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前现代化时期的家庭和工厂制度的形成
- 格式:doc
- 大小:33.50 KB
- 文档页数:5
世界近代史工厂制名词解释
工厂制是指以工厂为生产单位,采用机器化生产方式的制度。
工厂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生产的兴起。
工厂制的兴起始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
工厂制的核心特征包括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生产流程、劳动分工和使用机械设备进行生产。
这种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也对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工厂制的出现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工厂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其次,工厂制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工厂制也催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劳工权益、工业污染等,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改革。
此外,工厂制的发展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速了全球化进程。
总的来说,工厂制作为世界近代史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工厂制度首创于工厂制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的英国。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传统手工业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机械化和工厂化取代。
工厂制度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和劳动关系的重构,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工厂制度的首创者是英国的一位企业家,他的名字叫亚当·斯密。
斯密在他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工厂制度的概念,他认为工厂是一种将生产过程组织起来的特殊机构。
在斯密看来,工厂制度将劳动者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生产,通过分工和协作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斯密的理论启发下,工厂制度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
19世纪末期,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工厂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工厂成为了人们生产和创造财富的中心,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转而进入工厂,成为无产阶级,他们为工厂主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工厂制度的出现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凭借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工厂能够大幅度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同时,工厂制度也改变了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
劳动者不再在家中进行生产,而是进入工厂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大大增加。
工厂制度将劳动者置于严格的纪律和管理之下,加剧了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尽管工厂制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产力的提升,但也引发了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的兴起。
工厂制度下的劳动条件恶劣,劳动者的工资低廉,工作环境肮脏和危险,劳动者没有足够的福利和保护。
这些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改革,劳工们开始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权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变革。
工厂法的出台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限制了儿童劳动和女性劳动的时间和方式。
无论是在工人运动的斗争中,还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工厂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规范和制度体系。
今天的工厂制度已经与18世纪末的英国工厂有着巨大的差别。
现代工厂拥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工作环境更加安全和舒适,劳动者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欧洲前现代化时期的家庭与工厂制度的形成(中)三、向工厂制度的过渡尽管家庭工业曾经在早期工业化过程的历史阶段上居于主导地位,但家庭作为工业组织的一种形式有其自身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从而其主导地位必然地被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所取代。
而且,就整个工业化过程而言,家庭工业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也是不稳定的。
只是在确立了“工厂制度”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工业化过程才真正进入不可逆转的发展轨道。
而“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1975,一卷,)。
而且,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只有消灭了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定性”(马克思,1975,一卷,)。
布罗代尔也曾指出:“进一步看,就其整体而言,这种前工业虽然在相对意义上十分重要,却不能使经济倒向它的一边。
直到工业革命时为止,前工业不但远远决定不了经济增长,反倒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运动,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和停顿,决定前工业的犹豫不前和迂迥曲折”(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
西德尔也指出了在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时,这些“农民兼织工”的“双重经济”家庭可能会增加农业活动,减少工业活动,也即向农业回归(参见西德尔,1996,)。
应该指出的是,超出家庭规模的、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并非是一种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全新事物,而是早已存在的一种组织形式,不过在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只是个别地存在,从而不占有主导地位。
例如,“于贝尔.布尔让于1924年将15-18世纪全部工业活动分为四类:形同星云的无数家庭小作坊;位置分散、但有联系的工场;集中的制造厂;拥有机器设备以及用水和蒸汽动力的制造厂”(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
欧洲工业革命现代化与社会变革在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
这一历史时期的变革对于欧洲乃至全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欧洲工业革命对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一、经济变革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传统的农业经济逐渐向工业经济转型。
机器工业的出现促进了生产效率的飞跃,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
工厂的兴起使得生产方式从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集中化的大规模生产,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数量。
此外,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体系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工业的壮大提供了资金和市场支持。
这些经济变革使欧洲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
二、社会变革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传统的封建主义制度逐渐被削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成为主导。
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也导致了住房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人运动的兴起成为了欧洲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
同时,工业革命也加速了社会分工的深化,职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为社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三、政治变革欧洲工业革命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封建制度逐渐被资本主义所取代,新的阶级关系也在社会中形成。
共和制度和议会民主逐渐取得胜利,成为了欧洲主要的政治形式。
此外,工业革命的推动也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崛起。
现代国家的形成对于欧洲和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文化变革除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欧洲工业革命还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变革。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加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启蒙运动在欧洲迅速兴起,推动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
教育和文化的普及也得到了推动,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同时,文艺复兴运动也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风靡欧洲,艺术和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欧洲工业革命对现代化与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历程【专题概述】经济现代化是指生产方式得现代化,包括生产力上的工业化和生产关系上的市场化,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
具体来讲,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是工场手工业时期,也是世界市场得萌芽时期;18世界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蒸汽时代,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时期;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是电气时代,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确立时期;二战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是信息时代,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和多样性。
前者体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得开始时间、规模和程度不一样,最早开始于西欧,蔓延至美国、俄国和日本,最终扩散至全球,这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
后者体现在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途径和模式不一样。
【专题结构】【重点解析】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一)两个前提1.政治前提,包括政权性质、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等,如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统治已经确立的英国,法国由于政局动荡而工业革命受阻。
2.生产关系的调整,如自由放任政策、国家干预经济等。
(二)五个条件1.市场:如市场的不断扩大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动力。
2.科技: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
科技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二战后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3.资本: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不择手段地进行疯狂掠夺,资本原始积累最为雄厚的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列强又加紧资本输出,掠夺财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资本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一轮的扩张。
4.自由劳动力;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主要是自由劳动力,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进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5.能源条件:如工业革命被称作是“煤铁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和石油非常重要,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原子能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
二、新航路的开辟与世界经济联系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亚洲茶叶、丝绸、瓷器、香料,非洲黄金、象牙,美洲黄金、白银、玉米、烟草,欧洲枪支、工艺品)。
欧洲前现代化时期的家庭和工厂制度的形成2、资本的聚集的资本可以由一个所有者提供,也可以由若干个所有者提供,还可以从其他所有者手中借入。
在工业化初期,规模较小,由于组建所需要的创业资本较少,很多是由一个资本所有者提供组建资本的。
随着工业的进一步深入,规模在不断扩大,不仅劳动力人数在增加,资本规模也在扩大。
此时,如果的资本仍由一个资本所有者提供,就需要一个所有者聚集起较多的资本。
在这种独资中,资本的聚集可以通过自身的积累来实现,如通过家庭的小规模经营获取利润,再将利润投入到运行之中,从而逐渐扩大资本规模。
在欧洲大工业发展的早期,就有一些是由手工业者通过自己的积累而形成的。
此外,“受圈地之害最少的和能从其出卖土地中得到合理款项的自耕农移民,身上都带着小小的资本。
...在第一批的工厂主中以及工业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中,许多人就来自于他们”(芒图,1983,)。
但这只是早期资本家的一个来源, 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来源。
大多数拥有较多资本的资本所有者并非通过这种逐渐的自我扩大过程来实现资本的聚集,而是将原来拥有的、只是用于其他用途的资本转而用以组建,其中有些是占有较多土地的地主或贵族,有些则是通过商业活动聚集起一定资本的商人。
即使在工业化早期,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若干个所有者共同提供资本的。
更进一步说,在前工业化的商业活动中,由人数不太多的若干所有者共同出资,实行所谓“合伙制”的情况就已经相当普遍[13]。
这种不同所有者资本的联合可以发生在组建之时,也可以发生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之中。
与一个所有者独自出资不同,在由若干不同所有者出资的情况下,便面临着各个所有者间的人际关系问题。
特别是在正式的、由国家或政府作为强制执行的法规尚不健全,从而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出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这些出资者个人关系就成了其权益的重要保障。
因此,如阿尔钦和H.登姆塞茨所说:“合伙制也更可能发生于亲戚之间和保持长期关系的相识之间,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效用函数,而且还由于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知道其他人的工作特征和偷懒倾向”(科斯等,)。
事实上, “最初的‘合伙制’基本上是同一家族的人联合起来结成的共同经营团体,带有浓厚的封建传统色彩”(保尔.芒图,1983,)。
只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吸收家族以外成员联合组成的合伙经营才逐渐增多。
“合伙制”只能是少数人的联合,而且,通常只有已经存在密切关系的人们之间才能实现这种联合,因此难以适应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需要。
于是,各类公司便应运而生。
但是,所谓公司,最初与合伙制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实际上也是少数资本所有者的一种联合形式。
“公司(pagnia)... 从词源上来看,公司(cum共,panis面包)本是父子、兄弟和其他亲戚紧密结合的家族合作形式,是分享面包,分担风险、资金和劳力的联合体。
这种公司后来将称作无限责任公司”(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
在公司内部人际关系上甚至是“公司成员互为‘兄弟’,他们的妻室互为‘姊妹’”(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
只是当规模继续扩大,以致不得不“向更广大的公众筹集资金”时,在制度创新中,才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现在国内常常称之为“现代制度”的形式。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联合才更多地脱离了传统人际关系的纽带。
由此也可以看出,股份公司是作为“向更广大的公众筹集资金的手段,也是在更大的地域和从更广的社会阶层吸收资金的手段”而产生的(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
此外,无论是独资、合伙制,还是股份公司,在所需要的资本中,除由资本所有者直接投资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从其他人或借入的。
借贷资本中有些是面向广大顾客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有些则是私人或一般非专业性金融机构提供的。
在工业化过程中,这种借贷关系与传统人际关系也有着密切的联合。
常常只有与贷款人有密切人际关系者才能借到资本,特别是由私人提供的贷款就更是如此。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工业过程化中,不仅劳动力和资本的聚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传统人际关系的支持,在的运行过程中,同样是如此。
在的运行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代理问题”。
在历史上,组织形式的发展同时也是所有者、经营者、一般劳动者由合一到分离的过程。
在家庭中,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是合一的,此时不存在代理问题。
随着超出了家庭的规模,立即就出现了所有者兼经营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某种分离,这便产生了“劳动代理”问题。
而当规模进一步扩大,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又发生了分离,于是又产生了“资本代理”问题,而且资本代理问题不必等到资本所有者完全退出经营管理活动才产生,只要的一部分经营管理权不是直接由所有者掌握,而是委托给其他人,问题就会产生。
解决代理问题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利用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个人关系。
这一手段在正式规则不健全的工业化早期阶段尤为重要。
在前面对劳动力聚集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早期工人很多是通过一些人际关系的媒介进入的,其中包括与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关系。
这些关系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聚集,也有助于形成劳动者对权威的服从,对劳动纪律的遵守,从而有助于解决劳动代理问题。
相比之下,在工业化初期,所有者在解决资本代理问题时更多地利用了传统的人际关系。
一般说,资本代理人的经济活动更为复杂,资本代理问题要比劳动代理问题更难解决,“因此之故,几个世纪以来,代理人的挑选一直是商人们最重要的决策之一。
由于可靠和诚实比商业上的聪敏更为重要,即使是比较专业化的商人也仍然宁可挑选他们的儿子或女婿或长期熟识的人充当代理人或合伙人,处理远方城市的生意”(钱德勒,1987,)。
而且,经营管理者必竟人数大大少于一般劳动者,从数量上说,更容易从有传统关系者中得到补充。
因此,即使当规模进一步扩大,所吸收的劳动者超出传统关系的范围,以致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其他手段解决劳动代理问题时,一些重要岗位特别是具有经营管理性质的岗位上,仍然常常在某种程度上根据人际关系来确定人选。
由此形成了帕森斯所说的“一种非对称性的基本结构:一方面是在底层的职业成就成分;另一方面是在顶层的亲属先赋成分”。
帕森斯认为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并必然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被取代(帕森斯,1988,第三章)。
但是, 这种结构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却是必要的,它显然地有助于利用传统人际关系来解决或缓和资本代理问题。
但是,正如钱德勒所指出的,虽然从数量上看,经营管理者易于补充,从质量上说却并非如此,要找到即与所有者存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又有才能者并不容易。
特别是对于超大形的来说,就更是如此。
钱德勒认为,这正是引起“经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如何,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人际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作用相对地减弱了,人们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了更多更好的正式规则。
本文注释恩格斯针对当时的情况写道:“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 已不再有利可图;...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恩格斯,1972,)。
在很多方面, 欧洲的这些“大户”类似于一些比较研究文献所指出的日本传统“农户”。
不过,与日本不同,这些来自其他家庭,充当雇雇工的女仆者“年龄仅限于二、三十岁,一般情况下并不终生受雇。
...因此,西欧与中欧的仆役和女仆并不是农村社会的一个自主的社会阶级,而是被看作一个具有社会文化特征的年龄阶段。
只是结束长工阶段结婚后,这些个体才或迟或早地成为农业社会的一个阶层(多数低于农民阶层)”(西德尔,1996,)。
与此相对照,中国则在传统上雇工与家庭成员“隔绝”的,小农家庭一般很少有非血缘、姻缘关系者在家庭内生活和劳动,富有的家庭中雇工或奴仆与真正的家里人是截然分开的,地位、身份是不容混淆的,虽然奴仆常以“家人”称呼之,但这里的所谓“家人”只是奴仆的一种特定名称。
并且,中国的雇工、奴仆通常也拥有自己的家庭。
在欧洲,直至19世纪初起,才“出现了一个农民家人同雇工们在空间和社会方面分离的趋势,在大农庄里建立起单独的长工工房。
在商业化和生产合理化的农庄里,长工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与农民家庭的一体化让位于日益增加的疏远的‘雇主与工人’的关系。
与此同时,农民家庭第一个私人化倾向表现出来了。
由此,这种农民家庭开始越来越同被视为‘非家庭’的长工们相隔绝(西德尔,1996,)。
“到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农庄长期雇工由家庭成员所取代”(西德尔,1996,)。
其最为常见的具体形式是资本所有者购入物质资源和劳动力。
我认为,有两种解决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所产生的问题:一是建立正式契约、正式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也就是减少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其趋于完备。
二是建立、维护和强化良好的非正式关系,这可以说是通过提高处理“不完备契约”的能力解决契约不完备问题(参见王询,1999)。
这也是很多作者不将其称作工业化的早期阶段, 而是称其为“前工业”阶段的一个原因。
这些“农民兼织工”的行为很像当今中国的兼业农民, 其所从事的行业常常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存在相当规模的生产组织, 如官营和一些私营的采矿和冶炼业。
在有关文献中,对文化传统的消极作用论述较多,而对其积极作用的论述较少。
因此,我们这里将主要论述其积极作用。
很多作者曾对当时雇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做过大量的描述,如,参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1]在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12]布罗代尔的这一论述显然有过于绝对化的倾向,本书作者认为,不能否认,直接来源于“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的工人也不是少数。
[13]如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汤普逊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均有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
有关中国古代经济的文献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
参考文献1.王询:《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大连),1994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3.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4.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5.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二、三卷,三联书店(北京),1993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8.王询:《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9.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10.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三联书店(北京),1989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12.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13.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14.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