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稿：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财税理念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1)问题的提出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据预计，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 将达到1900美元，到2020年将超过3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王梦奎，2005)。

当一国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可能会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可以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矛盾凸现时期”，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容易激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

应该说，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仍没有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切实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很难抓住这个“黄金发展”的时机，而且有可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

二、转变财税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接着提出，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2004年11月，中央会议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问题的实质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直至和谐的过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现实中与人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就有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会牵涉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这就需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去建立一个利益均衡机制，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保证基本的公平和公正，使人民普遍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和收益。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案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每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都这么提，直到如今。

所以，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

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与我国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给我国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情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南方讲话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

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

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这一句话也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所作的说明。

所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理论界阐述和宣传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确的。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

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

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二、个人发言提纲：（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

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有两层含义：一、把个人劳动报酬同劳动效率挂钩。

二、把生产要素的收益和各要素的经济效率挂钩。

坚持效率优先，就必然要求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当然，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不能出现两极分化，这是效率优先原则实现的社会条件。

②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政策时，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效率，是指人们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

公平，是伦理学的概念，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中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

提高效率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来实现，实现公平则主要依靠政府对收入的宏观调控。

效率与公平上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从统一性来看，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较大提高为基础。

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条件，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

从对立性方面看，两者存在着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一面。

收入差距较小，固然公平了，但对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刺激作用不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收入差距过大，固然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又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反过来又会影响效率。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的关系；（2）、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的关系；（3）、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国民收入再分配应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具体措施：①保护合法收入，②取缔非法收入，③整顿不合理收入；④调节过高收入。

通过以上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

经济学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经济学中的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它们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

以下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1.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是指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够以最少
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而公平则是指在社会分配过程中，
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在某些情况下，效率和
公平可以实现统一，例如在市场经济中，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
资源配置可以既有效率又公平。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追求效率，可能需
要牺牲一部分公平。

例如，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吸引投资和
发展经济，可能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或减少环境保护等措施，
这可能会对公平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
需要兼顾公平，确保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3.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平，可能
需要牺牲一部分效率。

例如，在社会福利领域，为了确保每个
人都能够获得基本保障和福利，可能需要加大政府投入和社会
救助力度，这可能会对经济效率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这
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兼顾效率，避免过度浪费资源。

4.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效率和公平之间可能
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

例如，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如果过于强
调效率，可能会导致资源的过度集中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如
果过于强调公平，又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

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寻求平衡点，既要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发展，又要确保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当前中国的改革,是效率优先兼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效率效率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劳动生产率。

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还是不高？实际情况是，虽然经济的盘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

为什么有人现在反对效率优先，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把效率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把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作为效率优先来看待，因此认为现在只重经济增长不注重社会公平。

事实上，GDP的增长不等于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可以和经济发展同步。

也可以不同步，我国现在是经济发展了，但是效率没有优先，各级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效率优先。

公平指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围广得多，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社会利用资源的机遇上不平等、不公平，由于政府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会成员在资源利用上不公平，结果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最主要的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

行政垄断行业的设置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对于这些社会不公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废除效率优先。

现在一些不公平现象，即便是将公平放在优先地位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再分配的问题。

初次分配由市场来决定，再分配由政府来做。

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分配不公不是兼顾效率优先，而是应当对政府进行改革，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垄断行业市场化，舆论监督社会化，这才是解决当前分配不公的最根本的办法。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价值。

但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了初期的启动阶段，而进入现代制度建设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这个提法就逐渐显示出局限性。

第一，这一提法没有区分价值观和具体政策这样两个层面上的公正。

第一层面是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公正，这个公正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在基本制度建设安排方面必须以公正这样的价值观为基本的依据，在这样的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谁是优先的问题。

第二层面上的公正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到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经济效率和再分配两者的分量谁轻谁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解决公正和效率问题。

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平衡辩论辩题正方，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应当平衡。

首先，我们认为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是相辅相成的。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社会效率过高，可能会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社会不公平。

而如果社会公平过度强调，可能会对社会效率造成一定的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平衡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我们可以引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言，“社会中个人的自私追求最终会造福整个社会。

”这句话表明了社会效率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

如果社会效率不够高，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的生产方式，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再者，我们可以举出新加坡的案例。

新加坡在保持社会效率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社会公平。

他们通过完善的福利制度和教育体系，保障了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保持了较高的社会效率。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可以实现平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应当平衡。

只有在平衡的基础上，一个社会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和发展。

反方，社会效率应当优先于社会公平。

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效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基础。

只有在高效的生产和资源配置下，一个国家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

而社会公平可能会对社会效率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其次，我们可以引用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名言，“社会公平是一种幻觉，它会导致专制和控制。

”这句话表明了社会公平可能会导致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从而影响市场的自由运作，进而影响社会效率。

再者，我们可以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案例。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注重了社会效率的提高，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政策，取得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而社会公平的实现则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社会效率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效率应当优先于社会公平。

只有在高效的经济运行下，一个国家才能实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都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这一条一点没有错，也不是权宜之计，没有什么差不多过时的问题。

它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差不多特点，是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的一条重要原则。

它的差不多含义是，收入分配的制度、机制第一要具有足够的鼓舞作用，第一应是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激发活力，能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动力机制、鼓舞机制，同时，在保证效率目标的前提下，又要以恰当的方式实现一定程度的收入均等化，即通过适度的调剂，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操纵在一定的限度内，并通过一定范畴、一定限度的“保底”式的社会保证或救济，形成起“安全网”作用的一种稳固机制、“保险”机制。

收入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确实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的奉献分配是第一位的，对其结果进行适当的再分配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是第二位的；确实是为效率目标服务的市场分配是第一位的，为保证必要的收入公平而进行的政府调剂是第二位的；确实是收入分配的鼓舞作用是第一位的，其保证或“保险”作用是第二位的。

形成如此的收入分配制度，目前仍是一个尚未达到的目标，仍需我们去努力争取。

现在引人瞩目的收入差距问题，有一些是分配方式市场化带来的，但要紧依旧分配方式没有充分市场化造成的，专门是与专门多非市场、反市场因而损害市场经济效率的因素如特权、行政垄断及由此形成的寻租、腐败、权力与资本非法结合并侵害民众权益等等有更直截了当的关联。

简言之，现在要紧的问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两者都还没有通过有效的机制得到充分的实现。

那么许多同志什么缘故反而把问题归咎于那个原则本身呢？这第一是由于误解。

一方面，这些同志把效率一词明白得得过于狭隘，以为效率优先确实是主张、倡导不管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最大限度地谋取自身利益，没有弄清晰在分配问题上讲效率优先是指收入分配的制度、方式第一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效率。

法理学作业题目：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效率和公平。

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效率一词的解释是“1、机械、电器等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中占的百分比。

2、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

”而公平则是“处事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

”除此以外，我们提到的“效率”，更多的指的是经济学家们眼中的效率，即“价值极大化。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什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这里，我们所讲的效率指的是分配上的效率。

在涉及到收入的分配问题上时，则意味着在对产品和一切由人们创造出来的价值物进行分配时，必须考虑以什么方式的分配有利于调动合作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使分配本身成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财富的调整机制。

基于以上原因再结合我国的国情，我认为：在现今条件下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合理的，适时的。

由于历史原因，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前，“商品经济”这一概念一直是一个禁忌，认为它只能存在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

而在过于强化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们一直都采用一种片面强调公平的分配原则。

在这种强调所谓“绝对公平”的分配方式的影响下，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人民公社化”“大锅饭”的盛行，让不劳动和劳动的人享受同样的成果，这样一来，大大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束缚。

为了解放生产力，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的分配模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实践中的体现是“按劳分配”。

这一原则强调的是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和企业提供的劳动量分配个人收入，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优劳优得，不劳不得。

这样一来，才真正将效率和公平这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调和起来。

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