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中华儒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一、20世纪以来中华儒学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讲挑战，就是要看这个百年的儒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冲突，在这下面来成长、来发展的。20世纪的中华儒学的发展，它是经历了四次的挑战和面对了四次的挑战。

（一）清末到民初政教改革对儒学的挑战

第一次就是清末到民初的这个政教的改革。因为知道这个1901年，这个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就是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个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么在这样一个倡导下，老的儒学就慢慢衰微了，这里讲的老的儒学，就是儒学第一个意思就是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这种儒学学校就式微了，就是全国开始大办这种新型的学堂，所以这个举措它就是对科举制度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挑战。

那么到了1905年，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清朝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因为知道这个科举制度对于儒家的这个生存来讲，是带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说在前现代的这个中华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它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第一个基础就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那么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王朝的统治的这种推行。

第二就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是作为文官这个考试制度的主要的科目。

那么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几千年来，中华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这种乡治的这种制度。那看晚清的战略改革从科举制度上，对这个儒家的这个生存可以说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1905年以后，虽然这个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就是在所有的学校保留经学，保留经学的课程。那么要求学校要继续在这个孔诞日，要能够祀孔，就是祭祀孔子。那么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

辛亥革命以后，在这个蔡元培这个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那这样这个尊孔读经一般讲的，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遭遇到了挫折。那么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觉得儒家是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挑战，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这困境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困境。那虽然是这样，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

（二）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挑战

但是时隔不久，在这个从1915年开始，到1917、1919，看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个就是讲的第二次挑战。新文化运动它是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这启蒙就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那在这种启蒙里头，它是把传统文化做了它的一个对立面，特别是把儒家文化，儒家的这个礼教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批判的对立面。那么在当时，甚至有人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

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看就是清末到辛亥革命，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继续保留在这个伦理精神的领域的这个儒学，受到了这个第二次重大的挫折。

那也可以说，从辛亥革命这时候，对这个儒学的一种放逐，那么延续到了这个新文化运动，那么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到这个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这个运动，把这个儒学要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继续把它放逐。因此经过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儒家文化它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那么怎么样来生存，是吧？这个变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的变化里面碰到的一个大问题。

（三）文革改造乡村秩序对儒学的挑战

从政治制度到教育制度到伦理精神，儒学的放逐才刚刚开始，从康有为到梁漱溟，儒学主张层出不穷，是拯救还是变脸？清华国学院陈来教授主讲《大陆儒学一百年》，《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那么这是第二次，说这个挑战是新文化运动。

那么第三个这个重大的挑战就是革命与文革。把这个时代是整个地把它放在一起。经过了合作化，经过了人民公社，经过了文化革命，看到这种，从前叫这个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那么彻底改造了这个旧的，以宗族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乡村的秩序。因此近代有些学者就说，这个儒家所有的这样这个制度性的基础，都被斩断了，斩断了以后的儒学已经变成一个游魂了。讲到这个“游魂说”，讲的就是儒家思想在它古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近代文化的变化里面被斩断。原来的这个社会基础通通被改造过了。因此革命，当然本身它有政治的含义，但是它带来的乡村的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文革的这个过程。特别是文革中期以后的这个批林批孔的这个运动的出现，那么各种对于儒家、对孔子的这种荒诞的，那种包括政治性的批判，接踵而来，把全国人民的这个思想都搞乱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又一次更大的挑战。所以说把这个整个政治革命，跟社会改造和文革放在一起，说这是第三次对这个儒家文化的这个挑战，在20世纪里面。

（四）改革开放对儒学的挑战

那么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了。那么从1978年这个所经历的第一个十年，就是改革开放的动员期。那么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员的方面，在80年代形成了一股启蒙的思潮。这个启蒙的思潮它呼应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批判传统作为它一个主要的基调。那么到了90年代，当然就是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个功利主义的盛行，这个对整个儒家的传统，和整个中华文化的传统，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因此如果粗分，就是这个20世纪有四大挑战，四次大的挑战对于儒家文化。

那么大家就要问，说是不是20世纪经历这一百年，对儒家文化仅仅有挑战，有没有机遇？

那应该说是有一次重要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抗战胜利前后，那当然是以抗日战争这个时期为主要的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要把这个民族的这个保卫和复兴，变成第一等的事情，因此保卫民族文化，复兴弘扬民族文化，当时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文化的基调，那么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遇。在这个机遇里头，可以说儒家思想抓住了这次机遇，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发展。

二、20世纪中华儒学发展面临挑战的应对

那么第二，就是这个叫做应对和建构。就是刚才等于是分了五段，四个挑战和一个机遇，把这个历史可能分成了五个阶段。那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经历、历程和展开，也可以说是，对应着这五个阶段来展开的。

（一）第一次应对——康有为的孔教论

那么第一个阶段，或者要第一个要说的人就是康有为。那么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设想，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经有了。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把这个问题提得更突出了。那么几次他自己和通过他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法案，这个就是要立孔教为国教，定孔教为国教。

那么这个举动代表了一个什么意义呢？觉得这个是有它的一个积极的意义。这个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兴学诏书》，是吧，这个1905年这个教育宗旨到这个1912年这个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整个在这个政治和教育的这个改革对儒家的打击面前，儒家已经失去它从前所依托的，政治的教育的这个制度的基础，那他们就要在一个新的框架里头，在一个新的框架里面，找到它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设计他就想到的是宗教，就是因为在西方的这个文化的框架里面，那么也有这种把这个基督宗教这个定为国教的这种例子。因此他就想，在一个新的一个社会结构的方式里面，设计一个新的制度，使儒家在这里边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就是立孔教为国教说，可以叫康有为的孔教论，这是说他是第一个应对，这个应对也可以叫做他对儒学困境的一个宗教的应对。当然这个应对可以说失败了，因为这些法案和建议都没有通过，那么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是没有走得通的。但是也可以看作这是儒学在这个第一个环节，第一个阶段他所做的这种努力，一种想法。

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从祭孔开始，他不仅要求人们要祭孔，还要跪孔，声称中华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随着袁世凯的仓皇谢世，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儒学拯救式的应对也几乎在同一时刻再次开启。

（二）第二次应对——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了。那么新文化运动到了它的后期，那么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一种文化反思，和当时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出现。那么引起了当时一些这个优秀的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华文化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了代表的人物，那就是梁漱溟先生。那么他在1920年代初期就写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那么这本书说它是儒家文化，对儒学困境的第二次应对。那么这个应对它不是宗教式的应对，它是一个文化的应对，文化哲学的应对。他就认为，虽然在当下的中华社会，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可是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代表了人类最近的将来。那么这个最近的将来，它所指的就是一种儒家社会主义的文化，因为他所理解的这个儒家，已经里面包含了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又是包含了儒家的这种价值。所以他讲说，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特别比如说社会主义要解决劳资的这种解纷的这种关系。

近代以来整个碰到的挑战，实际上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华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挑战。是对这个宏观的，这样一个文化挑战的应对。

（三）第三次应对——一组哲学的应对

那么所以接下来看看第三个阶段，就出现了这个一组哲学的应对，这个哲学的应对它不是对特定的一个文化思潮的应对，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华的这种挑战造成的应对。其中有熊十力，有马一浮，有冯友兰，有贺麟。那熊十力，一般说把他叫做一种新易学，《周易》的易；马一浮因为他是讲六经、六艺的，所以也许可以叫做新经学；冯友兰当然是新理学，道理的理；那么贺麟当然是新心学，心就是的这个内心。那熊十力这个他是可以说，他是这个坚持这个传统的这种，这个从孟子下来的这种本心的这种哲学思想，把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这实体就是一个宇宙的实体，同时又建立了一套这个关于“翕辟成变”这样的一个宇宙论，所以他把他的宇宙论叫做“体用不二”的一种宇宙论。

马一浮他是可以说是一个固守传统文化，综合性的，把传统的经学、理学都综合的一位学者。所以他讲说，一切道术，就是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那么六艺的一个讲法就是六经了，马一浮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那么六经、六艺又统摄于一心，那么这又是一个这个古典的一种儒家心学的一种讲法。

那么冯友兰他是新理学，这是他自己定的名称。就是他要这个继承这个程朱理学的，对于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这个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这个作为这个儒家这个哲学的形上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把这个冯友兰，说他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一个现代儒家哲学。

那么至于贺麟，知道因为他是这个自己公开地声称他是宗陆王之学，那么他是讲到说“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讲了一套他的这种，也是以心学为基础的这样的这个儒家哲学。但是更重要的看到这个贺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对儒学复兴做了一个设计。那么他的口号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他说以西洋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他有一套设计。

那么以上说的这几个哲学家，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如果再考虑到梁漱溟先生，他自己后来的哲学建构不断，特别是他的哲学建构在40年代到50年代到6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在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那么这本书，可以说，它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一个现代儒家哲学的一个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