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琅看媒介记忆视角下历史人物的形象变迁

第35卷第1期2017年2月龙岩学院学报JOURNAL OF LONGYAN UNIVERSITYVol.35 No.1February2017文学•艺术•传媒从施琅看媒介记忆视角下历史人物的形象变迁(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摘要：施痕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以媒介记忆为核心理论，将施痕置于官方与民间两个截然 不同的主体之下，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在媒介形态选取上存在差异。

受媒介记忆内部机制和外部 环境的影响，施痕形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仅有官方不同时期评价标准下的形象变迁，也有民间 记忆中较为固定的祖先崇拜形象。

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中，官方借用了民间，民间也借用了 官方，但这种“借用”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认可和接纳的态度。

民间不仅成为官方权力征用的资 源，也成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表达空间。

关键词：媒介记忆；形象变迁;施痕；官方；民间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4629(2017)02-0087-06彼得•伯克在《制造路易十四》[1]一书中探究了路易十四在其生活时代由不同媒介（石雕、铜铸、绘画 等）所塑造的形象,从“历史”的、传播的层面对人物形象一集体想象进行研究，分析了传媒对形象的重 要影响,将其视为集体的产物。

传播、媒介与记忆，这三者之间所存在的历史性关联,无疑为记忆研究提供 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媒介记忆。

对于媒介记忆的概念，邵鹏认为,媒介记忆是指媒介保留某些信息的 能力和属性，人类通过媒介可以将过去的事件和信息一如既往地在现实中再现和还原，并以此影响人类的 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

[2]本文主要从国家与民间的层面探讨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对施琅形象的塑造,施琅生活于明末清初，早 年为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

尔后加人了郑成功的抗清部队，因与郑部失和再 次投降清朝,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参与对郑氏的招抚和攻取，因两次征台失利内调京师十三 年，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63岁）率清军平定台湾。

作为明朝遗民，其两次投降清朝，以及攻台等事 迹使得他备受争议,各界关于“施琅是使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英雄还是反复无常的‘贰臣’”的讨论从未停 止，其经历及事迹的争议性恰好为其不同时期的官方形象记忆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反观民间各种祭 祀施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施琅的故乡一衙口村。

施琅于施氏族人而言，意义非凡，不仅在施琅有生之 年就规定了祭祀的时间为“诞日”，而且沿袭至今。

同时在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族谱、宗祠等都出现了施 琅的身影，并由此对历史重新进行了诠释，实现了民间对施琅形象的塑造和记忆。

_、官方记忆——主流媒介与形象变迁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会采用不同的机制与媒介来塑造社会记忆。

施琅这一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 语境下被赋予了各自的时代特色，国家通过官方叙事、主流媒体的传播、官方纪念活动和象征性纪念物等 媒介来保存、展示并影响公众对施琅的记忆。

在传播学领域，形象一般都与媒介相关。

形象离不开媒介，它必须借助某种符号进行编码，以一定的收稿日期：2016-1卜26 Doi:10.16813/35-1286/g4.2017.02.016作者简介:施凉凉，女，福建晋江人，福建师范大学201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指导老师：张梅，女，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方式和渠道表达出来、进行传播，从而完成形象的再现。

我国学者奕轶玫对媒介形象研究的两个维度做出 了总结，一个是媒介自身的形象，另一个是媒介中的形象，分别对应了传播者和传播对象。

[3]本文的媒介形 象指的是后者，媒介形象涉及公众对传播对象的看法、态度、评价等情感的综合反映。

媒介对施琅形象的 塑造,本质上是对历史的一种建构，只有通过一定的媒介表达出来，才能够被人们认知，而这种认知必定受 一定环境和不同的评判标准制约。

并且在这些特定的评判标准下，不同时期历史人物的官方媒介形象会 呈现不同的价值取向。

什么样的媒介形象才是好的形象？这涉及到一个媒介形象塑造的标准问题。

对于同一历史人物，在 不同时期，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所塑造的媒介人物形象也有差异。

施琅在清朝的官方叙述中曾一度保持 着正面的形象，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施琅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同一个施琅被置于不同的时 间、空间和媒介中，赋予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并创造了不同时代和地域关于施琅的记忆。

总体来说,施琅的 媒介形象几经变化,逐渐从被封为靖海侯，到被认为是一个“背主求荣”“反复无常”“不忠不仁不义”的汉 奸、叛徒向一个靖海守疆的爱国英雄转变。

笔者基于不同时期对施琅评价不同，将评判标准划分为以下三 类:君臣伦理、民族国家、个人人格。

而正、中、负面评价分别表示为功大于过、功过平分和过大于功。

从表1可以看出，清朝对施琅的评价总体趋向于正面，不仅从君臣之义上肯定了施琅的功绩，也肯定了施琅对民族大一统的贡献。

这也进一步体现在官方正史中只强调了施琅攻打郑氏的忠勇，而遗忘了施琅作为贰臣在人格上的缺失，对施琅降清一事并未多加指责。

在施琅死后，康熙的祭文、碑文、人贤良祠和官方祭祀都是清廷对施琅评价的延续，从而形成了由官方主导的关于施琅的信息传播网络，深化 了施琅身上的“忠臣”形象，使得施琅“忠臣”的形象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传播。

但是，清政府对施琅的评 价并不完全是正面的，这主要体现在施琅的恃功骄纵的缺点上。

到了清末民初，评价施琅大多与现实的政治需要相关联，革命志士们从反清的角度解读施琅,抹杀了 施琅所处年代的复杂性。

一方面借贬低施琅来否定清王朝，另一方面通过肯定汉民族，以此来达到最终推 翻异族统治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以至于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对施琅的评价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 彩,施琅对台湾做出贡献的一面被淡化、回避，而背叛郑成功、投降清朝的一面却被强调。

民国后，对施琅否定的评价并未随着清朝的推翻而消失。

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在官方正史 中，施琅在很多场合是作为郑成功的对立面来被人们所评论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台海局势的变化，施琅因其 平定台湾的事迹被过度诠释为“民族英雄”,其形象也随着媒介化的发展出现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中。

通过新 闻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和影视（以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为例)等艺术方式,以及周年纪念活动和纪念空 间对关系国家、民族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再现或重新塑造，阐发他们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 值，对建构民众的集体记忆有着重要的作用。

施琅的形象从《人民日报》中的“统一国家”形象，到《施琅大将 军》的“爱国”形象，再到纪念活动及空间中的“民族英雄”形象，其媒介形象得到了进一步诠释。

二、民间记忆——地方多元符号与形象塑造与“官方记忆”这一研究向度相对应，“民间记忆”取向的研究者更加强调作为身在民间的个体和小群 体使用自传、日记、手抄本等私人书写记忆的方式，反抗政府的话语垄断。

[4]民间记忆所包含的媒介形态范 围很广，并且在不同的群体反应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

这其中以施氏宗族对施琅的记忆最为丰富,他们通 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口语、文本、建筑、仪式了解和记录自己的过去。

施琅作为历史人物,最为被人知晓的事迹便是为清朝收复台湾，民间对这一事迹“编造”的传说同样 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口语传播上。

施琅攻打郑氏不仅能出其不意，而且还有“天意”相助;施琅不仅以从施琅看媒介记忆视角下历史人物的形象变迁 文学•艺术•传媒表1 不同时期对施痕的评价清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十民国1949-1976改革开放后君臣伦理正负负正民族国家正负负正个人人格负负负正总体评价（正/中/负）正负负正从施琅看媒介记忆视角下历史人物的形象变迁 文学•艺术•传媒国家为重,而且不惧生死。

这些传说无不以褒奖的言词展现出施琅忠勇、有谋略的形象。

虽然在这些传说 中，施琅仍是以一位军事将领的身份出现，还是处于“人”的阶段，但已明显带有传奇的色彩，而在另一些 传说中，施琅则被戴上了“神”的光环。

施氏后人为自己“崇拜”的族人想象了非凡的诞生、成长和行伍经 历，使其成为拥有神性的英雄形象。

从《襄壮公传》中的“神授宝光”到民间口语传播中的“豹子神”转 世，尽管情节不同,但都带有神异的色彩，似乎也在预示着施琅的出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也为他成人之后 的“大有所为”埋下了伏笔。

到了施琅青少年时期，施琅“神异”的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少年施琅看到神 灵与他同拜起。

此事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

这个传说反映了时人对统一台湾、宁海靖疆作出重大贡献 的施琅的崇拜。

[5]而在口语传播中，施琅“天授神性”的特征体现在下雨不会被淋到，足见施琅的异人 之处。

随着时代的变迁，施琅传说得以生存的媒介方式也悄然发展演变，从最开始的文本记载，到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讲古（群体传播），再到现在的日常交流（人际传播）。

即便传说带有很多的不真实性，但其 背后表露出了传承者的好恶。

这里所阐述的传说折射出的关于施琅的集体记忆,指的就是强调一民族、族 群或社会群体用以情感联系的“根基历史”。

[6]也就是施氏后人建立的对祖先的历史记忆，从受访者（施氏 族人）的讲述来看，在施琅的故里,施琅具有很强的认同，几乎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同时，施琅的传说也具 有明显的“地方性”灵验色彩，施琅的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融人地方特色，逐渐形成施氏对本宗族的认 同,借以强化族人的宗族意识。

由人到神的过程往往依托于两种形式完成，一是民间传说在口头上的传承，二是在祠庙中得到仪式上 的确认。

虽然施琅的传说不乏神秘的色彩，并一度被塑造成“神性”的角色，但施琅并未从人演化为神，在 施琅故里除了施琅诞辰和清明时节的祭祀，并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众信仰，也未有把施琅当成神来祭拜的现 象,这不仅与施琅备受争议的身份有关，也与施琅在不同时期官方对他的不同评价有关，他并未能保持一 致的英雄形象。

在施琅故里，施琅并没有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变,而是成为了一种祖先崇拜的象征符 号，并作为一种家神信仰而存在。

这种象征符号除了体现在口头叙述、各种文献和仪式中，还包括了纪念物等物质形式。

施氏宗族对施 琅的记忆，表现在口头上为民间传说，书面上为族谱的记载,行为上为仪式的展演，建筑上为宗祠的记忆。

传统家族制度下，族谱、宗祠和在那里举行的祭祀是宗族结合的重要手段。

当宗族内一部分族人社会地位 得到提升时，宗族的结合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其财富与权威则通过宗族被还原与他的族人。

这在施琅及其族人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当施琅加官封侯之时,施氏家族在他的影响下维系越发紧 密，而他也能敦本睦族，建宗祠、置义田等，将自己的财富和权威回馈给族人。

施琅死后，晋江浔海施氏家 族不仅在族谱中对施琅褒奖有嘉，而且把施琅当成祠祭和墓祭的重要对象，这就使得施琅从施氏家族第十 六代子孙上升成为家族崇拜的重要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