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式约束生活陋习的简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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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摘要】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
习惯在中国法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法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习惯对法律制定和适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反映着法律地位的变化。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习惯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习惯对法律发展的重要性。
习惯在法律规范中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深入探讨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对于理解法律制定和适用的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当代中国法律、习惯、法律制定、法律适用、法律地位、互动关系、法律发展、法律规范、价值。
1. 引言1.1 背景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习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
古代的习惯法律多以风俗习惯、地方习俗为基础,贯穿于各地的社会生活之中。
随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习惯的法律地位和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在法律规范中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
在当代社会,随着法治思维的深入人心,习惯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如何在法律制定和适用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习惯的作用,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习惯在中国法律中的地位、习惯与法律的关系、习惯对法律制定的影响等方面展开探讨,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习惯在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作用和价值。
1.2 研究意义研究习惯在当代中国法律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习惯是法律制定和适用的重要依据之一,而现实中又常常存在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或无法具体规定的情况,这时习惯往往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手段。
习惯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一步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稳定。
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尊重与继承,也需要对习惯在法律中的地位进行深入研究,以实现法治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通过深入探讨习惯在中国法律中的重要作用和法律地位的变化,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法律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还可以为促进法律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并对含有这些关键词的上下文进行了分析。
我的发现是后两个关键词在现有的中国制定法的语境中都不具有将习惯带进制定法之中的可能,而“具体情况”有可能;但是,我将论证,同遵循“习惯”相比,强调“具体情况”有更多的弊端。
“中国特色”在当代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制定法中出现的比较频繁(76件文件137条),但是仔细阅读上下文,可以发现没有一条明确或隐含地强调了对地方或民间或行业习惯、惯例的吸纳,中国特色更多是作为一种指导纲领或政治习惯性表述而出现的。
更进一步看,由于这种表述本身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强调的是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其他理想型国家的特色,因此这种表述反倒是具有某种反地方特色或习惯的意蕴。
而在所有的法律条文中,凡涉及“地方特色”(18件23条)或“地方特点”(2件2条)关键词都是同地方的商品或产品、项目、建筑、城镇、博物馆、旅游或自然条件等非常实在具体的物体相联系的,并没有包容风俗、习惯的意蕴,仅有一次提及了规则的地方特色,但是与上面分析的基本特点一致,是否定地方特点,而不是肯定地方特点。
[46] 比较有意思的且应当更为细致分析的是关键词“具体情况”。
它在当代中国制定法中出现的频率要比习惯高得多(264件文件322条)。
并且在不同的制定法中,会有“案件具体情况”和“当(各)地具体情况”之分别。
这种说法显然是流行的政治话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法律中的移植。
尽管这一格言是对政治活动中之实践理性的高度概括,充满了科学务实的精神,因此必须原则上予以肯定;而且,从我阅读相关法律条文来看,绝大部分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谈及案件的具体情况时)也是合理的,[47]或者是体现了法治原则要求并许可的“有规则制约的裁量权”,[48]或者体现了立法上的分权或制度制约下的分权。
[49]但是,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一旦不加限制地将这一原则移植到法律语境中,其意义就打了折扣,并且可能造成法律本身特性的失落。
所谓打了折扣,首先意味着,我承认这一原则是有意义的,它允许了各地或各个机关针对各地肯定存在的具体情况或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最恰当的措施。
传统风俗、道德和习惯与和谐社会法治建设李卫东*摘要: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道路,现代法治主要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来进行的。
不过在民间社会,传统道德、风俗和习惯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它们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如果现代法律与民间社会的传统习惯距离太大,法律的权威和实际效力将会大打折扣。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建设中,国家法应当给民间习惯留下一定的空间,重视和发挥良好的社会风俗、道德与习惯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纠纷中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风俗习惯法治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中的法律应该是得到广大人民普遍认同,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纠纷,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法律,也是与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普遍观念密切联系的法律。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采取的是政府推进型的发展模式,面对民族国家建立和现代化的双重压力,法律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驱,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
受这种政治性功利思想的影响,法律发展往往忽略了本民族的传统,对传统习惯常视为“愚昧”和“落后”,要求加以改造或者抛弃。
自清末司法改革一直到当今我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我国的法治建设一直是在“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1的观念下展开的。
为了与国际“接轨”,在向外学习强烈愿望的支配下,我国社会内部固有的法治资源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支持不同的法律体系。
尽管当前以商品经济见长的西方文化支配了整个世界,西方法律精神成为各国追求法律近代化的统一标准。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主要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
西方法律也不仅仅是一种规范,而是西方世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不是可以随意移植到任何地方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人伦”与“情理”,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一直比较和谐,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
第1篇案号:(2021)XX民初1234号一、案件背景张某与李某系邻居,两户人家居住在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
张某夫妇自入住该小区以来,养成了在家中阳台晾晒衣物的习惯,而李某夫妇则习惯将洗衣机洗好的衣物挂在自家阳台外的公共晾衣架上。
双方因习惯问题多次发生纠纷,矛盾不断升级。
二、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张某夫妇在家中阳台晾晒衣物的习惯是否侵犯了李某夫妇在公共晾衣架上的晾晒习惯,是否应予以纠正?三、案情分析1. 张某夫妇在家中阳台晾晒衣物的习惯:张某夫妇自入住小区以来,长期在自家阳台晾晒衣物。
这一行为虽未违反小区规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业主对其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张某夫妇对其专有部分享有使用权,包括在阳台晾晒衣物。
2. 李某夫妇在公共晾衣架上的晾晒习惯:李某夫妇将洗衣机洗好的衣物挂在自家阳台外的公共晾衣架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业主对其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权。
”公共晾衣架属于小区共有部分,李某夫妇有权使用公共晾衣架晾晒衣物。
3. 双方习惯冲突的原因:双方习惯冲突的原因在于公共晾衣架空间有限,张某夫妇在阳台晾晒衣物导致李某夫妇晾晒空间不足。
此外,张某夫妇晾晒的衣物晾晒时间较长,影响了李某夫妇的正常晾晒。
四、法院判决法院认为,张某夫妇在家中阳台晾晒衣物的行为未侵犯李某夫妇的合法权益,但考虑到公共晾衣架空间有限,张某夫妇应尽量减少在阳台晾晒衣物的时间,为李某夫妇晾晒衣物提供便利。
同时,李某夫妇也应尽量在自家阳台晾晒衣物,避免占用公共晾衣架。
具体判决如下:1. 张某夫妇应尽量减少在阳台晾晒衣物的时间,为李某夫妇晾晒衣物提供便利。
2. 李某夫妇应尽量在自家阳台晾晒衣物,避免占用公共晾衣架。
3. 双方应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小区的和谐环境。
五、案例分析本案涉及习惯的法律问题,即习惯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根据我国法律,习惯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习惯可以作为证据,用于证明案件事实。
简议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和价值民俗习惯是指在一个民族或地区内长期形成并得到广泛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
在司法实践中,民俗习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价值。
本文将从适用性和价值两个方面,简要探讨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一、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民俗习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律规范,其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习惯法的灵活性民俗习惯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往往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意愿。
相比于正式法律,习惯法更具灵活性,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2. 基于共同理解民俗习惯是源于民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道德意义。
在某些情况下,正式法律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细节,此时可以借助民俗习惯来填补法律的空白,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权益。
3. 司法效率的提升正式法律体系相对复杂,往往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来解决争议。
而民俗习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律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补充法律空白正式法律无法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民俗习惯往往能够填补法律的空白。
在实际操作中,法官可以根据当地的民俗习惯来裁决一些特殊案件,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2. 维护社会秩序民俗习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在某些情况下,正式法律可能无法立即介入并解决问题,此时民俗习惯的遵守可以起到一种自发性的监督作用,维护社会和谐。
3. 促进社会发展民俗习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根据民俗习惯来做出判断和决策,以尊重和继承传统文化,推动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价值。
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律规范,民俗习惯可以灵活应用,填补法律的空白;同时,它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习惯,在中国传统社会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中。
在中国当代法律中,习惯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下是有关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的一些内容:一、习惯在传统法律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上,习惯是一种很重要的法律规制形式。
由于传统社会上缺乏强有力的司法机构,在规定和维持社会秩序上,特别是在一些日常的事务上,习惯法在实践中成为了事实上的主要法律规范。
这些规范以传统社会上的习俗和道德准则为基础,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法律文化体系。
二、习惯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在中国当代法律中,习惯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法律规范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习惯法可以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的补充。
在很多情况下,习惯法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实践,保护人民的利益和维持社会稳定。
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和一些传统文化比较浓厚的地方,习惯法与法律规范共同组成了中国当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规范与习惯法不同,法律规范是由国家授权机构制定和颁布,具有强制性;而习惯法则是非官方的、民间的、基于惯例约定的法律规范。
习惯法的形成来自于民间实践,是民间自愿形成的一种约定。
因此,习惯法的重要性往往是源于社会的依赖和认可。
三、习惯与法律的关系在现代法律中,习惯法不能与法律规范相抵触。
如果与法律规范相抵触,习惯法将受到法律规范的限制和规范。
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习惯法可以辅助法律规范来解释法律规范的具体含义,规范特定情况下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常常需要运用习惯法来填补法律规范中的漏洞或者不足,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习惯也可以作为法律规范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法律规范。
四、习惯的适用条件在现代法律中,习惯法属于一种非正式的法律规范。
其不正式性表现在习惯法并不通过传统的法律规定程序成为正式法律规范。
习惯法的使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在实践中获得公认和普遍适用。
2.习惯法与正式法律规范相容。
3.习惯法必须符合法律优先原则。
4.习惯法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及基本人权的原则。
走出生活中的法律误区左其洋孙彩丽目前我国已进入第四个五年普法规划的实施阶段,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守法、用法之风逐步树立。
但是,实际生活中不难发现,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还存在着种种误区。
误区之一:“法不责众”“法不责众”是人们思想观念中较为根深蒂固的一种错误认识。
他们认为,如果违法的人多了,法律的尺度就能放宽,甚至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在这种错误认识的驱使下,有些违法行为就是成群结伙干的。
如有些地方非法收费、有些单位制造伪劣产品等。
而且,“法不责众”常常会被少数违法者所利用,如一些村委会长期拖欠债务,一旦法院来强制执行,个别村领导便以“法不责众”为由来唆使群众进行阻拦、闹事,甚至煽动群众集体上访。
实际上,法律不会因为违法者人数极少而严加惩处,也决不会因为违法者人数众多而放宽尺度,更不可能不予处罚。
而且,“众”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局部来看,他们似乎人多势众,但与法律所保护的整个主体相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少数的。
因此,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一经查证属实,必将受到法律相应的惩罚。
误区之二:“父债子还”“父债子还”是一种陈规陋习。
我国继承法从根本上铲除了“父债子还”存在的社会经济根源,规定继承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决定是接受继承还是放弃继承。
如果“父”遗留下来的债务超过遗产,“子”完全可以选择放弃继承从而不必替“父”偿还债务。
即使“子”选择了接受继承,他也只以继承的遗产为限对“父”生前所欠债务负偿还责任。
在“子”用“父”遗留的全部财产来偿还债务后,无论债务是否已清偿完毕,“子”都没有法律义务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来继续清偿,任何人都不能要求继承人在继承的遗产的范围之外用自己的财产偿还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
误区之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在老百姓心中已是不容置疑的道理,欠债哪有不还钱的?但在法律上,“欠债”还真有不还的时候。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也就是说,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权利是有期限的。
第1篇一、案例背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法律案件层出不穷。
在这些案件中,有一些奇葩案例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本文将分析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奇葩法律案例,探讨法律与社会道德、公序良俗之间的关系。
案例一:公交司机拒载狗2019年,河南郑州一公交司机因拒载一只宠物狗引发争议。
据网友爆料,这名女司机称狗在车内会占用座位,影响其他乘客,故拒绝载客。
随后,网友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女司机做法过于严格,甚至有人指责她歧视动物。
然而,在法律规定面前,女司机的做法却得到了支持。
案例二:外卖小哥飞车送餐2020年,广东广州一名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自己受伤。
原来,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送餐,不顾交通规则,逆行骑行。
在事故发生后,外卖小哥被交警罚款,同时,他所在的外卖公司也对他进行了处罚。
然而,网友们却对外卖小哥表示同情,认为他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
二、案例分析1. 案例一分析在案例一中,公交司机拒载狗的行为引发了争议。
从法律角度来看,公交司机拒载狗的行为并无不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不得妨碍交通安全。
”女司机拒载狗是为了保障其他乘客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交通秩序。
然而,从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角度来看,拒载狗的行为确实有失公德。
在现实生活中,宠物狗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重要伙伴,拒载狗的行为可能伤害到宠物狗主人的感情。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公交司机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如为宠物狗提供单独的座位或引导宠物狗主人选择其他交通工具。
2. 案例二分析在案例二中,外卖小哥飞车送餐的行为违反了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
从法律角度来看,外卖小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下罚款:(一)逆行行驶的;……”因此,外卖小哥被交警罚款是合理的。
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从司法个案透视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它运作,其实际内容几乎完全取决于同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是否相符;但是其形式和布局,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统。
--霍姆斯一、从司法透视习惯的意义在一篇关于习惯的论文中,我通过统计数据指出,在当代中国,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学家都普遍地看轻习惯,因此,习惯在制定法中受到贬抑;尽管由于社会现代化的要求,。
但是,由于近代社会以来普遍存在的词与物的分离在任何国家,习惯在制定法中的法定地位都必定不等于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地位。
因此,必须仔细地考察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才可能对习惯在当代中国法律中的实际状况获得一个更为切实也更为完整的透视。
本文将通过我在研究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制度中碰到的个案来分析考察当代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习惯。
对于这个案件,杨柳曾进行过初步但颇有见地的研究分析。
不过针对同样的案例,由于关注的问题不同,切入的角度不同,完全有可能获得不同的但相互兼容并互补的研究结果。
杨柳论文的主要关注点是法官在案件处理中所运用的技术。
我的研究关注点是习惯对司法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可能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方式产生。
这后一点,对于一般只关心案件之结果的普通人乃至法律人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对于法学家和立法者以及关心中国法治的人们来说,则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个个案是否具有代表性,从中获得的结论是否具有有效性?正是预见到这样的疑问,我才在前面说这个案件是"碰到"的,而不说是"搜集"或"发现"的。
我们在调查中并没有抱着任何"猎奇"的态度,并不想特意寻找某个或某种特定类型的个案来印证事先的结论(事实是,我们事先并没有什么结论甚至没有比较细致的预想),甚至没有试图对某种流行的观点和命题提出质疑;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中国司法的实际情况。
至于用这些案例来分析习惯,则更是在此后产生的想法。
以法律方式约束生活陋习的简单探索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广泛出现的“中国式”陋习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以法律方式来抑制这些陋习的可能性,并阐述了我国现行法律对约束不文明现象的缺失,进而提出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细则,严格落实等方式来抑制各种生活陋习,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意见。
关键词“中国式”陋习;法律约束;健全制度
近几年,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区等成为热频词汇,通过法律来建设城市,管理社会,解决纠纷,、保障民生,是中国正在做的努力,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笔者就如何通过法律来约束生活中的陋习为主题,简单谈谈几点粗浅观点。
一、“中国式”标签的广泛出现
中国人的陋习有很长的历史,但最近几年逐渐出现了新名词“中国式”标签,如中国式驾驶、中国式旅游、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过马路等。
这些标签是指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随意横穿马路、践踏草坪,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丑陋”行为。
尽管媒体网络、社会群众都在抨击这样的陋习,引导文明的生活习惯,但这些现象却仍大范围的存在。
二、“中国式”陋习形成的原因分析
“中国式”现象一边被社会痛恨,却一边被大众重复、跟随。
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的规则意识淡薄、从众心理强、易受环境影响,从小偏重于宏观教育,少有强调生活细节,不注重习惯养成以及法律规章制度的不健全等等。
1.规则意识淡薄。
只希望别人循规守法,对自己则网开一面,不严格要求自己,只顾自己方便,不管他人看法。
心存侥幸,以为只要不是触犯法律法规,只要没有“杀人放火”,其它的规则、准则都无所谓。
2.从众心理严重。
一方面有时一人不敢行事,人多了就天生有一种从众心理,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明知故犯。
另一方面从众心理也产生了种种“随大流”的行为,因为人们认为随大流一般不会错,即使错了,那也是大家都错了,也不丢人。
3.社会理念错误。
国人从小家庭学校教育功利目的都较强,侧重宏观,不强调生活细节,缺失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文化氛围,造成社会理念的错误。
例如在熟人面前怕犯错,在陌生人面前,错了一走了之。
再如若大多数人都在闯红灯,只有一人在等绿灯,这个人反而被认为是异类,反而成了不合群的人。
4.法律制度不健全。
“中国式”现象的出现,除了以上主观原因,还存在一些客观原因。
如中国式过马路可能存在
路权分配、交通灯设置不合理,交警对行人放松等原因。
中国式旅游可能存在景区管理不严格、规划不合理、警示标志不明显等原因。
法律规章制度的不健全,执行不严格,也直接放任了“中国式”现象的发生。
三、以法律方式约束“中国式”陋习
1.可行性分析
基于以上原因的分析,约束“中国式”陋习也就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探索。
主观方面,即提高国民素质。
通过引入学校教育,家庭影响和社会评价等方式,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使每个人都养成“有道德、守功德”的良好习惯。
客观方面,形成舆论监督、道德约束、法律制度限制等机制,使所有陋习不能、不敢出现。
提高全国人素质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几代人、或者几十代人,这跟长期养成的人的劣根性有关。
另外,通过道德和舆论来约束生活陋习,也将收效甚微。
因为道德的约束缺乏强制性,也只有道德相对较高的人群才会主动受道德和舆论的约束。
在目前国民还未养成公序良俗的阶段,通过法律、制度来减少这种中国式陋习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闯红灯、乱吐乱扔、随意践踏草坪等日常陋习如果与法律相关联,明令禁止,并有相应的惩戒措施,那么这些行为就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违反成本就大大增加,自然能起到约束和限制的作用。
新加坡市容整洁,没有人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究其原因就是,在新加坡吐一口痰处以1000新元罚款,对乱扔垃圾者处以500新元的罚款,正是这种管理的执行,让许多人对自己的行为更加克制。
当一个选择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时,他可以根据个人理性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
在罚款和扔好垃圾、不吐痰之间,一个理性的人的选择应该是后者,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新加坡的案例,可以看出通过法律来制止中国式陋习是可行的。
2.现行法律的缺失
必须承认,在立法广度方面,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条文不够健全,存在漏洞,一些社会问题没有被关注到,或者即使被关注到,法律条文也较模糊,执行难度大。
比如交通方面的法规,多是对车辆进行限制、允许的条文,很少有对行人进行约束的条文,一旦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即使是行人违反交通规则,也都是车辆承担赔偿责任。
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因为法律的缺失,不得已出现人情执法,即行人、非机动车是弱势群体,无论对错,出了事故都应该得到赔偿。
如果法律上明文规定,谁的过错谁承担全部责任,那随意闯红灯现象自然就消失了。
法律的职责应该是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那就要求立法能够关注要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若不然,则很可能导致被不法分子或居心不良者钻了空子。
同时,立法的完善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立法的深度上。
只有社会问题被深入探究、解决,那么法律这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才能够得以实现。
如果法律不能够从源头解决问题,也就是“治标不治本”,便会埋下社会隐患。
在我国,对不文明现象没有明文规定的处罚措施,更多的只是在道德层面谴责,所以收效甚微。
拿旅游来说,现在有些景区为了加强管理,会制定一些管理制度来保证景区秩序、抑制各种陋习。
与此同时,如果国家法律却没有对此做出相关的规定,那么这些景区管理制度变失去公信力。
法律的深度既体现在要授予景区制定合理制度的权利并维护这些制度的权威性,还体现在要明确游览者遵守这些制度的义务。
3.健全法律法规
健全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才是解决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不文明现象的有效措施。
健全法律法规需要立法部门深入社会,广泛的调研,开展问卷,充分发扬民主,集中民智、民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集思广益,收集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陋习,对再比我国现行法律,总结需要健全的法律方面,然后从宏观到微观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条文。
在制定针对不文明现象的法律法规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宏观许可、禁止的意思。
如针对“中国式”过马路,可在交通法中完善对行人的要求,禁止行人闯红灯,禁止行人步入机动车道等。
再如针对“中国式”旅游,可在旅游法或其他相关法中规定游人有义务服从所在景区的管理,景区
有权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等内容。
二是要有相应的法规或制度阐述具体实施细则。
宏观的法律条文往往操作性不强,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种细则,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细则要分好情况,明确处罚方式,若是以罚款方式进行处罚,就要明确具体的罚款金额,若以拘留方式进行处罚就要明确具体拘留天数等等。
另外各地市区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不同标准的实施细则。
为了避免出现人情执法,降低执法难度,可采取减少执法人员自由度量的权利。
三是奖惩相结合,提高违反成本。
对于不文明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使群众不敢违法,不愿违反。
同时宣传正面案例,对典型正能量进行表扬奖励,对负面案例进行处罚并曝光。
3.严格执行
中国人口基数较大,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将法律落到实处。
而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出现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过程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也容易出现“法不责众”现象。
新的法律法规一旦颁布,首先要加强宣传,通过公益广告、真实案例等形式进行普及,要让群众都知晓不文明行为也是违反法律法规的。
其次要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执法人员,除了批评教育之外,更要通过罚金等形式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力度,促使违法者以此为戒,避免再犯,在执法过程中不留情面,切实将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到位,确保做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国式”陋习的抑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相应的制度跟进和严格的贯彻落实。
也只有健全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才能真正谈得上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