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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简单的心得体会(优秀10篇)爱国主义简单的心得体会篇1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在会上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放眼当下，各地爱国主义教育虽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却依然存在重形式轻内容，教育“入脑不入心”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部分党员将学习内容当“耳旁风”，听过就过，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解决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形式化现象，我们要掌握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不断呈现出分众化、差异化的趋势，有针对性地掌握不同年龄层和行业领域的受众阅读习惯与接受心理，创新方式方法，在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和魅力值上下功夫。
言之有物，内容为王，魅力值+1。
内容好自会吸引大批“自来水”宣传助攻，达到螺旋式传播效果。
当前部分爱国主义教育脱离群众，刻意追求“高大上”，大多以高深系统的理论为蓝本进行宣讲，没有根据受众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进行改编，导致教学内容不接地气，听众无法消化吸收，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听了也是白听。
要深入实际调研，了解掌握党员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摸清所想所盼所需，把社会敏感点和热点话题引入教育内容，结合基层党员和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例提升宣讲的现实性，创作出具有差异化、特色化的作品，不断增强内容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让党员干部在教育中留得住心、凝得住神、悟得出理。
言之有方，渠道制胜，魅力值+1。
爱国主义教育既要突出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性，也要创新载体和形式，让党员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的温度。
随着现代科技信息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深入各个领域，特别是抖音视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新平台。
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和覆盖面，一定要在传统纸媒、电视、广播等传播方式的基础上，实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促进，将当下的大热门网站和宣传平台充分利用起来，变为我们的宣传法宝，畅通渠道，进一步产生积极社会效应和价值引导。
国际舆论导向下的中国唯金牌论摘要：本文讨论了中国唯金牌论及其在国际舆论导向上的影响。
文章介绍了中国背景，然后重点分析了该理论如何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它是如何在国际舆论中受到欢迎的。
这篇文章还讨论了中国行业的扩张将如何帮助国际国家理解中国的潜在作用以及中国可能会如何提高它们的国际声誉。
关键词：中国唯金牌论；国际舆论导向；中国国际形象；行业扩张正文：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
然而，社会活动界对中国的重视往往只限于某些特定行业，如奥运会。
而中国唯金牌论，就是指中国应该在全球舞台上只获得金牌，而不关注其他行业。
顾名思义，这种论调倡导着中国人把重点放在赢得金牌上，而不是参与普通活动。
因此，中国唯金牌论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被公认为非常重要。
首先，中国唯金牌论有助于强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理论推动了中国在国际舆论方面的良好形象，将中国视为一个向成功努力的国家，并将其出类拔萃的成就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因此，中国唯金牌论有助于凸显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使其成为国际舆论导向上的重要一员。
此外，中国的行业扩张也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参与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包括商业、科技、教育、文化和政治等。
由于中国正在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显著进展，因此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的能力和技术。
另一方面，中国的行业扩张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国家对中国的更好理解，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
因此，中国唯金牌论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导向上的影响力。
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充分利用行业扩张的优势，改善国际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并通过追求金牌而被视为全球成功的典范。
应用中国唯金牌论的思想，可以帮助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取得成功。
首先，通过更加目的明确的参与国际竞赛，中国能够在国际舆论方面更加出色。
在跨国赛事中，中国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获得冠军上而不是参加而已。
这样一来，在国际舆论上，中国能够彰显出自己的成功，促使全世界认可中国的能力。
此外，应用中国唯金牌论的思想，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行业扩张。
国家级运动队复合型训练团队运行机制与组织策略作者：李卫来源：《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04期摘要：复合型训练团队是运动训练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双重推动下的必然产物，现已经在我国国家级运动队中广泛采用。
教练团队和科研团队进行有机渗透开展工作，主教练既是教练团队的主导者，又是科研团队的参与者。
外部竞争压力、团队整合效应和科技水平3个因素的空间交互形成了团队运行的动力机制。
国家队管理模式的选择，团队核心人员的确立，内部结构优化和集约化，团队成员之间共同利益的获得，提高团队人员全方位素质，创新思维和意识的培养等方面是复合型训练团队高效运行的组织集成因素。
关键词：复合型训练；训练团队；科学训练；体育教练；国家队；合作模式中图分类号： G 808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4-0299-04文献标志码： A北京奥运会的硝烟还未散尽，伦敦奥运会的号角就欲吹响。
4年一次的奥运会是检验竞技体育成果的大考，也是展示世界人民和平、祥和与竞技的盛会。
我国竞技体育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上历史性地夺得51枚金牌，这一辉煌战绩将永载史册，同时也激励着体育工作者时刻思考，时刻创新，不断前行，不断超越。
金牌的背后是科学训练、系统管理和创造性地整合各方资源。
中国国家级运动队在奥运会备战过程中普遍采用并实施了复合型训练团队的工作模式，历史和实践检验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在实际工作中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和思辨。
1复合型训练团队的产生与发展1.1复合型训练团队概念的提出2004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在首期国家队教练员培训班讲话中提出建设“复合型训练团队”的思路。
2005年11月，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暨2005年冬训动员大会上，再次重申要“建设好复合型国家队训练团队，加强训练中的科技工作”。
2006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在19条加强各级国家队建设中指出“建设复合型国家队教练团队”，旨在“充分发挥管理人员、教练员、医务人员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
情绪状态是指在某种事件或情境的影响下，在一定时间内所产生的某种情绪，其中较典型的情绪状态有心境、激情和应激等三种。
1心境心境是指人比较平静而持久的情绪状态。
心境具有弥漫性，它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特定体验，而是以同样的态度体验对待一切事物。
心境持续时间有很大差别。
某些心境可能持续几小时；另一些心境可能持续几周、几个月或更长时间。
一种心境的持续时间依赖于引起心境的客观刺激的性质，如失去亲人往往使人产生较长时间的郁闷的心境。
一个人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如高考被录取，实验取得成功，作品初次问世等），在一段时间内会使人处于积极、愉快的心境中。
人格特征也能影响心境的持续时间，同一事件对某些人的心境影响较小，而对另一些人的影响则较大。
性格开朗的人往往事过境迁，而性格内向的人则容易耿耿于怀。
因此，心境持续时间的长短，与人的气质、性格有一定联系。
心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生活总的顺境和逆境、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个人的健康状态、自然环境的变化等，都可能成为引起某种心境的原因。
心境对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积极向上、乐观的心境，可以提高人的活动效率，增强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有益于健康；消极悲观的心境，会降低认知活动效率，使人丧失信心和希望，经常处于焦虑状态，有损于健康。
人的世界观、理想和信念决定着心境的基本倾向，对心境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2激情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为时短促的情绪状态。
这种情绪状态通常是由对个人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引起的。
重大成功之后的狂喜、惨遭失败后的绝望、亲人突然死亡引起的极度悲哀、突如其来的危险所带来的异常恐惧等等，都是激情状态。
激情状态往往伴随着生理变化和明显的外部行为表现，例如，盛怒时全身肌肉紧张，双目怒视，怒发冲冠，咬牙切齿，紧握双拳等等；狂喜是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极度恐惧、悲痛和愤怒之后，可能导致精神衰竭、晕倒、发呆，甚至出现所谓的激情休克现象，有时表现为过度兴奋、言语紊乱、动作失调。
期）262023年3月刊（总第119青少年人文素质教育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道德人格培育的价值旨向及实践逻辑朱晓林（南京体育学院，江苏南京210014）摘 要：高校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体育院校应推动体育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构建“思政”+“体育”的大思政融合育人格局。
在体育道德人格培育过程中，体育院校以“立德”为价值引领，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体育道德人格的独特精神标识；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体育道德人格培育提供价值引领；通过发扬奥林匹克精神，锻造体育道德人格，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本文认为体育教学中应坚持“大思政”育人格局，通过学理支撑、价值引领、制度规约、动力机制、实践保障等路径探索，培育真善美的体育道德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立德树人；中华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体育道德人格1 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道德人格培育的价值旨向体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
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道德人格培育的价值旨向回答了“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奥运精神，锻造体育道德人格，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1.1 中华体育精神是体育道德人格培育的精神标识中华体育精神蕴含着独特的伦理价值，彰显了民族特色和中国魅力。
其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文回答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矫正“金牌至上”错误的体育价值观念，用“女排精神”“乒乓精神”“北京冬奥精神”等塑造体育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培育大学生追求公平正义，培养其爱国情怀、崇高使命感，以及自强不息、拼搏进取、公平竞争等体育精神，在体育运动中追求人的和谐发展，表达与诠释体育精神，促进体育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
奥运奖牌背后
作者：暂无
来源：《东方企业家》 2016年第8期
图片提供 / 东方IC
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事已在里约落下帷幕，虽然主办城市里约在软硬件上的种种不足都引来
了诸多不满和非议，但扣人心弦的赛事、激烈的奖牌争夺战，以及赛场上熠熠生辉的明星运动
员们才始终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奥运会不仅仅是国家之间体育竞技能力的比拼，更是体育产业和综合国力的体现。
虽然比
赛项目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运动员没有贫富之别，但在沉甸甸的金牌背后，不但凝聚了运动员
们辛勤的汗水和努力，还从侧面展现了运动员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毕竟从运动员穿的服装、鞋子，到帮助训练的器材，数据分析工具，再到教练配备、饮食起居、医疗团队等等，几
乎样样都意味着满满的科技含量和雄厚的财力投入。
然而，运动员与孔方兄的联系远不止于此。
当在赛场上获得荣誉与奖牌，尤其是金牌之后，运动员身上的商业价值才算是初露端倪。
凭借阳光健康的形象和立于世界体坛巅峰的飒爽英姿，体坛精英们作为国家荣誉的具象代表，总能在民众间引起轰动和追捧，因而一贯是商业广告活
动及社会活动的宠儿，而在这个体育娱乐化的年代，若是能再加上一点的“颜值”和“萌点”，所能引发的经济效应就变得无可估量了。
一、以前国人对金牌的态度：金牌即强盛，金牌数的增长即国民体质的增强。
政府加大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下达任务，不惜一切拿金牌。
运动员只以金牌为目标。
观众只关注奥运金牌的排名。
二、现在国人对金牌的态度：北京奥运会之后，自中国登上奖牌榜的首位，国人对金牌数的狂热逐步降温。
本届伦敦奥运会明显可以看出，国人更关注的反而是刘翔摔倒在赛道上、羽毛球女双被取消比赛资格、丘索维金娜为儿子再度征战奥运等。
三、原因分析：以前：中国正处于谋求经济政治发展初期，国际地位尚不高，需要依靠竞技体育提升国际影响力。
国人也需要竞技体育这支强心剂，让他们较为深刻地感觉到祖国正在愈发强大。
现在：媒体宣传等四、我们应该逐步改变金牌至上的观点，不再单纯地崇拜数字，做面子工程，而是关注中国体育事业实质性的，全面的发展。
更大力度地推动群众体育发展，注重运动项目的普及，而不是一味的竞技水平的提高。
五、现有制度——对奥运金牌特殊的奖励制度，区分金牌与银牌、铜牌，实际不利于国人观念的转变。
所以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奖励制度。
国民对奥运金牌态度的转变（暂拟题目，希望加大标题，这个作为小标题）1984年7月28日，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当许海峰以一环优势射落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举国上下为之沸腾。
这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或许自那时起，国人对于奥运会金牌的狂热瞬时被点燃，许海峰的夺金让当时的中国民众看到了中国人在国际赛场上扬眉吐气、扬我国威的希望。
这种热度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而历经漫长而曲折的申奥之路，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是让这种热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经背负着东亚病夫之恶名的中国人只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奥运金牌：金牌即强盛，金牌数的增长即国民体质的增强。
政府加大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下达任务，不惜一切拿金牌。
运动员只以金牌为目标。
观众只关注奥运金牌的排名。
北京奥运会时期，社会上对于最终金牌榜的排名可谓相当重视。
伦敦奥运会已经在争议声中落幕，中国代表团以38枚金牌、27枚银牌、22枚铜牌的非东道国历史最佳战绩凯旋。
然而，奥运奖牌的投入产出比却招致众多非议，不少人纷纷为一枚金牌需要多少财政投入而“秋后算账”。
更有论者将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争光计划”）与群众体育（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作为对立的两极加以评论。
但很多人都只是满足于发泄情绪，并不打算真的计算我们为每块奖牌付出了多少。
其实，简单的财政投入并不能换来竞技体育的进步，奖牌不是仅仅靠金钱可以堆积起来的。
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我们需要理解“奥运争光计划”背后的财政逻辑和经济肌理，这套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它又为何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水平？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也才能谈得上如何改革它，如何促进群众体育的繁荣，而不能仅凭美好的“举国体制”愿望，或者把政府应尽的责任和盘推给市场。
一块奥运奖牌的“含金量”2012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关于2011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具体完成情况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88.72亿元。
在预备费使用情况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亿元。
在中央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中，彩票公益金收入317.45亿元。
这三大块构成了我国中央本级对体育的财政投入主要组成部分。
体育彩票公益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从体育彩票销售额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资金。
公益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伦敦奥运会期间的最新公开资料显示，18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3000亿元。
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央行印发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在安排公益金时，用于弥补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经费不足的资金为40%。
省级以下（含省级）的体育行政部门要按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上述比例执行。
因此，若以3000亿元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下限保守估计，18年来用于“奥运争光计划”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共计1200亿元。
而18年来，中国代表团共参加6届奥运会，所获奖牌数统计见表1。
如果我们假设金牌、银牌和铜牌可以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奥运奖金数同比例折算。
据湖北省国税局网站发表的《中国奥运冠军得奖后要注意理税》一文披露，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原国家体委（即今国家体育总局）对获得金、银、铜牌运动员的奖金分别是8万、5万和3万元。
2000年悉尼奥运会，国家再次规定：金牌、银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奖励15万、8万和5万元，这是我们可查到的最新奥运奖牌的奖金分配比例。
按照这个15：8：5的比例，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中国代表团最近6届奥运会的成绩折算为284枚金牌。
根据上述可核查、可计量的基础数据，按照投入产出法，我们可以初步测算出一枚金牌的体育彩票公益金投入（以下简称“奖牌含金量”）至少为4.225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计算方法中，在众多的“奥运争光计划”投入资金中，我们仅仅计算了体育彩票公益金这一项。
其实，起码还有三项开支我们没有计入。
首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部分。
在《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中，我们仅能看到“体育”一项的决算数为266.35亿元。
其中与竞技体育相关的预算支出包括：运动项目管理25.40亿元、体育竞赛41.18亿元、体育训练27.70亿元、体育场馆67.58亿元。
上述竞技体育支出并不完全用于奥运赛事或奥运项目，还用于世界杯、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等大型赛事或非奥运项目，因此无法进行量化分析。
其次，我们也未计入大量民间捐赠（如霍英东体育基金）、商业赞助（如某品牌与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各大运动管理中心签订的合作协议）等社会投入。
这是因为民间捐赠被列入财政预决算非税收入中的其他收入；商业赞助则属于体育系统的“半权力、半咨询”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
第三，1995年原国家体委发布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还规定，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应从专项资金或发展体育产业的创收资金中安排一定的奖励基金，用于奖励为“奥运争光计划”作出贡献的训练、管理、科研、后备人才培养的单位和个人，对作出重大贡献者给予重奖。
但由于上述奖励基金的收支明细并未公开，我们也无法确定这项投入究竟有多大。
“金牌主义”背后的绩效评价机制可以看出，我们的确为奥运金牌投入了巨额资金。
但是，值得深究的是，这些投入本身并不能全部直接带来效率，更不可能使得中国的竞技体育在短时期内获得与奥运奖牌总数同步的巨大进步。
中国举国体制的奥秘在于，它成功地利用一种绩效传导体系，改变了激励机制，极大地动员了各个地方体育总局、各个体育专业机构的活力和热情，使得巨额资金的投入有效地运作起来。
举国体制并不是一句空话，它其实已经与原初那种简单依靠行政命令或者口号动员的模式有了很大差别，如果我们还满足于用老式举国体制的弊端来批判新的举国体制，无疑是刻舟求剑，无的放矢了。
根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杨良初《加快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推进效益型财政建设》的内部研究报告，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是由传统的“按需分配”转变为“按绩效分配”的改革。
预算绩效管理，是指财政部门根据公共财政效率原则，对财政支出每一项目的所费与所得通过一定的评价方法加以比较，以绩效目标的设立、实施、评价反馈为基本环节，达到节约公共支出成本、提高公共支出效果、提升预算管理水平目的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
如果将这一原则具体运用到体育领域，我们应该力求实现这样的目标：为了提高一块奥运金牌的财政绩效，应当“好钢用在刀刃上”：一方面对潜在优势项目加大财政投入以扩大“夺金点”，一方面对落后项目（如马术、射击、赛艇等）减少财政投入并交由市场（如“贵族”俱乐部、运动爱好者协会）孵化种子选手。
至于传统优势项目，应当在保持现有财政投入水平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群众体育的运动人群高基数、公开透明的选拔体制来“优中选优”。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首度亮相奥运赛场，原国家体委给予每位奥运金牌获得者6000元奖励，直至中国作为东道主的北京奥运会，奥运金牌奖金已经涨至35万元。
而在本届伦敦奥运会，除了尚未公布具体金额的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奖金外，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各省奖励数额也“水涨船高”：陕西省奖励秦凯90万元；云南省奖励陈定100万元；江苏省奖励陈若琳60万元；北京市对奥运冠军的奖励将不低于100万元；出手最阔绰的广东省，奥运冠军每人重奖500万元另加豪车一辆。
可以看出，其实冠军奖金只是中国“奥运争光计划”中绩效传导机制的一个最新缩影。
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至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期间的官方文件，从组织、投入、项目集中等方面，确定了体育发展以奥运夺金为中心的基调：“国际国内体育竞赛活动应以有利于参加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为主要目标进行安排……合理布局国内各级竞赛的组织……”“争取国家加大对奥运项目国家队训练、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并突出重点，保障争夺金牌、奖牌项目的经费投入。
”“集中力量保证奥运基础大项和优势项目，以及短时间能够提高的项目。
”1994年，原国家体委发布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年）》中强调：“各级体委的训练、竞赛单位应根据奥运争光计划总目标的要求，建立若干效益评估奖惩制度，确定具体的奖惩办法，定期检查、考核，根据任务需要调整经典的比例和方向。
”此后，“奥运争光”在竞技体育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中国体育步入了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的“双轨模式”时代。
而各省体育主管部门“奖牌争先”乃至“金牌至上”的绩效评价机制呈现得更加直白，在“官帽子”、“钱袋子”和“带队子”的激励下，各地的手段八仙过海，层出不穷。
山东省体育局局长在2005年《认真实施奥运争光计划，努力为国家体育事业多做贡献》的讲话中称，从1998年开始，在省直部门率先推行了正处级干部全部竞争上岗制度，与各训练单位一把手签订奥运、全运金牌任务目标责任书，实行风险抵押，正职交纳风险金10000元，副职8000元，每月从工资中扣除，一年一考核，四年一兑现。
完成任务的三倍返还，完不成任务的，风险抵押金交公，职务就地免除，今后四年一般不得再任原职。
这是“奥运争光计划”下“重奖励、硬约束、严考核”的典型激励约束机制。
而2006年，新疆自治区体育局更在文件中，强调落实“干部要向运动队倾斜、经费要向运动队倾斜，保障要向运动队倾斜，服务要向运动队倾斜”的四个倾斜。
《山西省竞技体育改革与发展“十一五”计划》则将“奥运优先的原则”放在4个工作原则的首位，并提出“健全和完善奥运任务目标责任制”，即“省体育局与各有关项目管理中心分别签订《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线目标责任书》，将省体育局确定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三个突破’的目标分解到各项目管理中心，明确责、权、利相统一的保障措施和奖惩措施，将完成任务的工作业绩与个人收入、奖惩、政治荣誉挂钩，最大限度的激发和调动教练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绩效评价模型方面，黑龙江省体育局的做法更为细腻。
他们将奥运会金、银、铜牌分别记为21分、15分、12分；亚运会和亚洲单项锦标赛、亚洲杯赛中的奥运会项目金牌各记为9分；非奥运项目金牌各记为6分；全国年度单项最高水平比赛中的奥运项目金牌记为6分；非奥运项目金牌记为3分。
最终体育考核结果将通报当地政府，并在全省体育系统进行公布，是年度全省体育事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评选的主要标准。
在这样的机制激励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地方体育局为何急于争功，也乐于邀功了。
在中国男子体操队夺得伦敦奥运会首枚体操金牌后，云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奥委会（转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去贺电称：“云南籍运动员郭伟阳与队友密切合作，不畏强手，团结拼搏，高水准完成了比赛。
”更有甚者，记者在观看央视奥运频道的乒乓球男团决赛时，在中国队优势渐趋明显但尚未夺冠时，解说员就提及，多个地级市已以“市委、市政府”名义提前发来贺电。
金牌之光投下的阴影物理实验告诉我们，光是直线传播的，光源发出的光投射到物体上被阻挡时，就留下了阴影。
如果前者是每一块熠熠夺目的奥运奖牌，后者就是相对黯淡的群众体育事业。
与各地“争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群众体育却受到明显的冷遇。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王玄2012年初就曾指出：“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下发以后，因为各地青少年体育管理体制的差异，文件内容涉及两个甚至两个以上部门，有的地方体育部门协调得好，宣传贯彻工作推进迅速；有的地方体育部门则出现推诿、扯皮的情况，宣传贯彻极不到位，以至于文件下发一年后，刘鹏局长去调研时，有的体校校长还不知道有这么个重要文件。
”在上述黑龙江省体育局细腻的考核办法中，有组织的社区体育活动仅占4分，“公共体育设施在全民健身日向公众免费开放”占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