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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这个时代太需要思想了】作者：马国川，经济观察报记者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经济观察报：你父亲那一代人献身理想主义，你自己也一度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上山下乡。
回首历史，你是否有一种虚无之感？邓晓芒：无数人献身理想主义，结果却结出一个怪胎。
这个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而是一个民族的惯性思维模式造成的。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运动、风波，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模式。
在分析社会制度发展原因的时候，只追究个人的责任是很肤浅的，必须要考虑到文化背景。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够用道德谴责来代替理性的分析？邓晓芒：道德谴责是不够的，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文化根基中缺乏自由、人权。
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
今日中国需要造就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
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脑子，而是来自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
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响应，就是辜负历史的责任。
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思想者能否顺应历史潮流，造成一种全国上下的思潮，一种改变我们民族的惯性的思维模式。
经济观察报：我们需要思想的解放。
邓晓芒：现在有一股思潮完全是反对思想解放的。
它反对普遍人性、普遍人权，而且动不动就拿出国情来应对它，说这些都是西方霸权，不能把我们的传统丢掉了。
其实，我们从小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想丢都丢不掉！如果不反思的话，只能停留在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办法进步。
普世价值的确是近代西方人找到的，但是他们也寻求了好几百年，并不是西方文化本来就有的。
虽然是普世价值，但总得有一种文化把它提出来，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现在西方文化提出来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只适合于西方，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普世价值。
其实想要拒绝也做不到，比如奥运会是西方来的，恐怕没有哪个当代中国人会拒绝它。
经济观察报：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一些人更加起劲地鼓吹传统的优点。
邓晓芒：国家富了，社会进步了，但是进步是靠什么？靠儒家吗？不可能，还是靠现代科技，靠社会开放和思想解放，靠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新保守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杨雅华摘要：新保守主义是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思潮。
近些年来，新保守主义传入我国，其意识形态和理论主张对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影响不可小视。
认清新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寻找解决之对策，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影响；对策一、新保守主义的由来新保守主义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在美国崛起的政治思潮，其浓缩了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大传统政治思想，因而既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渊源，又有深厚的自由主义背景。
在美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领域中，自由主义曾经占据着主流地位。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后，自由主义更是超出了政治领域而向经济领域渗透，并逐渐主导美国的经济生活，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的自由主义进入全盛时期，并在个人生活方式上急剧凸现，责任、道德、社会等观念迅速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我行我素和享乐主义。
自由主义在社会福利、种族平等和女性权利等方面的业绩并没有真正解决美国社会中的结构性冲突和特殊性矛盾，一些社会性问题反而变得越发尖锐。
６０年代末，美国大学的学潮频发，嬉皮士运动在民间泛滥，而在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捷克则发生了“布拉格之春”。
发生在经济飞速增长，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完善时的这场社会动荡，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反思。
各种理论纷纷登场，试图对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各派相争的结果是新保守主义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对美国７０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一跃成为当今西方思潮的主流。
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和文化独尊的背景下，在当今这个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新保守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不可小视。
二、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及对我国的影响第一，在思想领域，新保守主义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
社科论坛摘要：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产生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他的产生与现代性的发展密切相关。
新保守主义的产生，对现代性中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了改善，希冀能够改善当前的不良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本文就新保守主义对现代性政治理念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思考，希望通过这些思考，对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性有所了解。
关键词：现代性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影响0引言新保守主义产生之后，随着现代政治理念弊端的显露而崛起和壮大，它对现代性政治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思考，对当前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现代性政治理念是理性化、民主化、私有化等内容，它的产生及发展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随着社会弊端的不断显现，西方社会陷入窘境，学术界由此开始研究新保守主义，希望从中能够寻求解决困境之路。
1现代性政治理念的不足1.1现代性政治理念过分强调“合理性”，一切陷入技术理性范畴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现代性也逐渐映入人们的视角，逐渐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新视角，它引导人们用“理性”思考一切问题。
现代性政治理念重视“理性”，一方面，在政治改革方面逐步摆脱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君权神授”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以他的内核“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构建了一个技术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使人们屈从于工具理性的权威。
现代性的政治理念把理性权威看成政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使政治生活和道德理想越走越远。
1.2片面追求大众民主，漠视政治权威现代性在政治上追求大众民主，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政治文明的标志。
民众迫使国家实行大众化民主，这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双重的作用。
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国家民主化程度，调动民众积极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民主大众化的发展，民众的利益诉求逐渐增强，民众对切身利益的诉求就会提到国家机关管理的日程之中，并可能成为衡量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绩效的主要标准，国家会逐渐由“服务者”的角色向“执行者”转变。
邓晓芒丨《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决了什么问题？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根据前面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
我们的认识都只适用于现象，至于物自体，我们的认识达不到。
这个结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象和物自体中间没有绝对的、必然的一条鸿沟，它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跨越的。
怎么跨越？康德没有提供跨越的手段，因为这个鸿沟是不可调和的，现象和物自体一个在此岸，一个在彼岸。
但他暗示了跨越的方式，就是辩证法。
“辩证法（Dmlektik)”是个希腊词，在康德哲学里，我们把它翻译成“辩证论”。
康德把“辩证论”作为一种消极的存在看待，是贬义词，它在我们遇到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
辩证论对人类的理性来说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不要再跨出一步了，再跨出一步你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
但这恰好有一种暗示，当你从现象跨入物自体的领域，或者说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时候，就会出现辩证法，出现矛盾。
康德认为这种矛盾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对它进行了一种消极的评价。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把这个矛盾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积极的，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从现象跨入本体的方法。
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的，自在之物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可以变成为我之物。
所谓通过能动的实践就是要通过辩证法。
通过能动的实践变成为我之物，说明自在之物并不是不可超越的。
辩证法强调的是能动性，人的能动性，以及能动的实践。
康德己经提出人的能动性了，因为在人的认识领域，他提出了先验自我意识的能动的统觉、综合统一。
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不是被动接受的，在每一个层次上都有人的能动性，哪怕是在感性的层次上，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洛克所讲的“一块白板”。
人心并不是一块白板，人心有它固有的结构，有它的主体，有它的主动性。
康德提出了人的主体这样一种能动性，但他把它限制在认识的范围，不能超出，超出范围就到了物自体的领域。
邓晓芒激昂批国人：无真正的信仰！本文是邓晓芒教授在2006年在武汉大学以“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为题的讲座修改稿。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这里讲的信仰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是对超越的东西的追求，而不是一般的信念，比如我相信明天会出太阳，或者是简单地相信某人某事。
信仰失落的情况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我想就这个问题的角度来切入。
十几笔画，分量却压身一、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邓晓芒先生认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那种信仰，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过。
”但是有人会拿“仁义、天道”等来反驳，说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仰呢？这就是几千年中国人的信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明理学代表人张载的这句话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的集中代表。
可这还能适用于21世纪的中国吗？一个是“天地”，一个是“生民”，一个是“往圣”，还有一个万世“太平”的概念。
这几个概念全都改变了，全都不是张载的那个时候、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了。
信仰调查二、什么是真正的信仰？我们通常讲到信仰就认为是迷信，为什么会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中国人一讲信仰那就是迷信了，你讲宗教那就是迷信。
可以这么说，从孔子排斥自然宗教开始，中国人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就没落了。
实用宗教，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但是政治实用主义实际上是用实用的目的取代了信仰。
邓晓芒先生更倾向于认为“儒教”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认为它不是真正的宗教，而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一种政治教化。
儒家的目的落在为人民身上，是一种实用性、道德性的。
而真正的信仰应该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层次，这个精神层次特别体现在人的自由的水平、自由的层次。
不管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哪个民族，应该有一种普遍的自由。
这才是更高层次的自由概念。
然而，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自由概念。
三、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们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发达，这是世所公认的了。
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二维性存在——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的视角分析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二维性存在——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的视角分析张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130012摘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二维性存在的认识不清是造成保守主义诸多误解与分歧的重要原因。
我们从人类意识的二维层次——理论意识与实践意识人手，对保守主义的理论意识层面与实践意识层面分别进行考察与梳理，进而对保守主义的本质与内涵做出新的阐释与解读。
同时，人类理论认识的多种形态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复合理论，许多理论的误解与实践的挫折都源于对这种理论现象的认识不足，本文试以理论意识与实践意识的分析框架对复合理论进行剖析，以期对这种理论现象的研究做出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保守主义；复合理论；理论意识；实践意识中图分类号09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6-723201906-0024-06保守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称为三大主流政治思想，把握保守主义的内涵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理解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纵观中外学者对保守主义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分歧不断。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本文拟以保守主义的解读困境作为契入点，从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两个层面对保守主义进行解读，希望能对保守主义的正确理解做出一份有价值的探索。
一、保守主义解读困境的表现及其前提性反思一保守主义解读困境的主要表现1．价值取向的误解首先，这一误解在中国主要源自语言的感情色彩。
保守作为一个外来词汇，在汉语语境中，保守的基本内涵是维持现状，反对变革，与守旧、顽固不化等词具有类似的含义。
因此，保守主义作为的汉语翻译由于语言感情色彩的差别，保守主义诞生之初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贬义词。
因此，美国学者艾恺针对这一翻译问题，主张译为守成主义，源于孙中山先生的守成不易，创业维艰。
其次，保守主义易被理解为与自由相左思想，这源于保守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之上。
对话邓晓芒：新批判主义就是「与世俗生活的永不妥协」编张：邓老师，近几年来，您无论是在讲演中还是在文章中，都在积极倡导一种“新批判主义”的观点，那么，到底什么是新批判主义？您能否给一个明确的规定。
邓：当然可以。
概括起来讲，新批判主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新批判”是一种自觉的批判，而不是外来压力下的互相批判，如“文革”的那种“大批判”。
第二，“新批判”是每个批判者的自我批判，为的是认识自我，把握自我。
第三，「“新批判”是批判自己自幼习惯而未经反省和怀疑、甚至未意识到的价值体系，而不是检讨个人的气质、偶然的行为和欲望。
」因此，“新批判”不只是个人的反思，而且是代表全民族的彻底反思自身那些不言而喻的、从未触动过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批判”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批判”或“人性批判”。
第四，“新批判”是根据现实发展的要求去批判那种一厢情愿的(不论从何而来的)主观抽象观念，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根据某种传统的或外来的理念来规范和否证现实。
张：从您上面对新批判主义的说明中，您所谓的“新批判”与鲁迅当年对国民性的批判，似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邓：事实上的确如此。
「只要谈人文精神和价值重估，就绕不开一个五四、一个鲁迅」，因此，我当初提出新批判主义的宗旨就是力主继承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精神。
当然，这种继承又是在批判的基础上的继承，最终是要通过超越五四精神来实现五四的目标。
这也是新批判主义的“新”之所在。
张：新批判主义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五四精神呢？邓：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首先，新批判主义直接继承了五四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其中最主要的继承对象就是鲁迅，因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
鲁迅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的文化，「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交替」，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只想用“瞒和骗”的方式麻醉自己，这都是极有见地的。
第36卷第6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11月V o l.36 N o.6Jou rnal of Cen tral Ch ina N o rm al U n iversity(Ph 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 ov.1997再谈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误区——与郭齐勇先生商榷邓晓芒郭齐勇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的《评所谓“新批判主义”》一文中,对我和周晓明等四人在该学报1996年第5期的一组有关“新保守主义”的文章提出了反驳。
与郭先生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先生的数篇文章,其中针对我们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和不同看法。
本文主要就郭先生的文章再作进一步辨析,以就教于郭先生等诸位朋友及学界诸君。
1 郭先生在文中一开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何来‘新保守主义’倾向?”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
“新保守主义”若纯属子虚,整个讨论和争辩就是一场毫无意思的闹剧。
我真希望郭先生能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根本不存在“新保守主义”。
然而,郭先生拿来作为“起码的衡量标准”的事实,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认字和断句”的水平。
据他说,今天中国人的文字水准下降了,读不懂古书了,就证明我们根本没有“保守”住传统文化的“什么”。
郭先生这一论证是否有点轻率?按照这一“衡量标准”,文字(古文)水平低就不可能文化保守,那么中国从来就未有过什么保守主义,即使是本世纪被公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也算不得保守,因为经鲁迅先生一“估”,“学衡”那点文字功底也就捉襟见肘;倒是鲁迅先生本人却可能是地道的“新保守主义”,因为大家都承认他的文字好;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什么保守主义,因为将来的文化人再怎么努力,也决做不到像古时学者那样对古书倒背如流。
因此用学文化、识古字的绝对必要性来拒斥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是文不对题。
高华平先生的《传统文化热已走向新保守主义了吗》一文(见与郭先生文同期学报)正确指出,如果认为有较多的学者研究传统文化就必定导致新保守主义,“那么似乎就可以说,研究地质地貌或古生物的学者们亦必定个个都是最保守、最食古不化的冥顽脑袋”了。
可惜,这句话并不能用在“新保守主义的批判者”身上,而正好用在郭先生身上,因为它从反面恰恰表达了郭先生的意思:如果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不多或研究不够,那么就必定不存在新保守主义了。
不用说,我们反对“新保守主义”,决不是拒绝学文化、读古文,而是针对一种思想倾向,即在读古文时无形中用古人的标准衡量现今的一切,至少是作为主要的标准判断今天的重大问题。
“国学热”决不只是一场“识字断句”热或扫盲热,它有明显的思想文化内涵,即带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去认同古人的价值观。
仅从文字水平来衡量一种社会思潮是荒谬的,正如精通古文的人不一定保守(如鲁迅)一样,保守主义者也不一定古文水平高。
其实我所谓“新批判”既然是对整个传统文化“重新加以审视”,当然就要读古书和识文断句,也要研究传统文化,但不是为了盲目地“保守”它,而是为了“批判”它。
这难道是很高深的道理吗?收稿日期:19972052262 郭先生对我所提出的“文化恋母情结”一说也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在“极不雅训”地“嗤笑文化保守主义者”。
其实,“恋母情结”、“白日梦”等等都不是骂人的话,而是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概念(当然也有争议),它是针对事实的,而不是针对某些人的鉴赏趣味的。
郭先生没有举出什么确凿的事实来反驳我的观点。
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思想资粮的”。
这话的意思,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相当于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妈妈生的”。
显然,这里又重犯了上面提到的那种逻辑错误,即把一种文化的・存・在与这个文化中所出现的・文・化・思・潮混同起来了。
就文化思潮而言,郭教授似乎不可能不知道,确实有不少“思想大家”・并・非“从自己文化母体中去寻求思想资粮”,而是通过・批・判自己的文化母体而获得思想资粮的。
如卢梭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众所周知的否定,伏尔泰参照当时的中国传闻对自身文化的抨击(这常为新保守主义者所津津乐道),尼采对西方文化的“一切价值重估”,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就连郭先生所引用的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期”希腊文化的回归,也不是从他“自己的”(德意志的)文化母体中,而是从异民族(希腊民族)的文化母体中寻求思想资源。
至于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当然打上了德意志文化的深刻的印记,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是面向古希腊的。
海德格尔曾直呼黑格尔为“希腊人”。
但即使他们已把希腊文化看作自己的“家园”(黑格尔语),他们仍然是靠强烈的批判精神(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的改进。
一般说来,西方文化整体上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倾向,直到现代的西方思想家对他们的现代化的严厉批判,其实质也正是从现实生活的立场对他们自己两千年来科学理性传统的批判。
郭先生却似乎不明究里,仅凭一种浮面的理解而引出了“文化的创造动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的结论。
其实西方人的文化反思所证明的,勿宁是文化的创造动力和源头活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文化(包括它的“母体”)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结晶,脱离现实生活切实需要的文化母体(如科学理性)再好,再完备,也会受到批判、改造乃至于扬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人就不是“文化的”人(或“孩子不是妈妈生的”),而是说从现实立场对文化的批判才是文化自身的变革、进步和创新的真正动力。
郭先生还不吝篇幅,对我的《灵之舞》一书作了批判,这种批判使人联想到过去某个时期常见的《ΕΕ错误言论集》和每段话后面插入的“编者按”,它既不要理论分析,也不要事实反驳。
这样的批判确实“没有什么新意”。
我的“新批判”与这种“旧批判”的“本质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即:我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身上进行文化的自我批判。
正如鲁迅发现自己也在无意中“吃人”,我发现我的全部传统道德观念的根基和价值依据最终都可追溯到生物性的血缘关系。
这对于郭先生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既不敢想,更不能接受的。
但郭先生却反问道:“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请问她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我的回答是:郭先生以自己的言论证明了,恰好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仅自身缺乏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而且总是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要随时以各种借口消解掉这种力量,所以她才至今没有大的发展,而老是在兜圈子甚至走回头路,她与其说是“发展至今”,不如说只是“存在至今”。
我把对“她”的这种“不可断,不能断”的依恋概括为“文化恋母情结”,似乎不能说是在卖弄词藻或虚张声势吧。
3 郭先生在文章的第二、四部分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他主张要克服“视域的平面化和单维化”,认为这是“西方观念”的“缺失”(应为“缺陷”)。
他说:“我们早就应该打破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打破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超越前进后退、古今、中西、进步保守的二元对峙……允许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存互尊。
”这一切听起来很全面、很高超,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能实行,真有点像是白日做梦。
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几乎一切矛盾都已集中于其上的这些二元冲突,决不是文人们闭眼超越就可以自动消失的。
你当然可以对进城打工的农民说田园生活其实更好、更高级、更先进,说外国人都羡慕我们古人,外国资本家都住在乡下。
但农民兄弟听不听你这一套则又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就是究竟存不存在历史潮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历史前进的方向的问题,却被郭先生以“单线进化论”的名义排除在他视野之外了。
他要求我们“同情的理解”古人的“原典”,他自己却不去“同情的理解”打工仔、打工妹和今天的一切追求现代文明生活的中国人的心情和实际困难,不去为解决他们的精神苦闷和价值矛盾而设计一种新型的、适合于他们生存方式的“人生哲学”。
这些新情况在他眼里都属于“社会人生之负面”,那么他的“正面”除了在古书中,在过去时代的旧梦中,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从理论上说,所谓“单线进化论”以及对它的“超越”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
只要问一问:什么是“非‘单线进化’论?”就可见出问题的尴尬。
答案只可能有三种:1.单线停滞论;2.双线或多线进化论;3.多线停滞论。
第一种答案似非郭先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选择和初衷,这就还剩下后两种。
它们无非是说:a.“西方有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也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模式不见得比西方的模式更差,说不定还更加发展”,也就是更加“进化”。
这种说法有它致命的毛病,就是说它毕竟还是承认了历史在“进化”,在从“古”到“今”地“前进”而决非“后退”。
这实际上并未“超越”单线进化论,只不过是把这条“线”从西方移到了中国,而就“思维框架”来说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
b.“西方的进步或现代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落后、停滞也不值得紧张或自卑。
西方‘前进’到今天不是反倒羡慕我们的不发达吗?这说明我们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立的‘价值系统’,停滞就停滞,用不着和人家去争高下”;“西方那么发达,也有不如我们的地方,这说明发达和停滞都是相对的,也可以说,一切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发达和停滞”。
这种说法倒的确否认了一切进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但我很怀疑说这话的人的诚意。
因为,既然一切反正都是一样的,人们就用不着那么起劲地去“捍卫”什么,“宏扬”什么,去“打破”什么什么的“迷信”;即算我们将来“不幸”按西方的模式现代化了,也至少不能指责我们就“堕落”或“倒退”了吧。
然而,持这种主张的人恰好总要表现出一种旁人所不及的巨大热忱,似乎在拼命促进一桩什么事业,这就使人在钦佩之余,实在有些费解。
郭先生的意见,似乎上述两层都有。
例如,他在文末也表示了极高的超越和宽容姿态,甚至说他的观点和他所批判的“四先生”的观点“都可以并存”。
但什么叫“可以并存”?所谓“并存”,难道不就是指可以互相批判、互相辩驳、互相较劲吗?他之所以要撰文作驳论来“并存”一下,不正是为了“保证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吗?这就仍然陷入了“现代化—古代化”、“健康—不健康”、“发展—不发展”的“二元对峙”或“单线进化论”框架,如何能够“超越”呢?郭先生所极力推崇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中庸”思想实在遗害不浅,它要么剥夺了郭先生的辩论权,要么使郭先生在辩论中自相矛盾,还是不要“迷信”的为好。
上述看法,若有不当,敬希指正。
作者: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2责任编辑 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