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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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幸福指数司法1103班颜璐学号1105060358 幸福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代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就非常注重对幸福思想的关注,对幸福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血亲关系使得早期经济学继承了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传统,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
经过多代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幸福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学逐渐用偏好和效用取代幸福,走上了一条注重财富增加和收入增长的道路,忽视了对幸福本身的研究。
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在“经济增长至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引起了经济学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
随后,1974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生活质量”和“幸福悖论”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幸福研究的重新关注。
之后,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便迅速的发展起来。
国内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也只有短短三十年的历史。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化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多个省市的地方两会最近集中召开,在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委员们的讨论中,“幸福指数”被频频提及,成了地方两会上的一个热词。
全国各地对幸福如此重视,其渊源从何而起?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加强对幸福经济学和幸福指数发展历史的了解尤为重要。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其思想核心是如何分配有效的资源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用。
作为经济学的分支之一,幸福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的决策主体其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的选择(权衡)的学问[1]也就是研究幸福这一稀缺“资源”或“物品”的有效利用问题。
[2]现在,国内外学者渐渐同意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不是如何使金钱最大化,而是回归人的本质,即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将其量化成幸福指数并考察如何控制这些因素使国民幸福指数更强。
幸福经济学研究新进展幸福经济学研究新进展近年来,经济学界对于人们幸福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越发关注。
幸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进展。
本文将介绍幸福经济学的概念、研究方法以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幸福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以及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学科。
与传统经济学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不同,幸福经济学关注的是人们主观感受的幸福程度。
在幸福经济学中,经济变量被认为是影响幸福感的一种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
研究幸福经济学的方法多种多样。
其中,主观幸福感调查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研究者可以了解个体的主观感受,并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相匹配。
另外,实验经济学也是研究幸福经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通过实验,研究者可以控制变量,研究某些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在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中,一些新的模型和理论也得到了发展。
举个例子,赫兹贝格-罗斯理论将人们的幸福感分为基本需求满足和非基本需求满足两个层次。
基本需求满足包括食物、住房和社交关系等,而非基本需求满足则指的是个体对于自我实现和成长的追求。
该理论提醒经济学家,提高社会福利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需要关注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
近年来,幸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是探索经济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一些研究发现,高度的经济不平等会对社会的整体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经济不平等导致社会信任下降、社会认同感降低等原因。
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关注如何减少经济不平等,以提高整体幸福感。
此外,环境因素在幸福经济学中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些研究发现,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
美丽的自然景观、清新的空气等特点被认为是提高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需要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随着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决策的影响也越发明显。
幸福经济学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综合的参考指标,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物质产出。
幸福行为经济学讲义新知、致用、乐活——献给追求幸福的人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系熊毅01开宗明义1.1经济学需要研究幸福1.1.1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标1.1.2人们温饱后的客观需要1.2幸福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简介1.2.1幸福经济学简介幸福经济学成果1、比较效应。
(1)时间比较。
(2)社会比较。
2、适应机制。
3、程序效用指人们在一种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幸福感。
程序效用意味着人们不仅重视结果,也重视结果形成的条件和过程。
林德等人分析了一个仲裁案例。
1.2.2行为经济学简介行为经济学引入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以批判标准经济学理性人假定为己任。
理性人有以下几个特点:1、利己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不考虑他人的效用;2、按贝叶斯概率(主观概率)选择;3、时间偏好不变;4、收入与资产具有完全替代性。
标准经济学也就无法解释以下这些现象:*为何对罪犯长期监禁的效果并不如意?*为何人们常常会买一些没有用的商品?*为何卖家对于商品的评价要比买家高?*为何人们老觉得只要一洗澡电话就响?*为何收取会员费的超市生意还特别好?*为何铜牌获得者要比银牌获得者快乐?*为何考试惨败后拜佛成绩还真提高了?*为何人们愿推迟与好莱坞明星的接吻?*为何妇女解放运动后幸福感并未增加?*为何瘫痪后并非人们想像地那般痛苦?……标准经济学忽视了人的行为受经验、情绪、记忆、印象、社会诉求等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按照这种简单的假定,人沦落成一台只会精打细算,精于计较的冷冰冰机器。
瑞戴尔梅耶和卡尼曼肠镜检查的实验。
峰终定律。
行为经济学兴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卡尼曼。
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02认知偏差2.1认知偏差2.1.1直觉认知人的大脑中同时运作着两个系统:系统一,潜意识层面的直觉判断系统;系统二,意识层面的逻辑思维系统。
经验性直觉拇指规则。
经验性直觉有着重要的生物进化意义。
球员就是依靠长期经验建立起来感觉——脚感和手感,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也就是跟着感觉走,根本就没有时间冷静、仔细的思考和决策。
行为经济学中的幸福理论一、从边沁到卡尼曼探讨行为经济学的幸福理论,要从边沁谈起。
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边沁在其著作《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
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中谈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强有力的评价的控制之下:痛苦和快乐。
只有它们才能向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并决定了会做什么。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两个基本原理,即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
所谓的功利原理就是人类的天性是追求幸福,这是指导人类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准则。
无数个人的集合构成社会,人类的幸福感知总和构成社会幸福感知,所以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每个人的幸福感最大化,这应该以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
自利选择原理就是每个人的幸福只有他自己知道,判断是否幸福的最佳准则是人类自身。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19世纪中后期,传统经济学用效用这个引致快乐的中间变量,代替了终极变量快乐,在这个效用函数中,财富量是唯一的自变量,幸福的最大化被在财富约束量下求效用函数极大值的拉格朗日方法的应用所代替。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效用完全成为了一种决策的依据。
美国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教授认为,在效用发展的历史中,效用被理解成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体验效用”,一个是“决策效用”,体验效用是快乐的本质。
在“体验效用”这个概念中,效用是边沁所指的关于快乐和痛苦的内心体验,强调人类对于外界事物的内心主观反映。
相对于“体验效用”而言,“决策效用”即现代经济学中所指效用,强调在决策过程中效用所占的权重。
对于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的区别,卡尼曼用一个实验做了说明。
实验在一个患有严重失忆症的病人的厨房中放置两个烤面包机。
右边的烤面包机是正常工作的,左边的烤面包机运作的时候会出现震动。
病人的喘气以及手的快速缩回显示出该震动是让人痛苦的。
但是,失忆者并不能记住这一经历,他不会预测到第二天早上面包机的震动,结果认为两个烤面包机并没有什么不同。
失忆者对于使用两个烤面包机的决策效用相同,但是他的体验效用却是不同的。
个人幸福经济学结课论文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中,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成为了经济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个人幸福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研究人们如何在经济条件下获得幸福感的学科。
通过对收入、消费习惯、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个人幸福经济学探讨了人们如何在经济条件下获得幸福感的途径。
个人幸福经济学主张,金钱并不是幸福的唯一因素,而是认为人们在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对自我实现、人际关系、健康等方面的需求。
相比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个人幸福经济学更关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主观感受和幸福感。
在个人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例如,一个人的幸福感并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线性增长,一旦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增加对幸福感的提高就会递减。
此外,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等因素也对个人幸福感产生影响。
个人在寻求幸福感时,也需要注重对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和喜好。
综上所述,个人幸福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经济活动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
它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提醒了我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内心的需求和幸福感。
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研究关注个人幸福经济学,并将其理论运用于实际政策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个人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传统的经济政策往往着眼于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而忽视了人民的幸福感。
而个人幸福经济学的出现,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考量因素。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更加注重民生的政策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例如提高医疗保障、优化教育资源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这些政策将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更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此外,企业管理也可以从个人幸福经济学中受益。
研究表明,员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与其工作表现紧密相关。
企业在管理中可以更多地关注员工的心理需求和工作环境,提供更多的福利和关怀,从而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
经济学视角下的幸福研究[摘要]据调查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幸福水平并未明显提高,富有而不幸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
本文就此深入研究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不足,并从幸福角度分析了其相应的政策措施导致的不良后果。
最后根据当前社会对幸福的实践,为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幸福悖论;幸福衡量;人本主义幸福观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在面对“你幸福吗?”这样的民生调查问题时却略显尴尬与无奈。
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的与日俱增与幸福的止步不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更多的社会财富却伴随着人们同期平均幸福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这一理论使得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陷入了尴尬境地。
1主流经济学幸福研究的缺陷经济学尽管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了追求人类幸福的使命,但是它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
因此,200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历史证明:经济学一直沿着“快乐和幸福效用化—效用化幸福物质化—物质化幸福理性化和数理化”的道路研究幸福问题,这一思路的核心是解答财富增长的原因和促进财富增长的方法,这已经偏离了对人类幸福如何实现等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
亚当·斯密理解的既有“同情心”又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指导下通过满足其追逐私利的“温和欲望”实现其幸福,并通过“利己而利他”来实现富国裕民。
边沁继承了这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确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由此幸福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
边沁的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促进了一整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的诞生,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的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
成为同一个幸福的人刘金典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
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
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小,人们常常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
——毕淑敏《提醒幸福》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使人觉得满足的一种感受,一种心理体验。
幸福对于视财如命的葛朗台来说拥有无尽的财富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对于忧国忧民的杜甫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大的幸福。
对于放浪不羁的李白来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是他最大的幸福。
而对于现实中的我。
我觉得只要正视事物的两面充分享受现时一切美好的东西。
充实大学的生活某部位得到什么而大喜,也不为失去什么而悲伤不已。
我只愿积极的乐观的走过我有意义的充实的大学生活,这就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幸福。
萨缪尔森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幸福公式,即幸福=效用∕欲望。
这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人的幸福的程度。
首先他把事物对人的有用性给人的满足程度量化处理,例如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给人的满足程度是五个效用单位,看一场3D科幻电影给人的满足程度是十个效用单位。
那么一个人实现了这两反面的欲望的话,那他的满足程度就是十五个效用单位。
另外,我们可以总结出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在欲望既定的条件下,效用越大越幸福。
效用既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小越幸福。
如果一个人的欲望无限制的膨胀,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都想据为己有的话,他会觉得自己目前拥有的还是太少了。
也就是说他的欲望趋向于无限大,那么他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当的小了。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些贪官们是绝对不幸福的,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机前往甚至是上亿元的人民币,他们还是觉得太少了。
他们的欲望也就趋向于无限大,他们的幸福程度也就可能趋向于零了。
当然我说上面这些意味着可以抹杀人的欲望。
我也反对那些禁欲主义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的话,那何来的幸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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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关于幸福,其研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西方古典哲学家们就不断地探索着幸福的含义和本质,各宗教也有关于幸福相应的探讨,随着时间的发展其讨论主体逐渐涉及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
尽管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并不像哲学家、经济学家等一样有意识地思考幸福,但也在无意识地追求着更好的生活状态和幸福的生活。
《美国独立宣言》也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由此可见,幸福是人类基本问题之一,研究幸福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从字源学上考察,“幸”“福”在东汉许慎《说文》中解释是:“幸:吉而免凶也”“福:佑也”,而古称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
现代汉语中,两者连用,应是兼取二者之意,有避免消极经历,获得让人产生满足感的物质精神等状态的意思。
英文中,happiness源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happ,而happ意味着luck(运气)和chance(机会),而无论luck还是chance其潜在的结果都是积极的,即能给人带来更好的结果。
由此可见,无论中西方,对幸福的理解都可以归纳为“运气+福气”。
运气的成分似乎意味着对幸福主动追求的无效性,但或许也可理解为古人能力所限而对自然充满敬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的环境中对于更好生活状态的追求更加寄希望于偶然因素。
而福气的成分则表明了人们追求所想要达到的结果,也即幸福的来源,如财富的拥有、社会地位的显达和长寿等。
对于幸福的现代解释,汉语词典里说: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维基百科英文版则说:Happiness is a mental or emotional state of well-being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 or pleasant emotions ranging from contentment to intense joy。
由此可见,在现代幸福被解释为一种心理的或者情绪的主观状态,这样一来幸福也可以看作是幸福感。
这样的定义显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观念而已,如果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幸福,这样的概念显然是不可操作化的,只能局限于哲学探讨和文字游戏。
可操作化的研究,必须赋予幸福以明确的结构,并且应该有可以量化的标准。
休谟关于幸福的研究认为,幸福有三个来源,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1。
由此,可以将幸福嵌入到由三者组成的三维框架内。
我觉得或许可以再上升一个层次,从而加入一个维度,即将幸福的结构区分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
先天因素如基因等先天条件会对人的人格、智力、情商等产生一定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从而会导致个体对于幸福的感受产生个性化的影响,而后天因素包括诸如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则相当于环境刺激。
并且可以认为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相互独立,这样先天因素的作用就相当于在后天影响上乘了一个系数。
比如某个体先天容易抑郁,那么他的后天因素精神生活的刺激带来的幸福感的强度就会打折,从而抑郁的人获得幸福感的刺激阈值就需要很高。
对于幸福的研究基于此而逐项讨论,或许可以获得比较清晰的结论。
幸福作为一种心理或情绪的主观状态,其测量过程应包括两次量化,一是对于所研究变量的量化,其次就是对心理状态的量化。
比如研究物质生活对幸福的影响时,财富的拥有量或者其相对量就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变量,而财富拥有量带来的心理或情绪的变化也要进行量化。
目前常采取的是心理测量方法。
广义的心理测量不仅包括以心理测验为工具的测量,也包括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实验法等方法2,而目前常常采用的方法是通过问卷来获得被测量对象的自我报告的结果,如经常会设计这样的问题“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个幸福的人”或“你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或者通过图形化问卷来量化,如金字塔形图或者梯形图。
基于主观得来的数据进行主观状态的研究,这样的问卷式调查很容易导致偏差,尽管可以在问卷设计和统计手段上进行校正,但这样的量化方法确实不太让人非常满意。
如果能通过测量客观的量来反映主观的状态的话,这样就可以有所改善。
当然这样做的话首先要解决主观心理状态到客观变量对应的合理性的问题。
对于幸福的研究可以考虑用脑科学的相应脑区的激活程度或者用相应的生理状态指标来衡量幸福感的强度。
比如,多巴胺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可以让人产生兴奋和开心的心理状态,也与上瘾有关,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个体内多巴胺变化的水平来标定幸福感的强度。
随着科研的进步,或许会有更多的这样的生理指标会被发现,于是通过这样来衡量幸福感也是可行的。
然而,通过生理指标或者脑区激活来调查幸福感强度的方法恐怕只能衡量短期的简单幸福,即基于短期的欲望得到满足的幸福感。
对于长期的复杂幸福恐怕就无能为1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2百度百科心理测量词条力了,这时或许仍然需要依靠个体自我报告。
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对于幸福感的研究进行量化是一个必须的步骤,尽管有人指出不当的具体化和量化会导致实证结果意义的模糊化、显著性的夸大化并且忽略内在的原因3,但是如果不进行量化具体的分析更加寸步难行。
关于先天因素如基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Jan-Emmanuel De Neve,Nicholas A. Christakis等人发现基因因素显著地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4。
他们在研究中主要观察了5-HTT的基因,这种基因主要影响转录、新陈代谢和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个体的人格。
他们也指出这种基因不是唯一的“幸福基因”,而且关于这种基因与幸福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基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的具体机制,但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基因的表达会影响到个体的人格表现,尽管人格的形成会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但基因表达在分子水平上产生的效果也不可忽略。
由于基因会潜在地影响人格,而不同的人格下的主观幸福感也会有所差异,比如有研究发现高外倾性的人格特质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
故而,连锁效应会导致幸福感的差异。
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都归因于基因差异。
在上面的文章里,研究者提到,基因差异解释了33%的生活满意度。
但是他们把基因因素与其他因素视为并列关系。
可是在我看来,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关系应该是类似乘法的关系,即先天因素会以乘数因子的方式作用在某些后天因素的变量上,从而导致差异。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猜想,具体如何应该通过实验检验。
关于后天因素,目前经济学研究最多的是物质生活方面的。
物质生活方面相应的一些因素包括GDP和GNP,个人收入等。
根据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可以从区域GDP分布图和国家幸福指数图看出,发达地区幸福指数统计高于贫穷地区。
根据生活经验,物质的丰富程度会正相关于幸福感,但当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时,物质的增加带来的幸福感就不再那么强烈。
有研究表明台湾人民幸福感随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同时幸福感也和社会平均收入与预期收入有密切关系6,调查结果与生活经验一致。
关于收入增加的边际效应递减,3Erik Angner Is it possible to measure happiness: the argument from measurability4De Neve, Christakis等Genes, Economics and Happiness5Sousan Salary, Muhammad Reza Shaieri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dimensions of psychosis, neurosis and personality extraversion6Hsiao-Chien Tsui What affects happiness: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or expected income以及幸福感与社会平均收入有密切关系,我觉得可以用前景理论来解释。
也就是说,幸福感的增加需要一个参照点,相对于参照点的增量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而这个参照点可以设为平均收入水平,当然实际也可能略低于平均水平。
关于个人的社会生活,研究其与幸福感的关系的话首先要将庞杂的社会生活定义梳理出可操作化的概念。
社会生活又是多种多样的,涉及多种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友谊、婚姻、工作关系、俱乐部关系、邻居等,也涉及法律、习俗、社会福利、宗教等,这些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可以用统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然而更深层的机制需要心理学等学科的探索。
而精神生活,一方面难以定义可操作化的概念,另一方面经济学中研究较少,目前不能给出太多结论。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经济学家也想对此领域有所贡献,然而研究幸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清晰化幸福结构,并改善量化研究的方法。
期待幸福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1.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2.Erik Angner Is it possible to measure happiness: the argument from measurability3.De Neve, Christakis等Genes, Economics and Happiness4.Sousan Salary, Muhammad Reza Shaieri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dimensions of psychosis, neurosis and personality extraversion5.Hsiao-Chien Tsui What affects happiness: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or expectedincome6.Wikipedia happiness和happiness economics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