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教育学与教育改革_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阿普尔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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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漫谈开来——《教育能改变社会吗?》读书笔记摘要:本文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结合批判学教育学代表人物阿普尔的著作《教育能改变社会吗?》一书以及笔者本人的教育教学体验,漫谈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思索这些问题的起因,探寻可能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教育社会前言从19世纪,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开始,很多伟大的教育家和活动家都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并用行动诠释这一问题。
在这个实践过程之中,对知识价值的提问由“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变成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这一改变,从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普通教育所具有的文化政治属性的认识,也深化了我们对教育政策、课程、教学、评价和差别性权利之间关系的认识。
作为知识传播的手段,教育应该选择那些知识,又会对社会进程有怎样的影响?到底是教育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对教育前进的方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呢?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即是“教育能改变社会吗?”一《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简介“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美国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课程、教学和教育政策研究系教授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 W.Apple)在《教育能改变社会吗?》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本书中,阿普尔通过聚焦教育史上一些重要人物——保罗·弗莱雷、乔治·康茨、杜·波伊斯和伍德森——的深刻见解,并结合巴西阿雷格里港和美国沃尔玛的例子对“教育能改变社会吗?”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但也正如作者本人所言,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终极答案,除非我们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答复:“这个不一定。
因为它取决于许多人是否愿意为此付出大量艰苦和不懈的努力”。
阿普尔提倡“批判的教育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应该与实践相结合“需要参与到进步主义社会运动和对现存的剥削和统治关系提出挑战的团体中去。
‘中立的知识阶层’的角色在这里显得有些奇怪”。
阿普尔清楚地阐明“批判的教育研究”需要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相结合,正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为“批判的教育研究”提供了特异的文化政治背景,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及研究者的立场和捍卫对象。
试析阿普尔批判教育学视野下的教师观摘要阿普尔批判教育学是一种关注社会问题和权力关系的教育学理论视角。
教师作为教育实践中的重要角色,其观念和行为对学生的认知发展和人格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阿普尔批判教育学视野下的教师观,探讨教师的角色、责任和权力,并提出相应的教育改革建议。
关键词:阿普尔批判教育学、教师观、教育改革引言阿普尔批判教育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教育学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关注社会问题和权力关系对教育的影响。
教师作为教育实践中的关键角色,既是知识的传递者,又是学生认知和人格发展的引导者。
教师观是指教师对教育过程和学生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观念和态度。
本文将从阿普尔批判教育学的视角出发,试析教师观,并提出一些教育改革的建议。
阿普尔批判教育学视野下的教师观1. 教师作为权力的象征在阿普尔批判教育学的框架下,教师被视为教育中的权力代表。
教师通过传授知识和规范行为,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然而,教师的权力也容易导致不平等和压迫。
因此,教师应当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并在教育实践中注意平等和尊重。
2. 教师作为知识的传递者阿普尔批判教育学认为,知识是一种权力的形式,教师作为知识的传递者,拥有权力主导学生的认知发展。
然而,阿普尔批判教育学也强调,教师应当关注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仅仅传递信息。
3. 教师作为引导者阿普尔批判教育学主张教师应当成为学生认知和人格发展的引导者,而非简单地灌输价值观念。
教师应当鼓励学生批判性思维,帮助他们思考社会问题,并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
教育改革建议1. 重新思考教师的角色教育改革应当重新思考教师的角色定位。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应当成为学生认知和人格发展的引导者。
教师应当鼓励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并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支持。
2. 提供教师专业发展机会阿普尔批判教育学视野下的教师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师专业发展机会。
保守主义的复兴与阿普尔“批判的教育研究”摘要:阿普尔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最早创立者和最早在北美倡导批判教育的领军人物之一。
分析阿普尔对“保守主义的复兴”这个特定历史情境的理解,阐述其“批判的教育研究”的时代背景,官方知识的政治和捍卫的立场,可以更好地理解阿普尔的思想和主张。
关键词:阿普尔;保守主义;批判的教育研究迈克尔·阿普尔是世界上致力于建立一种批判性及民主化教育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保罗·弗莱雷,《文化战争:保守势力复兴时代的学校和社会》的作者。
阿普尔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和彼得·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等人一起致力于民主教育的实践运动,从而也影响了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主教育进程。
他坚称自己的学术为“批判教育研究”[1]。
他在《官方知识》中也说道他更倾向于使用批判的教育研究而不是批判教育学。
阿普尔认为了“批判的教育研究”需要和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相结合。
那么批判的教育研究不仅是批判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因此就开展了对现存的统治关系提出挑战的进步主义的社会运动。
阿普尔很早就开始质疑“谁是教育的真正受益者?”这应该起源于阿普尔自身特殊的成长环境、求学的经历和人生体验。
阿普尔从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到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资深教授, 拥有一个传奇的人生经历,这就使他的研究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意识和批判意识。
他说,如果你想批判性的写东西,而不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斗争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你的著作是不可信的。
在《官方知识》中,阿普尔更为关注“保守主义复兴”这一历史阶段本身及其对社会和教育的影响。
“保守主义的复兴”是阿普尔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并成为他展开“批判教育研究”的线索。
阿普尔坚决地捍卫社会的正义、平等和民主教育正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气氛。
一、时代背景:“保守主义的复兴”“保守主义的复兴”主要想弄清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知识、谁的知识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知识。
关于阿普尔教育权力的解读与教育公平浅议作者:张越来源:《新教育时代》2015年第15期摘要:本文基于阿普尔关于意识形态与课程的讨论,以及各界学者对批判教育学的观点,从阿普尔的文化背景入手分析教育领域中的权利与意识问题。
并结合当前热点问题,从外来务工子女就学中涉及公平的维度出发讨论了学校教育的隐形权利和教育公平问题。
外来务工子女集中就学是否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公平值得人们反思,教育的普遍性原则应如何体现应放到教育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意识形态批判教育教育公平一、阿普尔关于教育权力的探讨(一)教育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中,阿普尔阐述了他的课程文化观:是通过揭示教育中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通过思考课程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逐渐形成的。
简言之,课程是主流阶级的权力、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现和象征,它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知识,是一种法定文化。
既然课程知识是一种“合法化知识”,那么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某些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控制。
阿普尔认为,意识形态要想合理地渗透到学校的课程中去,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统治集团的经济秩序要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范畴和情感结构;二是要有一群所谓的知识分子通过适当的运作,把统治集团要认可的范畴合法化,使这些意识形态形式看起来是中立的。
(二)知识背后负载的属性斯宾塞认为,知识是一种“在道德上中立的”且仅仅是与“真理”相关的东西。
读了阿普尔的书,让我不禁会追问几个问题,斯宾塞提出的科学知识最有价值,那么什么是科学知识?学生每天都在学校中学习,而学校在为谁的利益而服务?学校传授的知识都是谁来掌控的?阿普尔将学校教育机构设想为一个类似黑箱的东西,在学生进校前测量输入,然后在期间或到学生成年进入劳动力大军后计算输出。
学校中那些被规范化了、编排好了的课程知识看似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它们与经济文化的权力和控制有关。
然而,至今都没有人去追问教材中的知识是谁编写的,为什么要将这样的知识传授给每一个接受教育的人?我们所接受的一切教育或者是说我们在学校中所受到的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熏陶,都是在一只无形的手操纵下进行的。
批判教育学解读2008-05-04 09:34:55| 分类:教育反思| 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辛治洋摘要:批判教育学从产生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的基本认识是“教育应该是政治的”,基本立场是站到弱势群体的一边,基本方法是阶级分析的方法。
批判教育学把实践理解为在民主授权的合法性前提下规范的政治活动。
以上特征使它与其他相关学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以说,批判教育学的产生是必然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发展的道路却不可能一帆风顺。
关键词:批判教育学;发展历程;理论特征;实践走向从可以考证的文字来看,“批判教育学”在英文里首先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
当时,以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安大略教育研究所的西蒙(Simon,R.)和沙利文(Sullivan,E.)为首的几位学者组成了“批判教育学与文化研究读书会”(Critical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Group)。
除了当地的学人和教育工作者之外,他们还先后邀请欧美各地的批判教育学学者们来参与他们的讨论。
一、批判教育学的发展历程批判教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再生产”、“抵制”等关键词紧密相连。
但我们是否可以用“‘再生产理论’到‘抵制理论’”来概括它的发展轨迹呢?以阿普尔作为例证来回答这一问题最恰当。
在批判教育学的每一个发展时期,阿普尔都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著作。
人生写书,“我的每一本著作都在反省前一本著作的缺陷,并力图克服之”;书写人生,“正如我的经历一样,我的每一本书都在重塑我自己。
”可见,探求阿普尔理论的发展脉络,为我们审视批判教育学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必要的样本。
阿普尔的批判教育学开始于对结构功能主义教育理论的批判。
阿普尔认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个最主要的弱点在于它不能把事例视为结构主义的征候。
它把教育的关注点转向管理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的、伦理的和政治冲突的问题。
”因此,阿普尔主张要批判性地看待学校到底在干什么?从而在方法论上确立了“再生产”的观念。
“阿普尔的批判课程观对我国教育的启示是: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深化教育民主和公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化教师专业发展;加强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重视师生反思,促进反思走向实践;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自我思考,避免生成接受惰性. 迈克尔·W·阿普尔是当代批判教育学派的杰出代表,主要致力于建立批判性及民主化教育,在他的批判课程观中提出了课程教学具有政治性,隐蔽性,自主性和民主进步性的特点
批判教育学流派可分为具有创新风格的英美流派和具有保守性的德国流派,它产生于本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教育领域中最具活力的竞争者。
批判教育学流派思想复杂,基于不同的思想基础与社会背景,不同流派有不同的特点。
但是,不同流派追求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与“解放”,强调运用批判理论通过批判的研究方法进行教育研究与分析,是各流派批判教育学的共同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教育学的批判性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一种理性的追求,更是一种方法论。
代表人物: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阿普尔、吉姆,法国的布厄迪尔,巴西的弗莱雷。
试议阿普尔批判教育学视野下的教师观摘要:在基于“教育是政治的”这一批判教育观的认识下,通过对教师立场和课程的分析,阿普尔指出教师教育中存在“去技术化”现象。
他主张教师应该批判地反思教育教学,促进自身角色的转变。
关键词:阿普尔批判教育学教师教育批判教育学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英语世界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想,其理论基础来源于不同的学术流派,如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批判教育学派成为了教育领域里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
阿普尔是与弗莱雷(FrEire)、吉鲁(Giroux)等批判教育学学派代表人物齐名的学者,他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可以说早已声名远扬,在国际教育领域中也享有盛誉。
他认为批判教育学研究的本质在于探究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难以解释的关系,批判教育学提出的问题有:到底谁的价值、解释和目标构成了公共教育的基础?官方课程是怎样作为普遍客观的知识给社会施加影响的?在权力的背景下,知识怎样创造出来并传播、消费和使合法化?社会讲述的是谁的故事?谁创造并选择了教科书和课堂内容?谁的利益通过知识主体的提升而得到支持?[1]当教育改革常常作为保守的政客和商业领导人获取利益的矛头时,以上这些问题的提出就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非常重要的了。
一、“你站在谁的一边?”阿普尔认为批判教育学对教育的基本认识就是教育是政治的,他质疑教育价值是中立的东西。
他认为如果教育是政治的,那么教育价值不仅不可能中立,而且需要还原到政治当中去。
关于教育,斯宾塞很多年前提出一个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就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即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针对这个问题,阿普尔认为先明确“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更为重要,那就意味着作为教师,“你站在谁的一边?”因为立场是批判的前提,立场决定了批判教育的可能性和深刻性。
[2]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民主政治正面临着严峻危机,右翼共识风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推动了这一共识的形成。
批判教育学的基本观点批判教育学(Critical Education)是一种以政治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理论,它提出了反对当前社会教育体系的批判性意识和新的教育理念。
它强调了教育的政治性和历史性,重视受教育者的权利,注重教育的创造性,并强调参与和变革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批判教育学强调了教育的政治性,提出教育不应只是简单地传播信息,而应为学生开发技能和能力,培养学生对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做出正确判断。
它还认为,学校应该成为培养学生自由思想的场所,使学生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便在未来能够自主决策,而不只是盲从的接受社会习俗。
其次,批判教育学强调了教育的历史性,它指出,教育是一种历史产物,它受到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要理解教育,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它。
它认为,教育应该以社会变革为目标,以改变社会结构和贫富差距为目标,以解决社会歧视和不平等问题为目标。
此外,批判教育学也强调了受教育者的权利。
它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中心,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学习方式,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权参与学习过程,以此激发自己的学习欲望,以及有权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
另外,它还要求教育工作者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更有效的方法,如探究学习、小组合作等,以促进学生的参与感和发展性。
最后,批判教育学强调创造性地参与和变革教育。
它认为,教育应该以受教育者为中心,遵循受教育者的需求,以帮助他们发展个性,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并利用学习机会进行深入思考,探索未知的领域,以及尝试新的方法,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好的机会。
总之,批判教育学的主要观点是:教育的政治性、历史性、受教育者的权利以及参与和变革教育的重要性。
它旨在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强调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倡导公平平等的教育,让受教育者可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10年第1期(总第270期)GLOBALEDUCATIONVol.39 No1,2010批判教育学与教育改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阿普尔教授访谈周文叶 兰 璇摘要 批判教育学将教育置于文化、政治、经济和权力这些更本源的问题框架之中,探究教育的功能,思考课程的实质。
它不断地追问: 谁的知识? 重点学校对贫困生意味着什么? 现行教育政策是否对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群都是公平的? 谁在其中受益了? 它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自我观察和反思的镜子。
关键词 批判 教育改革 课程 知识作者简介 周文叶/华东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上海200062)兰 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硕士生 (上海200062)一、批判教育学的使命问:当前世界战争不断,社会矛盾依然比较尖锐,最近又发生了金融海啸,人们对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你认为教育应该起什么作用,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阿普尔: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的确,当今世界战争不断,经济衰退,世界各地几乎都陷入了大萧条时期。
此时,教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有人说,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前,教育根本对此束手无策。
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当然我必须承认,教育并没有能力全面挽救经济危机。
你不能要求老师好好教学生,然后保证他们一定会找到好工作。
这是不现实的。
首先,我认为教育应该做的是为孩子提供一个避风的港湾。
因为,对于孩子而言,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他们能得到尊重,能吃饱,不用考虑经济压力;在这里,他们还能继续有梦想。
因此,学校不仅要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知识,还要保证孩子能充满好奇心,活力充沛,养成一定的批判能力,并且开始理解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
其次,我认为教育应该做的是让孩子去学习正式课程外的知识。
比如,孩子们应该知道:国家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我的父母失业了?他们的失业意味着什么?谁在这场危机中获利了?谁失败了?学校可以做些什么 等一系列问题。
有一本书名为 The School T hat Built A Tow n ,它讲述了在经济危机中,一个学校如何挽救了一个小镇的真实故事: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一个小镇,有一家很大的造船厂,那个小镇的大部分人都在这个造船厂工作。
但是后来这个厂倒闭了,小镇一半的人也因此失业了。
那个小镇的高中里的学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他们把自己在语言课、文学课、科学课、历史课、社会课上所学的知识都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以下的问题:造船厂倒闭带来了什么问题?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重新开办一个厂吗?接着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最后他们提议开办一个新的制鞋厂。
故事的结尾就是小镇的人们又有了工作,小镇又恢复了活力。
我用这个案例就是想说明,学生必须学习正式课程以外的知识,并将他们所知的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科学知识等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和研究。
本访谈是笔者参与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公派留学项目,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教学与课程政策系学习时进行的。
感谢阿普尔教授接受我在UW 的学习,并对我进行了精心地指导;感谢阿普尔教授的Friday S eminar 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
在我的 民主学校 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学校帮助重建社区的案例。
例如,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利用他们的职业技术知识以及学科知识,成功帮助社区解决了住房方面的问题。
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让很多学生在学校重获了信任,还使得更多学生选择去大学继续深造,而不是辍学。
因此我认为,学校应该与社区进行合作,让学生在这种合作中可以了解当地经济的状况,同时将各种课程整合在一起供学生学习。
我是非常支持整合课程的,我认为让学生看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我认为教育应该做的是让学生吸取过去的经验,并对将来怀有希望。
比如美国,曾经多次经历经济大萧条。
因此,如今当我们再次深陷经济危机时,我们就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比如美国是怎样走出上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我希望学生能够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比如过去的经验有何成功之处,又有何失败之处等。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学生能够了解到危机和冲突的根源,并掌握相关的应对技能。
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学校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更多的学生辍学,什么样的课程会吸引学生留在学校里,什么样的教学才能让学生感到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国家,人们认为学校的任务就是一个提供工作的大工厂。
难道学校倒闭了就会没有工作了吗?这种想法是很糟糕的。
因此,我们必须反思教师的角色是什么?学校的职责是什么?它不仅是只与工作有关,它更多的应该与传统有关,与对学习的尊重有关。
问:你认为批判教育学在教育改革中的职责是什么?阿普尔:我认为,教育批评学应该在教育改革中尽到以下七项职责:1)揭露当今教育的弊端;2)提倡值得坚持的好做法;3)成为教师和社区的 秘书 ;4)创立民主的教育活动项目;5)保持批判研究的传统;6)依据伦理行事;7)做最好的研究。
问:你曾告诉我 批判 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与教学系的传统,除了批判课程研究外,美国当代课程研究中还有哪些范式?批判课程研究在其中处于怎样的境况?阿普尔:在美国,批判性课程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
一部分研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完成的,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在黑人学校里开展的,而后者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受压迫的人民。
在黑人学校里,批判课程、批判教育系统的传统由来已久。
但在正统的教育机构,批判性课程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初具雏形。
事实上,我就是美国批判性课程研究的创建者之一。
但在那段时期,这类研究在正统的教育机构里并未形成气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在1970年的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ERA)的年会上,我是几千名与会者中唯一一个谈到批判性课程研究的。
而如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与会者谈论的都是批判性课程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变迁,批判性课程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而它的发展可以归结于某些问题的日益突出,如种族歧视、妇女待遇问题、知识政治以及诸多教育问题。
除了批判性课程研究外,还有技术型研究范式、审美自传型研究范式(aesthetical autobiog raphical)、伦理型研究范式和历史研究范式等。
可以说,批判性研究范式是诸多研究范式的 集大成者 。
比如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我们会征求学生、教师、家长、社区以及政府官员的意见,接着我们会提出以下问题:如今的教育关注的是哪个阶层的人民?谁在其中受益了?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举例来说,当我们审视如今西方各国的教育时,我们会发现,学生的学业成就是与家庭背景和父母收入直接相关的。
这并不是个好的征兆。
还有,如今许多国家在搞教育改革,期间出现的 重点学校 、 尖子学校 可能给一些工薪阶层的孩子提供了一个 向上爬 的机会,但大部分的穷人的孩子仍然是无法受益的。
因此,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考虑以上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把课程研究比作是煮东西,有时候我们把不同的研究放在一起 煮 ,而有时又分开来 煮 。
而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是批判型研究范式的创始人之一,就否定其他研究范式。
只是我认为,在采用其他研究范式进行课程研究时,都需要考虑以上提出的问题。
二、阿普尔与批判教育学问:你是威斯康星大学的资深教授了,在这里任教多久了?阿普尔:今年是我在这任教的第39个年头了。
我197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来到这了。
问:1979年你就出版了你的成名作 意识形态与课程 ,到今年已经30年了,在这期间,您的学术思想经历了哪些发展与变化,又是什么促成了这些发展与变化?阿普尔:我在写完 意识形态与课程 后的确经历了很多变化。
事实上, 意识形态与课程 是西方第一本专注于探究课程实质的著作,它将课程置于人们思考文化与权力的这一框架之中。
我想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更成熟的思考。
我在 意识形态与课程 后出的每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开始对已经发生转变的社会大环境提出批评;而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换,我的思想与观点也开始发生变化,我对自己在 意识形态与课程 中提出的部分观点也开始产生怀疑与不满。
因为 意识形态与课程 关注的主要是阶级问题,其次是种族问题,它对不同性别间的关系问题探讨不够,同时对种族问题也是浅尝辄止。
此外,它主要关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关系。
社会底层的人民被视为无力反抗、受人操纵的玩偶,却很少有人揭竿而起,奋起反抗。
但事实上,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例如中国,革命都是由底层人民发起的。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美国的学校也是如此,学校里一直充斥着反抗的力量。
由此,我开始改变;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拓展。
我想用更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统治 这件事,在这个统治的局面下,有反抗,有斗争,还有妥协,但是统治阶级在妥协的同时仍然幻想着能拥有领导力与权力。
但是,我也得更谨慎地看待反抗与斗争。
同时,我也开始更多地考虑事物的矛盾对峙。
有些事你无法简单判断是对或是错,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判别标准。
因此在我的第二部著作 教育与权力 中,我更多地关注教师的劳动与他们的反抗之间的关系。
总之,我在分析问题时会尽量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反抗与斗争、统治、胜利、失败,以及各种形式的权力、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
开始更多关注国家大局、经济、学校,以及反抗与斗争;更多地关注教师劳动、经济危机、课程形式以及性别问题。
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我的前三本书( 意识形态与课程 、 教育与权力 、 教师与文本 ),这三本书就像一部 三部曲 ,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接下来一个系列的著作主题集中在社会运动,我尝试着将自己在前三本书中所学到的纳入其中,并加以拓展。
因为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我的思考也将随之变化。
我开始意识到,社会运动是至关重要的,其主题包括阶级对立、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能力不均、城乡差异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
这一系列的前三本书关注的主要是日益突出的右翼社会运动,它们分别是1993年出版的 官方知识 (第一版),1996年出版的 文化政治与教育 (第一版),以及2001年出版的 教育的 正确 之路 (第一版)。
在这三本书中,我提到了四类团体,我把他们统称为 新霸权集团 或 新联盟 。
第一类是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他们相信市场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拥护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第二类是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他们想要重建统一的国家文化。
对以上两类团体的看法,我都持反对意见。
第三类是宗教保守主义者(relig ious conservatives),如今这类团体在世界各国日趋壮大。
比如,西方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东方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色列有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印度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
这些宗教保守主义者认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我们的教育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