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漕运对古代封建王朝政治影响

三门峡漕运对古代封建王朝政治影响漕运作为中国沿袭最悠久的制度之一，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相始终，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古代中国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往往不在同一区域，通过水陆交通线把富庶地区的粮食及其他物资运送到京畿之地就成了封建王朝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一套逐渐完备的漕运制度。

[1]（P1）漕运制度的出现与发展和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联系密切，既显示历朝上层政治运作之功能，又反映历代地方经济的发展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漕运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一代王朝命运攸关，不能不居于首要地位。

[2]（P2）周秦汉唐皆定都关中，三门峡作为古代东西漕粮转输的必经要道，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起，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间虽屡有中止，但作为主要的运输力量，却一直维持到唐朝末年。

[3]从秦汉至唐末，历代王朝每年从各漕粮供应区征用的漕额均达数百万石，中央庞大的官僚机构、皇族开支，首都及京畿地区百姓和驻军的日用粮食消耗，无不依赖漕粮。

漕运始终是维护京城安定和中央政权机构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

自秦汉时期开始，漕运便逐渐地用于军事及社会制衡等领域，也是朝廷发展军事，进行战争，维护边疆稳定及赈济灾荒、平粜物价，巩固统治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统治者统治经验的成熟，漕运日益成为朝廷调控社会的重要工具。

一、保证京师粮食供应与维持封建王朝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多为小国寡民的封建国家形态，各国都城人口并不多，粮食可就近供应，即使到了周代推行划分国野的分封制度，各诸侯辖区仍不大，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也不高，都城则为农田所环绕，各诸侯国非农人口所需的粮食、贡赋，可于都城周围就近征收，并无长途贩运粮食之需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兼并，所存国之辖区日渐扩大，都城人口也随之增加，出现了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魏国大梁等大型都市，然得益于此时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各国在粮食方面仍能自给自足。

[5]（P128-129）秦汉统一帝国建都关中，但在强干弱枝统治政策指导下，京畿地区不仅建有庞大的官僚体系，还将大批六国旧贵迁徙到关中地区，消费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致使物产丰富的关中平原也难以确保其充足的物资供应，巨大需求，还必须依靠全国范围的供应。

在历史上数百年的时间里，长安能够成功地作为全国都城而存在，在物质上除了依赖发达的关中农业支持外，还与漕运关东巨额粮物的支持有密切的关系。

而三门峡漕运作为转运关东粮食至关中地区的枢纽地段，其在保障京师正常的粮食供应，维持历代王朝中央机构的有效运转的历史意义方面自不待言。

汉初，提倡“黄老之治”，所谓与民休养生息，军事与民事的供给量较少，漕运量也自然较小。

汉高祖时“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6]（P1418），惠帝与高后时，漕运关东之粟，也“岁不过数十万石”[7]（P1127）。

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繁荣，城市人口增长迅速，西汉时期关中地区人口，仅长安已有八万多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长陵有五万多户，茂陵有六万多户[7]（P1547）。

人口的迅速激增，使得关中地区粮食供给时常陷入困境。

至汉武帝时，军事活动的频繁，每年从关东漕往关中的粮食达到四百万石[6]（P1436），元封年间竟达到六百万石[7]（P1175）。

直至宣帝时，仍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7]（P1141）。

如此庞大的漕粮运输，均须通过晋豫间黄河三门峡河段溯渭水逆行西上抵达京师。

为了提高漕运效率，汉武帝曾傍渭水开凿了漕渠，同时为了减轻三门峡航道的压力，还接受河东太守番系在山西西南部开渠，“欲省底柱之漕”[6]（P1424）的建议，但是，由于黄河的移徙改道，该渠没有成功。

后来，又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使“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6]（P1411）。

这项工程也未获成功。

这样，大部分漕粮还得仰给于砥柱以东地区，三门峡漕运始终是困扰着西汉政府的一大难题。

隋代建都关中时期，其粮食供应始终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隋大业年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余，口四千六百万，关中京兆、扶风、冯翔三郡共有户四十九万。

[8]（P808）尽管关中的经济在此时已得到一定的恢复，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仍不能满足都城的粮食需求，在隋文帝执政时期，仍需从关东大量运粮至关中以弥补其不足。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开始以水陆连运的方式，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同时文帝又设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以给京师”[8]（P683）但是从关东漕粮必须溯黄河，沿渭水而上，途中需经三门峡危滩，漕运受到很大限制，故收效不大，乃于开皇十五年“六月戊子，诏凿底柱”[8]（P40）企图进一步提高漕粮的数量。

隋文帝在位期间，关东地区频频水患，而关中地区又不时饥馑，关中粮食输给由于受三门峡险阻的阻挡，漕运难以满足需求，以致数次“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8]（P39）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他基于经济重心南移的现实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决定避开三门天险横阻黄河漕运对关中物质供应所造成的困难，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移都洛阳，此后炀帝多居住于东都，又喜四处巡游，三门河运似未重视。

《隋书》卷三《炀帝上》：“（大业）七年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是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

时正伐高丽，虽底柱山崩，偃河逆流，亦未见修治。

唐初，“漕事简”，年漕运量不过二十万石。

到中唐，由于关中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生产力的减耗，以及封建国家机构的逐渐庞大，官吏人数相应增大，加上“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

”[9]（P1346）支出日益膨胀。

加之府兵制败坏以后，募兵制兴起，关中粮食需求日增，有学者对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长安的粮食供应及消费做了定量统计：皇室、后宫及太监约三万人，年耗粮二十余万石；京师文武官员2,621人，年给禄米151,533石；诸司役作84,058人，年用粮七十余万石；京畿禁军107,000人，年用粮七十七万石；禁军战马七万匹，年耗粮一百五十一万石，以上合计年用粮三百四十余万石。

每年供应长安城的粮食有：关中租税粮一百一十五万石，关中和籴粮一百二十万石，剩下缺额的一百多万石，则通过漕运提供[10]，由此可以看出漕粮的重要性。

唐代关中虽号称“沃野”，但所出无以支持朝廷不断增长的庞大开支，因此，大部分粮食需要由外地转输。

但三门峡险阻一直是漕粮至京师长安的瓶颈，洛陕之间的水陆转运极为艰辛，制约着京师转输漕运量的扩大，这对长安城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当关中出现灾荒，或漕运量不足的情况时，城内居民的生活便受到严重的影响。

在唐代前期，为缓解灾荒中长安的粮食紧张问题，唐朝君主曾采取两都制的方式来解决日益严重的漕运问题，高宗时将高祖废罢的东都洛阳复建，随后高宗七次行幸，后来武后则直接改都洛阳，[11]（P20-22）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则在三门峡漕线两旁修筑了武劳、太原、集津、三门等仓，[9]（P1366）通过节级转输来解决洛阳至长安间的漕运不畅问题。

由是关中地区紧张粮食供应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安史之乱后，江淮年输至关中的粮食数量十分有限，唐王朝也逐渐走向了衰落。

天宝十五年（756），叛军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漕运一度断绝。

唐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年）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

第二年，又拜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凡漕事皆决定于晏。

刘晏上任后，立即致力于改革漕运：疏浚汴渠；“始以盐利为漕佣”雇人运输；采用纲运法以武官押运；改进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又设计制造适合汴河与黄河三门峡航道的优良船型等等。

漕运至京师的漕粮“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9]（P1367）但刘晏所整顿的河渭运道也并未维持多久。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攻入长安，德宗出走奉天。

淮西叛将李希烈又攻陷汴州，漕运完全断绝。

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扫荡了大半个中国。

唐末农民战争给长安以毁灭性破坏。

中唐以降，李唐的政权能够在内外交困中不致于过早分崩离析，而继续享国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关中漕运的畅通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言：“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

”[11]（P204）可知漕运与唐王朝的盛衰息息相关，三门峡漕运把将中唐后唐王朝的军事政治中心长安和经济重心南方密切联系起来，对唐王朝的延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漕运专官的设置与漕运制度的形成秦汉时期虽然漕运已成为经常性的运作，但仍处于创生阶段，并无固定官署负责，而是采取各部门任务编组协调分工。

在漕运基层组织上，两汉继承秦代制度，在太常、大司农、少府，水衡都蔚、三辅皆设有“都水”官[7]（P72-736），在漕运上层组织方面，与漕运相关的各部门皆有参与，其中握有大权者，则为大司农。

西汉时举凡屯田河西、兴兵西南，皆取给于大司农，大司农又负责执行均输、平准[6]（P1439-1411），故具备协调的充分条件。

另西汉中期时曾有“设漕都尉一官”[7]（P3399）然不久于东汉光武时罢去，[12]（P51）东汉漕运大体沿袭西汉，但是在大司农之下，则设有秩六百石的“太仓令”，主要受郡国船漕谷[12]（P3590）遇有非常情况时，帝王则可以选任亲信暂时统管，如楚汉相争时萧何便宜行事，运筹“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6]（P2015）隋置募运米丁，漕运关东、汾晋之粟供给京师，[8]（P683）漕运尚处于草创阶段，漕官还不是一种常设的制度。

随着漕运发展的需要，自唐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开始正式设置专官“水陆发运使”[13]开元年间（713~741）又改称“转运使”，专司漕运。

陕州水陆发运史（水陆运史），从先天二年（公元712年）始置，至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停罢，百年间共有13位刺史任此职，何汝泉根据史籍检到的陕州运史将其列表如下[14]：洛州，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升为河南府，置府、少尹，次年设运使，但据《唐会要•河南水陆运史》所载，河南府开元二年（714）至天宝二载（744）前未设运使。

此后也只有两次设使。

[13]何汝泉则通过其他史料检测到有明确记载的河南运史，如下：唐以前漕运未有专司漕事之官员，唯有到此始设转运使，领漕之务,专司漕运，漕运始有专职。

独立漕官的出现标志着漕运管理走向独立化、专业化。

它初称水陆发运使，专管洛阳至长安间的漕粮西运事务，后又改设江、淮转运使，掌东南各道的水陆转运。

不久又在诸道设转运使，掌管全国各道谷物财货的转输。

代宗后，则多与盐铁使合并，称盐铁转运使，权力更大，故往往由宰相兼领，在各道分设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