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和现实的逻辑使中国政府选择并发展了新安全观，中国新安全观中安全概念的内涵扩展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它不但没有让“安全”一词失去意义，相反，在安全概念内涵获得扩展下的中国新安全观已对国际政治行为产生出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有利于各国安全战略的制定，有利于新型国际安全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关键词：新安全观；安全机制；和谐世界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７）１２－０１１５－０３
论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在机理与实践意义
杨洪刚１，余朝阳２
（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部，上海２０１６２０；２．九江学院学工处，江西九江３３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８月份，上合组织“
和平使命－２００７”联合军事演习，使得人们又更多地关注起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的指导理念———新安全观来。然而，尽管新安全观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安全问题的指导思想，并自提出到现在已有十周年的历史，但是有一些学者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新安全观是一个过度扩展的概念，它包含的内容之多，已使“安全”一词失去意义。也有学者认为，“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之中，它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对此，对新安全观，尤其是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澄清和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安全和安全观的概念
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可一直以来，对安全这个概念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的学者否认安全有确切含义，但大多数学者对安全有确切定义持肯定态度，他们通常把安全定义为一种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的状态。安全观就是指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国家对自身利益威胁程度的界定和对维护利益的方式与手段的认识。由于安全概念包括了主体、环境、目标和手段等多个方面的要素，因此，不同时代的国家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基于对安全要素的不同认识会形成不同的安全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划分，安全观可分为传统安全观和新安全观两种类型。
传统安全观是指在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和以零和关系分析国家安全的观念。它又被称为“冷战思维”。传统安全观认为，敌对国家的实力不平衡是对国际安全的最主要威胁，因此与自己政治制度不同的敌对国家如果强大则是危险的；维护
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是压倒敌对国家或集团的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法有两个：一是以扩张军备或加强军事同盟来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二是采取遏制政策削弱对方的力量。因此，传统安全观有以下几个特点：（１）安全的排他性。即将安全视为一国的单边行动，或某一国家集团的集体行动。（２）维护安全行动之间的竞争性。即以“零和”的思维方式看待己方的得失。（３）安全概念的狭隘性。即将安全关系多理解为军事竞争与对抗或国力之竞争。（４）安全的相对性。即认为只有占据压倒对方的优势，才能使己方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
新安全观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观而言的，它出现于冷战后时期，源于传统安全观，但又扬弃了传统安全观。中国政府是新安全观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１９９７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式提出中国的新安全观，此后，中国对新安全观理论不断充实和完善，其主要内容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安全合
作不仅是指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
从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容来看，中国的新安全观相对于“冷战思维”，有其明显的特色为：（１）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而且包括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等。（２）安全内容的综合性。除了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的内容之外，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安全。（３）安全手段的复合性。在传统安全观中，军事手段居于支配地位，但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问题并不能单靠武力来换取和解决，它需要新的手段，这种手段包括经济、文化、科技、合作等手段的综合。（４）安全性质的普遍性。安全具有多边性质，一国的安全不仅是自己的事情，也要以他国安全为条件，离不开他国的支持和合作。
二、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在机理
如果说，新安全观是一个过度扩展的概念而导致“安全”一词失去意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为何选择了新安全观？这是否又说明新安全观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内在的机理和历史必然性。其实，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和意识层面的东西，它的形成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它与以往的历史观念具有继承关系；二是它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国的新安全观作为国家对自身利益和威胁来源的新认识与新观念，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它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新安全观是理论逻辑演绎的结果
１．中国新安全观是对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继承了邓小平的国际新秩序思想。早在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而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认为新安全观的主要目的就不仅是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是为了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能够使世界长治久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而，新安全观是与邓小平国际新秩序观是一脉相承，在理论上是对邓小平国际新秩序思想的系统化、具体化。另一方面，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从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新安全观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２．中国新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理论和西方安全观的超越。为了摆脱“安全困境”，２０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提出了各种安全观，它经历了“集体安全观——
—冷战安全观——
—共同安全观——
—综合安全观——
—合作安全观”这么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值得肯定的是，上述安全观都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最终还是不能克服这种“安全困境”。就集体安全观而言，尽管集体安全观试图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建立和维持某种秩序，但是作为集体安全思想的实践，国际联盟失败了，此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在冷战时代也不过停留在纸面上，总体来说，成少败多。冷战安全观是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安全观，以这种安全观来构建国际安全，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反而使世界在冷战的阴霾中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共同安全观最早是在１９８２年提出，但该安全观虽然提到了经济等因素对安全有一定影响，但在考虑安全问题时仍局限于军事领域等。综合安全观的出现最早在８０年代，然而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其安全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自己本国的战略利益和霸权倾向。合作安全观于１９８８年由美国布鲁斯金学会首先提出，但它并不能解决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安全等现实问题。只有９０年代中期，中国提出新安全观抛弃了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和对抗性零和关系分析国家安全的冷战思维，其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因此，中国新安全观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它不仅弥补了传统安全观的不足，又是对西方安全观的超越，它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的。
（二）中国的新安全观是现实逻辑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对于传统安全观，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的增加是当前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现实环境的客观需要。
１．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新安全观。冷战后跨国公司的建立、资本的强有力的扩张、交通的便利、信息的快捷等使全世界纳入了一体化体系的进程中。由于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使得区域性经济集团在这些区域性集体之间以及区域性集体内部，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因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的情况到处可见。１９９７年７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恶果就是一个实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威胁直接带动了中国对安全观的重新认识和界定。
２．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建立新安全观。亨廷顿认为世界上存在八大文明，并且他断言，２１世纪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冲突。尽管亨廷顿过分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却忽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但冷战后的地区战争、宗教冲突、种族主义等，尤其是２００１年发生在美国的９・１１恐怖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文化的多样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由此，文化安全也越来越被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纳入到其安全战略的视野之中，对安全观的重新界定也因而理所当然了。
３．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需要建立新安全观。冷战期间，美苏一直追求核优势地位，并企图以此来压倒多数对方。但是核技术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谁先发动核战争，也就意味着双方的共同灭亡。此外，冷战后的信息技术正渗透到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使单纯军事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信息战的可怕前景，更使有关国家拼命地争夺信息资源和信息战争的主导权。显然，新的世界科技革命为中国新安全观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４．地球生态环境需要建立新安全观。长期以来，地球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广泛消耗，正在使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对人类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而与此同时，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