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研究发展回顾及展望

中国新媒体研究发展回顾及展望作者：谭天夏厦刘睿迪来源：《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09期【摘要】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已有22年，在这20多年中新媒体迅速崛起，相关研究也接踵而来，在经历了观察与思考的起步阶段——全面推进的探索阶段——构建新理论的升级阶段后，我国新媒体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但同时存在缺乏基础理论研究、跨学科合作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要从跨学科、平台化和国际化三个维度推进我国的新媒体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研究；发展1969年美国ARPANET（阿帕网）建成，标志着互联网的诞生。

1994年的4月20日，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

自始依托互联网传播，新媒体应运而生。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相关研究也从观察起步到全面探索，再到理论建构，研究的规模、质量和层次不断提升，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跨界、多维度研究的繁荣景象。

本文以CNKI（中国知网）为主要文献来源，试图将我国新媒体研究发展作一个整体的勾勒。

在回顾之前，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为新媒体？新媒体的定义众说纷纭，并无统一的概念。

New media可译为新媒介也可译为新媒体，就研究旨趣而言大致可分为两大取向：一是围绕新媒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研究传播学问题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问题；二是立足新媒体，研究新媒体产业、媒体融合、传媒制度等传媒业现实问题。

第二个问题主要根据新媒体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推进研究，笔者把第二个问题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本文重点研究这三个阶段。

此外，本文回顾范围仅限于中国内地（大陆）的新媒体研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一、起步：观察与思考（1986—2005年）最早一篇关于新媒体的文献可以追溯到1986年发表在《外语电化教学》上的译作《视听教育在新媒体时代的地位》，但那时的新媒体并非今天讲的新媒体，它只是教育技术上的新媒介新技术。

1986—1996年只能算是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史前阶段。

真正的新媒体研究应该在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后。

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第一条TCP/IP实现全功能链接，成为互联网大家庭中的一员。

但中国新媒体的起步却在尚未接入国际互联网就开始了，1993年12月6日，《杭州日报·下午版》通过该市的联机服务网络——展望咨询网进行传输，从而开启了中国报业电子化的序幕。

1996年9月，中国传播学研究学者闵大洪在《新闻记者》上发表了《电子报刊——报刊业一道新的风景线》，介绍和分析了电子报刊（数字报纸）的发展，笔者认为这应是我国新媒体研究最早的文章。

1996年，北京大学胡泳教授翻译出版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此书被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此后，胡泳还翻译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等多部译著，介绍国外互联网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

1997年元旦，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正式上线，这是中国开通的第一家中央及重点新闻宣传网站。

此后新闻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相关研究也相伴而来。

1997年10月16日和17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全国电子报刊研讨会，与会者来自30余家建有网站的报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以及新闻出版领导机构、管理机构。

这应该是国内最早的新媒体研究会议，尽管还仅限于务实层面。

此后，一些学者和传媒人开始对新媒体发展进行观察和探索。

1998年，闵大洪出版专著《传播科技纵横》。

1999年，浙江报人孙坚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闻传播学专业学术网站《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媒体研究阵地。

闵大洪、孙坚华等也成为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先行者。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传播理论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包括基础理论，甚至新闻的定义也有重新考虑的可能。

”[1]2000年，新闻网站建设热潮也引发了网络传播研究热潮。

2000年6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了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近百家媒体网站负责人及相关人士，围绕媒体网站的自我成长、与商业网站的关系、网络新闻的采编规律、大型新闻网的运作、网络版权保护、网络新闻人才及媒体网站的技术等七大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

之后，研究内容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直到2003年，“10年来，网络传播学科所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包括网络传播法规、网络道德，网络传播对社会政治（包括电子政务）和经济（包括电子商务）的影响，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隐私权等各项权利的保护，网络传播与社会群体（如青少年、女性、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等）、网络传播与语言文字（符号）、网络传播与文学艺术，网站建设与经营、网络广告、网络新闻实务、网络媒体与传统大众传媒的关系、网络传播与全球化等”[3]。

2003年是中国网络媒体发展10周年，博客在中国兴起并掀起新的研究热潮。

被称为“中国博客之父”的方兴东等人的研究发现：“博客的出现集中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媒体界所体现的商业化垄断与非商业化自由、大众化传播与个性化（分众化、小众化）表达、单向传播与双向传播三个基本矛盾、方向和互动。

”[4]他进而认为：“新技术将不断为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出版助力，个人出版将更具破坏力与建设性……除了博客社区本身的自律之外，更在于如何对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出版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管理。

”[5]与此同时，关于新媒体的研究开始从虚拟社区转向对博客等自媒体的研究，研究开始向横向延伸（与不同学科相结合、从不同角度研究）和纵向深入（深入理论研究、从现象挖掘本质）。

2004年，清华大学教授彭兰的博士论文《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对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理论分析，之后此文被评为百优博士论文并出版。

2004年5月22日至23日，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国江苏网主办的首届“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在南京举行，此后该会每年以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大学举办，后更名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并逐渐成为国内新媒体传播研究的重要学术会议。

2005年，与新媒体有关的文献数量首次破百篇，被引用大于等于5次的文献数超过20篇。

此时，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我国新媒体发展也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但在當时，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新媒体，在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影响还不大。

但互联网研究远胜于新媒体研究，每年关于互联网的论文有上千篇，新媒体的研究论文此后从每年几篇缓慢增加到几十篇，2004年达到69篇，2005年增加到116篇。

这一时期，我国新媒体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主要研究工作还是观察、描述、整理和思考，处于新媒体研究的起步阶段。

尽管只是新媒体研究的起步阶段，但外部条件和基础工作正在逐步形成。

一方面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传播学为新媒体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的统计工作也为新媒体研究奠定了基础，如自1997年建立的以“为我国互联网络用户提供服务，促进我国互联网络健康、有序发展”为宗旨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每半年权威发布中国互联网统计信息，也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探索：全方位推进（2006—2010年）2006年，录入CNKI的新媒体论文达到520篇，比上一年增加了近4倍，此后每年不断增加，到2015年达到8879篇，新媒体研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从下面图1和图2可以看出，2006—2015年十年间，新媒体文献数量增加与我国互联网用户的发展是成正比的。

但从图1和图2也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用户增幅减缓，文献数反而剧增，结合研究内容还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新媒体研究是全面开花，后五年新媒体研究是向纵深发展。

先看2006—2010年这一阶段，新媒体研究首先在新闻学领域展开，中国人民大学成为研究的领军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率先把美国的“融合新闻”探索介绍进来并开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喻国明从传媒经济学视角对新媒体展开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钢、清华大学教授彭兰则从媒介融合的视角展开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匡文波则主要研究手机媒体。

与此同时，新媒体也开始利用传播学理论展开深入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先红提出了“新媒介即关系”的新观点，浙江大学韦路和张明新讨论了互联网的知识鸿沟，暨南大学教授谭天提出了新媒体生态下的传播裂变理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黄升民提出了“三网融合”的新构想。

2007年，南京大学教授杜骏飞的《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网络传播领域的学术进展与趋势分析》，郑州大学教授郑素侠的《2001—2006年内地网络传播研究现状的实证分析》，都对网络传播研究发展进行了梳理。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付玉辉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发表一篇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年度研究综述。

从2010年起，谭天等教授对我国媒介融合发展进行了年度分析，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不同时期的新媒体研究进行了梳理。

从对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新媒体等新概念的界定和辨析，到Web2.0、3G、微内容等新技术新形态的分析；从对全媒体、三网融合等新业务新业态的现实观照，到对关系、平台等热词的关注，再到对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前瞻性探讨。

在这个阶段，我国新媒体研究群体已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

这一阶段，新媒体研究既有相对集中的领域，也有不断扩展的新视域。

CNNIC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当年，北京奥运会助推了我国网络媒体全面升级。

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媒体，学者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它对传媒业带来的急剧变化。

清华大学崔保国和张晓群认为：“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张，传媒产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迅速变化。

新媒体的快速成长是推动中国传媒产业变化的主要力量。

”[6]彭兰认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发布。

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

”[7]黄升民则希望通过“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产业”新业态。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讨论新媒体的社会意义和网络社会，如彭兰认为：“Web2.0所强调的，不是人与内容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

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界面、社会纽带。

”[8]湖南理工学院徐小立、武汉大学秦志希发现：“‘信息知沟’正在威胁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发展，政府应该更大地发挥其在信息产业均衡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9]河北大学王秋菊、刘杰则揭示了“网络传播在当代公民社会阶层变动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网络舆论传播的影响”[10]。

更多的学者主要还是讨论互联网给新媒体带来的新问题，有从新闻学、舆论学视角研究的，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朱颖、陈小彪讨论了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自由及其边界，复旦大学李良荣、张源认为新老媒体结合将造就舆论新格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则讨论“人肉搜索”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