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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杂剧中矛盾冲突的设置手法关汉卿的杂剧通过多种矛盾冲突来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他在不同的剧作中使用不同的手法设置矛盾冲突，这些手法在作品中或是产生矛盾冲突，或是解决矛盾冲突。
1、对比对比，既指同一事物两个不同方面的对比，又或是把两种相反或相矛盾的事物并列在一起，使之形成比较、对照，以达到强调目的的一种手法。
在关汉卿杂剧中，使用对比手法设置矛盾冲突的典型是《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一剧。
赵盼儿和宋引章两人在爱情观、婚姻观上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烟花柳巷之地多年的赵盼儿深知做客人的不老实，而做丈夫的需要老实，客人只需解意即可，而做丈夫的却要担待，这两者是不相通的。
而宋引章却一味沉溺于周舍一年四季的温柔乡中：“一年四季，夏天……因此上一心要嫁他。
”2]89由此延伸出两人性格上的对比。
从整部剧作来看，宋引章由开始坚决嫁给周舍到过门后被周舍打，再到向赵盼儿求救，最后获得休书与安秀才在一起，她一直是以被动的姿态出现的，给读者表现的是相对软弱的一面。
反观赵盼儿，从劝说宋引章不要嫁给周舍时的有理有据，到设法救陷入不幸婚姻的宋引章时的有情有义，再到设计嫁给周舍取休书时的聪明机智，最后被周舍发现并坚决与之抗争的有勇有谋。
相对宋引章，赵盼儿表现出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并且通过两人对比可以看出宋引章“小女人”式的不成熟和赵盼儿“大女人”式的成熟。
关汉卿以宋引章和赵盼儿两人对周舍的不同态度、两人性格的不同作对比设置矛盾冲突，不仅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引出后来周舍打宋引章、赵盼儿智救宋引章等情节，而且增强了戏剧效果。
剧作家通过两人的经历，展示了女性之间的情谊，也传达出元代社会烟花女子的命运。
2、巧合巧合指两种或多种事物、因素，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恰巧碰到一起，使故事情节更加波澜起伏的一种创作方法。
在戏剧中，即是借用某种偶然性事件，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变化，增强戏剧性，造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关剧中主要有“错乱式巧合”和“误杀式巧合”两种典型的设置手法。
┊┊┊┊┊┊┊┊┊┊┊┊┊装┊┊┊┊┊订┊┊┊┊┊线┊┊┊┊┊┊┊┊┊┊┊┊┊前言：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而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典文学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的出现在我国的戏曲小说中。
对于戏曲小说中的“大团圆”现象，其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原因。
上至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思想中尚圆思想的体现，中国“和”文化的影响等都对此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关汉卿的大团圆戏剧分析关汉卿这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长期处于社会黑暗带来的压抑之中，他不仅愤世嫉俗，更充满了战斗精神。
如人所说，他往往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压迫、受污辱的女性身上。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的《元剧之文章》中评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而论及其作品，《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都是其著名的作品，其塑造的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王瑞兰、谭记儿、燕燕等大批性格鲜明的微贱女流，虽命运悲凉，却正直、善良、聪慧，颇具反抗精神，让人怜惜不已又难以忘怀。
无沦主人公遭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挫折，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一：借助明君、清官、伸冤昭雪，如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第二是借助鬼魂、转化为异类、梦境，以补现实之缺憾，如《窦娥冤》；第三是男主人公科举及第、奉旨完婚，例如《拜月亭》。
这些戏剧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之前怎样的困难与挫折，最后总是给人希望与憧憬。
所渭“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因者终于亨”[1]，便是这种情节构建模式的精辟概括“大团圆”戏剧的结局模式。
是一个民族深层的结构话语，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是所有华夏民族社会心理的共同体现。
他的许多悲剧都酣畅淋漓地揭示了元代社会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
在关汉卿的悲剧创作中，总是这样的形式：情绪从悲愤走向悲壮，剧情也是恶势力先占据上风，而后以团圆局面收场。
而他的《窦娥冤》则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
探究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摘要：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有其必然性，剧作家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元代社会环境也影响了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意识，大团圆结局亦不单单是美满的，也有其悲剧色彩。
关键字：团圆情节，文化传统，市民心理，社会工具，悲剧色彩正文：“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元杂剧也不例外。
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
推而广之便是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类似模式“大团圆”结局呢？这个是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剧作家的主观因素，观众的审美取向，社会的主流意识等等。
一、儒家传统文化造就中国式的团圆情节——剧作家的主观影响。
团圆情结对中国古典戏曲浸润至深,已是共识。
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无一例外地显现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就是本民族长期积淀的文化性格深层涵蕴的忠实反映，如果离开传统文化的特质去研究古典戏曲，犹如隔靴搔痒。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容非常丰富,其构成要素亦十分复杂,本文试图从儒学这种文化精神来分析大团圆结局的情节。
儒家思想富于伦理意味,中庸精神则是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它积淀在大多数人的心理层面上,并在无形中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传统文化伦理品格的要意所在。
何谓“中庸”？我们可以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中寻求诠释。
首先，古代剧作家既认同社会矛盾的普遍存在,又以回避冲突为代价调和矛盾。
如《破窑记》,在富贵欺辱贫贱,丞相拒认穷酸女婿,将女儿赶出家门时,作者让吕蒙正考中状元,具备富贵之身,最终接受岳丈恳请,携妻回相府,阖家团圆。
关汉卿杂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中国古代文学似乎都有一个“大团圆情结”，即使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也丝毫不影响作者安排上一个团圆式的结局，要么历尽艰辛终成眷属，要么冤情得以昭雪、坏人恶有恶报，几乎形成了“中国式悲剧”的特色。
在元杂剧中，大团圆的结尾是个普遍的特点，关汉卿的杂剧也不例外。
其杂剧不管是喜剧悲剧还是正剧，几乎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我总结了一下关汉卿杂剧的团圆结局，主要有两种类型：皆大欢喜式和报仇伸冤式。
一，皆大欢喜式结局。
皆大欢喜式结局的故事，一般都经历饿了坎坷的斗争过程，其故事的主人公一般是社会的下层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弱者。
在美好的情节开始之后，往往会有强势的反面势力出来破坏，弱者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实力对比差距，却又不甘心就范，因此就引发了一场不均衡的抗争。
按照正常逻辑来看，抗争的结果显然是会以弱者的失败告终的，但是在戏剧家巧妙地构思和安排下，尤其是在关汉卿的杂剧中，这种本身带有悲壮性质的抗争却又往往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使观众感受不到多少阴暗的情绪，反而在心里坚定的期待着光明美好的结局。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最后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虽然这中团圆的结尾看起来并非那样的天衣无缝，一般都是弱者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或者出现了事实上完全不可信的巧合，对矛盾进行了调和。
尽管不完美，但毕竟是一个让大家感到愉悦的结局，迎合了中国观众的期待团圆心理，也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背景下铸就了戏剧的独特魅力。
这种皆大欢喜带有调和性质的结局在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中比比皆是，如《救风尘》最终是在清官李公弼的公正判决下使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宋引章脱离了苦海，赵盼儿摆脱了周舍的纠缠，安秀实娶得美人归，恶人周舍受到了惩治。
《望江亭》最终通过清官李秉忠在明察暗访收集到杨衙内的罪行证据后，惩治了恶人，白士中、谭记儿夫妻团圆而结局。
《鲁斋郎》也是包公施巧计把鲁斋郎改为了“鱼齐即”后智斩了鲁斋郎，才使张李两家得以团圆。
此外《拜月亭》和《绯衣梦》也是这样。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摘要中国戏曲艺术在结局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文化意蕴引言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其产生渊源而言，它和中华文化尚圆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戏剧伴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发展，宋元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
当然，中国疆域广大，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再加上不时的政治分裂，也就导致了戏剧形制的差异，譬如南戏于杂剧。
不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文论观戏曲离不开剧本，剧本的创作离不开文学。
所以“大团圆”式结局与中国文学自身追求“中和”之美的美学风范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态度有关。
（一）中国文学强调和谐、平衡、统一的美，即“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文化大力推崇的美学规范，是指符合适中原则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二者在意义之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
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方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上的融洽和谐。
2012.No192摘 要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 戏曲 大团圆 审美朱光潜说“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印象很少是阴郁。
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过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的”[1]大团圆的结局是中国古典戏曲被批判不存在悲剧的一个重要证据。
而被王国维褒奖为可立于世界大悲剧中而无愧色的《赵氏孤儿》也是以圆满收尾的。
程勃在降服屠岸贾后将其交由主公处置，魏绛代主公言之“则为屠岸贾损害忠良，百般的挠乱朝纲；将赵盾满门良贱，都一朝无罪遭殃。
那其间颇多仗义，岂真谓天道微茫。
幸孤儿能偿积怨，把奸臣身首分张。
可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
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
老公孙立碑造墓，弥明辈概与褒扬。
普国内从今更始，同瞻仰主德无疆。
”[2]如此这般平定了十六年来的恩恩怨怨。
而另外一部《窦娥冤》也以窦天章的出现来使蒙冤者平反。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首先，从审美这个层面而言，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的普遍审美取向。
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审美作用是使观者产生悲剧快感。
“当我们看完一出优秀悲剧的成功演出，比如看了《窦娥冤》或者《奥瑟罗》的演出（或者很投入地读完悲剧剧作），他们在我们情感上引起的反应，就是悲剧美感或曰悲剧快感”[3]，观众不仅要对悲剧主人公产生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更重要的是观众自己的情感得以宣泄。
文学评论·影视文学浅议关汉卿杂剧中的梦境——以《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例赵秀杰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摘 要：《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是关汉卿创作的一部关于公案戏的杂剧，其内容热情歌颂了人们面对恶势力的反抗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
本文侧重从这部杂剧的梦境入手，着重分析关汉卿在剧本中所写到的梦境原因及作用，从而达到认识这部剧的价值及其意义。
关键词：蝴蝶梦；关汉卿；梦境作者简介：赵秀杰（1988-），男，汉，山西省长子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144-02赵翼在《瓯北诗话》评陆游诗道:“即如记梦诗,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
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
”[1]借梦境以写现实，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手法，也是作家通过梦境对现实世界的主观意识反映。
本文将以《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例，从梦境存在的原因、作用和现实意义三个方面对关汉卿杂剧中的“梦境”进行分析探讨。
一、《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的“梦境”情节出现的原因（一）受民间信仰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多现象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这些客观情况使得人们把梦当作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对做梦者的预示，通过解梦，让梦中的景象重现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梦中事物的象征意义，从而猜测即将发生的事情，显示出梦境的真实可信。
如《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包公在审判王老汉三个儿子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具有预示意义的梦，从而使得包拯动了恻隐之心。
就像李修生先生说的：“反映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宗教意识，对昆虫，乃至一切动植物看作有灵的‘精’或‘神’予以崇敬，是中国民间相当广泛存在的现象，这说明了民间思想意识中保留了许多原始的宗教思想，也说明关剧深厚的民众基础。
”[2]又如在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窦娥冤死，死不瞑目，正是通过托梦这个情节告诉自己的父亲窦天章自己冤死的来龙去脉，最终得以昭雪。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论文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普遍形态，“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
本文试从民族精神、儒释道传统文化、封建制度、文学功能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原因【Abstract】Happy ending is the common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i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 Chinese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reas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eatre form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appy en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nation.【Keywords】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reasons目录引言 (1)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1（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1)（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2)（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2)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3（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3)（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4)（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4)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装┊┊┊┊┊订┊┊┊┊┊线┊┊┊┊┊┊┊┊┊┊┊┊┊前言：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而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典文学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的出现在我国的戏曲小说中。
对于戏曲小说中的“大团圆”现象，其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原因。
上至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思想中尚圆思想的体现，中国“和”文化的影响等都对此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关汉卿的大团圆戏剧分析关汉卿这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长期处于社会黑暗带来的压抑之中，他不仅愤世嫉俗，更充满了战斗精神。
如人所说，他往往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压迫、受污辱的女性身上。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的《元剧之文章》中评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而论及其作品，《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都是其著名的作品，其塑造的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王瑞兰、谭记儿、燕燕等大批性格鲜明的微贱女流，虽命运悲凉，却正直、善良、聪慧，颇具反抗精神，让人怜惜不已又难以忘怀。
无沦主人公遭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挫折，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一：借助明君、清官、伸冤昭雪，如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第二是借助鬼魂、转化为异类、梦境，以补现实之缺憾，如《窦娥冤》；第三是男主人公科举及第、奉旨完婚，例如《拜月亭》。
这些戏剧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之前怎样的困难与挫折，最后总是给人希望与憧憬。
所渭“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因者终于亨”[1]，便是这种情节构建模式的精辟概括“大团圆”戏剧的结局模式。
是一个民族深层的结构话语，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是所有华夏民族社会心理的共同体现。
他的许多悲剧都酣畅淋漓地揭示了元代社会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
在关汉卿的悲剧创作中，总是这样的形式：情绪从悲愤走向悲壮，剧情也是恶势力先占据上风，而后以团圆局面收场。
而他的《窦娥冤》则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
《窦娥冤》以其巨大的悲剧魅力穿越了七┊┊┊┊┊┊┊┊┊┊┊┊┊装┊┊┊┊┊订┊┊┊┊┊线┊┊┊┊┊┊┊┊┊┊┊┊┊百多年遥远的时，感染并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心灵。
但是，关汉卿悲剧的结局往往是“大团圆”式的，这不免为后世一些评论家所诟病，认为这样的结局对于戏剧的悲剧性有所消解，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悲剧不彻底性的典型表现。
可是这种看似“大团圆”的结尾意在加深作品的悲剧性，将结尾之处的悲剧主题巧妙延伸，乃是一种更有意味的悲剧形式。
这种形式在《窦娥冤》一剧中最为典型。
《窦娥冤》的感情基调是沉郁的。
但是这种悲郁的基调不会因窦娥“大团圆”的结局而被颠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会让读者更让读者更加深刻的感受到社会现实的黑暗。
因此，全剧结尾窦天章出面平冤惩恶，在现在看来不过是大团圆式的矫饰和“光明的尾巴”。
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大团圆的结局正是他们以虚拟假想的方式得到的一种心理补偿。
这种结局必然存在于他们的美好愿望中。
不可否认，大团圆结局对戏剧中的悲剧色彩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但是不能就此推断出以大团圆结局的戏曲不是悲剧。
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为悲剧，主要从剧本的整体考虑是否具有悲剧性质，是否具有悲剧气氛。
读《窦娥冤》，直至读到戏剧的结局，仍然感天动地，更为悲彻人心。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指出：“最具震撼力和典型意义” [2]其团圆结局不仅没有对戏剧矛盾冲突有所消解，也没有冲淡全剧的悲剧氛围，反而加重了悲剧气氛，是作品悲剧性的延伸和悲剧主题的深化，使得整部作品蕴含着难以磨灭的艺术魅力，焕发出强烈的悲剧力量，闪烁着永久的艺术光芒。
《窦娥冤》不愧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关汉卿不愧为我国古代悲剧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
《调风月》中婢女燕燕虽然遭到小千户的背叛，虽然燕燕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手段，可是最后还是嫁给了小千户，做了小夫人。
对燕燕来说，把追求婚姻幸福的目的建立在做“小夫人”上，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处在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主奴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她只能如此抗争。
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
形式上的美满结局暗含着心酸和苦涩。
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虽然不像西方悲剧那样一悲到底，但悲剧主人公身上同样具有着美好和高尚的品德，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来给人看”。
当我们面对着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毁灭的那一刻，这些美好的品质以压倒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给观众的心灵以沉重的一击，同时这些悲剧主人公也让人们崇敬不已。
因此，这种悲剧同样能唤起人们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追求，同样也会起到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
另外，恩格斯曾说过：“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可以理解为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最基本的被人们认可的东西，而“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说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条件下，这种“必然要求”必然要遭受到打压甚至是┊┊┊┊┊┊┊┊┊┊┊┊┊装┊┊┊┊┊订┊┊┊┊┊线┊┊┊┊┊┊┊┊┊┊┊┊┊毁灭，这就必定会产生悲剧性的冲突。
普列汉诺夫说：“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表现着社会的心理。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决定的”、王国维认为中国悲剧文学的这种情节结构模式“代表吾国人之乐天精神者也”[3]。
鲁迅先生从中国人的心态角度来研究大团圆现象，认为是中国国民性的缺失问题，但是，这些作者提这样的观点，是由特定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例如鲁迅是反封建思想的先驱，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呈现矫枉过正的趋势，为要以一种新的思想去代替旧的思想，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对待大团圆问题上，鲁迅认为这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会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
但是，在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戏剧“大团圆结局产生的原因。
三、大团圆结局产生的原因第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地理上的特点、古代社会长期的封建统治特点以及小农经济的方式。
养成了中困民族适应性、顺从性、依赖性以及被动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民族心理。
与此同时，受到儒、道、佛思想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了中国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
1：“尚圆”心理。
对“圆满”的迷恋是一种世俗之性，表现在戏剧中，就是以苦开头，以乐结束：以悲开头。
以喜结束；以顺境开头，以逆境结束相互转化的圆形结构，在戏剧作品结尾，洋溢着浓厚的“乐”和“喜”的“大团圆”色彩。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
[4]2：尚“圆”的心理一与西方人性格不同，中国人强调“中庸”之美。
强调对立面的均衡和和谐，体现在戏剧中。
就是强调儒家“哀而不伤，远而不怒”的精神。
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崇尚“圆”的，真正的悲剧结局是与“中和之美”的儒家美学思想背道而驰的。
大团圆结局正好中了“中和”的规矩。
儒家的“中和之美”是大团圆心理在美学理想上的体现，相信宿命论是大团圆心理的基石。
3:“和”文化的影响。
悲剧产生于不和谐，产生于不可克服的现实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冲突。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以和谐为理想。
和谐观念萌芽于殷周时代，渊源于“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其本义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协调融合。
┊┊┊┊┊┊┊┊┊┊┊┊┊装┊┊┊┊┊订┊┊┊┊┊线┊┊┊┊┊┊┊┊┊┊┊┊┊后来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及社会、政治、伦理、美学各个领域，并作为最高的理想范式，其中以道德精神为核心，要求绝对按照和谐的理想规范个人的伦理行为，即所谓中道中庸、执用两中、不走极端、适可而止、行而有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也就是要求个人与社会、心理与伦理、情感与理性的高度和谐；一旦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冲突，不管是非曲直，个人必须克己复礼，服从群体，自我控制，不怒不争，或自我内省，委曲求全。
这种从和意识和伦理行为规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价值基因和核心精神，就像一种集体无意识浸透了我们民族肌体的每个细胞，积聚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不仅相当稳定，而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集体合力，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行为方式。
很明显，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例如对社会具有稳定作用。
但是，在塑造民族性格方面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和”一个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主导意识的核心概念开始，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和”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乃至旧石器晚期。
最初表现为“人与大自然的族群和谐感”。
随后，儒家和道家从各自立场出发解释和界定“和”的范畴，大致来说，儒家重“政治人文之和”。
道家重“自然宇宙之和”。
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较早将“和”引为音乐欣赏的情感原则。
朱熹注日：“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
”翻在老子看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和”是万物得生的基本状态，是对“道”运行规律的动态描述。
要言之。
“和”体现了自然、人文各种异质因素之间的和谐共处。
古典悲剧的团圆结局正是调和了各种矛盾冲突之后的“和谐”状态：政治、伦理、情感因素彼此妥协而取得暂时性的平衡。
虽然这种“和谐”可能掩盖了许多根本性的冲突，但是，中国古人并不冀望这些冲突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而是等待或创造下一个再次取得平衡的机会。
换句话说，尊崇“和”美学的中国古典悲剧具有自成系统的审美自足性。
叔本华的悲剧观点，如他在《意向与表象的世界》（World as will and idea）一书里所说的：“将特异之事件转移为悲剧的那个能力，看来或许是由于吾人在顿悟了生命并不能给予任何真正的满足，因此不值得吾人信任产生的。
悲剧引导我们至一最后的宿命，那就是听天由命。
”[5]。
中国人的生命宇宙观首先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反映在戏剧创作上，戏剧对于民众而言是现实生活的缩影。
而戏剧舞台就是人生的一方小大地，因而，不管是戏剧的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需要有把现实与戏剧统一起来的欲望，使之和谐，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正是对这种“合一”的体现。
其次是时空观，也可以称之为中国人的尚圆传统。
戏剧中这种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有着┊┊┊┊┊┊┊┊┊┊┊┊┊装┊┊┊┊┊订┊┊┊┊┊线┊┊┊┊┊┊┊┊┊┊┊┊┊格外强烈的体现，很多的矛盾冲突也正是由于这种循环而得以解决，举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比较有名的悲剧《窦娥冤》、《赵氏孤儿》等，都在强调这种延续性和循环。
由此看来，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对中国特有的“圆”的哲学的实践，再次是中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