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茶马贸易

中华文化论坛 2008年12月浅谈茶马贸易古道贾大泉 尉艳芝摘要茶马古道是将内地茶叶运往藏族等少数民族交换马匹的道路,即茶马贸易的古道,而不是用马匹驮运茶叶到藏区销售的道路。

内地茶叶输藏始于唐代。

迄至宋代,我国茶叶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四川茶叶产量高居全国之首,加上战争的刺激,使得茶马贸易更为发达,宋代茶马贸易主要集中在熙秦地区,青藏道成为茶马贸易的主要道路。

元末战乱,四川茶叶生产一落千丈。

至明代,四川茶叶生产有所恢复,明政府为笼络藏族僧侣上层,使得川藏路成为贡道和官道,并成为主要的茶道和商道,取代了唐宋时期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的地位。

清代放宽茶叶输藏,使得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

川藏茶马贸易古道,在加强汉藏民族间的联系与团结、促进藏汉贸易繁荣,以及藏区市镇的兴起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茶马贸易;古道中图分类号 K 928 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0139(2008)-0050-03作者简介 贾大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尉艳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1。

近十多年来,随着北方丝路、海上丝路、南方丝路等古代贸易交通道路研究的深入,茶马古道的研究也提上日程。

严格地说,就全国范围讲,茶马古道是将内地茶叶运往藏族等少数民族交换马匹的道路,即茶马贸易的古道,而不是用马匹驮运茶叶到藏区销售的道路,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教同仁批评指正。

一、青藏路是宋代茶马贸易的主要道路在我国,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居住在边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中边疆地区兄弟民族以马交换中原汉族绢帛等纺织品的绢马贸易,又是这种经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唐代开始,茶叶传入吐蕃,又开始了茶马贸易。

到宋代,茶马贸易特别发达,尤其是四川地区同西北西南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成了汉族同西北、西南兄弟民族最主要的经济交流活动和维持友好关系的最主要纽带。

通过《茶学概论》的学习试述对茶的认识——从经济学的角度姓名：吴炳育班级2013级法学3班学号：P130310501【题目】明清时期的对外茶叶贸易【摘要】著于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王褒《童约》中，有“武阳买茶”的记载。

可见我国国内的茶叶贸易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

我国茶叶远在公园5世纪的时候就开始输往亚洲各国，17世纪时开始输往欧洲，因此我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也已经有了1500多年的历史了。

公元1000年左右，茶叶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产业之一。

茶叶贸易始自唐朝,宋朝渐成制度,明清继之并有所发展，同时，明清时期的茶叶贸易从侧面反应出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令世人感叹。

【关键词】明清时期茶叶茶叶贸易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历史颇为久远，有1500余年历史，历史上将其大体分为四个贸易时期：一公元475到1644年，是以物易茶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外销，即来用物置换茶叶。

中国茶叶最早输出在公元473到476年间，由土耳其商人来我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被认为是最早记录。

二唐代，公元714年我国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以后中国茶叶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输往西亚和中东地区，东方输往朝鲜、日本。

三明清时期，也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讨论的时期，是中国古典茶叶向近代多种茶类发展的开始时期，为清初以来大规模地开展茶叶国际贸易提供了商品基础。

郑和七次组率船队，出使南亚、西亚和东非三十余国。

同时，波斯商人、西欧人东来航海探险旅行，及传教士的中西交往，把中国茶叶文化传往西方，为以后的中国茶叶大量输入欧洲作了准备。

今天我们着重讨论明清时期的茶叶贸易的影响，茶叶贸易始自唐朝,宋朝渐成制度,明清继之并有所发展。

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建立邦交，互派使节，尤其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密切。

明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

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商品多为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香料等，然而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其中以茶叶最为受到西方欢迎。

茶马互市盛于明清的什么之路
茶马互市盛于明清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最早是用于朝廷与藏民粮食和战马的置换商道，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最终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

现今的茶马古道遗址多分布在丽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大理州剑川县的沙溪古镇、祥云县的云南驿、普洱市的那柯里等地区。

茶马古道介绍
茶马古道，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茶马古道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

地跨陕、甘、贵、川、滇、青、藏，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

茶马古道主要干线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

茶马古道的存在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

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哪里
茶马互市盛于明清的西北地区，主要为陕西、甘肃、青海等地。

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而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茶马互市的兴盛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

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明清边茶贸易辉煌一时
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

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

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

“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

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

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
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

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明清茶马贸易路径演变新考
贾博文;庞紫嫣;张藕香
【期刊名称】《中国茶叶》
【年(卷),期】2022(44)8
【摘要】明清时期,茶马贸易在经历最后的辉煌后走向衰落。

文章通过梳理古籍文献,比较分析明清时期茶马贸易演变过程,挖掘由明至清茶马贸易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这一时期茶马管理机构、管理政策、茶马比价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茶马贸易由盛至衰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朝广开牧地、私茶贸易屡禁不止、茶马贸易不符商品交易客观规律。

研究可为新时代茶业的决策与管理、生产与贸易,以及茶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与管理启示。

【总页数】5页(P67-71)
【作者】贾博文;庞紫嫣;张藕香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42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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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肃藩贡马牧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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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茶马贸易对汉藏民族的影响作者：牛凯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第10期【摘要】明代的茶马贸易虽然是明政府为了获得马匹控制“西番”民族的方式，但茶马贸易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其目的。

茶马贸易不仅满足了汉、藏民族间的物质需要，还对当地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茶马贸易；社会影响【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一、促进人口的增加及流动明代茶马贸易的进行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变化，茶马贸易交换的场所都是极边要地。

茶马贸易不仅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形成，还加快当地人口的流动和增加。

据万历《四川通志》载：“打箭炉元明时番人俱于此地互易茶马。

自明末流冦之变，商民避兵过河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有坐炉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诸番迭经更替，历有年所。

”打箭炉地区的人口与茶马贸易息息相关，正因为打箭炉是茶马贸易重要的交换地，汉藏商人都聚集在此地贸易，促进当地人口的增加。

此外，还有商人定居于此。

打箭炉地区在没有作为茶马贸易集散地之前是边外地区，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和当地人口的增加，朝廷才派专门的官员管理此地。

洮州同样作为茶马贸易重要的地区，其“俗重农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

其土著以回民为多，无人不商，亦无家不农”。

回民是善于经商的民族，洮州作为茶马互市的地点，大量的回民赶赴洮州贩卖茶叶，其中多数人定居于洮州，形成了回、汉杂处的居住格局，茶马贸易不仅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同时增加人口数量。

二、促进当地道路交通的发展茶马贸易的进行必然离不开交通道路。

明代茶马贸易所行之处，有些地方道路不通，明王朝为了方便茶马贸易的进行又开辟了许多新的道路，促进了我国古代交通的发展。

茶马贸易交易的地点在地理位置上都是重要的枢纽地带，明代对其道路的维修和护理比较重视，在《明太祖实录》记载：“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

”碉门是运茶的重要枢纽之一，明政府也注重对其道路的开拓，据万历《四川总志》载：“碉门拒河西口道路狭隘，跋渉艰难，市马数少。

北宋时期官营茶马贸易制度探究佚名【摘要】茶马贸易是中原汉族人民与西部少数民族进行的以茶换马或者以马换茶的贸易制度,是中原地区与西部地区贸易的主要形式.茶马贸易在整个北宋时期对其政治、经济、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北宋政府也足够重视此项政策,专门成立相关的机构进行管理,使此项制度在北宋时期能够得到落实与贯彻.【期刊名称】《产业与科技论坛》【年(卷),期】2018(017)024【总页数】2页(P89-90)【关键词】北宋时期;茶马贸易;茶文化【正文语种】中文一、官营茶马贸易制度的起源目前对于茶马贸易史料的缺少，使得史学界对于茶马贸易的起源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番在赤岭互市，就进行茶马贸易[1]。

这一说法证明了，唐朝与吐蕃进行茶马贸易。

第二种说法是“时回纥入朝，始驱马互市”，这一观点认为茶马互市开始与唐朝与回纥进行茶马贸易[2]。

第三种说法认为，宋初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一月，盐铁使王明奏：“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水少，负担者甚以为劳。

戎人得铜钱，悉铸造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

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

”[3]二、北宋时期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起因(一)北宋时期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经济原因。

1.北宋茶叶产量的提高。

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作物经济的发展，其中就包括茶叶。

根据《宋史食货志》中关于茶叶的记载显示，淮南六州十三场“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

”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百七十九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几余斤”依据此计算宋朝东南地区年产茶叶量为2306.2万斤，这还不包括四川所产的茶叶[4]。

北宋时期茶叶产量的大大提高为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权进行茶马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2.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的增长。

顾炎武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

以其腥肉之味，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依赖与此”[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学术演讲
明清西北地区茶马贸易与走私活动主讲者： 魏明孔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主 席：李志贤副教授
日 期：2008年3月20日（星期四）
时 间：上午10时至11时30分
地 点： AS1， Seminar Room 02-01
演讲摘要
茶马贸易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重要商贸活动之一，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少数民族畜牧业经济的
交往内容之一，其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乃至外交诸方面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讨论明清西北地区茶马贸易时，也应注意到当时存在着的猖獗的走私活动，其主要类型是：贵族以身试法，权贵以权谋私，驻军走私活动，行商小贩的走私，进贡中的违制购茶，少
数民族宗教人士违制携茶等，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预防与打击走私的对策。

这为我
们今天全面了解当时西北地区贸易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主讲者简介
魏明孔教授，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
会常务理事，南京师范大学柳诒征史学讲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河北大学
人文学院兼职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著有《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
社1998年）、《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中
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四卷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其中第三卷由其独立著作）等， 并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当代
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明清时期的茶叶贸易形式特点-中国古代史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唐宋茶叶市场中存在着复杂的市场交换体系,既有茶叶与其他商品的直接交换,即物物交换型,也有用货币做媒介的直接交易,还有借助于商业信用进行的茶叶交易.① 进入明清时期后,我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继续发展,包括茶商资本在内的商人资本力量不断壮大,促进了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茶叶贸易方式与明清时期的金融货币制度关系密切.明朝初年,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不久就加以变通,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后来纸币膨胀跌价,一切都以银钱支付.而清朝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和明代比,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② 故与唐宋时期相比,明清时期的茶叶贸易形式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明清时代的特点.一、实物商品与茶叶的交易明清时期存在着茶叶商品和其他实物商品相互交换的情况.与茶叶进行交换的主要商品马匹,茶马贸易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曾经是重要的茶叶贸易形式.( 一) 茶马贸易与边疆地区迫切需要茶叶不同,内地迫切需要的商品则是马匹.而边疆地区则主要以畜牧业经济为主,马匹则是其重要商品,因此,在边疆地区的茶叶市场中,更多的表现形式是茶马贸易: 西戎食茶,不知起于何时.本朝以茶易番马,制其死命,番人以茶为药,疗百病皆瘥,不得则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③ 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西北诸番之地,非茶不生; 中原畜收之师,非马不给.于是遂有汉唐互市之法,以有易无而内外交利焉.国朝循明代中茶之制,置甘肃五司以掌之.而产茶之山都在中国,诸番不得而有也.至于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而中国不善收养孽息,故所产无几.④ 双方各取所需,互惠互利,茶叶市场具有别于内地的独特性.由于在传统社会中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与国防关系密切: 凡前代所谓榷务、贴射、交引、茶徭诸种名色,今皆无之.惟于四川置茶马司一,陕西置茶马司四,间于关津要害置数批验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赍榜于行茶地方张挂,俾民知禁.又于西蕃入贡,为之禁限,每人许其顺带有定数.所以然者,非为私奉,盖资外国之马,以为边境之备焉耳.其视前代夺民生日用之资,以为国家经费之用,岂不天渊哉.⑤因而颇受官方重视,如何推进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一直是受封建国家重视的问题.明清许多文人、官员是主张采取茶马贸易的: 茶叶: 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取之资,喀尔咯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⑥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① 甚至为了保证官府获取足够数量的马匹,封建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控制茶叶资源、调控茶叶边疆市场:西蕃之人,资生乳酪,然食久气滞,非茗饮则亦无以生之.番饶马而无茶,故中国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黄.此中国之利,茶不可无禁也.②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国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当严,马数当覆.③对明代茶马贸易,清人吴景《左司笔记》有简练的概括: 明初,用宋法,置陕西之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及四川之碉门茶马司凡五,立上引、中引、下引,官茶、商茶、附茶之法,以招商中茶.而陕之汉中、川之夔、保,其卖买私茶者皆有罪.凡产茶之地皆有税,而别立茶仓以贮茶.更置巡茶御史以掌之,其后官茶日积,因行开中法,召商人于四川成都、保宁官仓关支官茶运之于边,而给以淮浙官盐.其后用之赈荒备边而马额大减,此明茶马之法也.④根据郭孟良的研究,明代茶马贸易发展演变可分为 4 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特点各异.第一个时期从洪武初到正统十四年( 1449 年) 金牌信符制度废弛为止,是茶马贸易迅速兴起和繁荣时期,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官方强制性质; 第二个时期自景泰初至弘治年间,是茶马贸易中衰和式微期; 第三个时期自弘治末至正德初,是短暂的调整改革期; 第四个时期自正德中至明末,是再度衰落期,官市贸易虽经调整,难以改变衰落的趋势.从经营形式上讲,正统十四年之前是国家控制的官收、官运、官市,川茶为主要茶源; 之后逐渐转化为招商买运、商买商运、官商分销,国家垄断权不断削弱,向官商分利乃至以商营形式为主的方向发展,国家的管理由严密、封闭走向废弛、开放.从性质上,明代茶马贸易经历着由官市向民市的转变,且官市日衰,民市日盛.⑤清代前期,仍沿袭明代茶马贸易旧制,由专门机构和官吏负责茶叶的管理和贸易: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 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寻改差部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陕甘总督管理.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隶江宁府.⑥但是清代茶马贸易与明代不同,明代由于受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威胁,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对马匹需求迫切,茶马贸易受到了政府的强烈干预; 清代北方边疆稳定,不但获取了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为边防前哨,也使国内军马能得到解决,民族间的茶马贸易逐渐丧失了军事色彩,茶马制度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政府的茶马政策仅存在了百余年时间,茶马贸易完全摆脱了官方控制,向着正常的方向发展.⑦对清代茶马贸易的变迁,清人也有精辟的认识: 国朝茶马之司皆置在陕西而以茶马御史领其事,寻罢御史不遣,归之有司.未几复置茶院,杂用官.而冀北燕代及蒙古产马之地皆由京后通市,而不专资西马也.官茶积则私茶售,而番马之入亦寡矣.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茶马贸易的形式也不同.在明代四川茶马贸易中,采取了朝贡互市的特殊形式,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的显着特点.贸易地区包括、朵甘和居住在纳马番族以外的甘、青少数地区, 诸王和土司入京朝贡时,得到茶叶等物品的回赐.在朝贡互市中,明朝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对藏族贡使给予了许多优惠.碉门茶马司的茶叶全部成了朝廷给予贡使的赐品,不仅四川境内的贡使在碉门茶马司领取食茶,乌斯藏该赏食茶也于碉门茶马司支给,甚至赏赐给贡使的彩缎也折成茶叶.因此,永乐以后,四川茶马成为了贡马; 碉门、黎、雅一带的边茶输往藏区,以前单纯的以马换茶的经济活动披上了输诚纳贡的外衣,其实质依然是传统的茶马市易.⑨ 根据刘淼的研究,明代在朝贡制实行时期,同时一并行准许贡使在茶叶市场额外购买茶叶的制度,对于朝贡的部族,允许在内地买茶,这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瑏瑠明代,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茶马贸易则主要采取了金牌信符制度,用茶叶商品偿还少数民族的差发马价值,不仅对明朝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也得到了西番少数民族的认同.刘淼对金牌信符制的基本内容、差发马制度与茶的交易、金牌信符制下的茶马贸易实态和金牌信符制的演变及其影响做了详细论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言.① 当然,上述茶马贸易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受到了官方的控制和制约.与此不同,民间也存在番商将马入境的茶马贸易,但是一般而言,民间贸易因与官方贸易存在冲突,且多以私茶交易的方式进行,往往受到官府的打击与取缔.明清时期,茶马贸易中茶价与马价是不断变化的.明代的茶价无甚变动,基本上稳定在每斤 5 钱左右.清代的茶价变动较大,最低 3 钱,最高9 钱 5 分,相差 3 倍多.清代的茶价要比明代要高,顺治年间的最低价就等于明代的最高价.清代茶价在康雍乾时期茶价几度变动,多与战争有关.当发生战争时,政府大量收购茶叶换取马匹,茶价便会提高; 战争结束后,茶叶积蓄过多,茶价就会下降.明代的马价变动比较大,最低者8 两,最高者达30 余两,相差 4 倍.清代马价变动大体与明代类似,但总的说来呈递降趋势.明清时期,茶马比价的变化也较大,但基本的比例是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年) 的茶马价格,上等马换茶120 斤,中等马70 斤,下等马50斤.明清茶马贸易的兴衰与价格有着密切关系,价格合理则促进茶马贸易的进行,否则会导致茶马贸易的衰落.② 明清时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互依存,茶马贸易已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③( 二) 茶叶-粮食贸易明清时期,粮食是农户的主要产品,作为茶叶的生产者茶园户也需要粮食作为口粮.因此,在市场上多有以茶叶换取粮食的情况.清人郑辰《四明志徵》云: 了舍在大隐山内,茶产白岩,采者携至永昌潭易米.香色俱佳,故云.④ 这是以茶叶换米的事例.明代前期,曾以茶叶实物征收茶税,后来改征钱米,官吏从中牟利,加重茶园户的负担,引起朱升的注意,他在上书中云: 茗贡棵株十赋其一,而一株之额,粗精二两,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瘠土也,每百株赋其十株,责其贡茗二十两.殚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钱米代之.茗之粗者,此时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纳一斗; 精者值米五六升,而令纳二斗.穷山荒疃,采摘之家,虽竭其庐之入,亦不能应.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岂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⑤ 朱升指出当时茶叶的市场价,主要是与米的比价,则市场上茶米之间的交易应该是较多的.有时候,明政府在一些产茶地区以实物的形式征收茶税,然后把茶叶投放市场,换取粮食等其他商品: 四川茶盐都转运司言: 碉门、永宁、筠连诸处所产之茶各剪刀粗叶,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贩未尝出境,既非茶马司巴茶之比,宜别立茶局,征其税,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蜡,可资国用.⑥ 茶商为了适应市场形式,也多有以米换茶的情况: 川茶之利等于盐.迨明犹立茶法,嗣准以茶易马,乃置茶马司,而川商得纳米易茶.⑦ 《明史食货志》云: 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⑧ 实际上是在官方控制茶叶资源的情况下,商人资本参与茶叶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且在此环节中实质上是茶粮贸易.在边境地区,多有驻军参与的茶粮贸易.如洪武三年( 1370 年) 即有允许茶粮贸易的政策: 河州卫指挥韦正言,西边军粮,民间转输甚劳.而绵布及茶可以易粟,今绵布及茶挽运将至,乞给各卫军士,令其自相贸易,庶省转输之劳.诏从之.⑨ 清代西北边境驻军也多有士兵以茶换粮食的情况: 兵丁领获茶斤,食余零买,或钱或粮,彼此交易,总不出每封三钱之价.瑏瑠在饥馑年代,茶粮贸易往往为官方所采用,以缓解灾情.景泰年间, 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瑏瑡在明代,甚至存在官府用茶叶支付官吏、官军俸禄的情况.如正统六年( 1441 年) ,甘肃仓所收茶,自宣德及正统元年以前者,按月准给陕西行都司并甘州左等卫所官员折俸布绢.每茶一斤,折米一斗.自后所积茶多,悉照此例,挨陈折给.① 正统八年( 1443 年) ,令陕西甘肃仓所收茶,折支军官俸给,每斤折米一斗五升.② 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但实质上仍是茶米交换.( 三) 茶叶-红缨、毡衫、布、椒、蜡等贸易明代,应四川茶盐都转运使的请求,在永宁、成都、筠连设立茶局,征收实物税, 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③ 在边境地区,多有用茶叶和少数民族的土产品相交换的情况发生.《明史食货志》云: 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缨诸物以偿茶课.自定课额,立仓收贮,专用以市马,民不敢私采,课额每亏,民多陪纳.四川布政司以为言,乃听民采摘,与番易货.④ 说明在四川地区,人们用茶叶和毛布、毛缨等番货相互交易的现象是较为普遍的.与唐宋时期相比,明清时期茶叶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情况虽然也普遍存在,但是卷入这个交换体系的其他商品的种类却似乎大为减少.我们认为,这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与唐宋时期不同相关联,明清时期没有像唐宋时期那样出现严重的钱荒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上的物物交换情况,自然,茶叶和其他商品的交换也就相对减少.二、用钱、银购买茶叶茶叶市场上最主要的贸易方式是现钱交易.一些名优茶的市场价是很高的,明人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云: ( 龙井) 岕茶,叶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余钱.余觅之数年,仅得数两许.⑤ 清人顾彩《容美纪游》则云: 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垌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 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⑥ 与此不同,加工粗糙、质量一般的茶叶则价格低廉,如福建有的地方即是如此: 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而制造不如法,闽人急于售利,每斤不过百钱,安得废工如许.即价稍高,亦无市者矣.故近来建茶所以不振也.⑦ 不同时期采摘的茶叶,其价格也迥异.一般而言,早春采摘的茶叶价格较高,夏天、秋季采摘的茶叶价格就要低许多: 茶每斤价二百余钱; 金邑谷雨前摘者值三四百钱,五月后摘者百余钱,立秋后摘者数十钱.东邑茶上者仅百二三十钱.黄沙岩茶,叶粗味厚,价稍昂.⑧明清时期,白银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多有用白银购买茶叶的情况.明人徐茂吴很推崇虎丘茶,曾经以银购买: 茂吴品茶,以虎丘为第一.常用银一两余购其斤许.寺僧以茂吴精鉴,不敢相欺.他人所得,虽厚价亦赝物也.⑨明政府有时征收茶税并不征收本色,而是折收银两,如成化三年( 1467 年) 奏准:西宁洮河茶马司积多余茶,年久湿烂.今后粗茶每百斤收银五钱,芽茶三十五斤,亦量收五钱; 无银,收丝、绢等项.俱解本省有司收候,以补收买茶课支用.瑏瑠独铅邑有茶户有茶课,课额岁八斤耳,不为民厉.何时例忽起,每岁清明课茶时,除正供外,自监司以下逮丞尉皆有馈,名曰荐新.实则本处所产不能应,皆市之他郡以充之.民费金以数十计,已苦之矣.何时例又变,每岁课茶时,除正供仍本色外,其他馈赠悉以银代之.于是民岁费金以百数十计.茶户或称贷偿,或且鬻妻子偿,甚有自经沟渎间者.已而相率逃去,则科之合邑之粮里,费益不赀,害益深矣.瑏瑡这就迫使茶园户必须出售茶叶,到市场上换取银两以完成课额.明代茶叶一度分为商茶和官茶,消费者购买官茶似亦多用银两:今后商人中茶,每年多开百万斤.巩昌府盘验明除扣解茶司之外,其余悉听臣衙门酌量西凤等府地方广狭,分派各府对半抽分,照依时估,定以价值.商茶给商自卖,文引截角挂号,不得出所属州县之境.官茶并拿获茶俱出给印票,分散铺行发卖,价银呈臣衙门计算.瑏瑢在西北边境,明政府实行召商买茶的方法: 招谕山陕等处富贵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一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照商茶事例,行令沿途官司,称盘截角.如有多余夹带茶斤,照私茶拟断.运至各该茶马司,取获实收,赴臣查验明白,听给价银.仍行委廉干官员,分投于西宁、河州二卫,官为发卖.每处七八万斤至十万斤为止,价银官库收候,尽勾给商.如有赢余,下年辏给.① 则官方也是多用银两收购茶叶.明政府有时候也先在某地抛售茶叶换取银两,然后在另外的地方再以银两购买茶叶: ( 成化) 七年五月,兵部奏: 陕西巡抚马文升所陈收茶易马事,深切边务,宜令陕西布政司将库贮茶课及绵花等物易银,遣官领送河南、湖广市茶,运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移文巡茶官同守备守巡官市易番马,表给甘凉、固原、靖虏、庆阳等卫缺马官军骑操.仍行甘肃、宁夏、延绥总兵、巡抚等官,覆实缺马官军数目,亦如前例行之.诏可.② 市场上茶价低昂亦多以白银来表示,一般精美名茶价格不菲,但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茶价也会下跌: 茶之为物,种亦不一.其至精者曰岕片,旧价纹银二三两一斤.顺治四、五年间,犹卖二两; 至九、十年后,渐减至一两二钱一斤.康熙戊午,予在江阴,曾有客持来求售,实价不过二钱一斤.然色虽如旧,而味无香气矣.徽茶之托名之松萝者,于诸茶中犹称佳品.顺治初,每斤价一两,后减至八钱、五六钱.今上好者,不过二、三钱.他若苏茶垌山岕,历来价色高下,不甚悬绝.惟吾郡佘山所产之茶,所谓本山茶者,向不易得.其味清香,大约与徽茶等,而购之甚难,非贵游及与地主有故交密戚者不可得.即得亦第可以两计,不可以斤计.殆难与他茶价并低昂也.③ 老友丁馥堂刺史,福州人.尝饷我贡余天生茶,名水仙,活火石泉瀹之,名副其实.每瓶重一两,直佛银五钱.其茶纤细如绣花针,色香味具备,洵上品也.④ 云南普洱茶中有称为女儿茶的,在市场上出售,购买者多是用白银支付: 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⑤ 清雍正年间,云南思茅产茶地方因权贵压低价格多买茶叶,流弊甚多,引起人们注意,有臣僚指出必须要公平交易、不得压价购买、要以现银结算:茶山苗倮之累日深,产茶亦渐短少,至于办茶之地方官,除应接不暇、任劳招怨外,又有承办箱匣锡瓶等项.此中垫赔苦累,势必仍出于茶,若不早为饬禁,茶山永成苦海.仰即通行文武衙门各官,需用普茶,果肯平价足银,附近茶山,皆有聚集之处,尽可买用,何必定向该管地方抽丰白取.甚至本系商贾买茶,亦皆冒指官茶,满山之茶,皆官茶矣.嗣后无论文武各官,所需之茶,皆于山外聚处平价平卖,务给现银,不得以损坏之物,抵为茶价.总须苗倮情愿,不得一毫强压.⑥ 尤其是在茶叶的大宗贸易中,更是以白银作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如在清代上海茶市:沪城内外,近来设有丝茶专栈,所以招徕远客,使有如归之乐.货物到栈,即有通事往觅售主,货售归银,不烦客虑.然有时栈主无钱,即藉客资以供其挥霍.通事于中,亦有首尾.逮客回时,遂至所亏无算.西商之精明强干者,亦复狡计百出.往往有货已出口而银尚未付,向彼取银,则以货低减价为辞.商于沪者不可不察.⑦在清代后期,茶叶市场上使用白银购买茶叶的情况则更为普遍.清人何润生在《徽属茶务条陈》中云: 前三四年中各茶商稍沾微利,如上品之虾目、珍眉等茶,每百斤向可售银八十余两,近亦售银五十余两,而去年仅售银四十余两; 如下乘之芝珠、芽雨、熙春等茶,每百斤向可售银十五六两及十二三两不等,而去年仅售银八九两及六七两而已.⑧ 刘世英《芝城记略》则指出,在福建一带: 城内茶行数处,四乡送来归行整作.其拣茶者,均系妇女.拣净后,烘炒过筛,粗者脚踏,碎末作饼.好茶入锡瓶,或木匣锡里,名曰箱.每箱五十斤,价银十两,到省从新作过.⑨明清文献中多有用金来表示茶价的情况,其实也就是用白银购买茶叶.清人吴陈琰《旷园杂志》卷上云: 端州白云山山故莳茶,在绝壁,岁不过一石许,价可至百金.陆启宏《岁华记》云: 上已后三日,新茶从马上至,至之日,宫价五十金,外价二三十金.不一二日,即二三金矣.① 明代有贡使用白银买茶的事情: 明朝不贵闽茶,即贡,亦备宫中浣濯瓶盏之需.贡使数赍金,抵京买而纳之.②在与的茶叶贸易中,大约存在用白银支付茶价的情况: 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如各部落之需大黄.盖酥油性热,糌粑干涩而不适口,非茶以荡涤之,则肠胃不能通利.其由大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茶形如砖,土人呼曰砖茶,每四砖谓一甑. 所尚,以邛州雅安为最.有锅焙子、日贡、八厦、新野之分.大家最重竹当茶,亦邛州产,加白土少许,熬出作胭脂色.每甑五斤,价须三金.③在清后期与俄国商人的茶叶贸易中,似乎也多用白银支付茶价: 本年浮祁红茶,均大亏折.幸俄商破格放价,多购高庄绿茶.茶质之最佳者,每担可获利十五六金,低茶亦每担五六金,为同光以来所仅见.④三、商业信用在茶叶贸易中的作用.明清时期,商业信用在茶叶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茶叶商品流通中的商业信用包括茶叶的赊买赊卖和预付货款两种情况.茶叶的赊买赊卖多发生在茶商之间、茶商和消费者之间,明代前期茶商将大量茶叶运抵边境地区,一时难以出售,便赊给当地居民: 今商茶课茶,皆以文引渡河历关而至茶司矣,茶司地方,则皆与番为邻者也.关隘少而歧路多,其相通固已易矣.而茶司周环地方几何,人民几何? 商人之茶动至数万,岂能尽卖而尽买哉? 商人去家千里,既不得以速卖,势复难以久守,不得已而赊居民.家积户蓄,塞屋充栋.⑤ 赊买赊卖对于茶叶商品流通的顺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说茶叶的赊买赊卖是在时间上先得到茶叶后付款的话,那么茶叶市场上的预付货款则正好相反,是先付款,然后才得到茶叶,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茶园户和茶商之间,成为茶商控制茶农和茶叶生产的一种手段.如在浙江, 种茶者,多由入山办茶之经纪付给资本,足以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