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VS《国富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对立与统一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两个影响力贯穿数个世纪的伟大名字。
一个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另一个则是现代经济学鼻祖和自由主义哲学家，被誉为“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两人的代表作——《资本论》和《国富论》，被分别视为社资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学宪（敏感）章。
尽管表面上看他们二人尖锐对立，但两人的许多理论却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商品价值二重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规律论、货币的起源等。
当然，从时间上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是马克思借用了不少斯密的成果（《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资本论》发表于1867年）。
但这不是重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二人矛盾的焦点在哪。
斯密认为，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可分解为以下三个部分——地租、劳动（工资）、利润，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可被这三个部分完全覆盖，少数特殊商品的价格则只含有这3个要素中的2个或1个。
而马克思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此处价值自然指交换价值）。
”认为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会超出其支付给生产商品的工人的工资，是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劳动所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而这个剥削所得就是“剩余价值”——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
马克思认为，之所以斯密这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会得出商品价格应由劳动所得和利润构成的错误观念，是因为人们通常误认为资本家通过支付工人工资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工人已经公平地得到了自己的酬劳。
但事实上，资本家购买的并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资产阶级在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之后，实际上使得工人成为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机器、矿山、工厂——的奴隶，可以强迫工人付出比其工资所得多得多的劳动量。
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绝对贫困”，被看不见的锁链栓在资本主义链条上。
以上内容，相信对于在中国略略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来说都只不过是基本的复习而已。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其实这种质疑声从资本论问世起从未间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证实法，援引了大量的数据和事例来证明剩余价值理论的无可辩驳——事实上，无论是17-19世纪贫民窟涌动的欧美，还是时至现代中国南部沿海随处可见的“血汗工厂”，无不雄辩地证明了剩余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举再多的例子也无法说服所有质疑者（否则哥德巴赫猜想就不是猜想而是定理了），因此有人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证伪法。
只要能举出一个反例，可以证明生产资料在不经过劳动的情况下也能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就说明斯密战胜了马克思——显然，我们一个反例也举不出来。
这足以证明劳动是使商品产生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完全凝结于劳动中，与资本毫无关系。
那么这是否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就天衣无缝了呢？也不是。
马克思的主要问题在于预言能力，这一点上他完败于斯密。
马恩二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将被取消，“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份，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
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无论过去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没有存在的可能，即使是公认最为极端的共产国家（例如朝鲜），也从来没有取消货币的打算。
他还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和德国产生，然而时至今日英国和德国仍然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是他看不上眼的俄国佬搞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苏维埃国家（虽然最后失败了）。
而斯密与马克思正好相反，他至今仍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奉若神明，他的不少理论——例如“四项赋税原则”迄今仍主导着欧美国家的财政政策。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理论上存在严重缺陷的斯密可以一直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言人，而马克思却“走远了”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玩味。
我粗略总结了马克思的三个理论硬伤，权当抛砖引玉。
首先，马克思虽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家利用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实质，但对于解除这种剥削之后的产品分配方式却含混不清。
因此，如前文所述，他只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强度”继而来衡量“劳动所得”，而采用这一政策之后最出名的后果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所有人都吃大锅饭，社会经济极度萧条。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硬伤：一个优秀画家、一个普通画家和一个蹩脚的绘画爱好者分别花了1个月的时间竭尽全力作了一幅画，然后将他们的这幅劳动所得拿去拍卖，优秀画家的画卖出了10000元，普通画家的画卖出了100元，而蹩脚画家的画则无人问津——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结果，在古往今来任何“正常”的社会，都会是这样的结果，可是在马克思创建的马式社会主义国家中，结果却是——三个人会拿到同样的报酬！滑稽吧？然后则是被人诟病已久的仅仅依据占有财富的多少将人割裂对立成不同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确实极度酷爱阶级斗争，翻阅他的著作，见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阶级”，可是这一纯粹依靠阶级属性来划分人的做法造成了多少悲剧！更何况，它本来就毫无科学性可言。
仍然拿刚才所举得画家例子来说明：三个人以同样的速度工作了2年，优秀画家挣了24万元，普通画家挣了2400元，而蹩脚画家则没挣到1分钱，只能靠吃闲饭和救济度日。
普通画家的收入除了维持他的温饱，还能让他享受到不错的公共服务，于是他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
而那位优秀画家，在勤奋工作了2年后，决定开一个画廊，专门为画家们作展览，于是，他雇用了一批职员——管理的、看门的、扫地的……可惜，他越过了马克思的雷池，成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马克思将领导千千万万无产阶级推翻他的画廊以“解放”被他雇用的职员，而那位蹩脚画家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最革命、最进步的无产者，他将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滑稽乎？悲哀乎？（事实上，马克思其实是很想将“财富”和“资本”的关系理理顺的，但最终这个问题把他自己都给绕了进去，这只能说明他的理论存在硬伤。
）最后，马克思过于崇尚暴力革命论，认为暴力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唯一途径。
我甚至怀疑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是始于马氏的。
于是在老马的理论指导下，一出出举世闻名的人间惨剧不断上映（此处省去敏感内容10000字）。
而这种暴力革命论结合“生产资料公有”所助产出的“社会主义”，又极易滑向极权统治的深渊，因为独裁的执政集团可以在堂皇的外衣下将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据为己有（参见朝鲜、红色高棉等）。
后来，恩格斯多少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无产阶级应积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进行合法斗争”，认为渐进式的改良还是可行的，总算为老马的理论留了一点余地。
那么，马克思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真的就无路可走了吗？也不尽然。
现在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北欧已经给出了答案——通过高赋税和严格的劳动法规将剩余价值降到最低，而将无偿提供的公共服务提到最高，同时彻底断绝大资本垄断某一行业的现象；将关系重大的公共行业运作大部分收归国有，同时通过高度的言论自由、高度的政治民（敏感）主严厉控制政（敏感）府行为，以防止政（敏感）府谋取私利；与此同时，保持并强化市场作用，市场自然会让那3位画家各得其所，蹩脚的那位也不用着急，国家机器自然会让你吃穿不愁——到头来，还是斯密先生救了你一命啊！一、《国富论》――资产阶级学者对社会财富源泉的探讨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问题，首先要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带给思想界的影响谈起。
而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领域，国富论的作用的地位可谓是首屈一指。
所以，认识马克思主义，先从这国富论说起更为便利。
《国富论》，是18世纪资产阶级学者亚当·史密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给社会财富的增加开启了道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和作用的经典论述。
它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
要了解《国富论》，首先要对当时的工业革命有大致的了解。
工业革命最先发生于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大约延绵百年之久。
格斯开尔曾说：“工业革命是旧时代的工业，因蒸汽机与纺织机器的发明而转换为新时代的革命。
”18世纪中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由于海外贸易的急速发展，商品的需要大增，开始从家庭手工业转变为手工业工厂制度，于是有了采用机器的必要和可能。
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取得专利权，历史上以此为工业革命开始的里程碑；但他与实业家蒲尔顿把它制造发售，还是经过一段艰苦奋斗后的1781年。
继而，他又制传力机，把发动力由皮带的牵动分布出去。
1785年，纺织业开始采用蒸汽机械以代水力，从此不必再在山溪之间设厂。
为了采购原料、运销产品、雇佣工人的方便，工厂集中到了交通便利的都市，近代的工厂制度至此成型，都市化随之发展，家庭手工业归于淘汰。
机器发达，引起煤铁需要的激增。
煤含有硫化物，铸出的铁质地太脆，经不起锤打。
1709年，达培发明把煤炼成焦煤，炼铁才无困难。
原来炼铁所用风箱是由水力带动的，1790年，瓦特的蒸汽机采作风箱的动力，能节省燃料70%。
1784年，柯尔特发明用辗轴代替旧有迟笨的打铁锤。
瓦特又于1793年发明一分钟能打300次的蒸汽锤，提高了锻铁的能力。
1855年，白塞满发明从下部透入空气，能够把铁直接从熔矿炉里变成钢，西门与马丁于1864年发明开炉法，以蓄热式的平炉造成钢铁，于是改良了钢铁的质地。
陶白曾说：“18世纪中叶以后蒸汽机与纺织机器的发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叶白塞满以后制造钢铁的发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形成了怎样的一个社会呢？似可借用恩格斯在其所著《共产主义原则》里的一段话：“工业革命，在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厂的一切地方，都使资产阶级的财富与权力扩展到最高度，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
……它压倒了原来的支配阶级即贵族、基尔特市民及代表这两者的专制君主。
……资产阶级剥夺了贵族与基尔特市民的特区以后所形成的状态，就是自由竟争。
换句话说，就是各人都有自由经营其所喜欢的产业部门的权利，各人除了必要的资本不充足之外，不容任何人妨碍其经营事业。
……资产阶级在政治形态上，也自己宣言是第一阶级，正如他们在社会上登上第一阶级一样。
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采用代议制度，以在法律面前实行市民的平等，即以在法律上承认自由竞争这件事为基础，而在欧洲各国是以君主立宪的形态出现，这些君主立宪国中，只让握有一定资本的人，才能做选举人，选出议员，利用否认租税的权利，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亚西布雷也曾说：“工厂制度的成立，含有工业界大资本的出现与资本所有者或使用者获得生产与分配全过程的统制之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