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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刑法思想边沁，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法学家，英国法律改⾰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他的刑法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个⽅⾯： ⼀、犯罪的分类⽅法 边沁对犯罪近不同的标准进⾏了不同的分类：1、私罪、半公罪、公罪；2、混合型犯罪、单⼀型犯罪；3、主罪、从罪；4、作为犯罪、不作为犯罪；5、假想罪。
⼆、确定犯罪危害程度的原则及影响的情节 边沁认为确定犯罪危害程度的原则有：1、混合型犯罪能产⽣⽐单⼀型犯罪更多的恶；2、半公罪与公罪之恶，在同样的条件下，⽐私罪更⼤；3、当半公罪与公罪可以进⼀步细分时，其恶性⽐同种类私罪⼩；4、如⼀犯罪造成原始恶，⼜造成对被害⼈的附随恶，则该犯罪的恶性就⼤；5、如⼀罪衍⽣出对其他⼈的恶，则该罪的恶性就⼤。
他认为犯罪有层次之恶，第⼀层的恶是施加于被害⼈⾝上的的，第⼆层恶是对社会公众造成的。
影响犯罪危害程度的情节有：1、犯罪的主观特征；2、罪犯的⾝份；3、犯罪动机；4、预防犯罪的难易程度；5、犯罪的秘密程度；6、罪犯的性格。
三、关于刑罚的理论： （⼀）不适⽤之刑。
指出“滥⽤之刑，⽆效之刑，过分之刑，昂贵之刑”都是“不适⽤之刑”。
（⼆）罪刑相称。
计算罪刑相称的规则：1、刑罚之苦必须超过犯罪之利（乐）；2、刑罚的确定性越⼩，其严厉性就越⼤；3、两罪相联时，重罪适⽤重刑，以使罪犯可能在犯罪较轻阶段停⽌犯罪；4、罪⾏越重就越有充⾜理由对其适⽤严厉之刑；5、不同之⼈犯相同之罪，应考虑各⼈不同情节。
他指出：欲做到罪刑相称，刑罚须：1、具有可分割性；2、本质上的平等性；3、轻重可⽐较性；4、与罪⾏相似性；5、⽰范性（即刑罚的选择、执⾏要慎重，使⼈们能够注意得到）；6、经济性；7、可减免性。
（三）刑罚多样化及选择适⽤。
指出针对不同的犯罪，刑罚可分为11类（死刑、痛苦刑、常痕刑、耻辱刑、赎罪刑、期限刑、简单限制刑、财产刑、准财产刑、表征刑）。
主张否定死刑，重视财产刑，痛苦刑可⽤于所有犯罪，期限刑可⽤于多种犯罪。
边沁功利主义法学评述边沁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功利主义法学观点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法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着眼于法律的效果和法律对社会福利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应该以功利主义的原则来制定，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
边沁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福利，因此法律的制定应该根据造福社会的效果来衡量。
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法律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是追求个人或特定群体的利益。
边沁主张法律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公平性，以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受益。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观点中，法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应该以其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为标准。
边沁认为，对于有争议的法律措施，应该通过实证研究和实际效果来评判其功利性。
他反对基于道德观念和个人主观意见来确定法律的合理性，认为这样的做法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也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提出了指导原则。
他认为，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应该以最大化社会效益为导向。
对于法律的解释，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社会效果来进行，而不是对法律文字的狭义解释。
对于法律的适用，边沁主张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以实现最大社会福利的目标。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对当时的英国法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观点为后来的法学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推动了法律发展中功利主义和社会效益的考虑。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观点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
有人认为，过分注重功利主义原则可能会忽视公正和正义，使法律成为一种工具来追求最大利益，而非保护个体权益和理想社会价值。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难，如如何确定法律影响和评估社会福利的标准等。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提供了一种以社会福利为导向的法律制定和应用原则。
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法律应该以最大化社会效益为目标，并通过实证研究和客观分析来评判其合理性和功利性。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观点也对公正和正义的考虑提出了挑战，并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
边沁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享乐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强调个体的幸福和快乐。
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而快乐的来源主要是感官上的享受和满足。
在边沁的眼中，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一切行为都应该以追求快乐为中心。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即要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和愉悦。
他认为，人应该追求自己的感官享受，追求身体上的舒适和精神上的愉悦。
这种追求并不是一种放纵，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边沁认为，人们应该追求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物，同时避免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痛苦和痛苦的事物。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暂的快乐，而是追求持久的幸福。
他认为，真正的快乐不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还包括精神上的满足和内心的平静。
边沁主张人们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要注意平衡，并避免过度的享受和放纵。
他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选择和适度的享受，人们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和快乐。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忙于工作和事务，忽视了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快乐。
边沁的思想提醒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追求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他的哲学思想也提醒我们要避免过度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要注重内心的平静和精神上的满足。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强调个体的幸福和快乐，提醒人们要追求真正的快乐，避免过度的享受和放纵。
他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提醒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追求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从而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效用理论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主要用于解释和分析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选择行为。
本文将从效用理论的起源、发展，以及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
1. 效用理论的起源效用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
边沁在其著作《论财富》中首次提出了“效用”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人们对商品或服务满足其需求和欲望的程度。
边沁认为，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会根据自己对不同商品的效用进行选择，追求效用最大化。
2. 马歇尔的效用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效用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发展。
他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即当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增加时，对个体而言，其边际效用逐渐减少。
这意味着人们在选择时会考虑到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效用，并在边际效用相等时进行取舍。
3. 效用理论与需求曲线由于效用理论的引入，需求理论得到了重大突破和发展。
效用理论认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会根据其效用程度进行选择。
基于这一理论，经济学家提出了需求曲线的概念，在价格和需求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关系。
需求曲线表明，当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其效用相对减少，从而导致需求减少；反之，当价格下降时，其效用相对增加，从而导致需求增加。
4. 效用理论与边际效用分析效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是指个体在增加或减少一单位商品或服务时所获得的额外效用。
边际效用分析进一步深化了效用理论的研究。
在经济学中，人们通常会比较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以确定最优决策。
当边际效用大于边际成本时，个体会选择增加消费；反之，当边际效用小于边际成本时，个体会选择减少消费。
5. 效用理论的应用效用理论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分析中，效用函数可用于衡量个体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效用理论可以帮助政府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效用理论可以解释人们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偏好。
边沁功利主义法学评述边沁（利智边沁）是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和哲学家，被认为是功利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对后来的法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进行评述。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以幸福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认为法律的基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的幸福。
他认为，社会幸福是最重要的指标，法律应该根据其对社会幸福的影响来制定。
这一观点与传统的自然法学和权利法学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更强调个体的权利和公正。
边沁强调，法律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强调法律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边沁认为，法律应该根据社会需要和追求最大幸福的原则进行制定和修改。
他主张法律应该注重预防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边沁反对过度形式化的法律和过于僵化的法律制度，主张法律应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对于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产生了一定的挑战。
边沁认为，法律应该以幸福为指导，这意味着法律可能会受到各种社会利益和权力的影响，难以保持中立和公正。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容易忽视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由于他强调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可能会忽略对弱势群体和个体的保护和关怀。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难，如如何衡量和衡量社会幸福水平。
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法学思想，对后来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但功利主义法学的理念为我们思考法律的本质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在保护个体权利和追求社会幸福之间取得平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法律制度。
边沁功利主义法学评述边沁是19世纪英国法学家，他相信法律应当为人类的幸福服务，并且通过实证研究来确定哪些法律最有助于提高人类的幸福指数。
因此，他被认为是功利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
不同于自然法学，功利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而是由人造出来的、为人类服务的东西。
本文将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进行评述。
首先，功利主义法学在实践中是非常有用的。
通过研究哪些法律可以带来最大的福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法律体系可以得到优化，从而使该社会更加繁荣、稳定和谐。
因此，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法学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法学家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实证法学家。
另外，边沁强调了实证科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人类行为的研究应该是法学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哪些法律对人类最有益。
这种关注现实影响的方法，已经成为现代法学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国际法方面。
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制定者倾向于考虑这些关注现实影响的因素，从而为人类的福利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然而，功利主义法学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它容易被滥用。
如果法律体系的制定者只考虑短期内带来的益处，这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长期效应。
功利主义法学追求的法律利益并不总是符合道德和伦理原则，也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正义感，因此需要进行限制和调整。
此外，功利主义法学可能会导致无法全面研究法律问题。
它只关注“幸福”的实现，而忽略了其他很多方面，如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等等。
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研究不全面，甚至可能会造成研究的局限。
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需要审慎地应用，并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总而言之，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是现代法学中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为现代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导。
但是，功利主义法学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谨慎应用。
好的法律体系不仅需要考虑功利主义理论，还需要在保持公正和道德可行性的前提下综合其他思想和理论。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边沁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被认为是享乐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他的著作中，边沁提出了一种与传统道德观念不同的伦理理论，即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认为人类的行为应该以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为基础，因为这是人类最根本的动机。
边沁认为，快乐是一种最终目标，同时也是一种最终原则。
人们应该追求快乐，并将快乐作为行为的准则。
他认为，个人的快乐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反对社会的压迫和道德的束缚。
边沁认为，人们应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快乐，而不受限于传统的道德规范。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受到了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自私和狭隘的伦理观，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理论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无论如何，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对后来的哲学和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是一种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他认为快乐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人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快乐而不受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
尽管受到了争议，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仍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现代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2000字】第二篇示例：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享乐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主张追求最大幸福原则，即追求最大程度的快乐，最小程度的痛苦。
边沁认为幸福是唯一有价值的事物，道德行为的标准是行为的后果是否可以带来最大幸福。
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最基本的动机。
享乐主义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被古希腊哲学家爱士柏德（Epicurus）首创，后来被边沁继承和发展。
边沁的享乐主义哲学强调个体的幸福和幸福的最大化，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应该以追求幸福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
边沁提出了一套量化幸福的方法——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即通过计算行为的后果所带来的快乐和痛苦的总量来判断行为的道德性和合理性。
边沁功利主义法学评述边沁是英国19世纪的法学家和思想家，其边沁功利主义法学评述是其对法律和法律体系的一种理论分析。
这个评述主要关注了法律的实用性和法律体系的功利性，以此作为评判法律的标准。
下面将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进行详细探讨。
边沁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人类的幸福是最终的价值目标，一切行为和规则都应该以追求这个目标为出发点。
在他看来，法律也不例外，法律应该追求最大程度地增进社会的幸福和福利。
在他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中，他试图通过实用性来评判法律的优劣。
在边沁看来，法律应该满足人们的需求。
他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并为社会提供一种秩序和稳定。
法律应该是实用性的，应该能够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如果一条法律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不能促进社会的幸福和福利，那它就是无效的。
他甚至主张，如果一条法律对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它应该被废除。
边沁进一步提出了确定法律的标准的问题。
他主张法律应该根据事实和经验得出，而不是凭空臆断。
他强调了法律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认为法律应该是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在他看来，法律应该根据实际结果来评估，而不是根据道德或宗教的准则。
他不认同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而主张以实际效果来评判法律的优劣。
边沁还对法官的角色和司法制度的运作进行了功利主义分析。
他认为法官应该以实际效果为导向，根据法律的实际效果来解释和裁决案件。
他强调法官应该站在社会整体的福利角度来进行判断，而不是仅仅考虑个别利益。
他还提出了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建议，主张法官的任命和训练应该更加注重其实际效能，以确保司法制度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
虽然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评述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它仍然对法学思想和法律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为法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对法律的实用性和社会效果的关注。
他的观点也为今天的法律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促使人们更加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名词解释前言边沁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了为自己的道德哲学理论命名而创造的术语，其核心理念是功利主义。
本文将围绕边沁的功利主义名词解释展开，旨在全面详细、完整且深入地解析这一哲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与原则。
一、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理论，旨在追求最大化幸福或利益的原则。
它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该根据其产生的后果来评估，只有当一种行为能够产生最大化幸福或利益时，才应该被认为是道德正确的行为。
这里的“幸福”指的是人们的快乐、满意感和福祉的总和。
二、效用和快乐原则1.效用：效用是功利主义中用来评估行为后果的标准。
它反映了行为带来的益处或满足程度，可以衡量为正面效用和负面效用。
正面效用指的是行为带来的快乐、幸福感和满足感等积极因素，负面效用则是指行为带来的痛苦、不幸和不满足等消极因素。
2.快乐原则：快乐原则是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
根据功利主义理论，人们的行为应该追求最大化快乐。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选择那些会给予我们和他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行为，并避免那些会导致痛苦和不幸的行为。
三、最大化幸福原则最大化幸福原则也是功利主义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
它要求我们在做出决策时，应考虑所有受影响的人，并选择那种产生最大幸福的行为。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权衡不同人的利益，追求整体社会的最大福祉。
四、实用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1.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个变种，强调实用性和可行性。
根据实用主义，行为的评估应该基于其实际后果，而不是理论上的后果。
实用主义强调实际效果的可观测性和可衡量性，将重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2.规则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是基于规则的变种功利主义。
它认为，人们应该遵守一系列准则或规则，这些规则被证明能够最大化整体幸福。
与实用主义强调后果不同，规则功利主义将重点放在行为规则上，强调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和长期效果。
五、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体系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体系扩展了功利主义的传统概念，并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原则。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功利主义哲学中,在借鉴了先前的法学家的思想后,边沁将功利主义思想具体化,提出了完整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对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法治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主宰人性的原则一苦乐原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主要以功利原则为基础。
边沁认为,大自然的不断进化,离不开弱肉强食这一亘古不变的规律,人类虽是高级动物,但也是大自然的一员,人类社会自然也有自己的规律,如果能找到每个个体的规律,给个个体的生活会更加幸福,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边沁强调说,虽然每个个体都在社会中各不相同的存在,但是每个人的生存规律都是相同的,每个人的人性都遵循着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避苦求乐。
无论是每个人的个体行为,还是社会事件的产生,追根到底,都是由于这个规律,因为避苦求乐人本性中的最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对于支配了人的思想,引导着人的行为。
他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一快乐和痛苦一的主宰之下。
只有它们才指使我们应该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
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
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
一个人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他将照旧对其俯首称臣。
”边沁认为,人类做出的一切行为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源于人性中的避苦求乐。
人作为主宰世界的高级动物,避苦求乐是每个人的本性,文艺复兴过后,哲学家们也提出了关于避苦求乐这一理论的诸多观点,边沁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哲学上的总结。
边沁认为,人类的一生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又受各类想法的驱使,但是每种行为的出发点,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由快乐和痛苦这两种感受所支配,人们无时无刻都在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如此。
在边沁的思想中,无论人们所说的语言多么的高尚,无论人们的行为多么大伟大,都逃不过避苦求乐这一本心。
边沁说: “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幸福,亦即他们的快乐与安宁,是立法者所应该注意的唯一目标,而在事情取决于立法者范围之内,他都应该依据这个唯一标准使每个人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英国的边沁认为一般只有急于证明自己清白的人才是无辜的，而常保持沉默的人是因为犯罪心虚选择什么都不说。
无疑这种见解是偏激的。
沉默的理由有太多，很难用这样的一种推理说明问题。
沉默是人人都有的权利，这是种人权。
知道人权是什么吗？人权简单点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的权利，人权是人所特有的，来自于人强烈的自我意识，比如尊严、比如人格。
可以说是人类本性的另一种体现。
人权是从出生开始就固有的权利，它因你的存在而存在，因你的死亡而消逝。
但也因为这样使得沉默权才需要被确立。
不然不是被诡辩小人利用就是被善良无知之人遗忘。
沉默权的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不仅如此，它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司法制度的完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沉默权的概述（一）沉默权的概念在学术界一般把沉默权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从广义上讲，沉默权是宪法的另一种阐释，它保护的是人们的言论自由，即公民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问题有选择回答或者拒绝回答的权利。
从狭义上讲，沉默权仅仅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本文所说的沉默权就是这种在刑事诉讼中的狭义的沉默权。
（二）沉默权的起源无论是从思想起源看还是从制度起源看，沉默权都最早出现在英国。
沉默权发展史的开端应是1639年发生在英国的约翰·李尔本事件。
约翰·李尔本1615年生人，老家在德尔海郡。
1630~1636年在伦敦做学徒，老板是个清教徒，李尔本一生受老板的影响很深。
在1637年12月李尔本的第一次审判出现，理由是走私诽谤性书籍。
当时的星座法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英国王室以及旧教会的走狗。
星座法院不管是在面对哪种诉讼程序，都毫无悬念的会选择使用“依职权”宣誓。
被告先是被要求宣誓，其次就是一定要回答一些经过设计的类似于文字陷阱的问题。
被告没有了解指控情况的权利，但是却有必须回答一切问题的义务，一旦被告掉入了他们设计好的陷阱中，他将会被强迫定罪。
在这种设计下，其结果我们可想而知，只要他们认为你有罪，那你必然有罪。
而李尔本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拒绝在法庭上宣誓，不承认对他的所有指控，也不愿意回答提出的任何问题。
因为在他看来仅仅是站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折磨。
所以李尔本选择始终保持沉默，后法院对李尔本处以500英镑罚款，鞭笞和枷刑，送回监狱。
直到1640年英国爆发革命李尔本才被释放。
1641年英国议会收回对李尔本的有罪判决。
随后将代表英国皇室与旧教会特权的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废除，确立了有关反对强迫证人表达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的制度。
具体而言，就是证人有权保持沉默，如果证人认为提问的问题是不利于自身或是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时，可以选择不回答。
在李尔本经历的四次审判中，他的第一次审判确立了沉默权，而其后的三次审判他以保持沉默对抗诉讼的不公。
却也恰好是无声胜有声啊。
是约翰·李尔本用他的血泪史唤醒了世人对沉默权在法律意义上的思考。
这种肯定证人可以沉默的制度确立，使得英国公民最先明确享有了沉默权，它是当代沉默权制度的开端。
(三)沉默权的国外发展现状继李尔本案后，沉默权制度于1688年在英国扎根。
美国向英国学习，在1791年《美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而1966年美国联邦法院所判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对这一特权的具体解释有着重要意义——米兰达规则由此产生。
然而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却是以刑事诉讼立法的形式直接规定沉默权制度。
并且，“反对强迫自证有罪”原则在1966年的联合国公约中确立。
（四）中国沉默权的发展现状在回顾国外沉默权发展历程之后，来看看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追溯中我们发现，早在1957年就有中国学者发表过关于“沉默权”问题的文章。
这位学者就是华东政法学院教授黄道，曾担任过刑事审判庭庭长。
在他发表的一篇名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的文章中曾提到“不能以被告的沉默权为他有罪的根据，同时也无权强迫被告人供诉”。
可就在文章刚发表不久后，黄教授遭到了反右势力的批判，他提出的观点也因此不了了之。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法院没有明确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是清白的。
但第118条又说在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时，要如实回答。
也就是说沉默权在我国并未确立。
2012年，新刑诉法再次修订，“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一时让沉默权成为了法律热词。
综上所述，沉默权在国外发展过程曲折，影响深远。
沉默权的研究及确立是当代法制研究的新潮。
我国也应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尽早确立沉默权制度。
使我国的刑诉制度变得完善，进一步推进法治文明建设，促进我国司法程序公正文明发展。
二、中国也需要确立沉默权一直以来，我国都提倡坦白，要求嫌疑人回答问题要如实。
而何为“如实”则是侦查人员的“责任”。
这些政策、规定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至于不利地位，促使侦查人员可以理直气壮的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罪。
加上受我国历史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侦查人员的入罪观念很深，而侦查体制以及侦查水平的落后使得侦查人员对口供十分依赖。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侦查人员不得刑讯逼供，不得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获取口供，不得非法收集证据并使用。
但实际上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现象却屡禁不止，甚至常常发生，屡见不鲜。
由此产生的冤假错案不在少数，比如浙江叔侄案。
在2003年5月，女子王某在搭坐张辉、张高平叔侄的车不久后失踪被发现死于野外，经查实死者生前曾被人强奸。
因叔侄俩是侦查人员查到的距离死者死亡时间最近的曾接触过的人，因此被列为重要犯罪嫌疑人。
2004年10月，浙江高院最终判决二人有罪。
经过10年，终于在2013年真相大白。
张辉、张高平冤案平反，叔侄二人用10年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这10年对叔侄二人及他们的家庭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缺憾，对司法机关来说是无法捡拾的满地人心。
我想或许正义来的太迟便不再是正义了吧。
十年啊，他们会心服口服买账吗？怕是多少会有些怨言吧。
这10年冤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是公安机关、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草率；是我国司法体制的缺失、不完善。
在本案审查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对叔侄使用暴力，进行刑讯逼供，威逼利诱想让两人承认他们所指控的罪行。
为此还知法犯法的找来假证人出庭作证。
如此可笑，让民众心凉。
而面对叔侄二人的一次次申诉，面对他们不认罪、不减刑的苦苦挣扎，工作人员选择视而不见。
就这样在他人的人生中轻易又草率的划去了10年，这是怎样可怕的权力呀？甚至在面对重要疑点叔侄俩的DNA与在死者身上发现的凶手的DNA不一致时，他们宁可将关键证据排除也要让叔侄俩认罪伏法。
好像正义与他们无关，邪恶才是他们的化身。
若是为了破案率那大可不必，因为这样的效率不如没有。
比起这可怕的效率人民更看重结果的正义。
从这一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侦查人员的工作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方式方法有待改善与提高。
要明白并非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他们只是有嫌疑，应在查清事实后再下定论。
基于这点，应该尊重他们，认真记录他们的真实叙述。
而不是在还未查明案件事实时就妄下定论，认为嫌疑人是罪犯，从而使用各种方法威逼利诱，骗取口供，以获取破案的突破口。
其次，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主体地位不平等，控方是公安机关，代表国家权力，明显处于优势地位。
而我国又适用谁起诉谁举证的制度，正因为举证责任在公安机关，举证难度大。
办案人员迫于社会舆论以及上级机关的压力，为了尽快破案找到案件突破口，选择了最原始简单的方式,甚至为了获取口供不择手段。
这也是致使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严重的原因之一。
最后就是目前在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刑事诉讼八大证据之一。
正因为我国法律承认它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再加上我国侦查技术落后，整体侦查水平不高，口供便成为我国一直以来破案的关键，所以我国的办案人员宁可冒着违法的风险，也要用这种不合法的方式获取口供。
由此可见，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如此猖獗也是事出有因的。
但在提倡法治文明的今天，刑讯逼供无疑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硬伤。
它就像一颗肿瘤，还不至于破坏整个法制系统，但却也不可任其发展，否则会有不可弥补的法律漏洞。
而沉默权就像是治疗我国这颗日渐严重肿瘤的新药剂，国外的“病患”适用效果良好，我国若将其引进解决中国的问题效果如何？会有哪些作用，又会有哪些不良反应。
下面笔者将就沉默权是否适用中国现状进行分析。
先谈一谈沉默权适用在中国的良好作用。
沉默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可以与公诉机关对抗的自我救济权。
它使得被控告方有了可以与控告方相抗衡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处于弱势的被控告方的诉讼地位。
那么沉默权首先可以解决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
沉默权的出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必向公诉机关作出不利于自己供诉的保障。
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选择回答的权利与自由，没有如实陈述的义务。
基于这方面的意义，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刑讯逼供就彻底失去了法律支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方式存在的意义。
那么刑讯逼供对于侦查人员的意义就没有现在这么重要。
既然最终法院不会采用，那它原本存在的意义也便失去。
如此，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
当然，沉默权也有其缺点，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
因为它不可能绝对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诉并被侦查人员使用。
但权衡利弊，总体而言，确立沉默权利大于弊，它在我国的适用不会有不良反应。
沉默权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刑事诉讼对抗制，是为了保障司法文明与公正。
沉默权作为一下揭示人类本性的存在，它的成立并不需要谁的认可，也更加不会因为法律的废止而丧失，它是独立存在一种自然权利。
沉默权的确立有利于改变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状，有利于保障人权，推进法治文明建设。
且刑事被追诉者的沉默权与犯罪侦查的需要一定会产生冲突，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被追诉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若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对被追诉者来说是不人道的，不合理的。
并且从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来看，公民享有人格尊严及自由。
而沉默权的确立有助于保护公民的精神隐私，是尊重他人，保护他人的体现。
沉默权在防止警察胡乱使用暴力方面有着显著的成效。
同时也给与了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的权利。
因为诉讼公正的基础就是诉讼双方的地位平等，力量平衡。
再者，我国于作为1998年联合国公约的缔约国，我们有责任与义务修改我国与公约内容不符的国内现行法律法规。
由此可见，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的确是有其必要性的。
三、如何实现我国的沉默权制度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明确沉默权制度在我国是否已经成立。
目前在学术界，有部分学者认为沉默权已在我国确立，是一种有限制的默示沉默权。
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118条说，在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时，要如实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