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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特点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独特的特点和意义。
下面将分别从不同方面对这三种类型的文学进行论述。
寻根文学是指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探索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
该文学形式突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和思考。
寻根文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寻根文学尝试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自信。
其次，寻根文学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掘，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和思想的重新诠释，提出寻根创作的新思路和创作方法。
此外，寻根文学也表达了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丧失和忧虑，倡导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每一种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影响。
文学关注社会问题，追求真实和批判性；寻根文学回归传统文化，追求文化自信；先锋文学追求前卫和创新，挑战传统文学形式。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面貌，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寻根文学代表作
寻根文学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等为内容的文学流派，代表作有：
1.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古典小说，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2. 《水浒传》：中国古典小说，是宋代作家施耐庵的杰作，讲述了108位梁山好汉的英雄事迹。
3. 《西游记》：中国古典小说，是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等神仙伴随唐僧去西天观音莲取真经的故事。
4. 《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是清代作家曹雪芹的代表作，讲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人在湘西豪门家庭里的爱情、悲剧和苦难。
5. 《三国演义》：中国古典小说，是元朝作家罗贯中的杰作，讲述了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士兵、将领们的英勇事迹。
国外寻根文学理论的研究
寻根文学理论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理论流派，它探讨了作家在创作中寻找自身根源和文化传统的问题。
虽然寻根文学理论起源于中国，但它在国外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
在国外，学者们对寻根文学理论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和评论。
他们通过对西方文学与寻根文学之间的对比和对话，扩展了对寻根文学理论的理解。
一些研究聚焦于寻根文学理论对于少数族裔文学和移民文学的应用，探讨了作家如何通过对自己文化背景的探索，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此外，国外研究者还从文化认同、后殖民理论以及文学流派的角度对寻根文学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他们考察了寻根文学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总之，国外学者对于寻根文学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拓展了对于该理论的理解和应用。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寻根文学理论本身，也为国际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什么是“寻根文学”一、“寻根文学”概念1983 年前后，当现代派文学的形式实验没有新的进展，小说创作处在徘徊状态中，一些作家把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
尝试以现代意识去关照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
主要代表作家：莫言、韩少功、王安忆。
二、寻根文学产生的原因1985 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
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并希望以此走向世界。
三、文化寻根小说的发展1.寻根文学可追溯至 80 年代初期的民俗风情小说。
汪曾祺《受戒》（明海、小英子）、邓友梅《那五》。
2.80 年代中期寻根小说的主题从边缘化的追求到一种自觉，真正进入寻根小说的写作。
主要作品：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王安忆《小鲍庄》，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陆文夫《美食家》，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郑义《老井》。
3.1987 年左右是文化寻根思潮转型和终结的时期。
以莫言《红高粱》、张炜《古船》为标志。
四、寻根文学的显著特点1.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2.具有现代意识。
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
3.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
五、文化寻根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1.文化批判型。
对传统文化持审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
2.文化认同型。
对传统文化持一种理解、认同、肯定的态度。
阿城《棋王》，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郑义《老井》。
3.原始生命型。
莫言《红高粱》、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如《老棒子酒馆》、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六、寻根小说的历史变革作用1.它导致了小说由以往所关注的社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变革，使小说由当代社会生活的仆从成为广阔的文化与人性领域的探索者。
关于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寻根文学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学体裁，其特点在于描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历史和风俗习惯，并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情感。
该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倾向，它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文化选择的驱动力在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社会转向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背景下，寻根文学应运而生。
那么，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民族意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因此在寻根文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常常被提及。
通过寻根文学，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
文化认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会失去和遗忘自己的文化根源。
因此，人们需要通过寻根文学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认同感。
在这个过程中，寻根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文化传承寻根文学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描写中华文化、中华传统美德等文化元素，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承。
并且，通过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可以不断地强化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文化选择的策略由于文化选择有多重影响因素，因此确定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需要下一些策略。
多元选择在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方面或一个文化元素，而需要多元化选择。
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寻根文学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清晰的价值观在确定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时，需要清晰的价值观来进行指导。
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寻根文学的创作方向，使其更符合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
明确读者群体寻根文学需要具有在特定读者群体中传播的能力，因此在制定寻根文学文化选择方案时，需要明确自己的读者群体。
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读者的需求和期望，使其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
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与山野精神摘要: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思维方式上,它们都主张向传统复归,认同民间文化;致思途径上,都采取“向后看”的视角,礼赞农业文明的闲适和平和,批判现代文明的喧嚣和躁动。
正因为此,我们在寻根文学中不仅能看到自然山水的影姿,也能感受到作家回归大地、融入山野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山野精神一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新时期之初,文学密切关注社会,参与思想解放,较之“现实”来说,“传统”还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
“反传统”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共同将启蒙这个“五四”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话题推到了文学思潮的中心地带。
人们大多以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憧憬着未来,想象着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与便利。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作家在对现代化表示由衷赞赏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前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既具体又实在,但面对现代化已经显露出来的理性膨胀和人性危机,又对此产生一种警惕、排斥心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语境下,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举起“寻根文学”大旗,批判技术理性,缅怀农业文明宁静、平和的生活方式,试图在乡土、山野中寻找一种精神安慰。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现代化的国家,寻根作家更多的是理性上主张现代化,情感上依恋传统,不与现代化正面冲突,而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寄托他们的理想。
寻根作家的复杂心态可以从罗兰·巴特那里得到说明。
生活在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巴黎,呼吸着后现代气息的罗兰·巴特说,他很向往这样一种写作氛围———“在远离城市的村庄,在听不到城市一切喧嚣的地方,在昏暗的油灯下,让神思在心灵与宇宙之间自由地穿梭”。
其实,从韩少功、阿城、郑义等人把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开掘并希图从中寻求一种价值支撑之时起,寻根文学就与国内正在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期而遇,并迅速达成默契。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向“传统”复归,在过去与当下的比较中礼赞过去牧歌式的理想生活。
寻根作家认为“规范文化”之根大都已经枯死,文学之根应深植在那些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远村、山寨里,这些“不规范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
从李杭育对“最后一个渔佬儿”充满深情的抒写来看,他在为吴越民间文化吟唱挽歌的同时,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以天人和谐为生存准则的农业文明。
《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主人公施耀鑫、福奎对现代文明的看法可谓典型,“照着钟点上班下班,螺蛳壳里做道场。
哪比得上打鱼自由自在。
”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传统农业文明保持了固有的自信与镇定。
然而,自信与镇定的同时,李杭育也表现出不安与彷徨,施耀鑫平静地躺在床上,让自家的小洋楼立了起来,福奎也不无羡慕地看着对岸的灯光,不由自主地慨叹城里那帮照着钟点干活的孱头还真有点能耐”。
不过,短暂的认同过后,施耀鑫虽承认小洋楼既时髦又实惠,临走之前仍不忘朝它吐一口唾沫,福奎则更顽固,即使穷得连裤头也要从相好那里拿,仍坚持打渔持家的生活方式。
就这样,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氛围中。
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分析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时说:“日尔曼及东欧的反现代化思想家一致地认为中古时代为社会理想状态的范式,也一致地仇视于社会实际所朝向的改变方向———布尔乔亚文化。
就在其运用中古与乡民社会为社会至善的试金石这一点上,我首次见出将反现代化者对现代化反应的性质在概念上加以体系化的方式。
”[1]91与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中古时代”作为社会理想典范一样,寻根作家在作品中也有意无意地将传统不规范文化及乡土社会加以美化,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没有对社会变革持“仇视”态度,而是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与惆怅情绪。
寻根作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韩少功,在其寻根宣言《文学的根》中曾信誓旦旦地提议:“释放现代观念的热情,来自铸和镀亮民族自我”。
在《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中又说,“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
要对地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
”这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论颇有相似之处。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的是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说明现代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在传统中早已包含,现代化不过是传统的“转化”而已。
当韩少功带着“重造”传统的寻根理想进行创作时,却遇到了寻根文学的一个“死结”:传统之“根”并非想象中美好,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传统根系甚至是很丑陋、很猥琐。
既然传统之根已经腐朽,“重造”、“镀亮”初衷就失去了价值依托。
于是,韩少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境地,《爸爸爸》中,无论是作为“原始楚文化”传承人的丙崽,还是作为“现代文明”代表人的仁宝,都令人极度失望。
在韩少功笔下,丙崽成了一个怪物,有人称其为“封建原始愚昧生活方式的象征”,有人称其为“民族劣根性的活化石”。
在这样一个被鸡头寨人奉为神明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愚昧、蛮荒、保守、僵化,全然没有楚文化的自强不息、古道热肠。
另一个反对保守、倡导维新,“穿皮鞋壳子”、“行帽檐礼”的走出鸡头寨见过世面的人物———仁宝,也不过是一个淫邪、浮浪、怯弱、卑劣的无赖之徒,他虽然打破了鸡头寨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固执封闭、陈旧保守,却又陷入更为人们不齿的贪婪淫恶、矫饰浮浪。
可以说,丙崽式的传统文化不能给人们带来希望,仁宝式的现代文明也不能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接下来的《女女女》中,韩少功延续了这一困惑,一生勤俭助人克己奉公的幺姑,到了晚年突然变得自私贪婪,就连她的身体也在萎缩颓败下去,将要变成一条鱼,幺姑的蜕变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人类正在向原始形态的复归。
联系韩少功在一篇题为《海念》的散文里的一段话,“人是从海里爬上岸的鱼,迟早应该回到海里去。
”我们可以将幺姑的“返祖归鱼”行为看作是现代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一次“想象”———既然未来让人们看不见拯救希望,不如去集体缅怀过去的传统文明。
显然,《女女女》中,韩少功的精神困惑消除了不少,虚无的情绪有所节制,但文化保守主义气息却渐趋浓厚。
在他后来的一系列随笔、散文中,这种向传统复归的保守主义倾向愈加直白,他赞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论断,“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古老沉睡的东方文明有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下隐而复出,光照整个地球”;他推崇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认为他们都是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尽管发表了一些反现代化的言论,颇有落伍者之嫌,“却仍然是日本精神现代化的一部分,是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
从汤因比到川端康成、东山魁夷,韩少功一再表现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赞美20世纪30年代,作家沈从文多次表白自己是“乡下人”,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他带着一种文化守成心态,创作了《边城》、《月下小景》等原野牧歌式作品。
无独有偶,同为湖南老乡的韩少功也喜欢说:“我是个乡下人”。
在他看来,乡村才是生命之所在,是文学根系发达的地方,他甚至还不无偏见地说,乡村才是丰富多彩的,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多少有点缺乏个性”,如果说乡村是天然杂陈、人文荟萃的渊薮,那么城市是什么呢?他不无调侃地说:“那只是从太阳那金灿灿的肛门里排出的一堆晒出硬壳的粪便。
”[2]较之韩少功小说价值观念的模糊游弋,他散文的保守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外露。
二寻根文学与山野精神除了价值标准的趋同之外,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在对“民间”的认同上也是一拍即合,它们都认为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传统文明几乎丧失殆尽,遗留下来的部分也主要保存民间。
现代文明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传统文明则是俚语、笑料、性爱方式、风俗习惯……要追寻传统,民间是一个不应忽视也不容忽视的资源宝库。
寻根作家李杭育在把文化截然二分为范与不规范之后,公然指出“规范文化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
就具体的创作文本来看,贾平凹之于商州文化,韩少功之于湘楚文化,莫言之于高密文化,张炜之于胶东文化,张承志之于伊斯兰教文化,郑义之于晋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地域文化的眷恋。
谈及“红高粱系列”,莫言在创作谈中曾说:“小说就是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
”在致张志忠的信里他又解释说,“所谓小说带着淡淡的乡愁寻找失落的家园或精神故乡之说,并不是我的发明,好像一个哲学家说哲学如是。
我不过挺受感触,便移植过来了,此种说法貌似深刻,但含义其实十分模糊。
说穿了,文学是一种情绪,一种忧伤的情绪,向过去看,到童年里去寻找……”莫言以一种忧伤的情绪向过去看,向高密东北乡这片长满高粱的土地寻觅,在莫言的笔下,乡民的强悍、民风的朴实、高粱地的殷红、“我爷爷”、“我奶奶”的自由不拘等这些原初文化跃然纸上。
可以这样说,对生命强力的追寻,对乡民自然本性的描写,是莫言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民间”追求,艾恺说:“对乡村社会、乡民和中世纪(常常包括宗教在内)等的加以提升和歌颂,在浪漫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几乎是无处不见的主题。
”[1]91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乡村社会因为其偏远落后,反倒能更多地保留一种原始、纯真的文化生态,因而对于乡村社会、农业文明的歌颂往往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心话题。
在寻根作家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中,我们看到,大地、田园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诗性意象,大地、田园等民间质素在小说中交互出现,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强大支持。
张炜曾说,“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土地是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
”“世界上究竟有哪里可以与土地比拟?这里处于大地的中央,这里与母亲心理上的距离最近。
在这里,你尽可以诉说昨日的流浪……同样只是大地母亲平等照料的孩子,饮用同样的乳汁,散发着相似的奶腥。
”[3]张炜于1992年推出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有关“大地”的诗篇。
小村里发生的故事是大地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是大地上的人物。
当小村的人们从“传说”中走来并落脚于此地时,他们就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土地上生长出的地瓜,成为村民们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村民的劳作与喘息、奔跑与停止所寻求的就是“地瓜”对于人们的滋养。
年轻人被地瓜激起的力量无处发泄,便在夜晚的街道和田野里自由自在地奔跑、嬉戏,结婚的男人和女人便在黑夜的炕上无休止地撕咬,痛苦与兴奋使他们精神饱满。
正是如此,夜晚的大地神秘而优美,有着一种奇特的美,令人激动,让人痴迷。
小说中,大量类似“昏沉沉的大地啊,铅一样的大地啊,像吃了长睡不醒的药一样的大地啊”这样的排比句式将山野诗意渲染得浓郁而美妙。
大地不仅供给村民们衣食住房,而且与他们交互感应,提供庇护和福祗。
“那个秋天,红色的地瓜一堆堆掘出,摆在泥土上,谁都能看出它们像熊熊燃着的炭火。
人们像要熔化成一条火烫的河流,冲撞涤荡到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