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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教案看曾国藩的外交观李林霞【摘要】曾国藩是历史学界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其对外交行为方面。
本文根据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受命办理此案所采取的一系列委曲求全的措施，从而推导出曾国藩的外交观是权衡轻重，顾全大局，委曲求和，徐图自强。
【关键词】曾国藩；天津教案；外交观晚清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
学术界对于曾国藩外交观的研究，专作较少，尤其是天津教案，或论是非功过，或论卖国与否，对于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专门性研究相对缺乏。
鉴于此，本文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为切入点论述了其外交思想。
一、历史背景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而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遮掩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的流言四起，导致民间反洋教情绪高涨。
同年6月，津民杀害外国领事、传教士、修女，烧毁教堂的的天津教案爆发。
津民的反抗使列强感到恐慌并向清政府联合照会，而清政府也不愿在备受外患困扰的情况下再发生战争，于是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教案，嘱予“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①堅持和议。
二、曾国藩的处理措施及原因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奉行了清廷“和局”的方针，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最后采取了几种办法：“力辩洋人挖眼剖心之诬”、派员兴修焚毁之教堂、领馆、释放教民、查拿正凶、惩办官员。
据此可见曾国藩是封建清王朝忠诚的卫道士，确是“诚恐有碍于和局，故不惮委曲求全。
”②这里的“曲”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事发之“曲”和办案之“曲”。
由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名有识之士、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事理，他确实肯定洋人有曲在先，津民杀人毁堂在后，是洋人的野蛮行径导致群众的积愤不平，才有教案发生。
曾国藩对这一点的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至于其办案之初的反常之举，处理之时的艰苦决断，正是他权衡轻重，顾全大局，曲意求和，徐图自强的外交观所致的委屈之法。
曾国藩接手津案并开始查办，已经洞明教案之“曲在洋人”。
然而，他没有顺应民意，备兵抗法，惩治洋人，而是袒护洋人以致深负众望。
论曾国藩外交中的矛盾性曾国藩在历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并不是专业的外交人员，一生中直接处理的外交事件只有天津教案，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等的外交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影子。
很多人评价曾国藩在外交上的作为是“卖国”，但其实在对外交涉中，曾国藩也有过抗争，内心有过挣扎。
因此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作为封建士大夫代表的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一面。
一、曾国藩外交中矛盾性的表现（一）抗争和妥协并存曾国藩在处理“阿思本舰队事件”时主要表现出抗争的一面，有利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曾国藩认为购买洋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1是其主要目的，因此曾国藩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希望“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改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2但是因为代办购置船炮事物的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官兵全用英国人，所以他认识到“惟李泰国在京所陈轮船条件暨贵衙门议定章程，和前此购船之初似已失其本意。
”3同时认为“购船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斯船之主也。
若仍另带中国师船，则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
轮船之于长龙舢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
假令同泊一处，譬之华岳高耸，众山罗列，有似儿孙。
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
”4，因此强烈要求舰队遣散，并且在回复奕又虑该洋兵等逗留滋事，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
用不测之威，弭无穷之患，一举而数善俱备，固宜中外翕然称快也。
”1《曾国藩全集·书信六》4458. 复奕诉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3946页2《曾国藩全集·奏稿三》0791.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603页3《曾国藩全集·书信六》4458. 复奕诉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3946页4《曾国藩全集·书信六》4458. 复奕诉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3947页1虽然所购七船以化为乌有，但是维护了国家主权，粉碎了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并且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可谓是一举两得。
曾国藩外交思想及对外政策再思考作者：耿永向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3年第09期摘要：曾国藩是晚清史上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他以书生带兵，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延续了清王朝的生命，捍卫了中华道统。
本文试图从探究曾国藩外交思想的起源入手，结合他参与的具体外交事件及其采取的对外政策措施，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对外政策有个新认识，进而研究其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实质、影响及现代启示。
关键词：曾国藩；外交思想；对外政策；再认识一、人们心目中的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
清道光年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
他以书生带湘兵，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维护了清朝统治；他开启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他治军严整，治家有方，曾氏家训广为传颂。
亦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也使他成为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对于上述评价，史学界争鸣已久，研究成果宏富。
而本文拟从他的外交思想及政策角度阐述其外交思想的起源，结合他参与的外交事件和对外政策，探究他外交思想及政策的实质，进一步了解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二、曾国藩外交思想的起源他27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
后适逢太平天国起义，书生有了用武之地，又屡立战功，因此一路青云直上。
但提到曾外交思想的起源，就不得不从道光18年他中进士时说起，也就不免谈到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穆彰阿（曾的主考官）。
后世评价他“在位20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鸦片战争前夕，以他为首的弛禁派排挤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主张妥协，蛊惑道光帝，因此他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应付一定责任。
而他作为曾的恩师，帮助他打通关节，顺利进入翰林院。
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曾“为官之道”：“打掉牙，和血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老师的教导对曾影响很大，但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对老师的话有了新的、正确的理解。
没有像老师一样一味阿谀奉承，妥协退让。
收稿日期:2007-11-07作者简介:杨慧婷(1984-),女,河南衡阳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
第20卷第1期2008年2月沈阳大学学报J OURNAL OF SHEN YAN G UN IV ERSIT Y Vol 120,No.1Feb.2008文章编号:100829225(2008)0120096203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杨慧婷,汪 翱(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摘 要:阐述了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指出曾国藩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关 键 词:曾国藩;外交思想;历史影响中图分类号:D 829 文献标识码:A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一方面,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不断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另一方面,国内民众饱受压迫,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来反抗清廷的腐朽统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战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使国内外危机越发严重。
身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为处理好中国同强敌之间的关系,曾国藩等人开始积极寻求顺应时局的外交策略。
受经世传统和西学潮流的影响,曾国藩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以维护清廷统治为目标,提出了“师夷智”的口号,并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在兴办洋务和办理外交的过程中,曾国藩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外交思想,对晚清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他曾说:“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
”[1]所谓“羁縻”,是指面对列强,要权且笼络、谨慎应付,尽量与之维持友好关系、营造一个和平环境,争取时间以图自强,最终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
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待夷诚信,善全和局在总结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的得失时,曾国藩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廷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
遂之外患渐深,不可收拾。
”[2]因此,曾国藩审时度势,将“信”字放在第一位,作为办理外交的基本准则,以免招致列强更多的挑衅侵略。
作者： 杨国洪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党委组织部 干部
出版物刊名：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128-139页
主题词： 曾国藩;外交思想;理势并审;爱国者
摘要：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破坏者和建设者。
对他的外交活动,向来的评价是见仁见智,有褒有贬。
本文试图分析指导曾国藩外交活动的思想及其变化趋势,并探究影响这种抉择的原因和要素,力图从心态历史学的角度勾划曾国藩外交活动的主流。
认为曾国藩并非是一个“汉奸”、“卖国贼”,而是一个为维护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中“理势并审”,处理外交事务,试图卧薪尝胆但终无可奈何的爱国者。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
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
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
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
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
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
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
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
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
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
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
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
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
收稿日期:2007-11-07作者简介:杨慧婷(1984-),女,河南衡阳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
第20卷第1期2008年2月沈阳大学学报J OURNAL OF SHEN YAN G UN IV ERSIT Y Vol 120,No.1Feb.2008文章编号:100829225(2008)0120096203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杨慧婷,汪 翱(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摘 要:阐述了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指出曾国藩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关 键 词:曾国藩;外交思想;历史影响中图分类号:D 829 文献标识码:A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一方面,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不断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另一方面,国内民众饱受压迫,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来反抗清廷的腐朽统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战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使国内外危机越发严重。
身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为处理好中国同强敌之间的关系,曾国藩等人开始积极寻求顺应时局的外交策略。
受经世传统和西学潮流的影响,曾国藩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以维护清廷统治为目标,提出了“师夷智”的口号,并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在兴办洋务和办理外交的过程中,曾国藩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外交思想,对晚清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他曾说:“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
”[1]所谓“羁縻”,是指面对列强,要权且笼络、谨慎应付,尽量与之维持友好关系、营造一个和平环境,争取时间以图自强,最终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
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待夷诚信,善全和局在总结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的得失时,曾国藩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廷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
遂之外患渐深,不可收拾。
”[2]因此,曾国藩审时度势,将“信”字放在第一位,作为办理外交的基本准则,以免招致列强更多的挑衅侵略。
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
笃者,厚也。
敬者,慎也。
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
吾辈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3]诚信交往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遵守已经签署的中外条约。
鸦片战争后,中外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致使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巨大损失。
但鉴于中外实力的巨大差距,曾国藩采取了信守条约的办法。
一方面,遵守条约可以在短期内维持与中外之间的和平关系,在国力尚未强大之时,绝不能轻言战事,为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徐图自强;另一方面,信守条约还能将洋人的要求尽量控制在已有条约的范围之内,进而抑制其欲望的过度扩张。
在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和”的精神也占有重要位置。
他不仅将“和”视作办理外交的最终目的,还以“和”作为办理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
鉴于当时中国实力不济,曾国藩主张暂时委曲求全,对外实施“和戎”政策,为自强求富创造条件,待到将来具备“制夷”的条件再与之抗争。
不过,求和并不代表一味退让或投降。
曾国藩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是“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当时客观环境之下的无奈选择。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还是主张采取积极措施维护国家权利。
2.师夷之智,徐图自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曾国藩亲眼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如何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中国横行无忌。
作为一位民族意识强烈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希望中国也能拥有坚船利炮,因此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图强国御侮。
弱国无外交,要想有效制夷,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
“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
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
”[4]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带头发起了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曾国藩的自强之策的实施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
1861年初,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军械所,并开始利用国内的设备仿制西式枪炮。
当他发现军械所的设备多数陈旧落后时,还特地派人从国外购买了一批“制器之器”,使国内的军工企业在几年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
但长期的洋务实践也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洋人的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若不遍览久习,即使能购买到机器,也无法洞彻其本源。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急需一批懂外语的翻译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
于是,曾国藩又同李鸿章等人一同上书朝廷,建议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清廷于1872年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
二、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曾国藩并非一名专业的外交官员,但却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席位。
身为“中兴第一名臣”和晚清洋务运动的先驱,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不仅参与了多项外交事务的重大决策,还亲自处理了一部分涉外案件。
他的外交思想对晚清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对清廷外交决策的影响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的众多官员在对待洋人态度方面分歧很大,每当面临重大涉外事件的时候更是如此,常令清廷决策者难以抉择。
在众说纷纭的状况中,曾国藩的外交策略却屡被采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高统治者的外交决策。
其中较典型事例主要有:借夷兵助剿问题和阿思本舰队事件等。
(1)借夷兵助剿问题。
1860年9月,法国专使葛罗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承诺“该国所有停泊各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5];同年11月,俄使伊格那提耶夫面见恭亲王奕 ,建议其“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太平军)”[6]。
清廷曾就借师会剿一事征求过封疆大臣的意见。
宁绍道台的张景渠为尽快挫败太平军,比较赞成向英法侵略军借兵助剿,其他许多官员也都持相同观点。
曾国藩却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反复上书朝廷,强调只可借夷兵助守,万不能借夷兵助剿。
他指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
因此,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7]。
在曾国藩等人的一再劝谏下,咸丰朝廷最终还是没有将借夷兵助剿之事付诸实行。
(2)阿思本舰队事件。
为迅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1861年清廷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并将此事委托给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代办。
李泰国接令后不仅购买了8艘英国舰船,还招募了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并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
1863年1月,在清政府尚未许可的情况下,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十三条》,并签订了《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章程》。
按照条约规定,阿思本不仅成了舰队司令,而且成了清政府的海军总司令,所有海军官兵的任用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曾国藩和奕 等人得知此事后,坚决表示反对。
曾国藩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8]。
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7]。
清政府最终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解散了阿思本舰队,将英国军舰、水手悉数退回;要求英国归还中国预付的船款,已经发派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国方面支付,额外赏给阿思本一万两白银;撤消李泰国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
2.对晚清外交名臣的影响曾国藩是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变局时崛起的著名人物,他一生以立德、立功、立言的非凡实践而闻名于世。
对于晚清时期继曾国藩而起的许多外交名臣,如: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等人而言,其外交思想的影响尤其深刻。
(1)曾国藩的“诚信和戎”之道被晚清外交名臣奉为信条。
李鸿章曾经说过:“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
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也都奉行“诚信”“笃敬”的外交原则,尽量维持中西和平状态,避免战事冲突。
在暂时遵守已有条约这一点上,李鸿章等人的看法与曾国藩也极为相似,例如李鸿章和郭嵩焘都对不平等条约抱有长期维持的意见。
郭嵩焘认为,“条约所载,皆奉谕旨允行,如有抗违,即是违旨”。
曾纪泽和薛福成虽然怀有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决心,主张改订《南京条约》以来的一切中外和约,但仍未79第1期 杨慧婷等: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完全脱离“诚信和戎”的思想框架。
(2)曾国藩的“自强求富”思想也被后世外交名臣广为延用。
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徒,李鸿章是“自强求富”思想的坚定执行者。
他先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练兵训武;继而创建北洋海军,开办矿务、交通、通讯、纺织等,加强国防力量,裨益国计民生。
郭嵩焘、薛福成和曾纪泽在解决晚清外交困境的根本问题上,也沿袭了曾国藩“自强求富”思想。
他们认识到,只有“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方可“立国千年而不敝”;至于如何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他们又提出了各自具体的看法。
郭嵩焘主张大力开展与外洋通商,利用外力发展国内工商业,促我自强,从而顺利打破不平等条约体系。
薛福成也认为,中国自强之道是以求富为前提的,在加强防务的同时,更应竭力发展工商业,增强国力。
而曾纪泽却主张积极全面地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上的制船造炮、经济上的发展工商业、政治上的议会制度以及外交上的国际公法,等等,以“自强求富”。
三、结 语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与晚清时代背景相结合的产物。
曾国藩所处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民众反抗不断,西方列强又侵略不止,致使清廷的统治风雨飘摇。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将孔子的“忠信笃敬”作为待夷之道。
其目的在于保全和局,徐图自强。
与此同时,曾国藩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励精图治,大力培养新型人才,开办新式工业,筹建新式海军,希望借此来提高中国的国力。
在处理涉外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还发现,侵略中国的列强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内部也有矛盾,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力衰弱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保全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
但鉴于列强实力强大,在运用外交手段的同时,对于西方列强的长处,则进行学习,以达到“师夷智以制夷”的目的。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为推动当时的洋务运动,谋求国内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洋务运动开展期间,清政府派出大批学生出国学习,这也与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
而且这批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学有所成,也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贡献了各自的力量。
参考文献:[1]曾国藩全集・书札[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1255.[2]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5:6998.[3]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M].长沙:岳麓书社,1985:65.[4]袁南生.众说纷纭的外交人物———曾国藩[J].湘潮,2006(3):43.[5]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42.[6]文庆,贾桢,宝 ,等.筹办夷务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9.[7]徐泰来.曾国藩在近代洋务与外交中的作用[J].曾国藩学刊,1994(1):44.[8]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177.Historical Influence of Z eng G uofan’s Diplom atic ThoughtYA N G Huiti ng,W A N G A o(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Culture,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411105,China)Abstract:The core of Zeng Guofan’s diplomatic thought———loose control———is explained.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his diplomatic thought is proved.The far2reaching influence that has in China’s modern diplomatic history is pointed out.K ey w ords:Zeng Guofan;diplomatic thought;historical influence【责任编辑 黄桂柏】89沈 阳 大 学 学 报 第2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