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 2011-04-19 18:01:23宋伟/梦洁【英文标题】On the Non-balance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作者简介】宋伟，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梦洁，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 475001）【容提要】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于晚清，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艰难发展。

近代高等教育地域分布的非均衡情形，引起各时期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努力追求均衡布局。

但由于受到政局动荡、外患不断的干扰和影响，很难从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公平发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历史考察目前，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时，往往关注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均衡问题，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近百年的地域布局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考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图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

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

”①目前，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招致公众批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一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

考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历史演变轨迹，将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的现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进而为促进这一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提供历史参考。

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创办初期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地域布局1.高等教育在创办初期的地域布局(1862-1911)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脱胎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借鉴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萌芽，并艰难地起步。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传统的中国旧有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书院体制及其改革。

“书院改革，究其容，就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一变为经世致用之学，二变为新学、西学”②。

一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近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孕育出来的，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却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被动地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的。

这两个源头注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必然受传统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和开放程度的影响。

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相继开设了京师同文馆(1862年)、广方言馆(1863年)、同文馆(1864年)等各科(类)高等学堂。

后来，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开始积极筹办新式学堂。

其中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性质的有北洋大学堂(1895年)、京师大学堂(1898年)、大学堂(1902年)等。

1905年9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在袁世凯、之洞等人提出的《请废科举折》中指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

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

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

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奏折还说：“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

”③当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实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

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

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不为无见。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④清朝当权者同意停罢科举，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随后，新式学堂在中国兴起。

1907年至1909年期间的高等学堂布局情况如表1所示。

当时，高等学堂的地域布局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京师、、、等地区稍微多一点，但并不突出。

世界著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许美德博士(Ruth Hayhoe)对此问题的观察有些出入。

她在引证很多材料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创办初期就呈现出地域布局的非均衡性，这一时期各地大学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发展迅速、交通便利、思想较为开放的省市。

她依据的资料表明：截止到1909年，中央政府总共创办了3所大学，有学生749人；还有24所省立大学，学生4203人；另有101所专业学院，学生6431人。

⑥在地区分布上，这些高校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广西等陆省份则只有一些小型的政法学院，没有一所大学。

同时，、、、和等省总共有6～8所大学，每省的在校大学人数都超过了1000人。

当时，直隶(包括北平)共有高校18所，在校学生4028人，占国立院校总数的37％。

⑦2.北洋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1912-1927)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也注定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转折点。

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上，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状态以及军阀割据等原因，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

各省由于其经济状况、统治者的兴趣和积极性以及教育观点的不同，各地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早在1911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就已经偏向于沿海地区，后来随着大学向、等地的集中，这种不平衡更加突出了。

”⑧依据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对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1922年的大学分布如下：7所，10所，4所，3所，、、各有2所，、、、、、、、清苑、、各有一所。

如果按照现在的中国行政区，把这些城市划归到各省区中，结果是：有大学10所，7所，5所，4所，3所，、、各2所，、、、、各1所。

如果按照区域划分，沿海地区共有19所(10、3、2、2、2)，长江流域有20所(10、5、4、1)。

⑨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并沿循长江流域发展，长江的航运，为沿江地的对外交流、经济发展，以及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三镇凭借自身交通枢纽的优势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相对发达地区。

相比之下，同处于陆的、、等省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则相当缓慢。

这反映了学习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创办现代高等教育，是以开放程度为基础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地处陆的，得以拥有1所大学，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大学地域布局非均衡的问题，很快引起北洋政府的重视，并试图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中国高等教育这种地区分布日益不均衡的状况，许多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应该按照法国的模式建立大学区制。

”[6]631早在袁世凯当政时期，于民国3年(1914年)5月就制定了《教育纲要》，拟分全国为4个大学区域。

袁世凯死后，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又提出在全国建立6个大学区的计划。

民国5年，时任教育总长的源廉又提出在全国建立7个大学区的计划。

“但因政局常常变动，掌管人员不能久于其位，所以只有计划而未曾施行。

”⑩因此，尽管北洋政府意识到高等学校地域分布不均衡的严重性，不过由于那一时期政局混乱，军阀混战，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教育问题不可能成为军阀关注的主要问题，更何况军阀的统治，在走马灯似的变换中，根本无暇顾及类似教育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充足的经费投向教育事业。

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二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1.抗战之前的十年间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状况(1927-1937)1927-1937年间，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一个较以前军阀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

由于政权相对统一，经济与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明显获得了新的进展。

“大学分成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学院，设有3所学院以上并有理或农、工、医之一者为大学，不满3学院者为独立学院。

截止到1930年，中国共有大学39所，学院17所，专业学校23所。

在大学和学院中，有15所是国立院校，18所是省立院校，23所是私立院校。

”(11)1931年，全国103所专科以上高校共187个学院，学生总数44 167人。

(12)依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28年全国公私高等学校有74所，学生25 196人。

1936年大学达到108所，学生增至41 922人。

(13)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仍然突出，大部分高校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22所，(北平)15所，和各8所，和各6所，5所，、、各4所，、广西、、和各2所，、、、、、察哈尔各1所；而、绥远、、、、西康、、、等9个省(区)则连一所大学都没有。

此外，60％的大学在校生都集中在和两地。

(16)如果按照人均计算，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较为落后。

以1932年至1933年为例，全国大中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有42 710人，1933年至1934年增加到46 785人。

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7311人，1934年为7552人。

1934年每万人中只有0.88名大学程度的学生。

而土耳其在1928年每万人中就有3名大学生。

在1932年，美国每一万人中有73名大学生，位居世界第一，日本每万人中有9名大学生，居于世界第22位。

(17)与许美德教授观点相同，费正清先生在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很关注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不均衡问题。

只是，费正清先生引证的材料是1934年中国高等教育地理分布情况。

从两位不同时期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较快。

然而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份。

截至1934年，有24所高校，在全国110所高校中占21％，居于首位。

北平17所，占15.5％，位居其次。

在省立高等学校中，的高校数最多，以9所居于首位(占8.2％)；以8所位居第二(占7.2％)。

有高校4所，、广西各2所，、、和等边远省份，各省只有各类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竟一所也没有。

(18)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发展高等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作为高等教育重镇的省市、省市乃至省市，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全国较为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