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补强规则

对口供问题的法律解析内容摘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七大证据之一。

它在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口供具有真假混杂、反复性等特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并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中的口供，确保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口供证据非法口供口供补强沉默权从2000年6月发现的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杀妻冤案”到2005年“涉嫌”故意杀人、蒙冤11年的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4月13日被法院当庭宣判无罪；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的河南农民胥敬祥，在服刑期满前15天被检察院不起诉，走出了关押他的监狱。

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十多起冤案引起全国震惊。

虽然这样的错案为数极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说明我国司法体制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造成杜培武、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法律对口供的规定存在许多不足。

为防止冤案的发生，保证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避免司法人员对口供的盲目迷信而产生的非法取证行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并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中的口供。

下面，笔者将从口供的概念、特点、我国口供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等方面对口供进行阐述。

一、口供的概述（一）口供的概念、特点在我国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情况，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

①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人物，他所处的特殊诉讼地位决定了口供这种证据有以下主要特点：1、口供能全面、直接地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他对自己是否犯罪、为何犯罪以及犯罪的具体过程和情节，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

因此，他所作的有罪供述，会更直接、更全面地反映出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时间、地点、后果等事实情况；他所作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也会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申辩理由，使司法人员了解案件的全貌；他所作的揭发举报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可以反映其犯罪的形成、分工和具体实施犯罪的全过程，还可以反映其认罪态度和思想状态。

2013年第2期(总第101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 nal of H e i l ongj i ang A dm i ni s t r at i ve C adr e C ol l ege of Pol i t i cs A nd L a wN O．22013(S um N o．101)论刑事诉讼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王泽宇1，董亚红2(1．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150080；2．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150025)摘要：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定案时，必须有其他证据对之加以证实以增强其证明力的一种证据运用规则。

它要求对特定证据，即证明力薄弱的证据进行“补强”，否则不能直接定案。

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保留了该规则，并进行了完善。

但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构建框架还比较粗略，尚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对我国证据规则的理论体系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补强证据规则；1：2供；证明力中图分类号：D F7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7966(2013)02—0122—03补强证据规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证据证明力判定规则，但是在我国却并没有被广泛关注。

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规定相对简单，实践操作中有许多问题亟待明确，笔者试着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补强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明文规定的运用那些证明力薄弱的证据定案时，必须有其他进一步的证据对之加以证实以增强其证明力的一种证据运用规则…。

补强证据规则要求对特定证据进行“补强”，否则不能直接定案。

补强证据规则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根据补强对象的不同，广义上可以分为刑事案件中的口供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种情况，狭义上仅指口供补强证据，后者也是补强证据规则中最主要、最复杂的情形。

本文主要从狭义的角度对补强证据规则展开论述。

论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的完善李永艳【摘要】口供补强规则是司法进步和保障人权的体现,可是在实践中并未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究其原因,是立法过于原则和抽象,如对以下关键问题未作明确的具体规定:法庭内外的口供是否均需要补强、口供补强的适用范围、口供补强的程度、共犯口供的适用效力等.立法未对此作明确规定,那么在实践中就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标准和操作标准.因此,迫切需要从相应几个方面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细化、规范和完善.【期刊名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15)004【总页数】3页(P40-42)【关键词】口供补强;缺陷;完善【作者】李永艳【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2.291.91口供补强规则，又称共犯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口供不得成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还需要由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后，才能够认定案件事实和做出有罪判决。

其中，口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也称攀供[1]179。

口供具有较低的可靠性、主观性、易变性等特征，所以不能过度依赖口供，单凭口供定案。

但口供又具有对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明性，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知悉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获取真实的口供能够大大提高办案效率。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为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上述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的补强证据规则。

补强证据规则有利于确保被告人的口供真实有效，避免刑讯逼供和口供中心主义，防止被告人由于各种原因自我归罪，增强法官的心证，防止法官擅断，是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体现。

论文提要：共犯口供的证明力的认定问题，关系到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公正，是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加以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产生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个案时对共犯口供的证明力如何把握产生困惑，直接影响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被告人正确定罪量刑。

本文试对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作简要分析，并对建立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补强规则作粗浅设想。

关键词：共犯口供证明力补强规则《中华人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应当说，这一规定建立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和口供补强规则，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但这一规定并未明确被告人的围，其中的“被告人”是仅仅指单个被告人，还是包括共犯被告人，即对于共犯口供是否适用强制补强规则，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众说纷纭，认识迥异，需要加以厘定。

一、共犯口供证明力的含义共犯，一般来讲，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三种理解。

一是共同犯罪的简称；二是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简称（为叙述方便，本文有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简称为犯罪人）；三是在和正犯相对应意义上来理解，包括组织犯、犯和帮助犯等。

[1]我们在本文中探讨共犯口供证明力时所指的共犯，显然是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述。

其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述，有自首、坦白、供认三种表现形式，司法实践中将之统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二是解释和说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辩解，有否认、申辩、反驳、提出反证等形式；三是交代和供述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2]即通常所称的同案人的攀供。

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上）[内容摘要] 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

本文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关键词] 口供，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沉默权一、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共识。

对此，我认为口供不能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首先，在我国司法传统上，“口供”一直都是特指“承认有罪的供述”。

如“断罪必取服输供词”、“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等。

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口供即“供述”也是多数学者们的共识。

在司法实践中，当侦查人员说“突破口供”、“拿下口供”时，首先指的当然是“撬开犯罪嫌疑人嘴巴” （让其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但是，其意思却绝非止于“开口说话”；相反，其实质上强调的是“被追诉人交待了什么”。

因此，如果一个侦查人员获得了被追诉人辩解就宣称“拿下了口供”，论者的论证自身就前后矛盾。

在证据法中，供述和辩解是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证据形式：二者具有不同的证明方向。

其中，前者于被追诉人不利，属于控诉证据，后者则属于辩护证据。

因此，将二者笼统地归入口供名下，对于司法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其次，现代法治国家，供述与辩解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宪法要求。

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被追诉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的特权，而不再负有协助国家追查所涉嫌犯罪的法律义务。

因此，就供述而言，在宪法层面上，它实际上内在地暗含着一种法律上的限制，即不得以物质或精神上的强迫，强制被追诉人做不利于已的陈述。

刑事诉讼补强证据规则是什么？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误认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而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情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其证明力，才能被法庭采信为定案根据。

一般来说，在刑事诉讼中需要补强的不仅包括被追诉人的供述，而月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特定证据。

刑事案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手中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此时就需要补强证据来为我们的证据做补充说明。

但补强证据并不是随便就能够提供的，他有一定的规则需要我们注意和遵守。

今天，的小编就来和您讲讲刑事诉讼补强证据规则。

一、补强证据补强证据在英文中的意思是"确证、证实、进一步的证据"，是指某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没有完全的证据能力，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亦称"佐证"，它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但可用来证明主要证据的可靠性，增强或保证主要证据的证明力，担保主要证据的真实性。

一般而言，补强证据必须具备两个要素:1、不受待佐证证据的支配;2、证明的事实与案件有关。

故可以采纳的、与案件事实相关联的、符合法定程序的，用以增强或肯定待证证据证明力的证据，就是补强证据。

那么补强证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讨论的就是证据用作补强证据的前提条件，亦即补强证据的证据资格。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此有相似之处，都认为要成为补强证据，二、补强证据必须满足的条件：1、补强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

2、补强证据本身必须具有担保补强对象真实的能力，设立补强证据的重要目的就在于确保特定证据的真实性。

3、补强证据必须具有独立的来源，即补强证据和补强对象之间不能重叠，例如被告人在审前程序中所作的供述就不能作为其当庭供述的补强证据。

三、我国的立法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第1篇在司法实践中，口供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对案件的侦破和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或者其他知情人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我国法律规定，口供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规范和程序，以确保口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本文将从口供的定义、法律规定、重要性、规范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口供的定义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或者其他知情人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口供可以是口头陈述，也可以是书面陈述。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包括以下几种：1. 犯罪嫌疑人口供：犯罪嫌疑人就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所作的陈述。

2. 被告人口供：被告人就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所作的陈述。

3. 被害人口供：被害人就自己遭受的犯罪事实所作的陈述。

4. 其他知情人口供：与案件有关的证人、鉴定人等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二、法律规定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第五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应当录音录像；必要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固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和程序，要求侦查机关在收集口供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确保口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三、口供的重要性1. 有利于案件侦破口供是案件侦破的重要线索，通过对口供的分析，可以揭示犯罪事实，锁定犯罪嫌疑人。

2. 有利于保障人权口供的真实性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3. 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一，在审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提高司法效率。

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 以１９份相关规范为样本赵飞龙㊀㊀摘㊀要:规范设立是在抱有理论期许的同时,对本土现实的妥协式鞭策.当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虽然遮蔽于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 和 刑事印证规则 的阴影之下,但仍有１９份规范与证据补强要求直接相关.分析来看,现有规范中的证据补强要求存在主证据范围拓广㊁补强证据要求具体化以及适用效果扩张等特点.由于受到对策式立法的影响,现有的证据补强要求虽然貌隐于分散的条文之中,但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事实认定这一基本功能.其功能偏离主要表现为补强概念的模糊与混乱使用㊁适用边界的模糊与范围收缩两个方面.关键词:主证据;补强证据;适用效果;概念模糊;重心偏移作者简介:赵飞龙,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一般课题 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研究 (G J ２０１９C ３０)之阶段性研究成果.１ 张晋藩:«试论中国封建审判制度的特点»,载«学习与探索»１９８１年第３期.２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资料来源:h t t p://w w w．c h i n a ．c o m．c n /g u o q i n g /２０１２－０８/２８/c o n t e n t _２６７４５３７２ h t m ,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 ３ 张希坡:«彻底废止肉刑,切实保障人身自由,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载«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７９年第４期. ４ 邹学忠:«刑讯逼供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及遏止对策»,载«公安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一㊁问题的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十分强调法律的继承性和阶级性,刑讯制度作为封建司法的历史产物, １ 其废除被视为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我党甫一成立便提出了废止肉刑的工作准则, ２ 即使在三反四清运动以及文革期间也强调要严禁刑讯逼供. ３ 而后,出于对司法实践中虐待犯人,甚至将犯罪嫌疑人活活打死 ４ 的反思,刑讯逼供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警惕.相应的,自１９５０年以来,０９立法上也全面废除了刑讯制度, ５ 并将之纳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但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及地区性的实证调研报告来看,立法上的宣誓并未使刑讯逼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消失,甚至出现了反弹上升的趋势.６ 如果说令行禁止是应然意义上的理想状态,那么禁而不罚与缺乏配套的惩罚措施则是削弱这些禁令实践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实体法在１９９７年修正«刑法»时便将刑讯逼供㊁暴力取证以及虐待被监管人犯罪化,但从本文收集到的裁判文书来看,以此三项罪名作为案由的一审刑事案件均自１９９０年才开始出现,并且总数只有１１１件(刑讯逼供的为４６件,暴力取证的为５件,虐待被监管人的为６０件).而程序法则是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插手对刑讯逼供的惩罚,即拒绝接受刑讯所得供述㊁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 ７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粗疏和诸多外部原因的掣肘导致立法与实践错位,这种程序性制裁并未随着立法丰富而达到理论期许,只能发挥有限的震慑效果.在立法努力全面废除刑讯制度的同时,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即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失能之时,辅之以对被告人供述证明力的政策性压制,削弱其因亲历性㊁完整性而先验具有的较高证明力.这种政策性削弱一方面源自对刑事冤假错案中办案人员无视证据,轻信被告人有罪自认的反思;另一方面源自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效果的限制,即程序合法的要求并不干涉对被告人供述证明力的判断.８ 有学者将之解释为口供补强规则的反向表达或强制性补强规则, ９ 但该规则在立法目的与适用方式两个方面与口供补强规则存在差异,仅是后者可能适用的原因之一.类似的,这种法定限制还有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１０９条对缺陷证人以及利益相关证人所作证言的限制.完整的口供补强规则还包括对二次证明的要求,２００８年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以下简称«统一证据规定»)虽然尝试为其单独立法,但并未促成立法上的修改.尽管«高法解释»第１０４条规定了证据证明力的判定方法,但是对证据之间的关联方式并未作出明确要求.这一规定为司法人员的选择性适用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立法在提及采信证明力存疑的证据时多使用印证一词,现有立法中既无完整的口供补强规则出现,也限制了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可能.尽管有学者主张为约束法官的自由心证,口供补强规则应扩张适用于其他证据,但从其所举案例来看,此项要求仍是针对被告人供述所提,对被害人的辨认结果并不适用.１０ 相较而言,我国口供补强规则１９ 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其中,与肉刑有关的中央法规和司法解释共有１６份,地方性立法４份,法规解读７份.与刑讯逼供有关的中央法规和司法解释共有２９５份,地方性立法３０７份,立法草案２４份,法规解读３６份,白皮书２３份,工作报告４１份.例如,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其工作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６年检察系统监督纠正的刑讯逼供行为比２０１５年上升了７ ４％.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资料来源:h t t p://w w w．p k u l a w．c n /f u l l t e x t _f o r m．a s p x D b＝w o r k r e p o r t &G i d＝９７３c b ３５５a f ９７０f ４d ４７b ０１６f b ２b ４d ０d １d b d f b &k e y w o r d＝％E ５％８８％９１％E ８％A E ％A F ％E ９％８０％B C ％E ４％B E ％９B &E n c o d i n gN a m e ＝&S e a r c h _M o d e ＝a c c u r a t e &S e a r c h _I s T i t l e ＝０＃,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参见１９９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１条.罗国良㊁刘静坤㊁朱晶晶:«‹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党建军㊁杨立新:«口供补强规则的代价及其调控»,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万春㊁吴孟栓㊁高翼飞:«‹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７年第１４期.易延友:«证据法学:原则规则案例»,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２１－６２２页.更多的是隐设于 刑事印证规则 中,只是后者难以涵摄口供补强规则的所有补强方式.除与 刑事印证规则 有关的条文以及部分零散的证据要求外,自２００５年起,直接包含证据补强要求的规范文件共有２７份,与刑事证据有关的有１９份.整体而言,我国与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有关的规范虽然并未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过多关注,但较之于过去仍在不断丰富,主要呈现出 一少一稳三多 的特点. 一少 指的是在刑事规范中尚无原则性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出现. 一稳 指的是规范增长速度保持稳定,即自２００５年起,与补强要求有关的立法规范基本以平均每年一部的速度在增长. 三多 指的是效力级别多㊁适用对象多以及发布主体多.其中,就效力级别而言,除两高工作文件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㊁地方性司法文件外,还囊括了党内法规和行业规范;就适用对象而言,除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外,证据补强的要求已经扩展适用于所有的瑕疵证据㊁电子证据以及鉴定意见等其他类型的证据;就发布主体而言,除公检法三部门外,律师协会也参与其中.多主体㊁多层级式的立法势必导致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不仅围绕被告人供述的强制性补强没有形成体系性的补强证据规则,而且囿于地方立法的规定各有侧重导致相关规则难以促使中央立法形成统一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立法的分散与疏离使得难以系统地展示我国当前立法中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因而本文将以收集到的１９份相关规范为样本,从主证据的范围㊁补强证据的范围以及适用效果三个方面概括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探求其深层的问题所在.二㊁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一)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中主证据的范围在民事规范中,２００６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民事证据意见稿»)规定了四类证明力可能存疑的证据不能单独用来认定案件事实,而«民事诉讼法»则将之具体为视听资料㊁当事人陈述等.在行政规范中,２０１７年的«关于‹食品药品监管执法证据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食药监证据规则»)第４５条规定了三类在形式上存在瑕疵的证据不能单独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相较而言,刑事规范中划定的主证据范围更为丰富.虽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与«高法解释»中并无与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直接相关的条文,但后者共有十处对证据提出了相互印证的要求.而印证的适用方式包括原子模式和故事模式两种路径,若此时以原子模式适用印证要求,则其在方法上内含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要求,即可称为印证式补强.除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印证要求外,印证式补强的适用对象包括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两类. １１ 从适用方法来看,一方面是将印证作为整体审查证据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将其作为采信证明力存疑的证据的标准.证据证明力存疑的情况主要有五种:第一,经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 政策性削弱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第二,翻供或与其他证据矛盾的被告人供述;第三,陈述或供述能力存疑的被害人陈述或被告人供述;第四,前后存在矛盾的证人证言;第五,证人作证能力和动机存疑的证人证言.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会导致证据证明力存疑:其一,２９ 西部法学评论㊀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１ 在我国刑事立法规范中, 印证 一词最早出现于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７年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中,其第２９５条规定:经明确告知证人负有如实作证义务,并有证人签字确认记录属实,同时有其他证据印证该记录内容客观真实的证人证言笔录,具有与证人当庭陈述同等的证据效力.证人证言笔录应当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人员依法定程序制作.有专门知识的人当庭提出质疑的鉴定意见;１２ 其二,公安机关㊁检察机关没有移交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就无罪或罪轻辩解提出异议的.１３ 在１９份直接与刑事证据补强要求相关的立法规范中,有４份属于两高制定的工作文件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中,«统一证据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以下简称«第七批指导性案例»)强调了对被告人供述的补强要求,« 十三五 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纲要»)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对象规定为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关键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公诉工作意见»)则并未划定具体的适用范围,仅将之作为庭前会议之后查漏补缺的工作之一.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党内法规的«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公安执法意见»)要求 进一步明确 瑕疵证据补强的范围 ,即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对象划定为瑕疵证据,而且 进一步明确范围 的表述表明并非所有的瑕疵证据都需要补强.就地方性司法文件而言,证据补强要求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六种类型:第一,不限证据种类的,即规范虽然提出了证据补强要求,但并不对适用对象加以限制.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㊁重庆市公安局２０１６年刑事工作座谈会综述»(以下简称«重庆市综述»)中提出了两种不限证据种类的证据补强要求:一是案件主侦部门收集证据不够充分的,二是客观原因导致证据薄弱的.«江苏省检察机关刑事案件指引»(以下简称«江苏省指引»)第５８条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办理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江苏省办理意见»)第２３条要求检察人员围绕庭前会议中形成的争点做好证据补强.第二,证明标准类,即将补强要求向内嵌为证明标准审查的形式要件之一.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四川省证据意见»)第３４条和江苏省«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江苏省证据意见»)第４条证据充分性审查部分要求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能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或补强.第三,基本证据类,即仅对刑事案件中的基本证据提出了补强要求.如上海市«关于重大故意杀人㊁故意伤害㊁抢劫和毒品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以下简称«上海市意见»)中要求存在瑕疵或矛盾的基本证据应当提供补强证据来排除瑕疵或矛盾.第四,特定事实类,即对与特定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提出了补强要求.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天津市意见»)中要求对环境污染罪中与犯罪行为和危害后果两项事实有关的瑕疵证据予以补强.第五,有限证据类,即对某类证据中部分提出了补强要求.如«北京市关于关键证人㊁鉴定人出庭程序及保障机制问题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工作意见»)第１２条虽然同样是对鉴定意见提出了补强要求,但将之限缩于存在瑕疵且对定罪量刑没有影响的鉴定意见.而«四川省证据意见»第２１条则将之限缩于证人㊁被害人㊁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基于传闻所作的证言 .第六,其他证据类,即对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外的其他证据提出了补强要求.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数据电文证据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上海市电文证据解答»)中囿于手机短信和传真的自身易删改㊁易编造等特性,拒绝将其作为独立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适用对象的划分主要依据是主证据的重３９ 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１２ １３ 参见«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４９条.参见«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１６条.要性,辅之以证明力是否存疑,而地方性司法文件则恰好相反.从时间上来说,多数地方性司法文件的制定要早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前者的发布与适用并未影响中央立法,中央立法则仅在延续传统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程序性制裁刑讯问题的内容.中央立法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适用对象的规定并不统一,缺乏指导意义.相较而言,在不违背中央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失去了中央立法的指导与制约,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地方有了更为广阔的适用空间.由此,形成了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中央与地方双轨并立的局面.(二)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的范围就补强证据的范围而言,«民事证据意见稿»中并未对此作出规定,«民事诉讼法»也只是要求当事人补充陈述或证据材料.«食药监证据规则»则列举了三类补强证据,即被调查人或证人的事后确认㊁重新收集的同类证据以及补充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相较而言,刑事规范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抽象程度介于二者之间的规定.«高法解释»中主要采用了三种表达形式,即 其他证据 相关证据 证据之间 ,并未给补强证据划定一个具体的范围.从待证事实的指向性来看,仅在第１０６条作出了指向性规定,即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包括依据被告人供述提取到的隐蔽性证据.除被告人供述外,对其余主证据所证案件事实均未作出指向性规定.与之相应,«统一证据规定»在要求补强被告人有罪自认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限制性条款:其一,补强证据应当具有独立来源;其二,需要补强的证据不能作为补强证据.然而,这两项要求并未被«高法解释»所吸收,并且通过第１０６条隐蔽性证据的规定对补强证据应具有独立性进行了否定.而在其他中央立法文件中,虽然同样侧重于对被告人口供的补强,但由于立法角度各异,对补强证据范围的划定也随之有所不同.首先,全程录音录像.«公安执法意见»虽未直接规定补强证据的种类,但结合上下文来看,补强被告人供述的证据应当是指对讯问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 １４ 其次,客观性证据.«公诉工作意见»同时强调了重视对单一证据的审查判断以及对客观性证据的审查运用. １５ 而«第七批指导性案例»中则规定 要重视以客观性证据检验补强口供,若没有客观性证据或其与口供相互矛盾致使待证事实存疑的,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再次,实物证据.«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防冤工作意见»)第７条要求注重审查被告人口供与实物证据的一致性,若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不能轻易否定后者,此时需寻求其他能够补强前者的证据.这也就意味着在实物证据与被告人口供指向一致时,可以用来补强被告人口供.若指向不一致,则应寻求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否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最后,被告人刑讯之前所作供述以及同案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所作供述４９ 西部法学评论㊀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４１５公安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不断提升公安机关依法履职能力和执法公信力 公安部负责人就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 t t p ://w w w．p k u l a w．c n /f u l l t e x t _f o r m．a s px ?D b ＝l a w e x p l a n a t i o n &G i d＝９７３c b ３５５a f ９７０f ４d e c f f e f ４０９０５e b ６６９b d f b &k e y w o r d＝％E ５％９D％９A％E ６％８C ％８１％E ４％B B ％A 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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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和辩解.«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非规定»)要求在审查被告人于刑讯之后自愿作出的认罪供述时,需要与其之前所作供述㊁同案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中,被告人于刑讯之前所作供述在真实性上初步补强刑讯之后所作供述的,还需为后者寻求其他证据予以二次补强.除上述规定的补强证据类型外,地方性司法文件中还规定了以下六类补强证据:第一,工作情况记录.如«上海市意见»中规定了三种可以将工作情况作为补强证据使用的情形:一㊁被告人反复㊁翻供的原因及其作出新的辩解的;二㊁被害人㊁目击证人以及其他关键证人改变证言的;三㊁辩护人收集并提供了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无罪或罪轻证据的.在这三种情况中,办案人员应当就相关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实或收集,无法核实或收集时,可以制作工作情况记录代替补强证据使用.此时,寻找补强证据的目的均在于排除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可能.第二,现场勘验㊁法医鉴定.如«江苏省证据意见»第４６条规定当被告人供述存在反复时,应当调取其全部供述综合加以判断.当没有直接证据但被告人自认有罪时,可以用现场勘验㊁法医鉴定等证据来补强供述中的主要犯罪情节.第三,心理测试技术.如«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湖北省检察机关科技强检项目建设规划»(以下简称«湖北省规划»)中检察业务科技建设部分要求心理测试技术作为检察技术之一,要在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大力将其推广应用于自侦案件和其他业务案件中,借以发挥补强证据的作用.同时,在死刑案件中对口供不稳定以及检察环节翻供的言词证据起到补强作用.第四,书面工作说明.如«北京市工作意见»第１２条要求鉴定意见中的笔误等情况若不影响定罪量刑,鉴定人可以首先用书面工作说明的形式进行补强.无法消除争议的,方才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第五,技侦材料及其情况说明.«重庆市综述»中明确规定了技侦材料的使用次序,应当首先由相关办案人员通过庭外听阅技侦材料的方式进行核实,若其他证据收集不够充分需要技侦材料予以补强的,可以由技侦部门出具技侦材料情况说明.而当薄弱证据对定罪量刑能起到关键作用时,可以直接移送技侦材料用以补强.第六,其他适当方法.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电子数据证据业务操作指引»(以下简称«律协指引»)第５０条规定,当电子数据证据存在手续欠缺以及程序瑕疵时,应当采取适当方法予以补强或转化,但并未明确何者属于适当方法之列.可以看出,就补强证据的范围而言,由中央立法到地方司法性文件,存在一个从原则到具体的演变过程.首先,适用范围从所有刑事案件演变为具体某类刑事案件;其次,补强证据的种类由原则性的大类变为具体的某类证据;再次,补强证据指向由指向不明变为排除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可能;最后,补强证据不再局限于与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工作情况记录㊁书面工作说明以及技侦材料情况说明等行政文书也被地方性司法文件纳入到补强证据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规范要求对被告人提出的无罪或罪轻辩解进行核实,但囿于立法者的职能倾向,这种核实更侧重于通过对被告人供述的补强来推翻其辩解,而非寻找证据对其辩解进行补强.就此,作为行业团体的律师协会在２０１３年首先意识到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辩护律师同样可以适用,继而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了辩护律师的这项权利,即其在庭前会议中可以要求侦诉人员移送能够补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三)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效果就刑事补强证据的适用效果而言,«食药监证据规则»和«民事证据意见稿»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前者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视为证据可采性筛选规则,即无法得到补强的证据应当依法排除;而后者则将之视为证明力筛选规则,即无法得到补强的证据难以独立支撑待证事实.相较而言,刑事规范中证据补强要求的适用结果更为丰富.在中央立法中,一般将刑事补强要求５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