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话语理论的文化解读

第17卷第4期 安康师专学报 Vol117№4　2005年8月 JournalofAnkangTeachersCollege Aug12005

福柯话语理论的文化解读

杨春芳

(三峡大学,湖北宜昌443002)

摘　要:由于话语的巨大力量及权威性,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被他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和地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盖有“话语”这个术语的印章。不容质疑,“话语”是福柯理论的关键和核心词语。因而对福柯话语理论的解读就是打开福柯思想世界的钥匙。关键词:福柯;话语;文本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4X(2005)04-0047-03

FoucaultπsDiscourseTheoryandInterpretationsofLiteraryTexts

YANGChunfang

(ThreeGorgesUniversity,Yichang443002,Sichuan,China)

Abstract:Discourse,whichisusedfrequentlyinhisworks,hasaspecialmeaningandplaysanimportantrolein

Foucaultπstheoriesbecauseofitspowerandauthority1Itisbeyonddoubtthatdiscourseisakeywordtounderstand

Foucaultπstheories1ThispaperexploresFoucaultπsDiscourseTheoryanditsimplicationsonliteraryreading1

Keywords:Foucault;Discourse;Text

话语是福柯话语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抓住了这个概念就等于抓住了打开福柯理论大门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

匙。福柯一生著书颇丰,他的著作涵盖了政治、文学、哲学、医学、性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诸

领域。他质疑真理的意义、理性的能力以及对人类的管制,他探究癫狂、探究梦和“性教条”以及“欲望的快乐的

世界”。〔1〕然而,不论福柯关注什么问题,他所依赖的或所发现的都是话语。从狭义上说,我们一般把话语理解为

“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理解,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2〕。在他的话语理论奠基作《知识

考古学》中,话语这个术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3〕。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转变了创作

主体自足的封闭观和文本中心论的阅读观,为研究读者在文学写作和阅读中的地位,为研究文本话语系统的形成提供

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话语事件与话语实践

福柯的话语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在他看来,话语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起实

践作用的话语关系体系就是在经济和社会机制、过程、行为方式、规范体系、技巧、分类类型和特征化方式之间确立

起来的,它并不出现在对象中,却限定对象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这些关系体系就是一个内在于实践并限定其特殊

性的规则整体。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诸对象成为一个话语的

对象并由此构成其历史呈现的条件。话语作为实践就能呈现出规则整体,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谈论的对象,正是这两个

重要规定性才使得话语不止是用符号来指称事物的语言和言语。

福柯的话语理论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分析文化和社会。在福柯眼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的符码

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号建构物。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去分析人们言谈时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

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认可或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

由于话语对象不像一般语言符号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指涉目标,于是福柯选择了话语事件作为话语分析的出发

点。话语事件的描述提出的是以下问题,即: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为何不是其他陈述。〔3〕

他指出,话语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则性,而其规则性只存在于话语实践中,而无关于主体意识的独创性;我们始终

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在话语的范围内,从话语本身出发,去把握偶然系列的事件得以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而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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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稿日期:2005-03-05作者简介:杨春芳(1969-),女,湖北宜昌人,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生,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英国小说及西方文论。苦苦搜寻话语的内在意义核心。福柯运用“考古学”方法,通过探讨话语的实际构成,宣布了传统观念史赖以立论

的能创造的意识和能奠基的主体在真实的话语史中毫无立足之地。

福柯认为,话语是间断的、偶然的和有形的特殊事件系列。话语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的连贯和前后相继形式的实证

性实践,既不同于线性的言语或书写,也不同于流变的意识。而话语事件的前后连贯和相继出现就意味着认可间断、

断裂、散布、界限和转换等的存在,否定了事件的一成不变的线性连续性〔3〕。

二、话语本性的双重性

福柯认为,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庞大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

下,经过不断提出、混淆和积淀,逐渐形成不同专业领域的话语系统。话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

预的痕迹。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

判定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

福柯的权力理论告诉我们,知识在社会中要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控制。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都源于这个社

会中的权威、规则、等级和学科系统,因此,一种文化必然产生出一种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正是这种认识方式导致

相应的话语被生产出来。如在每种文化中都有关于话语的真伪、正误、合理与不合理的准则,这些准则正是权力的产

物。因此,任何话语,包括文学的话语,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律或自治的,而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乃是权力

的话语。

透过现代社会的毛细血管和缝隙(医院、监狱、学校、军营等),福柯窥探到“理性压迫”、“理性疯狂”无孔不

入的证据。话语对我们的统治和压榨是深层次的,布迪厄把这种统治和压榨称为“符号暴力”〔4〕。这种暴力有一种特

殊的工具理性:它实施的过程中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方式来进行的,被统治者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被剥

夺者协助剥夺者剥夺自己,被阉割者协助阉割者阉割自己。福柯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透视得到了利奥塔的呼应,在

《后现代状况》中,利氏号召人们去击碎话语的无情枷锁。〔5〕不容置疑,这种对权力话语的揭示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和学术意义。

所有话语都是由权力产生的,但它们并不全都对权力俯首帖耳,它们也可以被当作“抵抗的支点和反抗策略的起

点”〔6〕。然而,权力关系对话语的决定作用只是话语本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中,话语不可能只有一

种完全和谐统一的声调,借用巴赫金的话说,即通常存在着多音齐鸣的“复调”现象,甚至有不和谐的抗议的声音。

如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但在西方文学中,我们却总可以从一些严肃的作品

中听到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抗议之声。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即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分化为两种

类,一种是大众文化(如通俗文艺、媒介文化),它起到维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作用,因为这类艺术服务于资本主

义的商品逻辑和金钱拜物主义,在一种虚假的“幸福意识”的方式中瓦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另

一种类型是先锋艺术,它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拒绝服从商品逻辑和金钱主义,不屈从于大众俗趣并以“乌托邦”

的方式批判这个社会。

由此可见,话语除了有服务于权力的一面外,还有抗拒的一面,后者常常被西方的理论家称之为“颠覆”。我们

必须看到,任何社会都有其处于权力地位的文化存在。但是,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与冲突,正是这种文化内部的张

力与冲突造成了不同的文化话语生成的缝隙与空间。美国艺术社会学家威尔逊认识到了这种现象。他针对作家的创作

指出“作家必须知道什么地方的社会关系最紧张,以此来丰富他的思考。在这方面,被广泛称为“社会学的”文学

发生了作用;因为社会抗议文学不仅仅是不满的狂想,它可以是冲突的真正标志,而这类冲突可以首先由敏感的艺术

观察家们揭露于众。……艺术家作为改革者已经再现了社会的紧张状态,而同时自己又成为紧张的一个象征”〔7〕。按

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不同的生产,或者维护现存权力文化意识

形态,或者抗拒和批判它,抑或通过某种变相的方式与权力文化合谋。而作为文学的话语生产者的作者,则应思考如

何以其话语行为在与读者的对话交流中以言行事,实现自己对生活的参与,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把握住作品中不同

人物形象的话语特征。

三、话语理论与文本话语的读解

“人是符号的动物”〔8〕,话语是人言说自我显示存在的特有方式。然而,话语并不像一般的语言符号,有着明确

具体的涉指目标。人类生活中有太多难以言传的心情、事物和现象。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话语读解的歧义和乐趣。

文本是作者从社会性杂语中采撷的各种言语体裁的话语在艺术中的再现。根据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多洛夫

(Todorov)和解释学家利科(Ricoeur)等人的观点,文本与话语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简单地表述为:文本是固定了

的话语,而话语则是文本生成过程中变动不居的动力场〔9〕。也就是说,话语是动态的,具有延异性。各种价值通过创

作活动而付诸表现,各项差异随之汇集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那么,作为文本话语的解读者,应怎样来实现自己

作为阅读主体的价值,捕捉住动态的话语,委实值得我们深思。

84第17卷 安康师专学报 2005年正如福柯所说,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

它”〔10〕。如何接近?福柯告诉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谁在说话?在全体说话的主体中间,必须检查谁具有使

用一种特别话语的能力。话语作为个人的一种社会行为,代表个人参与社会交往,故必然体现说话者的立场、价值观

和世界观。文本的话语不仅由历史、时代文化语境给出编码的规则,而且经过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过滤、选择和重组。

不同的话语群体拥有不同的话语模式。在文学阅读过程中,我们在文本中常常出现多种话语模式并存与角逐的局面。

文本负载着不同话语群体的复杂情感体验和心理交锋。弄清楚了谁在说话,我们才能理解话语附载的意识形态。

话语有明显和隐含之分。“明显话语只能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消

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3〕。福柯强调在语境中分析和思考话语,我们“不应该把话语推回到遥远的出场,而是

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3〕。而即使是在语境中,我们也时刻要提醒自己话语的含义远远超出字面符号所指。

话语至少可以分为表层和深层两个层次。话语的外在性通过它的表层结构来体现,而内在性则只有在话语的深层结构

中去找寻。话语表层表达外在性的叙事需要,话语深层则无时不在流露主体顽强表现自己的欲望。在文学创作中,这

体现为作者总是以其初衷规范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就是说,对文本的理解只能是循着作者的思路去进行,否则则

称之为误读。

然而,自从巴尔特宣布“作者死了”之后〔11〕,什么理解都是可能的,权威性理解的失效,意味着多元理解的产

生。歧见叠出,互相对立的理解可以并行不悖。福柯“人之死”的宣告与巴尔特的“作者之死”颇有相似之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