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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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参考资料【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渊源】一、茶马古道的起源茶马古道起始于秦汉时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
唐朝后期饮茶的风气盛行,制茶业具有相当的规模。
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
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
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等地区则出产良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
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二、茶马古道的发展和历史作用茶马古道发展繁荣于唐宋以后,发展繁荣的原因在于以茶叶为载体的边地商贸的兴起与发展。
到了唐代,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藏族和南亚、西亚人大量饮茶,大西南的茶叶从这条古道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横断山脉走向青藏高原,走向印度以及更远的西亚、东非。
到了清朝,由于清政府力图控制西藏这样的政治背景,就开设了官驿的方式,使茶马贸易规范和制度化,使这条古道得到又一次的重视与发展。
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日本法西斯控制了中国所有的海上交通,又截了滇缅公路运输后,国际援华物资便只剩下这条通道进入中国。
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茶马古道也进入了一个最辉煌鼎盛的时期。
【丽江古城的兴起与茶马古道的关系】丽江古城,始建于唐末宋初,它的兴起与茶马古道有着必然的直接的关系,它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茶马古道里的主体——马帮展开的,因此与茶马古道互生互补形如孪生兄弟。
一、庞大而壮丽的川藏·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的一条著名商业通道,连接着川西藏东的交通要道,是一条连接川西及藏区的重要古道。
它是一条同时具有商业和军事功能的古道,也是一个神奇而辉煌的历史丰碑,承载着我国人民的智慧与汗水,见证了川西藏东民族间的友好往来,留下了众多优秀文化传统。
川藏·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而壮丽的交通运输体系,始于三国时期,成形于唐代,兴盛于元明清时期。
川藏地区的茶叶、水果、药材等农副产品通过这条古道输送到店藏地区,再由藏地区的牦牛皮、毛皮、藏毯、矿盐、药材由藏地区运往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纺织品、铁器等产品又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输送到经商点的川西藏东地区。
茶马古道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央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之间的“商贸通道”,经济文化交流之路。
二、川藏·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川藏·茶马古道经过的地域辽阔,兼有川西、甘肃一带高山峻岭,又有草甸、河谷,是一道自然山河的壮观风光。
川藏·茶马古道历史上承载着兵运,商贸,外交,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和海量历史史料。
川藏·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展现着我国在古代对外贸易和教化交流的历史变迁。
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商贸、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也记录和见证了多次国家边防的战争进程,以及民族交流、睦邻友好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
大量的历史文化史料显示,在古代川藏·茶马古道上活动的商贩、马帮、朝廷军队和各个民族,密切通信,相互依存,遂完成了一次次历史的交流和事件。
这条古道连接了晋、陇和藏地区的多个民族,成为了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历史上,这条川藏·茶马古道不胜枚举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
故而,川藏·茶马古道所见证的巴蜀、滇、渝、陇地区的历史文化实物和民族遗存是其继续被保护和开发的历史重要的物质遗产,这也正是川西地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一个主要来源。
茶马古道古代贸易之路的历史遗迹古代的贸易之路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交流,其中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贸易的重要一环。
茶马古道作为连接中国和西南亚、南亚的重要商路,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丰富了我们对古代贸易的认识。
本文将带您一起探索茶马古道的历史遗迹,领略这条古代贸易之路的魅力。
一、茶马古道的背景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是连接了中国西南地区和丝绸之路的古代贸易通道。
主要贸易品是茶叶和马匹,茶叶作为中国的特产,通过茶马古道运往西南亚和南亚地区,而马匹则源自西南地区,通过这条古道运往中原和其他地方。
茶马古道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也成为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二、丝绸之路的茶马支线茶马古道是连接了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中亚、西亚贸易的重要通道,而茶马古道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为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
从中国传出的茶叶通过茶马古道运送到丝绸之路,再经过中亚、西亚运往国外。
同时,茶马古道也将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商品运往中国内地。
茶马古道的开通,不仅加强了中国与西亚、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也使得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三、茶马古道的历史遗迹1. 茶马古道起点——敦煌敦煌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在敦煌,可以看到众多的历史遗迹,如著名的莫高窟和敦煌城。
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和雕塑,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交流。
而敦煌城则是古代贸易的集散地,曾经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商贸往来的重要城市。
2. 茶马古道节点之一——昆明昆明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之一,也是茶叶贸易的中心地。
在昆明,有着许多与茶叶贸易相关的历史遗迹。
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山茶园,这里是中国最早种植和加工茶叶的地方之一。
西山茶园不仅保存了古代茶叶生产的遗址,还展示了茶叶加工的传统工艺和文化。
3. 茶马古道节点之一——拉萨拉萨是茶马古道的另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连接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
关于茶马古道的资料
茶马古道是一条远古的商路,连接着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国西藏地区以及南亚、中亚和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被誉为“东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的起点是中国的四川省,经过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最终连接印度、缅甸和中东地区。
它的主要贸易商品是茶叶和马匹。
茶叶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国内和国际
贸易的重要商品,而马匹在当时也是军事和经济上的主要需求。
茶马古道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唐代。
由于唐朝皇帝派遣郭延贞将茶叶带到了西藏,
茶叶开始向西藏大量输出。
在于吉出塞之后,随着唐朝的灭亡和长期的战乱,茶马贸易逐
渐衰落,直到明清时期重新兴起。
明清时期,茶马古道被发扬光大。
随着明朝的兴起,成为国际贸易大国的中国开始向
全球输出大量的茶叶。
茶叶通过茶马古道被运往西藏和印度,随着茶叶和马匹的流通,茶
马古道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一条成熟的商业
路线,并且发展了许多组织和制度,例如茶马驿站和茶叶税。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贸易路线,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在茶马古道上,来自不同
地区和族群的商人、驼夫和牧民互相贸易、交流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多元文化风貌。
例如,当时的藏传佛教通过茶马贸易传入印度,而茶马驿站则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开展了许
多交流。
茶马古道是中国的重要文化和历史遗产。
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国的发展
和文化多样性的促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茶马古道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览、体验多彩的文化遗产。
茶马古道典故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那茶马古道典故是什么呢?下面是店铺整理的茶马古道典故的内容,欢迎阅读茶马古道典故据说,在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从沿途所闻和实地勘察中得知,有一条商路从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回国后张骞将这一发现告知了汉武帝。
身毒的发现,引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先后派秘使大臣前往云南寻求通身毒之路,但都被洱海附近的昆明族所阻。
汉武帝不甘受挫,在长安征调人力开凿了一个方圆40多里的人工湖,名为“昆明湖”,在此训练水军,准备征讨洱海地区的昆明族。
虽然征讨地是云南高原地区,在昆明湖上训练的水军不可能派上用场,但是这段“汉习楼船”的典故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中,后来,清代乾隆皇帝因景仰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功业,把北京颐和园西湖也改名为昆明湖。
公元前109年、105年,汉武帝两次用兵云南,征服了昆明土著,大理、洱海一带也随之归顺,使汉朝的统治区域南接缅甸,西达西藏,北通巴蜀,东联滇越。
在西汉、东汉共400多年的岁月里,古道静默着,到了唐代,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藏族和南亚、西亚人开始大量饮茶,古道又恢复了它的喧嚣,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概述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
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此为滇越茶马古道),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中国茶马古道有三条,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道。
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主要是陕西人开辟;第三条是滇藏茶马古道。
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始于汉唐,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
由于明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称为---蹚古道,因此陕康藏茶马古道是当时可以在国内跨区贩茶的茶马古道。
丽江古城的茶马古道文化与探索丽江古城的茶马古道文化与探索丽江古城位于中国云南省丽江市,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
而丽江的茶马古道则是连接着古城与西南地区的一条重要古道。
这条古道见证了丽江的繁荣与发展,也承载着丰富的茶马古道文化。
本文将带您一同探索丽江古城的茶马古道文化。
第一节:茶马古道的历史茶马古道是一条重要的商业古道,起源于唐代。
在古代,茶叶作为重要的商品,通过茶马古道从云南运往其他地区,成为了连接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
茶叶不仅作为商品交换,更成为了文化交流的媒介。
茶马古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经历了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发展与变迁。
第二节:茶马古道的路线与重要节点茶马古道的路线极其曲折,沿途经过高山峻岭、溪流草地、雪域草原等多种地貌。
丽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之一,古城内也留存着许多古道遗址。
另外,中途的大理、昆明等城市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
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驿站、驿道、码头等建筑,感受到茶马古道的历史和文化之美。
第三节:茶马古道的文化影响茶马古道不仅仅是一条商业古道,它还承载了丰富多样的文化。
茶马古道是汉族与藏族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交流的重要节点。
在茶马古道两旁的驿站及交通要道上,留下了大量的壁画、石刻、古籍等文物,其中记录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商业往来与文化交流。
第四节:丽江古城的茶马古道文化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茶马古道文化的重要代表。
在古城内,有许多茶马古道的遗址、古建筑、博物馆等文化遗产,展示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沧桑与繁荣景象。
此外,丽江的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也与茶马古道密不可分,从古城的街巷走廊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无不体现着茶马古道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五节:探索丽江古城的茶马古道文化如果您想要深入了解丽江古城的茶马古道文化,可以参观茶马古道博物馆以及古城内相关的文化景点。
博物馆内有丰富的文物展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方式,为您还原茶马古道的历史场景。
茶马古道茶文化的历史茶马古道,一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像是一首诗里面的一句话。
很是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茶马古道,当然这里是以香茶,古道而闻名。
下面是店铺精心为你整理的茶马古道茶文化的历史,一起来看看。
茶马古道茶文化的历史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
"榷茶",最早起于唐代。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
但未成定制。
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
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
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宋史·职官志》)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
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
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
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
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
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拉市海茶马古道的简介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
它由西藏出发,经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省区,在外三岔(今属甘肃)或外兴安岭与外蒙古连接,然后由外蒙古进入俄罗斯。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早的陆上茶叶贸易通道,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条商业贸易通道。
茶马古道东起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亚东县,西至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全长8400公里。
茶马古道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公元七世纪中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云南地区。
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1—655年),南诏入侵中原和西藏地区,与唐王朝发生冲突。
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在丽江与茶马交易的大道上设驿站,并派士兵驻守在这里。
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1年),茶马交易成为当时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当时纳西族有一个著名的茶商叫马占鳌,他在丽江古城开设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马市。
为便于马贩往来贸易、沟通信息,他在茶马交易的大道上专门设立了驿站——马市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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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云南的历史文化古道茶马古道:云南的历史文化古道云南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自古以来就与茶马古道紧密相连。
茶马古道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古道系统,连接了中国的云南、四川和西藏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角色。
本文将为您介绍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和其对云南地区的影响。
一、茶马古道的历史茶马古道起源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时期,是中国南方与西南地区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
此后,随着茶叶、马匹和其他商品的交流蓬勃发展,茶马古道逐渐形成并延伸至今。
在宋朝和元朝时期,茶马古道达到鼎盛,成为大量商品、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通道。
尤其是茶叶的传播,对中原地区的茶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茶马古道的文化1. 茶文化茶马古道的存在促进了茶文化的繁荣。
云南是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区,茶叶通过茶马古道传到了中原地区和其他地方。
这不仅促进了茶叶在全国范围的传播和消费,也带动了相关的茶艺、茶具和茶文化的发展。
2. 传统手工艺茶马古道上的商旅互动催生了许多传统手工艺的繁荣。
其中包括剪纸、木雕、银饰以及纺织等等。
这些手工艺品不仅是商品交流的结果,也是当地艺术和文化的体现。
3. 文化交流茶马古道连接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促进了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通过贸易和人员往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学习、借鉴和融合对方的文化,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音乐、舞蹈和宗教信仰。
三、茶马古道对云南的影响1. 经济发展茶马古道为云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
特产茶叶和其他商品的贸易使得云南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市场。
茶叶产业不仅带动了农民的增收,还推动了云南的农业和茶叶加工业的发展。
2. 文化传承茶马古道对云南的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手工艺、茶文化、民俗习惯等都得以保留和发扬。
茶马古道沿线的村落和古迹成为了文化遗产和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学者。
3. 地方发展茶马古道连接的城市和村落沿线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交通和贸易的便利性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同时也让沿线的农村地区受益。
茶马古道的历史故事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连接云南和西藏的一条重要商业贸易通道,也是中国茶叶和藏区马匹交换的重要通道。
它见证了茶叶和马匹在古代的贸易往来,也承载了无数商人和马帮的辛劳和传奇故事。
茶马古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云南地区开始种植茶树,并通过茶马古道将茶叶运往西藏地区。
茶叶在西藏被视为奢侈品,而西藏的高原气候和土壤条件也非常适合马匹的生长,所以茶叶和马匹的交换在古代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贸易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茶马古道逐渐成为一条繁荣的商业贸易通道。
商人们通过茶马古道将云南的名优茶叶和其他商品运往西藏,而从西藏运回来的则是藏区的优质马匹、牦牛、藏毯等特产。
这种茶叶和马匹的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云南和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据传说,茶马古道上有一种特殊的马帮,他们能够在茶马古道上穿行数百里,不受风吹雨打,被称为“风雨神驹”。
这些马帮不仅能够携带大量货物,还能够在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迅速穿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存在。
除了传奇故事,茶马古道上还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
在明清时期,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和西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成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重要途径。
同时,茶马古道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对西藏地区的统一和治理,为中央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随着现代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茶马古道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仍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
如今,茶马古道已成为了旅游景点,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感受古道的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蕴。
茶马古道的历史故事,不仅是中国古代商业贸易的见证,也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历史发展的缩影。
茶叶和马匹的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茶马古道的历史,将永远留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今日我们所谓“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
它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
也是我国古代西部地区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汉藏民族间的一种传统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之道。
这种贸易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就已有文献可考。
中唐以后,茶不但在内地有广大的市场,而且运销塞外。
据史籍记载,早在唐中期,“世界屋脊”上就盛行饮茶之风,汉地物产在藏族地区惟茶叶一项最为人民所喜爱。
当时输入藏区的茶种应有尽有。
如李肇《国史补》下卷中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
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此琶湖者”。
足见唐代已有各种茶叶从内地输进藏区。
宋时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
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
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询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
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
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
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 请如诏便’。
奏可。
仍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
自是蕃马至者稍众。
”(《宋史》《兵十二·马政》)。
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南宋人张展曾指出“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之,民恃为命”(见《宋会要·食货)))。
几句话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地讲,“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又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
契丹、西夏和女真等的崛起,及其对两宋政权的严重威胁,迫使朝廷保持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维持西南地区的和平安宁,不致腹背受敌,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童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同西部的藏族搞好关系,对两宋政权的防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没有藏族人民的重视和支持,“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也就无法形成。
那么,藏族为什么重视“茶马互市”呢?首先藏族人民对饮茶的爱好是任何其他的爱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有人形容藏族人民爱茶“倚为性命”。
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无论任何时候,藏族人民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送的礼物第一项就是茶叶加哈达,购买东西首先要买的就是茶,出外旅行必带的也是茶,家务繁多,最重要的是煮茶。
总之,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饮茶。
他们渴了喝一点茶比什么都甜蜜;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提起精神;冷了喝一碗油茶(碎骨熬的茶)立刻暖遍全身,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
难怪唐代皮日休为陆羽的《茶经》写的序中说:“命其煮饮者,除瘩而病去,虽疾医之不若也。
”藏族用茶,确实是煮饮。
有些地方,也像古代汉族人民那样把茶当药物服用。
在藏族牧区,用煮过的茶喂牲畜,马吃茶长膘快,牛吃茶增加奶量。
尤其藏族人民平时食用肉食乳汗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
因此,对于长期以来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的藏族人民来说,虽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的东西,但是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正如南宋人阎苍舒所说:“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卷二二)。
对于这一点,历代的中原统治者最清楚不过了。
因此,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力量和进行政治控制的经济手段。
四川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区。
其中名山的蒙山以夏禹足迹所至而有“禹贡蒙山”之称,以入贡“仙茶”久负盛名并列诸经史。
早在蜀国望帝以前,四川先民就发现了茶叶,经过药用、食用,发展成为重要饮料。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厉史。
到了唐代,蒙山之茶列为贡茶之首,于是有了大诗人白居易:“茶中故旧是蒙山”之说。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严道县(汉代设荣经,唐代雅安”南十里有蒙山,今岁贡茶蜀之最”。
到了宋代,茶叶生产已遍布川西各地,名茶四起,品名众多,其中一部分“用于博马,实行官营”。
据文献记载宋代熙宁十年(1077年)前设置的二十个买茶场,都在成都府辖区的眉、蜀、彭、绵、汉、嘉、邓、雅等州境内(《宋会要·食货》),而宋代四川地区的产茶量也以川西平原四周为最多。
两宋政权为了对四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行羁康统治,在经济上则茶禁极严,“使蕃夷仰我之重”(吴泳《鹤村集》卷三七)。
对愿意服从并臣属宋朝的民族则赠茶、出售茶叶和购买马匹,因此“茶马互市”便成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
宋代居住在昌都、迪庆、甘孜等藏族地区的百姓是以藏族为主的“西蕃”的一部分,东部的康定、沪定等地,则属汉藏民族杂居或交错为邻,汉藏之间经常保持着联系。
这里,从事小农经济的封建生产关系慢慢地发展起来,许多封建主割据一方,互不相属。
虽然,宋朝统治势力不能直接到达这里,但这里的封建霸主常派遣使臣向宋王朝贡献马匹和其他土产,并接受宋朝的封爵、赏赐。
同时,民间百姓也经常把自己的马匹赶到汉源和雅安等地交换茶叶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北宋时期的茶马贸易市场主要还在西北地区。
当时,宋朝与契丹对抗,需要大量军马,这些军马主要从西北地区的秦州(天水)、凤州(凤县)和熙河(河州)等地的市场获得。
因为,这一带的马体格高大,最适合作战马用,而川西各地的马(包括昌都、迪庆、甘孜藏族地区出产的马)体格小,不宜作战马。
正如《宋史·兵志》中记载:“布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康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
”可见当时川西的茶马互市仅为羁康诸少数民族而已,实际大量的战马来自西北的茶马交易。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陕西(即西北)的茶马道受阻,北路马源告竭,这就是所谓“马道梗塞”,但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并没有停止,所以仍然偏要很多战马。
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把茶马互市重点转移到西南地区来,而主要是在川西,并辟了西路马源。
黎州和雅州,在当时既是通往藏族地区的要道,又是茶马互市的中心之地,所以宋朝规定了“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史·兵志》)。
并在名山设置“茶马祠”统一管理茶马交易。
于是渐渐把原来民间零散的茶马交换集中起来,使之成为有组织的市场.从此,大渡河以南和以西的广大藏族纷纷来此贸易。
有的一年一次,有的半年或三月一次,有的一月或两月一次。
每年单就官府所得额定马匹达两万匹之多。
公元1181年,仅黎州一处即市马3341匹。
藏族尤喜雅州、名山等地的茶,所以宋朝规定这两地的茶专用于博马,不得它用。
于是以茶马为中心的汉藏民族贸易往来在昌都、雅安、汉源、康定之间,形成汉藏关系史上“茶马互市”重要的经济区。
北宋时汉藏之间的茶马交易主要在黎州,其贸易道路是由今天的沪定之沈村、磨西面到汉源。
南宋时则开碉门(今天全)为主要茶马市场。
因此,藏汉间的茶马贸易道路改由打箭炉(康定)经瓦斯沟、天全至雅安。
这样一来,黎州的茶马交易渐渐衰退。
南宋对茶马交易的规定是很严的,从西藏或甘孜藏族地区出来的藏族商人只能到碉门或黎州为止,不得直接到产茶的雅州和名山,汉商也不能逾此以西。
直到元代,因雅州以及部分康藏地区在行政上均隶属于陕西省,这种内外之限才打破,藏汉互市方由碉门西移至打箭炉(今康定)。
宋朝重视“茶马互市”的主观意图除了经济和军事(或国防)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考虑,概括为两个字就是“羁康”,正如南宋兵部侍郎陈弥所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康远人,不藉马之为用,故鸳胎下乘,一切许之入中”(《宋会要.兵》)。
庐州知州何惠在谈到叙州设场市马时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增,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糜之术,意宏远矣”(《宋会要.兵》)。
“茶马互市”客观上促进了藏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两宋时期,川西藏族地区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动乱。
同时,“茶马互市”过程中,宋朝政府的商务机构在沿边各地“召募蕃商,广收良马”,频繁的商务贸易往来,促进了汉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加快了康藏地区社会封建化的进程。
藏区的马匹和珠玉等土产从打箭炉输出,经雅安输入内地,汉族人民生产的茶叶、布帛等物资又大量地从雅安、汉源等地输出,经打箭炉远销整个藏族地区。
有趣的是藏族人民至今称茶为“甲”。
据任乃强教授考证,汉族在古时也称茶为“槚”,如陆羽《茶经》中说:“其名一日茶,二曰槚”;《尔雅》中说:“槚,苦茶”,《说文》“茶,苦茶也”,唐以前茶称茶。
郭璞《尔雅注》云:“槚树小似桅子,冬生叶,可煮羹饮”。
因此,认为今天藏族呼茶为“甲”实际是“槚”的译音(见《西康图经》)。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茶在古时产生于内地汉区而不产于藏区,藏族对来自汉区的物产完全有可能借用汉族的称谓。
正如过去从汉地传进藏族地区的萝卜、白菜等菜类,就是借用汉语名称而略有变音的。
同样今天藏语口语中许多现代设备也是借用外来名称,如“电视机”“KTV”“VCD”等等。
这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况且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
藏文是根据印度古代梵文而创,而在古梵语中没有茶和指茶的文字。
因此,藏文在唐代初创时,对于唐朝输进的茶叶没有现存的词汇,因此很有可能参用汉文的音义,即“槚”。
宋以来,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或“茶马古道”建立起来的交流和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
元朝后,由于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统一的版图,并在西藏建立了以萨迎派为主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中央王朝开始加强对藏区的治理。
元世祖忽必烈率兵,一边用武力征服康藏各地武装,一边派人沿途“招喻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凡“内附”者授以世袭官职,并“玺书及金银符”(《元史·世祖本纪》)。
元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政策,并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
自此“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管理、经营均发生了重要变化。
元朝为了加强对康藏地区的治理,十分重视前往西藏的交通畅通,把以“茶马互市”为主干线的进藏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释路,并一路设置释站进行管理。
元代,在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共设置了十九处释站。
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之道、沿藏之道、安藏之道。
“茶马古道”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对中央政府而言,“茶马古道”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似乎重于经贸作用,到后来“茶马互市”从直接由中央政府经营,逐渐引向任藏汉民间自由互市,互通有无。
到了明代茶马交易又开始兴旺发达。
明洪武十七年仅夭全县一带,“是岁四川碉门(天全)茶马司以茶易马,骡五百九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
天全、雅安地是明代藏汉之间茶马交易的主要市场,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壬午,四川雅州碉门茶马司以茶一十六万三千六百斤,易驼、马、骡、驹百七十余匹”(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