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境遇

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境遇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聚焦在女性的生存与女性声音的表达上，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这种特征的形成有赖于它的生长境遇。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个体意识和大众文化为女性叙事文学的生长提供了话语空间；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催生了它的成长；中国女性自身所经历的启蒙历程和女性意识的自觉是其成长的内动力。

关键词：社会转型；女权主义；启蒙运动；女性意识

文学存在的样态与其依托的社会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1]（P11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个体、性别等观念带给中国人的已由震惊转为内化、践行。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女性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性别的存在，知识女性也自觉觉醒于自身的女性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翻译、引进与融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学的姹紫嫣红，中国的文坛创作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可以说，社会文化转型与西方文学理论、思想尤其是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外部环境。而其自身从“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所历经的启蒙，女性意识的自觉和已有的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内部环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叙事文学以鲜明的女性姿态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90年代女性叙述声音，涌现出了一系列基于社会历史语境发展起来的女性作品。

一、社会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自身也正经历着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领域，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市场化、科技创新的不断加速，物质供应的极大丰富给经历过物质精神两匮乏的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精神刺激，个体存在的精神意识鲜明萌动出来。其次，在思想意识形态上，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深，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欧美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认知对渴望吐故纳新的中国人的固有的社会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群体性公共话语向个体性私人话语转变，80年代的启蒙精神开始淡化，与宏大叙事保持距离，政治价值、立场不再是主导。再次，在文化领域，“80年代对于计划体制及相关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批评反思，到了90年代转化为市场化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向以及世俗化的大众生活价值取向。”[2]（P262）市场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以市民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大众文化的兴盛，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化在以消解与狂欢为注脚的大众文化面前终是曲高和寡，落得个“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境地。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的转型，在男性以“个体”、“自我”消解神圣

与崇高之时，摆在中国女性面前的问题是女性的个体、自我又该如何定义，如何展开？虽然文化转型使曾经因为文化禁忌而被压抑、被封闭的女性话语思潮，在这一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释放的空间，但释放出来的是女性的本真吗？中国女性基于性别意识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创作上表现为通过对话语权威的争夺重新抒写自我，涤荡被男性意识模糊了的女性形象，女性通过找寻与建构自我进而重新规范女性的历史，其独特的叙述声音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空间中得以彰显。“如果说，此前女性写作……难免与女性成为文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并在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的丰富庞杂及这些经验自身可能构成的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冲击，那么，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3]（P95）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甚至是早已成名于文坛的张洁、王安忆、铁凝等一批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自觉的话语姿态诉说着关于女性自我的种种。她们将女性的性别意识、性别体验融入人性的探索中，融入生活的琐碎中，在撕开男性话语中心的幕布的同时展现女性作为第二性的现实存在。或更进一步，把女性的意识、感受作为抒写的中心，其他的，诸如社会生活、历史、政治等被悬隔或淡化为背景。她们以一种“私语”或“自叙传式”的叙述方式，表达了一种相悖于群体性公众经验的个人经验，从她们的身体喷发出来的感受成为话语所指和叙事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以其鲜明的女性意识绚烂于这个时期的文坛。换言之，20世纪90年代是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女性创作的活跃时期，亦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繁荣期。

二、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的萌发，到20世纪60年代的再次高涨，女性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受压迫者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并结合自身受压抑的状态，开始从内心滋生出对现存社会形态的质疑和不满情愫，这种不满在不如人意的现实和父权主义文化的激化下变得更为强烈。妇女在精神和行动上同步酝酿着对自身解放理想的憧憬和计划，她们从要求同工同酬，要求平等地享有参政、就业、受教育、继承财产的权利，要求保有生育权，私人空间，性生活的支配权等，进而去解构男权意识，提升女性自身的社会地位。女性开始从挖掘其从属地位的成因来加强对自身和现实的认识，逐步实现政治运动转向文化批判，由此孕育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凯特·米勒的《性政治》是这一批评理论形成的标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权运动的关系一如艾德里安娜·里奇所描述的那样：“政治观点与人们强调的文学新观点之间呈现着一个清晰的动态：没有日益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的学术运动就不会迈出第一步；没有黑人女权意识的日益敏锐，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就会被那些厌恶女人的黑人批评家和那些努力挖掘白种女人传统的白种女性主义者所遗忘；如果没有能言善辩的同性恋女性主义运动，女同性恋作家的作品将继续躺卧在衣柜里，而我们许多人都曾坐在那上面借着昏暗的灯光阅读‘禁书’。”[4]（P123）诚然，除了女性运动这块沃土的滋养，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都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女权运动本身即是一场社会变革斗争，虽然它采取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根源于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理论。它通过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解放妇女，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以改造社会为旨归的理论诉求是相通的，并且在具体实践中后者也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鉴最多的理论之一。解构主义

对逻各斯中心论的否定与对多元化的提倡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菲勒斯中心的否定，消除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精神内核上是契合统一的，它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工具。而精神分析为社会性别、性别关系、性别差异的形成尤其是女性性别身份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视角。正如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新女性主义批评》一书中所言：“如果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成果。”[5]（P122）“毋庸置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之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女性理论的催生。”[6]（P3）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传入中国。“粗略统计， 1980年至1983年间，全国刊物平均每年发表5篇这方面的文章， 1986年至1987年间，每年11篇，而1988年增至20余篇， 1989年多达32篇，其数量逐年成倍增长。权威性的理论刊物《文学评论》刊登了康正果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著名刊物也加强了对女性主义批评的介绍。”[7]（P129）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传播的一次浪潮，那么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无疑给其带来了传播的第二次浪潮。和前一时期的以翻译介绍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的学人，尤其是女性学者如陈顺馨、刘慧英、李小江、陈惠芬等在“拿来”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梳理、反思、建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促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空前活跃，女性的热忱与探寻精神一路飙升，她们从无助与自卑的历史生存状态下发现了自己，并鼓起极大的勇气谴责使女性失去自我声音和没有自我存在体现的历史，女性的生命意识和独特的精神追求开始凸显，中国女性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女性叙事文学抑或是整个女性文学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有较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集纷纷出版，不仅使那些长期处于历史黑暗之中的女性浮出了历史的地表，而且使女权主义理论这种新兴的理论堂堂正正地浮现于当代批评的大陆之上。”[8]（P201）女权主义和女性文学批评为中国女性作家的创作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其所经历的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是它成长的土壤，根源于西方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这两者交融在一起，共同浇灌了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

三、中国女性的启蒙历程

在中国的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妇女运动，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更是匮乏。近百年来，中国女性解放的呐喊是汇聚在时代的主流话语中，混同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历史风云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幕布。在民主与科学的呐喊中，在反封建传统文化的激辩中，“妇女问题”成了反封建的突破口，被侮辱与被损害几千年的中国妇女从历史的遮蔽中被推到了前台，成为焦点。民主就是人权，就是反专制，被压迫最深的中国妇女获得与男性一样的权利与社会地位是民主的第一步。婚恋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在封建家长制下这成了最大的不自由，尤其是女性的最大不自由。打破捆绑在女性身上的婚恋枷锁不仅解放了女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悄然解除了加诸在男性身上的不自由，瓦解了封建专制的基石。在这场男性的社会思想启蒙运动中，中国女性被启蒙了；在民主与反封建的大旗下，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号角被中国

的“男性知识分子” 吹响了，中国女性踏上了寻求解放与自由的征程。

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何去何从，从对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焦虑与反思中迸发了关于人的主体性、人道主义的探讨，又一场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爆发了。新启蒙运动把人作为人本身，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中对于女性主体性的探索，显然与这一思潮密不可分，这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解放”的延续，又成为了90年代女性文学中基于性别存在的女性建构思潮的滥觞。

四、女性意识的整体自觉

社会文化的转型，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传播与发展，中国女性自身所经历的启蒙运动，都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意识的自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女性意识作为女权主义的关键词其内涵指向是丰富多义的，对应女权主义发展的三次浪潮，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考察：“女性意识应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从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特殊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和叙事方法。”[9]（P45）女性与男性在生理上的差别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尤其是早期的社会分工之后逐渐形成了社会性别差别，换句话说生理性别在社会分工后构建出了社会性别，即男性是独立与果断的、女性是亲和与依赖的（这与对外与对内两种不同分工密切相关）。当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画上等号的时候不平等就开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亦是社会性别的形成过程，正是女性丧失独立性沦为“第二性”的过程。“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10]（P251）进入到父权制社会后，父权制与维护它的社会文化、制度、约规等合力把女性推向了他者的社会定位，女性的压抑与禁忌进一步加深，女性成为边缘人、非主体的人，女性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性别和精神性别。女性作为大写的人、作为大写的女人消失在历史中。因此，认识到女性的社会境遇和造成这种境遇的根源，反抗父权制社会与文化对女性的塑造与压抑，建构作为主体的女性自我构成了女性意识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