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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占时期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中国海洋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山东青岛266003)[摘 要] 在青岛近现代社会中,中国商人无疑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大都表现出了卓越的经营能力,在同外来殖民者发生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灵活多样的适应和抵抗能力。
主要通过这一群体的努力,青岛在德占时期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商业城市而不是以德国为中心的商业城市。
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充分表明中国民众即使在强权政治的不平等条件下也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外来殖民者原定目标的改变。
[关键词] 青岛 中国商人 德国 相互作用[中图分类号] K8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42(2008)03—0071—06收稿日期:2008202228作者简介:孙立新,德国奥格斯堡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博导,中国海洋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在新近有关殖民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历史研究中,“相互作用理论”脱颖而出,大有取代单维度、直线式的“西方中心论”模式(如“侵略-反侵略”模式、“冲击-反应”模式等)之势。
①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殖民地视为单方面的强权政治构造,把被殖民者整体地视为被动的、接受的客体,而是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被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所遮蔽的维度,致力于把“殖民形势”当作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把殖民地当作一个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接触、相互重叠和相互交融中产生出来的、复合的社会构造来描述,强调被殖民者即使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也能够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
这种理论建构颇具说服力,堪称殖民地历史编纂的新“范式”。
1897年德意志帝国侵占胶州湾之后,除了外国商人,中国商人也在青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
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渐在这个德国殖民地站稳了脚跟,发展成为具有较大势能的社会群体,成为青岛中国人社会的中坚力量。
震撼！云南深山里100 年前的水电站还在发电，发电机组是德国人制造法律顾问：赵建英律师如果到云南旅行，有个地方值得去看看。
在昆明市郊，一个叫螳螂川的地方，有一座建于1910 年的水电站。
它是中国最早的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
下面这台乌黑锃亮的机器就是水电站的心脏——发电机，它在1910 年从德国“越洋”来到中国，算起来有100 来岁了。
神奇的是，它依然在正常运行！！据说，当年一共有7 台水电机组（台数无法考证，有说法是 2 台）历经颠簸从德国来到这里，其他几台后来离开了石龙坝，到其他地方支援国家建设去了。
石龙坝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电站一厂于1910 年7 月开工，1912 年4月发电，最初装机容量为480 kW 。
2006 年05 月25 日，石龙坝水电站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这台德国发电机组曾因厂里引进了发电功率更高的机器而赋闲，抗战时期又重新发电；上世纪50 年代，这台机组还曾被拆装到开远效力，后来又被送到过绿水河、石屏、通海等地支援；直至1987 年，石龙坝水电厂花钱购回这台机组。
而建厂时与它一起引进的另一台“兄弟”机组，至今仍在富源效力。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这台百年机械的资料，小编在中华工控网上看到了管理员思南先生参观石龙坝水电站的经历，一起分享给大家（下面是思南先生的叙述）：很早就知道昆明有一座中国最早的水电站，百年历史了，而且这座电站还在发电，这个特别吸引我，于是利用昆明出差的机会，笔者踏上了探寻之旅。
从市区驱车一路经过滇池和西山，沿着快速路飞驰这左侧是滇池，右侧是西山（我知道聂耳墓在西山），还有索道西山的悬崖...40 多公里后，一路问当地老乡，我们从快速路转到省道，终于看到了这块牌子... 接下来的路是村道了，更窄了，还好，车很少。
远远地看到大门了，不远了...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欢迎您” 看看后边的老房子是不是很有欧式风格呢？这个是石龙坝水电站百年老建筑了--办公楼！现在是博物馆，而且还在里面有办公室博物馆是四合院样子，工作人员说，百年的设备在另外一侧的一车间，还好走过去也就两百米远... 猜猜这个建筑是干啥用的？很快，我们来到电厂一车间，这门口还有一个碑呢！2006 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让我更加期望这个说明很详细了“石龙坝发电厂第一车间”门口时当时建成的时候的一副对联：“机本天然生运动,器凭水以见精奇” , 横批为“皓月之光”。
贝润生：富甲一方的颜料大王■文/苏小小贝润生1872年出生，原名贝仁元，字润生，江苏苏州人，民国时期著名的颜料大王和地产巨头。
贝润生年幼时，家境极其贫困，依靠宗族“留余义庄”的接济维持生活。
1888年，16岁的贝润生来到上海，经姐夫介绍，进入瑞康颜料号做学徒，拜店主奚润如为师。
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机器织布业的发展，国内对颜料的市场需求量就不断增加。
而最先输入中国的是德国颜料，大约在1870年，德商礼和洋行、禅臣洋行就把一种容量为2盎司的小瓶颜料运到上海委托林魁记、李珊记、万顺丰、恒丰昌等几家洋杂货号试销。
至1880年前后，上海就出现了一些专营进口颜料的字号，奚润如所经营的瑞康颜料号就是其一。
奚氏手下有两个得力的徒弟，后来均成为声名卓著的商界翘楚，一个是“赤脚财神”虞洽卿，另一个便是贝润生。
贝润生凭借着勤奋敬业，深得奚润如赏识，1898年，当年事已高的奚老板决定退出商界时，未将产业交给子女，而是让26岁的贝润生接任瑞康行经理。
由此，贝润生开始了他在颜料行业的独立发展之路，为了表示对奚润如视己如子的感激，他便取字润生，并用此名在社会上闯荡，贝仁元的原名反倒渐渐淡出。
20世纪初，德国的靛青颜料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在华商颜料专业字号的推销下销往内地，它主要用于土布印染。
1904年，德国科学家拜耳又发明了一种化学染料并于第二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很快，这种译名为“阴丹士林”的鲜艳耐久的化学染料取代靛青在国内流行起来。
当时，因为经营进口颜料销路广阔，利润丰厚，专业的颜料字号在上海迅速扩张。
其中著名的如贝润生所在的瑞康、瑞泰颜料行，因为与洋行关系密切享有包牌经销特权而获得快速发展。
当时，瑞泰颜料行包牌经销德商爱礼司洋行的“和合玫瑰”、“弥陀黄”等颜料，都是享誉市场的名牌货。
其实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眼光敏锐的贝润生就看到中国纺织工业正在初兴并将大发展，因为棉纱和布匹都需用颜料，而德国拜耳公司的“阴丹士林”更将垄断市场。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西方向清政府卖军火克虏伯公司善做“人情买卖”
导语：自从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王朝彻底拜倒在西洋坚船利炮之下。
由此直至清朝灭亡的半个世纪里，中国长期与土耳其并列亚洲军火
自从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王朝彻底拜倒在西洋坚船利炮之下。
由此直至清朝灭亡的半个世纪里，中国长期与土耳其并列亚洲军火进口国之首，为西方商人提供了巨大的军火市场。
而在那段“华夷杂陈”的年代里，西方商人与清朝官员间的军火交易充满了稀奇古怪的故事。
李鸿章的美国“本家”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世界级军火公司雷明顿公司的创始人伊莱佛利-雷明顿立即派出成千上万的业务员，去世界各地寻找销售市场。
1863年，雷明顿的一个兄弟来到上海，希望从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捞到第一桶金。
谁知这个市场早被英法洋行和“常胜军”头目们垄断，自己带来的枪支火药只能假手他人销售，获利微薄。
吃了一番闷亏后，这位仁兄开始寻找别的出路。
终于，他率先与两江总督李鸿章的美籍顾问马格里搭上关系。
此人全权监督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的生产，专为淮军造枪炮弹药。
马格里对祖国的公司非常照顾，不仅帮助疏通李鸿章，在1871-1874年间买进14400支雷明顿一号步枪，还让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一同仿制，称为“林明敦中针枪”(雷明顿当时在中国的音译)。
谁料想，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的逆向仿制工作没弄好。
所产的“林明敦中针枪”经常走火伤人，闹到没人敢用的田地。
这件事虽不是雷明顿公司的过错，但也让它遭受“池鱼之灾”，李鸿章的淮系军阀当即拒绝采购。
生活常识分享。
洋行与买办作者：丁爱波来源：《齐鲁周刊》2015年第44期洋行旧指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商行，后多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商行。
自清末五口岸通商后，洋行便得到快速发展。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九回提到：“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
”洋行与买办密不可分，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客观说来，清末以及民国时期，洋行与买办的盛行，代表了彼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同时也给这个重农抑商的国度带来新的思维和游戏规则。
山东洋行地理由于开埠的原因，山东洋行多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这三个城市。
一战之前，山东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在鲁德商自然较多，这也给济、青、烟这三座城市留下了非常多的德式建筑。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南洋侨商首富张弼士忙着筹备烟台张裕酿酒公司之际，原籍北爱尔兰的英国传教士詹姆士·马茂兰，在烟台大马路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贸易公司，中文称作“仁德洋行”。
应运而生的仁德洋行，启动资金来自马茂兰积攒的传教士津贴及教徒捐赠，为了标榜洋人也尊重“仁义道德”的中国传统，讲究经营信用，特取名“仁德”。
到20世纪初，生意日益兴旺的仁德洋行，资金滚动积累达到五六万两白银之巨，进出口贸易量一度居山东境内洋行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做进出口贸易生意外，1917年3月，仁德洋行接手正式出版了一份《芝罘日报》，夏季16版，冬季10版，前后发行20多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被迫停刊。
马茂兰执掌仁德之时，兼任路透社驻烟台记者，亲自采写消息，平时仁德不仅每天出版报纸，还设有电台定时收发路透社新闻电讯。
1929年左右，中共烟台特别支部创办的《胶东日报》，就是仁德洋行印刷部印刷的，但很快因言论触怒当局遭到查封。
1860－1894年中国开埠和外贸格局的变化作者：虞和平文章来源：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4辑，2006年10月出版更新时间：2007年08月25日洋务运动时期，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终止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1895年，是中国经济发生本质性转变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外资在华势力开始快速膨胀，中国的资本主义性基本产业开始产生和初步发展之外，中外贸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在数量和价值上有较大的增长，而且在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结构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显示了列强各国随着其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使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显示出外贸与产业的某种互动关系和正常化趋向。
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外贸已不乏研究，但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尚有一些问题需要商讨。
一、洋行状况变化的问题中国近代早期的对外贸易，是完全操纵在外国洋行之手的，因此洋行的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外贸发生何等变化首先需要考察的一个问题。
洋行是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扩展而产生发展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埠口岸突破原有的东南沿海5口的格局，到1894年逐渐形成了所谓T字型格局。
对此，已有国内外学者提出过“T字形”的说法，我在这里所以把“形”字换成“型”字，不仅包含着开埠口岸的地域结构状态，而且包含着经济结构内情。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加之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原有东南沿海的5个口岸（另有1851年根据俄约开放的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直隶张家口、松花江），其对中国的辐射区域是极其有限的。
到这一时期，新增开口岸达26个，除了广西、云南、甘肃、新疆、西藏、蒙古等南北国境和内陆地区的并没发挥多少实际作用的10个口岸外，比较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有：琼州、北海、九龙、拱北、潮州、温州、烟台、天津、牛庄、镇江、江宁、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以及淡水、台湾（打狗、台南）等18口。
[1]这些新开的沿海沿江口岸加上原有的沿海5口，几乎囊括了中国整个海岸线上和长江上的主要港口城市，通过可以直接到达的外国轮船，把这些城市直接纳入通商贸易网络之中，并辐射到它们的腹地，使大半个中国被置于外贸网络之中。
中国水电百年历史荣光见证——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张云辉; 邵海燕【期刊名称】《《云南档案》》【年(卷),期】2019(000)010【总页数】2页(P41-42)【作者】张云辉; 邵海燕【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局【正文语种】中文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位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郊的螳螂川上游，距昆明44公里左右，距今已有107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水电站。
1840年，英、法等帝国主义用大炮和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各帝国主义开始在华抢占利益，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1908年法国人为了掠夺我国的水利资源，向清政府提出在云南修建水电厂的要求，这一举动立即激起了云南疆各族人民的反对，强烈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建设。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水力发电，即使是在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也仅建有火力发电厂，没有水利发电站。
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已无力兴办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修建的。
1914年，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工程纪略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云南最大的商户、“钱王”王炽之子王筱斋联络了19 位商业同仁，上书清政府，要求成立一家股份公司兴办电业。
经清朝末代云贵总督李经羲批复同意，1909年，以王筱斋为首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开始招募商股、集资筹建。
为了保卫国家利益、民族资源，不少爱国主义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1910年(庚戌年)7月石龙坝水电站一厂开工建设，最初装机容量为480千瓦，水电站引水渠长1478 米，利用落差15米，引用流量4 立方米/ 秒，通过德商开办的礼和洋行，高价购入西门子公司240 千瓦水轮发电机，历时21 个月，耗资50 万银元，1912年，“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发电厂”建成，5月28日正式发电，采用22 千伏输电线路向距电站32 公里的昆明市区供电。
这是距世界第一座水电站(法国1878)建成43年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水电站，创造了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第一座水电站、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第一条高电压输电电路、第一支电力营销队伍、最早电力设备国际招标和最早电力法规”六个第一。
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作者：丁福成作者曾为德国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在南京的代理人。
本文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商与派驻我国的德国顾问团的成员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火贸易，以及国民党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大量购进德国军火和其他器材、物资等鲜为人知的情况。
我留美回国后，就从事贸易工作。
长期以来，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打交道，特别是一九三○年起至一九三七年的六年中一直周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之间，身经不少隐微曲折、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场面。
由于年久，有一些事实已经忘掉，但绝大部分还能回忆，虽然不很全面，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尚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南京礼和洋行成立我于一九三○年以前，在上海开设兴华贸易行，专营汽车材料进口业务，营业情况一般。
我胞兄丁佐成早年在上海集资创设大华科学仪器仪表制造厂制造和仿造各种精密仪器仪表。
当时上海德商礼和洋行是首屈一指的老牌洋行，经理世界各国名厂商品，大到船舶机车，小到缝衣针、木纱团，其他如大小五金，日用百货，种类繁多。
它的总经理由德国汉堡礼和洋行总经理刘伦士兼任，从这点，可以知道上海礼和洋行的重要。
当时上海礼和洋行由德国运来精密科学仪器仪表，在长途运输中，时有损坏。
中国的用户碰到仪器仪表损坏，一般都托上海礼和洋行代修。
而礼和既没有修配设备，又没有技术工人，于是经常转托大华科学仪器制造厂代修，因此礼和洋行和大华科学仪器制造厂，在业务上有了密切关系。
刘伦士和我兄佐成相交甚好，我就在我兄处认识了刘伦士。
彼此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由于我兄与大华的关系，刘伦士对我特别信任，接近我，拉拢我，处处给我便利，从此相互利用。
他希望我代他们奔走，推销商品，而我也乘机通过礼和向外国订货，因此我两人的关系以后进一步密切起来。
当时我代礼和洋行向外面兜销的商品，主要是精密度显微镜、美国“古特立”汽车胎、德国“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德“伊默克”化学原料等。
我第一次到南京兜售时，既无门路，又无目标，盲目地向内政部卫生署与署长刘瑞恒接洽，推销精密度显微镜，不想一谈就成功，真使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么便当，立即签订了合同。
他订购各种精密度显微镜达三百架左右，约价值美金五万元以上。
这一炮打响，大大鼓舞了我的信心，我认为南京方面营业大有可为，就在南京新街口兴业里租赁一幢房屋，成立了福昌贸易行，同时与上海礼和洋行订立合约，由我代理经销他们的商品，但福昌贸易行实际不负经济上的责任，仍由卖买双方各自负责。
到了一九三○年十月间，我到财政部与宋子文接洽，签订了财政部税警总团所用的各种军用光学器材合同，货品包括测远镜、炮队镜、瞄准镜、望远镜等。
接着又和内政部卫生署签订了合同，供应南京中央医院和军政部军医署用的一批医药卫生器材，如外科手术用器材：无影灯、爱克司光机器等，生意越做越大。
这时我唯一的困难，在于自己对这些军用物资和科学技术器材一窍不通。
有时订购的机关提出了技术上的问题要求解释，我无法答复，结果商请上海礼和洋行派一个德籍工程技术人员长期驻在南京，专帮助我解决技术上一切问题，因此营业逐步发展。
生意好了，事务多了，南京新街口兴业里房屋不敷应用，就暂借用南京中央饭店为临时办公处。
从一九三○年八月起到年底，五个月时间内，从内政部卫生署、财政部、中央军校等机关，先后做到的生意总值约五百万元金马克。
我的佣金虽然只有百分之二，金额却达金马克十万元左右。
（这时一个金马克，合法币一元左右）一九三一年，洋行经理刘伦士见到我在五个月内做了这么多营业额，认为我了不起，有办法，对我更加信任，更加重视。
同时他也看到做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生意大有前途。
他进一步细细地盘算，觉得我的佣金过高了，企图限制我的收入。
因此他借口要发展业务，对我提出具体建议，说我过去这样经营方式不是办法，业务难以发展，今后的业务方针必须转移目标，打开局面，扩大业务范围，轰轰烈烈地摘一番；在南京方面必须成立礼和洋行办事处，如此，不但与各方面接洽便利，而且可以提高信誉。
至于成立办事处后，一切开支，他说都归行里负责，但是我所得的佣金也要酌予减低。
当时听到了他的具体建议后，起先我在思想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情绪上也有很大抵触，一则由于我是放任自由惯了的人，不愿受到损失。
我一时很想不同他合作下去，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在上年五个月里，做到了这么多生意，得到了十万元左右的佣金，既不费事，又不劳力，何等轻而易举！这并不是我本领大，换个人去兜售，谁都可以成效，如果我对他们不满，翘起尾巴，存心刁难，不和他们合作，真把事情闹翻，他们尽可另聘别人。
这时候正有许多留学学生，找不到工作，在饥饿线上挣扎，而我如把这样好的机会丢掉，未免可惜。
何况德商礼和洋行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大洋行，在中国有很大名望，做下去尽有无限美好的前途。
于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就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礼和洋行办事处。
这时由于南京房荒严重，租用适合房屋比较困难，想到一个偌大洋行把招牌长时期挂在中央饭店，有失威信。
好在我上年所得的佣金不少，有钱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南京中山北路购了一块地皮，造起一幢花园洋楼，出租给礼和洋行作为办事处。
这座新屋挂起了红底黑万字德国国旗，大门外钉上了南京德商礼和洋行铜质招牌，和外交部大楼一南一北，望衡对宇，非常引人注目，无形中做了广告。
当时在南京的洋商中，礼和洋行独树一帜，场面不小，其他洋行无法比拟。
在南京行开始成立时，没有德方代表，对内对外都由我全权办理，只有一个德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科学技术指导工作。
由于业务扩展，行内还雇用了中文和外文秘书、打字员、伕役、汽车司机。
南京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行内备有小汽车二辆，作为交通工具。
每月由上海礼和洋行拨给法币六百元，供南京行勤杂人员一切开支。
南京礼和洋行正式成立后，刘伦士对我说：“我们礼和洋行主要是代表德国克虏伯炼钢厂，前年礼和洋行曾向沈阳兵工厂做过五千万元金马克生意，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所辖兵工厂很多，在规模方面，虽然不及沈阳兵工厂，但是总合起来，要比沈阳兵工厂大得多。
我们今后营业目标，不能仅仅限于卫生医疗器材和光学器材，应该转移到兵工材料方面去。
”他这番话，说明礼和洋行今后营业范围要扩大到兵工材料。
我听到后，更加大大歆动，确认前途远大。
于是我就和刘伦士洽签了福昌贸易行与南京礼和洋行划分业务范围的协定，福昌贸易行代理礼和洋行业务部分是：德国“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德国“伊默克”化学原料、美国“古特立”汽车胎，以及显微镜、望远镜等；南京礼和洋行的业务是：兵工材料、军用器材、轻重武器、重型机器、机车车辆、飞机船舶，以及军用光学器材等等。
二、礼和洋行的地位和背景礼和洋行是一个合伙组织，股东是德国几个大企业主，如克虏伯等，总行设在德国汉堡，世界各国大都没有分行，驻美的分行在纽约，英行在伦敦，法行在巴黎，设在中国的单位最多，各大商埠都设有分支机构，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重庆、太原、沈阳、青岛、昆明等等。
礼和主要业务是经理以下各厂营业：一、德国克虏伯炼钢厂，二、“蔡司”光学器材厂，三、“伊默克”化学原料，四、“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五、瑞典卜福斯炮厂，六、美国“古特立”汽车胎以及橡胶制品等，七、英国“司端尼”油厂等所生产的商品，八、汉堡轮船公司。
以上这些，都是闻名世界的大企业，礼和洋行是对外的总代表。
它不但在这许多方面可以操纵德国国内市场，而且还控制着国际市场。
凡是由礼和洋行经理的商品，等于由礼和专利，按照经销量，由各厂给以利润。
不但如此，凡厂方直接售出的这些商品，厂方也还保留下礼和应得的利润，许礼和坐收利益。
有一次南京军政部兵工署要购办兵工材料，认为经过礼和这手，要多损失一等佣金，幻想避免损失，就直接向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订购。
兵工署长俞大维电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俞原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回国后即由谭延闿儿子谭伯羽继任），向德国克虏伯炼金刚厂订购，结果谭来电，签订下合同，其价格比较礼和洋行报价没有便宜，相反地还要贵了一些。
其中原因他们始终没有理解，这就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缘故，向厂方直接订购，礼和洋行仍要分取经理权利润，厂方还是给予保留。
至于直接订购所以比较礼和报价还贵了一些，则是由于洋商有这样的习惯：对任何人交易，都有付给佣金的规定，其数字多少，要看商品利润的厚薄，商务参赞与厂方签订合同，厂方也要保留一部分佣金。
致送佣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
因此即使卖买双方直接电报订购，价格上并不能讨巧，而且，由于直接交易，厂方反要负担一笔为数不少的来往电报费用，有时还要派员来华面洽，更多一重旅费开支。
这些费用，厂方都要打在货价之内，羊毛出在羊身上。
德国克虏伯炼钢厂是世界闻名的大企业，历史悠久，规模巨大，在国内外有许多分支机构。
它除炼钢厂外，还有大炮制造厂、机器制造厂、机车制造厂、坦克制造厂、船舶制造厂等等。
总厂设在德国爱森，单是总厂就有职工十余万人，分厂设在煤铁产地及交通便利地区。
它资金雄厚，为德国工业之魁首，就欧洲说来，也是一个最庞大的企业，尤其军火生产，首屈一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以战财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受到了凡尔赛条约限制，只能制造轻中型武器，不许制造重型大炮、坦克、兵舰等。
德国人虽然战败，受到条约限制，但复兴野心不减当年，总是千方百计培养实力。
他们偷偷摸摸地积累物资，把一部分机器设备转移到深山森林地区，从事制造。
所炼成的炮管钢材，改制自来水管子，大量储藏，避免战胜国注意，留备战时紧急之需。
同时他们还与欧洲一些小国家，如瑞典、比利时、荷兰等，联系当地比较大的企业，由克虏伯进行大量投资，并派出技术人员前往帮助生产。
表面上，这些厂家和德国并没关系，可是实际上他们却化为克虏伯变相的分厂。
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部分由国内生产供应，一部分便是由这些克虏伯国外投资厂供给的。
希特勒当时之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克虏伯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
克虏伯在这次战事开始之初，就担任了希特勒政府中的生产部部长。
三、德国顾问和礼和洋行的关系国民党政府崇拜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一切都要学习德国。
在经济方面，学习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所实施的经济复兴四年计划；在国防方面，军事编制和武器装备也摹拟学习德国。
因此，德国便派遣了大批顾问来华。
一九三○年德总顾问范肯豪森带来了军事、政治、铁道、交通、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专家几百人，成立了顾问团办公处，李鼐被委为顾问处处长。
这些顾问分布在南京各院部署司工作。
军事方面的顾问，人数特别多，权力最大。
就以范肯森来说，他在蒋介石面前，可以随便建议，左右一切。
蒋尊之为上宾，非常信任和重视；国民党的一般军政人员，无不俯首听命。
这些顾问在名义上是来帮助国民党政府从事建设和改革的，但实际上他们别有企图。
他们既随时深入了解我国经济军事情况，又乘机推销德国的剩余物资，为德国经济繁荣开拓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