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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创新实验学院生科104班孙志明2010014971“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恰恰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写照，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为了逃离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吞下艰辛和无奈，加入规模的迁徙大军去，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乡土情结特别强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背井离乡？想要知道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最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
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
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刘铮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
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
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
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
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
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
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民族迁移的原因与影响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迁移引起了极大的影响。
从古代到现代，这些民族迁移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至上千年的历史演变，构成了中国的多元文化和多样性。
本篇文章将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民族迁移的原因和影响。
一、东夷西戎南蛮的扩张早在三千年前的商代，东部地区的东夷族已经开始对中原王朝发起攻击。
周代，卫、魏等国不断与东夷族发生战争。
西戎族则是指散居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羌族、突厥等。
古代的南蛮大致指包括岛国和南方地区蛮族。
这些扩张都是受到历史进程的推动，东夷西戎南蛮的扩张引起巨大影响，如中原地区度过了长达七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也由此而来。
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居住于大草原，他们通常骑马、猎杀、放牧，是典型的游牧文明。
他们的崛起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之上的，并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南北地区在物质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扩张。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从东周末年开始，匈奴逐渐壮大，在汉武帝时期曾经袭击长城，直到唐朝安史之乱都仍旧是中国的威胁。
同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对中原地区发起了进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著名的有元朝、金朝和蒙古帝国的建立。
三、南方民族的反抗中国历史上，南方地区也发生了重大民族迁移，这些南方民族的反抗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
南方地区多山区和水路交通，因而产生了南方地区独特的文化和民族性格。
南方民族并非弱小，他们往往通过反抗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著名的南方民族有楚、吴、越、闽等地区的民族。
其中，楚国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是地位最高的一个南方国家。
吴国在汉代建立东吴政权，维持了三十年之久。
越国曾经长期抵抗北方严酷统治，苏轼所作的《赤壁之战》就是以越国抗击中原的战事作为主题。
在明朝中叶，闽南民族反抗的浩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型民族战争。
这些反抗引发了中国南方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变革，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关系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中国历史上，国土的边界、经济中心、文明程度和政治势力等因素的变化都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重大影响。
其中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分别是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元明交替时期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人口移动、以及现代城市化带动的人口流动。
这些人口迁移往往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下发生，要了解这些迁移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就必须分析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因此，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人口迁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迁，还能对现代社会的城市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围绕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关系展开。
具体而言，将对每一次人口迁移进行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迁移原因、迁移过程、影响等方面的系统分析。
该研究将采取历史文献法、地图法、统计分析法等一系列方法进行，具体包括：1、通过分析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探究民族大迁徙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2、通过统计分析元明交替时期东南沿海、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数据，研究人口迁移规模、方向和影响等方面，进一步了解元明交替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变迁。
3、通过收集现代城市化时期的相关文献和数据，分析当代城市化带动的人口迁移及其对环境、社会、经济的影响，为现代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建议。
三、研究的预期目标和意义通过对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人口迁移的关系进行研究，预期实现以下目标：1、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演变和人口迁移规律，为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演变提供新的视角。
2、阐明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和作用，深入探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3、为现代城市化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考，拓展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衣冠南渡历史上由北向南的三次人口大迁
徙
历史上由北向南的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现象，被称为“衣冠南渡”：
1. 第一回是汉末三国时期。
由于北方战乱和政治中心的转移，大批中原人迁移到南方，奠定了南方的基础。
2. 第二回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
当时黄河流域又一次大规模战火连天，西晋灭亡后，为了躲避战祸，许多士族带领家族、亲眷从华北先往山东一带迁移,接着又转移到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定居下来。
这次移民使中华文化进一步在江南传播并扎根。
3. 第三回是宋金对峙时期。
随着金朝定都北京，一些汉族地主和大贵族又带领人们向南迁徙，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使得北方人逐步接受了南方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这些历史上的大迁徙现象推动了不同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三次大迁徙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创新实验学院生科104班孙志明2010014971“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恰恰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写照，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为了逃离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吞下艰辛和无奈，加入规模的迁徙大军去，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乡土情结特别强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背井离乡？想要知道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最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
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
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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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三次衣冠南渡众所周知，历史上主要有三次衣冠南渡，那么这三次衣冠南渡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三次衣冠南渡的原因一样
三次衣冠南渡
众所周知，历史上主要有三次衣冠南渡，那么这三次衣冠南渡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三次衣冠南渡的原因一样么？正式因为历史上有三次衣冠南渡，因此，为了区分这三次衣冠南渡，就在衣冠南渡前加上前缀词，例如“永嘉衣冠南渡”等。
三次衣冠南渡
中华文明从诞生到北宋大部分时期内，中原地区一直都是各个朝代的都城、经济中心。
但因为战乱、人口、政权等所在地的变迁，就形成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衣冠南渡”现象。
第一次衣冠南渡是在西晋时期，中原地区总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周边的部落也开始了建立各自的政权，威胁西晋王朝，以致于酿成永嘉之祸。
因此，晋元帝率领文臣武将一起往南迁移，也就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也是首次大规模南迁。
第二次衣冠南渡是发生在安史之乱期间，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
在这之后，胡族进攻中原，唐朝进入割据时代，混乱的五代十国等等，都造成了人口迁移。
因此，在中晚唐到五代十国这期间发生的衣冠南渡，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南方的经济发展。
第三次衣冠南渡发生在靖康之难时期，公元1126年北方的金兵攻克北宋都城，之后北宋灭亡，中原地区的那些汉族人大量向南方迁移，不久之后蒙古有占领了中原地带，久而久之，南方地区就成立南宋的统治中心，这一次的衣冠南渡就被称为“建炎南渡”。
生活常识分享。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历史上我国的人口迁移1.“永嘉丧乱”时期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安史之乱”时期发生在唐代，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3.“靖康之乱”时期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4.“金完颜亮”时期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合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居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
5.“蒙古兵南侵”时期忽必烈等上汗位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6.“走西口、闯关东”时期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1923年－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
此外，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民。
7.“东南沿海下南洋”时期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东南亚后，为掠夺东南亚资源，招收中国破产农民作为开发殖民地的劳动力资源，并贩卖中国劳工，致使东南亚人口激增。
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人口就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重点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散。
简论中国古代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作者：刘铮刘德平来源：《速读·上旬》2015年第03期摘要：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
中国人口迁移运动的发展波澜壮阔，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我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人口分布有很大影响，并促进了我国各民族的融合及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战乱；人口迁移；南迁高峰；民族融合；经济重心南移一、人口迁移概况及其原因所谓“人口迁移”，一般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这种变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变动。
黄河流域是中国最早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中国人口最初生活和繁衍在这一片地区。
引起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战乱、移民支边和自然灾害等，但战乱往往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们为逃避战乱地区而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二、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的时间及背景我国历史上几次影响深远的人口大迁移几乎均是由战乱造成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也是战乱的多发地带，因而每当这一地区陷入大规模战乱状态，就会有大量人口被迫迁离逃向江淮以南、四川盆地或河西走廊等较为安定的边远地区。
因为南方地区较之容纳量有限的北部边疆在自然和社会条件方面更为优越，所以历史上以逃避战乱为目的人口迁移往往将江南各地作为首选目标。
这类以逃避战乱为目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两晋之际永嘉之乱后的人口南迁、唐代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南迁和两宋之际靖康之乱后的人口南迁最为典型。
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人口南迁高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特别是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和西晋的“永嘉之乱”，黄河流域战火连绵，长时间的战乱对人民的生活造成了重大的灾难，严重的破坏了人们经济生产，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不得举族南迁，对于第一次的南迁描述，史称“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2.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第二次人口南迁高峰在安史之乱前，唐朝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国力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后达到鼎盛，在这段鼎盛时期内唐朝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逐渐遭到破坏，由于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渐被日益盛行的募兵制取代，募兵制的形成，使军队开始变为私人武装，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节度使，致使唐朝的军事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形成条件，“安史之乱”致使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被迫南迁，对于战乱后的人口迁移的描述，史称“四海南奔似永嘉”。
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历史三次大规模的迁移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浪潮是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动力的不足而对少数民族的招诱。
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内迁。
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五胡”。
大量人口迁移到南方，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这为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奠定了基础。
发生在唐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这次战乱虽然仅仅持续了七年（755——763年），但是，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为战乱的结束而终止。
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南迁的中原地区人民仍相望于道。
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状况。
人口的大量南移，南方得到更进一步开发，特别是江淮、太湖地区荒地被大量开垦，成为我国新的财富地区，到五代时南方经济开始逐渐超过北方。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和约，大举南侵。
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人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到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
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地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进入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两宋时期，北民的进一步南迁，南方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北方，对朝廷的财政收入起着重要作用，表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最终完成四普定义的迁移人口是指“1985年7月1日的常住地与1990年7月1日常住地比较发生了跨县、市变动的人”［3］；五普定义的迁移人口是指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期间“来本乡、镇、街道居住，且其后外出从未超过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人”［1］。
两相对照，迁移口径至少有三个重要变化。
第一，空间尺度不同。
四普界定的迁移空间尺度下限是跨县、市，而五普下延到跨乡、镇、街道。
为明确起见，本文将县（市、区）内跨乡（镇、街道）的迁移称为“乡际迁移”，将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县（市、区）的迁移称为“县际迁移”，将国内跨省的迁移称为“省际迁移”，三者只有等级差别，没有包含关系。
五普的总迁移包括省际、县际和乡际迁移三个层次，而四普只包括省际、县际迁移两个层次。
所以两次迁移的“总迁移量”不具备直接可比性，五普的“县际以上迁移量”才在空间尺度对应于四普的“总迁移量”。
同样，两次普查的省内迁移也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四普的省内迁移等同于县际迁移，而五普的省内迁移还包括乡际迁移。
据“1‰数据”，乡际迁移约占迁移总量的43.7%，占省内迁移量的59.6%，可见空间尺度的变化对两次普查数据的可比性造成了很大影响。
第二，时间尺度不同。
对于非户籍人口，四普规定普查对象须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或者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上，才被统计为迁移人口［3］，五普将此时限修改为半年［1］，也就是说五普的迁移人口中比四普增加了在现住地居住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非户籍人口。
我们无法精确知道全国在现住地居住半年至一年之间的非户籍人口数量。
据与2000年人口普查同期进行的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普查，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外省流入人口为83.43万人，占上海的外省际迁入人口总量的38.3%。
上海是人口流入强度较大的地区，所以从全国来看时间尺度的影响应该没有这么大。
第三，迁移源地的时点定义不同。
四普以5年前常住地为迁移源地，而五普以5年内最后一次常住地变更前的常住地为迁移源地。
如果把迁移表作源地指向目的地的“矢量”，那么五普得到的是过去5年间发生的末次迁移“矢量”；而四普得到的是5年间发生的历次迁移的“矢量和”。
1.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率的区域差异1.1.迁入率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迁入率的区域分布特点，一是沿海地区高，其中北京、广东、上海三省市的迁入率超过25‰，北京市最高，达到27.5‰，广东以泱泱大省其迁入率也高达26.7‰，略过上海市（26.5‰），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对人口迁移的巨大吸引力；浙江、天津两省市的迁入率超过10‰；福建、江苏和海南三省也超过了全国平均的省际迁移率水平（5.4‰）。
二是西部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也有较高的人口迁入率，特别是新疆自治区，迁入率达到12.7‰，在各省中排名第四，这是耐人寻味的！三是中部地带人口迁入率偏低，绝大多数省区的迁入率在5‰以下，特别是非沿海的中南部省份，像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河南、甘肃、东北的黑龙江等省的人口迁入率都低于2‰（图14）。
1.2.迁出率中国人口的迁出率分布与迁入率恰成互补关系，迁入率高的沿海省市和西部省区的迁出率均比较低，广东省最低，只有1.3‰，低于3‰的省还有辽宁、云南、山东、山西、天津、新疆、上海、河北、西藏和北京；相反，迁入率偏低的中南部省区是迁出率的“高地”，江西省最高，达到13.4‰，湖南、安徽、四川、重庆等省市也超过了10‰，湖北、贵州超过7‰（图15）。
1.3.净迁移率上述迁入率与迁出率在分布上的互补关系决定了中国人口省际净迁移的分布特性，这就是：净迁入省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和最西部新疆等区域，而净迁出省区集中分布在中南部地带。
广东省净迁移率最高，达到25.4‰，其次是北京和上海，都超过24‰，新疆也达到了10.3‰排在第四位，天津8.0‰位居第五，浙江省在1990年四普及1987、199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时都是人口净迁出大省，而这次一跃而成为第六大净迁入省，这是该省长期坚持市场经济探索，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
中南部地区是我国净迁移率最低的地带，或者说是最大的人口净迁出地带。
江西省的净迁出率达到12‰，全国第一，净迁出率超过5‰的省区还有湖南、安徽、四川、广西、重庆、贵州和湖北（图16）。
中南部各省的高净迁出率的产生原因是这一地带同时接近沿海两大人口引力中心：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一点将从本文以下的迁移流场得到很好的证实。
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早已完成，国内人口迁移趋于平衡，迁入率高的城市地区往往也具有较高的迁出率，相反农村地区迁入率和迁出率均比较低，进出基本平衡，所以人口迁移不会导致宏观人口分布的显著变化。
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迁入率与迁出率互逆消长，这意味着人口迁移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的人口分布形态，沿海地区的人口集聚度在进一步增强，而西部与中部的人口密度差异在缩小。
2.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原因别流场新特征丁金宏［5］曾利用四普资料，手工绘制了1985－199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图。
作为对照分析，本文根据五普“10%数据”和“1‰数据”，借助计算机绘制新时期的人口流量流向图，并分析其新特征。
2.1.总迁移流场1985-1990年中国人口省际迁移存在三种典型流场，一是以四川等省为源地的辐散流场，二是以广东、上海等省市为引力中心的辐合流场，三是山东与东北的对流流场［5］。
今以五普资料相对照，辐散和辐合流场依然存在，而且强度和范围有所发展，显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空间模式具有很好的承继性，但是对流流场已经不复存在。
（1）辐散流场。
中南部诸省连成我国地域广阔的人口辐散源区。
四川省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人口辐散源，5年累计净迁出347.4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出69.5万人。
这意味着如果人口迁移使四川省每年减少一个大县的人口，与四普相比，净迁出规模增加了3倍，在大陆31个省中，四川省对25个省为净迁出。
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也是重要的辐散源，每年净迁出规模接近或超过40万人，有22-25个省接受其净迁出人口。
此外湖北、广西、重庆、贵州等中南部省区也是基本人口辐散区域，每年净迁出规模超过10万人。
（2）辐合流场。
大规模接受人口净迁入的人口辐合区域有四个：广东省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西部边缘区。
珠江三角洲是全国最大的人口辐合中心，广东省是人口净迁移的“超级大省”，5年累计净迁入1082.9万人，年均净迁入216.6万人，相当于每年搬来两个百万人的特大城市！在广东接受的迁移者中，以湖南省为最多，5年净迁移243.0万人；其次是四川省169.5万人；再次是广西自治区158.0万人，江西、湖北两省也超过100万人。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口辐合区域。
上海5年净迁入人口197.9万人，浙江176.3万人，江苏74.1万人，三省合计448.2万人，平均每年达到了89.6万人，对于本就人口密度很高的长江三角洲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迁移规模。
与广东省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的人口迁入水平只及前者的四成，这说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运行市场化、人口流动自由化的程度不如珠江三角洲。
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区域是我国北方的重要人口辐合区域。
北京5年净迁入人口167.0万人，天津39.3万人，辽宁39.1万人，山东2.8万人，河北省净迁出9.4万人，合计净迁入242.4万人，每年平均净迁入48.4万人，比两个三角洲地区有所逊色。
西部边缘的新疆、西藏、云南三省区也是颇有引力的人口“西陲”辐合区域，5年净迁入人口135.01万人，特别是新疆，净迁入95.01万人，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四，这对于一个西部干旱区域是难以想象的。
在辐散、辐合流场日益强化的同时，长期强盛的山东－东北对流流场渐趋式微。
这主要是因为对流流场更多地属于社会原因迁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演变的基本趋势之一，是就业目的由迁移的主要原因发展为绝对优势原因，而社会原因迁移相对衰弱。
胡焕庸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根据地理条件推断，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迁移地带在东北而不是西北［6］，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北确实成为国内移民最重要的吸纳地。
但是五普资料表明，东三省已经出现分化，辽宁仍为人口净迁入省，而黑龙江省、吉林已经成为净迁出省，尤其是黑龙江省，5年累计净“溢出”62.64万人，对照新疆的人口净迁入，也许说明中国人口迁移的潜力地带在悄悄转移。
（3）两大“流域”。
从滇藏边界经成都、西安、郑州到苏鲁边界连一条曲线，可以把中国人口迁移流场划分为两大“流域”，此线以北主要流向北京、新疆，以南主要流向广东、上海。
这条“分水岭”的西段是胡焕庸人口分布线（黑河－腾冲线）的西南半段，东段是秦岭淮河线，这说明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场既受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中心）的作用，又受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的制约（图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