意象方面，只有少数民族地区才会有的广告牌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相结合，塔洛把小刀做筷子使用，直接把肉从骨头上割下来吃。片中重要的道具还有身份证、镜子、收音机、煤油灯、手电筒、酒、鞭炮等物件，尤其是镜子反照出亦真亦假的现实。影片最后，固定长镜头叙述塔洛从城市走向牧区，宽广的道路就他孤零一人，半路熄火的摩托车，过去装小绵羊的自制布包已换成新的斜跨皮包，无奈停下抽烟、喝酒，奋力甩掉酒瓶，当鞭炮在手中爆炸，是塔洛的自残，还是内心的爆发？综上可见，在《塔洛》中，塔洛是一个内心纯正的少数民族，一个没有被世俗沾染、记忆力超强的牧羊人，为了过上现代幸福生活不惜卖掉所有的羊，剪掉从小留在脑后的小辫子，为办身份证摘下从不离身的护身符，唯恐融不到当下社会。但现实总是比理想残酷，历经种种，塔洛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富，甚至“身份”。值得肯定是，《塔洛》与其他少数民族影视传达的隔靴搔痒不同，它不仅超越了过去独树一帜的蒙古族影视，并且导演充分运用影像视听能指语言，通过固定长镜头，更加真实地传达了以藏地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传统文化在当代文明入侵的冲击下面临的矛盾与变奏，这也是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影视精品数量不多的原因之一。在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影视艺术工作者们应当将创作的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扎根民族文化，正向引导变奏，充满自信，携手促进少数民族影视发展。参考文献：［1］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3.［2］ 刘伽茵.提问，但不回答——评电影《塔洛》［J］.热点评论，2015（5）.

浅析《塔洛》中的叙事特色

李玲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000)李玲：浅析《塔洛》中的叙事特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1〇4

【摘要】1949-1965年间兴盛的有关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大多在于展示浓郁的民族风情特色，并且大多

数是汉族导演拍摄的有关民族题材的汉语电影，这种现象一度让藏族文化“失语"。但《塔洛》这部影片，以及

该影片导演万玛才旦之前拍摄的所有电影都是以一个藏族“我者”之口对“我者文化”进行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塔洛；藏地；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藏地，一直以其自然环境之美和民俗文化风情特异闻名

于世界，导演们也纷纷将镜头对准了藏地独特的美，这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普通受众对藏地固有的“美好的想象”，但

被边缘化了的藏地影片以“文化他者”的身份出现。万玛才

旦导演作为藏地文化的“我者”，他以独具他的审美性的方

式向“他者”展现他眼中的藏地和他对藏地文化受到外来文

化侵蚀时的态度及价值取向。

《塔洛》是万玛才旦由自己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该

影片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导演正是想在简单的叙事基础

上，在画面构图、色彩、镜语、元素等方面用饱含隐喻的手

法表达自己心中对藏地文化逐渐淡去的惋惜。

藏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母语表述

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越来越倾向于用母语的方式

表述，语言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在影像书

写中尤为重要，逐渐的，用母语来呈现影像仿佛成为了一种

创新或者特色，这更是“文化自觉”的表现，从少数民族导

演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最具体的文化实践。在《塔洛》这部

影片中，几乎全部是藏语对白，除了塔洛在背诵《为人民服

务》的时候用的是流畅的汉语，在这部影片中，汉语犹如一

个“他者”的存在。

二、 单色：黑白色调与人设

在商业片以及数字媒体大行其道的现代电影市场中，色

彩，冲击，快速剪辑等元素仿佛成为了院线叫座影片的必备,

但在《塔洛》这部影片中，导演通篇采用了单色摄影，万玛

《塔洛》观后感

在低频的嗡嗡嗡发音和念经般的节奏中，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组合词在耳边回荡，而“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就在身后，如同脚注一般警醒着镜头。

这个口中念念有词的牧羊人，名叫“小辫子”，也叫塔洛。他清晰地记得自己有 357 只羊，其中 209 只是白羊，71 只是黑羊，95 只是花羊，134

只有角，241 只没角。此外，他还能倒背如流毛主席语录。然而，他的名字和生辰却并未被包含在这些记忆之中。

故事发生在藏区。对于旅行者来说，西藏是一个充满着纯粹天际和多彩图腾的地方。但在影片的黑白画面中，我们只能看到沙砾、沟壑、大地的纹路以及人物那沧桑肃穆的表情。这种黑白影片的拍摄方式在近年来备受关注。《艺术家》（2011）凭借这一手法获得了第 84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殊荣，《修女艾达》（2013）也获得了第 87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亚历山大·佩恩的《内布拉斯加》（2013）同样在各大影展上备受瞩目。佩恩在戛纳展映时曾提及影片的黑白应用，他认为这是一个谦虚、朴素的故事，而黑白风格的拍摄模式则是一种视觉风格，就如同故事中人物的生活一样朴素、简单。那么，万玛才旦又是如何看待黑白视觉的呢？他在访问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黑白指向了人物孤独的处境。

在一帧帧如布列松取景框下诞生的故事性镜头中，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些镜头如诗如画，充满了韵味，让人回味无穷。在电影中，我们可以截取任何一个场景，都能看到极其精美且精准的场面调度。无论是在大山中羊群逡巡游移的场景，还是在洗发店内镜面投射的画面，黑白画面中的视觉美感都以一种强烈对比的真实与虚匿而存在。电影从默片的黄金时代启航，经历了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美学实验，黑白的视觉冲突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成为了一种征战。

“你要去办一个身份证。”

一切都源于办理身份证这个契机，身份的表达与隐喻，名字所代表的意义与你在世间存活的重量是否相等，都由塔洛这个人物来叙述。这个故事源自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情节简洁明了，主要在大山与城市之间展开，通过塔洛与杨措的交往来推动情节的发展。牧羊人塔洛遇到了洗头女杨措，这是一个通俗而又庸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