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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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作者: 杨宇冠 孙军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证据科学
页码: 645-656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6期
主题词: 刑事诉讼 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 我国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6条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
表述。
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部分。
本文梳理了英
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要求,并
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探讨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引入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等重要问题。
“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摘要】证明标准问题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学中的热点,长期以来,学界也是对其争论不休,形成了诸多观点,其中影响较大就是“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这两种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写入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标准,这无疑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大改革。
本文将通过阐述“排除合理怀疑”的存在意义及其与“结论唯一”的关系,探究新刑诉法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唯一;双层次证明体系新《刑事诉讼法》带来刑事诉讼法领域诸多改革,其中,新刑诉法第53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这似乎把我国的证明标准确定为“排除合理怀疑”,平息了学术上关于证明标准的争论。
但是笔者却不这样认为。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只出现在新刑诉法第53条第二款第三项中,并没有以独立条款的形式出现;其次,旧刑诉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把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确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新刑诉法在第195条有着同样的规定,这说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仍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所以,“排除合理怀疑”只能作为刑事证明的辅助标准,它被写入新刑诉法,并不意味着其它证明标准不再被适用。
一、证明标准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何为“证明标准”?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如何使证据确信而必须达到的状态。
主要的证明标准有:排除合理怀疑(只用于刑事案件)、清楚和说服力的证据、优势证据。
”①。
根据陈光中先生的理论,证明标准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刑事诉讼的定罪量刑要达到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错案的发生;第二,在必要的情况下适度降低定罪标准,以适当满足司法的现实需要。
”②正如前文所说,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作案事实的各个主要方面均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认定被告人作案。
这要求证据具有完整性,达到一定的证据规格,刑事案件事实认定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逐渐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该标准要求在一些刑事案件中,由于客观原因无法达到证据的完整性要求,在法官依据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要求案件中的疑点和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排除,综合全案在被告人是否作案以及是否有被告人以外的人作案等关键问题上排除合理的、有根据的怀疑。
如果存在合理的怀疑,则必须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不能合理解释和排除疑点、矛盾的,就应当认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案件存疑而不能认定。
如果案件由于客观原因证据上有所缺失,不能达到证据完整性的要求,且案件中的疑点和矛盾均不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和排除,则不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对动机和时间和工具的判断,疑点和矛盾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和排除,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能够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本案遂作出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能够成立的认定。
我国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新规定(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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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ay 2021《齐齐哈#$学学&》('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 Soc Sci )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确立及实践王金良(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266237 )摘要:“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伴随着陪审团制度的发展而逐步确立,同时受到宗教道德神学、近代哲学认识论以及庭审模式变革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尽管该证明标准在普通法系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对其 是否应进行解释以及如何解释一直存有争论。
我国于2012年将该标准写入刑事诉讼法,为了保证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正确适用,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应采取提供指导案例、提升法官职业素质、 提高证人的出庭率等措施,以保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我国行稳致远。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确立;适用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 2021 )05-0098-04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Standard 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WANG Jin-liang(School of Law , Shandong University , Qingdao Shandong 266237, China )Abstract : The standard of proof "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ury sys-te , hich as influenced by any factors such as religious oral theology odern philosophical episte ology , and the refor of trialode. 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has a long history in co on la countries , there are al ays debates on hether and ho to inter pret it. In 2012, this standard as ritten into the ri inal Procedure La in hina. In order to ensure its correct application in hina 鸳s crmiinal judicial practice ,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 and miprove the judicial credibility ,藻 should publishguiding cases ,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judges , improve the attendance rate of witnesses and other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standard of proof "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ill b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n our country.Key words :exclude reasonable doubt;establishment of the standard ;applicable随着我国严格司法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排除合理怀 疑”这一证明标准伴随着陪审团制度的发展而逐步确立,于 2012年增添进刑事诉讼法”回溯之确立的历史,尤其是其产生的依据和背景十分必要,法律移植尤其如此”如果不了 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背景,置制度设计之初的目的不顾,仅吸收表面之光鲜,效果往往不尽人意” 11以保证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正确适用,真正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 明标准落到实处”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确立有学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说法起源于1700年,而且 一开始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的死刑案件121;也有学者称早在 1770年“波士顿大屠杀”的审判中就使用了“排除合理怀疑” 一词”31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在受到了不同时期思想和制度影响后,并经过漫长的司法过程逐渐演变而成”(一)宗教道德神学的影响在陪审制确立之前,对于没有人愿意承担宣誓后的裁判 责任,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控,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作证,也没有人愿意作出供述的案件,即采用“神判法””神明裁判中 最为重要的是,它能让人类免于承担审判的道德责任”神明 裁判试探上帝迈出了判决被告有罪这一令人惊颤的步伐,从而使得人类幸免战战兢兢裁判同类的义务J 41这种裁判模式 的出现避免了人类审判同类现象的出现。
2016年第10期本文DOI:10.16675/14-1065/f.2016.10.086论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龙振彪摘要:在刑事诉讼实践领域,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运用逐渐渗透,虽然实践中其并不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名义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其基本的原理已影响法官的思维方式,本文将会结合实习期间所接触的案例分析法官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该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键词:合理怀疑;标准;可能性文章编号:1004-7026(2016)10-0117-02中国图书分类号:D925.2文献标志码:A(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06)1“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基本含义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体现无罪推定理念。
英美法系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排除合理怀疑”主要为以下观点。
1.1将排除合理怀疑确认为道德确信在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发现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上,陪审员必须具备清晰的认识才能保证标准的不偏差作用。
一是对认知论的全面理解,包括绝对的可知论和相对的经验论,前者即普通的数字识别,后者为经过经验才获取的不充分认知;二是不充分认知就算不可绝对化,但是证据链的不断补充是完善手段。
十九世纪末期英美学者把通过证据补充的相对经验产生的最可靠确定性确认为道德确信,即相当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1.2将排除合理怀疑解释为很高的可能性英国的陪审团理论坚持相对的经验论,认为证明标准只能达到相对确定,审判里面体现的是相对的法律真实,非绝对的客观真实。
因此,为了赋予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更强的适用性,英国大法官通过判例确立了新的排除标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而不是形成内心确信。
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对所有事无巨细的捕风捉影均予以剔除,否则该种虚假的可能性有可能会被过度使用而妨碍司法过程本身。
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对怀疑的可能性本身形成一定的支撑,而仅仅是纯粹的概率可能性,则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从理想到现实 对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认识董 薇 四川大学法学院摘 要 刑事证明标准问题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问题,它是连接刑事法律规定与具体的犯罪事实的桥梁。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在刑事证明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了解此制度,并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对充实和丰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 借鉴 优势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西方的出现和确立当证明活动的结果状态达致证明标准的要求时,在法律上即视该事实为真实 。
对于证明标准两大法系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英美法系表述为 排除合法怀疑 ,大陆法系一般表述为 高度盖然性 。
而我国则采用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来表述。
各个国家对证明标准的不同规定,反映了其对犯罪的认识方式和证明手段的不同。
在 排除合理怀疑 出现之前,基于无罪推定的理论,合法的有罪判决必须是法官确定刑事被告人是有罪的。
这个绝对的标准随着人们对人的认知能力与事物本身之间的距离的认识的深化,而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随即就出现了 道德上的确定性 一词,这个词的出现倒不是因为证明标准与道德或伦理有什么关系,但这个概念的提出使裁判者们意识到,判决有罪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确定被告人所犯的罪行,进而导致 排除合理怀疑 一词的出现。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全面性肯定,直到1970年W i n s h i p案才得到确立。
在此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 超越合理怀疑 原则对于适用刑法时,能够获得社会的尊敬与信赖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证明门槛可以让民众相信:除非法院有极强的自信,否则政府不会判决任何人有罪。
从此确立了 排除合理怀疑 在美国法上的宪法地位。
二、排除合理怀疑与其他证明标准的区别因为在美国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因此美国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对陪审团的说服责任。
美国法将这种说服责任分为三大门槛,即排除合理怀疑,简明证明和优势证据。
优势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其意为只要待证事项为真的可能性高于待证事实不成立的可能性,即为满足优势证据的要求。
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
”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
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
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
”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
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
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
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
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
“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
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
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
徐文静 201300640094 法学一班张其山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及其适用问题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首次将西方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明确规定于法律,将其作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一种解释和界定,作为有罪判决的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形成有其特定的价值基础和认识论基础,代表着立法规范重点的转移,即改变过去一味强调“客观”真实,开始着眼于主观判断过程,为法官提供更现实的引导。
关键词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正文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增加规定了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引人注目的是,这里引入了英美的“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
全国人大法工委强调,使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排除合理怀疑”的关键部分是“合理怀疑”,解释了“合理怀疑”实际上也已解决了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的问题。
所以,英美法系的法学界着重对“合理怀疑”进行讨论。
尽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或“合理怀疑”是否需要进行定义或解释等问题,英美法国家的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只简单的对其进行定义,即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一个理智正常的人,以审慎的态度,进行认真分析判断后得出的结论。
如果对认定的事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这种合情理性推断即可成立。
否则,会犯“推不出来”的逻辑错误。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与无罪推定紧密相联。
依照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应当有权被推定无罪,除非经公正审判并被依法证实有罪。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虽然“排除合理怀疑”含义中并没有无罪推定的直接表达,但它实际含有这样的观点:被告人不得被认定有罪,除非所有的合理怀疑已经被排除。
刑事证明标准中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具体内容是什么刑事证明标准中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具体内容是什么carebillie12级分类:理工学科被浏览973次2013.06.26最好能有案例只有理论也可以越详细越好谢谢了ruben0546采纳率:51%10级2013.06.272004年11月19日凌晨2时许,本市某厂值班室的红外线报警器突然报警,保安人员进入厂办公楼,发现办公楼北侧一层的铝合金窗户被打开。
经逐层察看,发现三楼总经理办公室被撬,屋内物品被翻乱。
后保安人员在四楼楼顶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戴某躲在角落,但两人身边没有赃物和作案工具。
经查找,在两名嫌疑人楼顶所处位置的下方发现散落的被盗现金和手机。
因该厂保安人员缺乏法制意识,未及时报案。
第二天早上民警接报案赶至现场时,被盗的办公室现场已被保安人员破坏,无法提取指纹、足迹,现场一把可疑的改锥也被保安人员触摸过,已经无法提取指纹;散落的赃物也被保安人员收集起来。
两名嫌疑人始终拒不承认其实施了盗窃行为。
在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本案没有直接证据,且两名犯罪嫌疑人拒不承认犯罪事实,但报警器响后保安在短时间内封锁了被盗办公楼,并在四楼发现犯罪嫌疑人,基本可以排除他人作案可能;同时, 在犯罪嫌疑人楼顶所在位置的楼下发现被盗物品,且在一二层之间的电线上发现一张纸币,可以证明被盗物品是从高处扔下的;两名嫌疑人供述互相矛盾,且其辩解与常理不符,可以证明其辩解是站不住脚的;本案证人证言相互一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所以,本案的间接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盗窃行为。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缺乏证明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两名犯罪嫌疑人始终拒不承认犯罪事实,并且缺乏相关的痕迹鉴定。
本案的间接证据只能证明发生了财物被盗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是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盗窃行为,犯罪事实与嫌疑人之间缺少关联性的证据。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樊崇义张中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
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
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
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
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
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
”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
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
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
”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
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
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
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
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
“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
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
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
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
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
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
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
上的混乱”。
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
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