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从武汉、大连、南宁会议纪要解析办理重大毒品案件辩护要点

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广东**律师事务所***接受涉嫌贩卖毒品罪的被告人黄**的委托，出庭为其辩护。

在此之前，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卷宗资料，鉴于被告人本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自愿接受法律制裁，其行为也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为此，辩护人对被告人将作有罪罪轻辩护，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予以采纳。

一、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的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纵然不构成自首，但是被告人在涉案以后，意识到自己行为违法，所以在公安机关抓捕的过程中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的行为;在抓捕归案后，能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坦白交代，如实陈述自己的全部罪行，通过查阅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七次讯问笔录，可知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供述前后完全一致，而且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就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没有任何掩饰、隐瞒情形，认罪态度十分端正。

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悔恨，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希望法庭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给予其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以便尽早报效社会。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被告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实施的贩毒行为系在公安机关安排下进行的，属于特情介入下的犯意引诱型犯罪，依法应当从轻量刑；且该次交易并未进入实质交易阶段，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公安机关能顺利将被告人抓获是在潘某的配合下，很明显，潘某的身份已经转化为了公安机关的“特勤人员”，本案属于“特情引诱犯罪”案件。

辩护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条的精神，被告人的此次犯罪属于犯意引诱，是在潘某主动向公安机关举报之后，继而积极向被告人要求购买毒品而后被告人被抓的犯意引诱行为。

最高法法官：毒品居间介绍、居中倒卖、代购的实务区分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法律适用相关问题作者：李静然（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参与撰写过官方《毒品犯罪武汉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毒品犯罪司法解释（法释【2016】8号）》理解与适用。

在贩卖毒品犯罪中，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较为常见，且对促成毒品交易发挥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对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行为的定性问题作了规定。

2015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纪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与居中倒卖毒品行为的区分，以及居间介绍行为的共同犯罪认定与处罚等问题作了规定。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互为补充，较好地规范了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法律适用。

然而，在办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上述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以及对此类行为的认定与处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拟针对其中几个突出问题加以探讨，以供司法实践中参考。

一、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界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通常是指行为人为毒品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信息、介绍交易对象、协调交易价格、数量，或者提供其他帮助，促成毒品交易的行为。

具体包括，为贩毒者介绍联络购毒者的行为，为购毒者介绍联络贩毒者的行为，以及同时为毒品买卖双方牵线搭桥促成毒品交易的行为。

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的是，此类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居间介绍者的犯罪地位特殊。

在司法认定上，对居间介绍者通常按照毒品交易一方的共犯处理。

但在实际的毒品交易过程中，居间介绍者与交易双方的地位均有差别，其既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体，也不是交易一方的代理人，而是处于中间人的地位，发挥着沟通媒介的作用。

第二，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犯罪方式特定。

居间介绍者有的仅帮助毒品交易双方牵线搭桥，有的帮助商谈价格、约定交易，还有的与买卖双方共同参与交易，但其实施的都是促成交易的帮助行为。

特情引诱案件的处理原则和争议焦点为了侦破某些特殊案件，特情人员或者已经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主动接近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犯罪机会或者引诱，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将其抓获，这就是特情引诱的侦查方法。

一、特情引诱案件的处理原则特情引诱被广泛运用于毒品犯罪案件，《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大连会议纪要）对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作出了专门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特情引诱案件的处理原则如下：（一）本有犯意，不从轻处罚。

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

例如，被告人张某甲在没有特情介入之前就已经准备实施贩卖毒品的行为，故亦不存在犯意引诱的情形。

又如，被告人在得知举报人欲购买毒品后，积极寻找货源，在短时间内即组织到涉案大量毒品进行交易。

据此，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

不能从轻处罚。

再如，刘某因本案被抓获后，又向古某昌提出购买数量较大的毒品氯胺酮，存在“犯意引诱”的情形，但古某昌在不知刘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的情况下，向宋某其购买毒品用以贩卖，其贩卖毒品的主观目的明显，并不属“犯意引诱”。

（二）本无犯意，存在犯意引诱，从轻处罚。

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

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例如，被告人赵某某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双套引诱，从宽处罚或免于刑事处罚。

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四）数量引诱，从轻处罚。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例如，鉴于本案被告人高某存在毒品数量被引诱的情形，酌情对其予以从轻处罚。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3.12.25•【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23年第10期作者简介：李睿懿，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一级高级法官；欧阳南平，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李静然，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法学博士；田娟，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三级高级法官；姜远亮，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三级高级法官，法学博士。

摘要《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坚持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对当前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中反映较为突出的法律适用、政策把握及证据审查等问题加以明确和规范，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指导人民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文件。

《纪要》在继承大连、武汉两个会议纪要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新增或者对以往规定作出较大修改，主要涉及罪名认定、毒品数量、含量、共同犯罪、死刑适用、主观明知认定等12个大问题。

结合《纪要》规定，对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涉麻精药品行为的定性等罪名认定问题，毒品数量、含量问题，共同犯罪认定以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自首、立功，累犯、毒品再犯，管辖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解读，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和适用。

关键词代购毒品麻精药品死刑适用主观明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禁毒决策部署，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持续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6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组织召开了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推进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举措，研究讨论了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达成了共识。

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以法〔2023〕108号文件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

涉嫌贩毒罪检察院阶段律师辩护意见背景本案涉嫌贩毒罪，现在进入检察院阶段。

我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就此向检察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 证据收集程序是否合法在本案中，证据收集程序是关键的一环。

辩护方需要确保该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我们将仔细审查警方收集的证据，包括调查报告、搜查令和逮捕令等。

如发现证据收集程序存在任何违法行为，我们将要求剔除相关证据。

2. 证据的真实性和确凿性贩毒罪涉及严重的刑事责任，因此证据的真实性和确凿性至关重要。

我们将对检察院提供的证据进行仔细分析，并尽力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或矛盾之处。

如发现证据存在疑点或不可信之处，我们将要求进一步调查以澄清事实。

3. 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在贩毒罪案件中，证人证言是关键的证据之一。

然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常常受到质疑。

我们将对检察院提出的证人证言进行详细的背景调查，并尽力找出证人证言可能存在的瑕疵或动机。

如果证人证言存在可疑之处，我们将提出质疑并要求法庭审查证人的信誓旦旦程度和可信度。

4. 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在本案中，我们将对检察院对贩毒罪的法律适用进行审查。

如果发现检察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或歧义，我们将提出相关的法律解释和判例，并辩称被告所涉罪行不符合贩毒罪的构成要件。

5. 刑罚的合理性和适度性最后，我们将在辩护中关注被告的刑罚合理性和适度性问题。

我们将向检察院提出适当的辩护意见，力求降低被告的刑罚幅度，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我们将认真审查证据收集程序、证据的真实性和确凿性、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以及刑罚的合理性和适度性等方面的问题，并采取适当的辩护策略，力求为被告辩护最大化的利益。

注意：以上意见仅为辩护律师的初步建议，具体策略和辩护方向还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化和讨论。

前言：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以法[2015]129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纪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并对当前毒品犯罪适用法律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

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下发的《大连会议纪要》，以23个问题的形式对《武汉会议纪要》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一、《武汉会议纪要》和《大连会议纪要》之间的适用关系二、毒品犯罪“从严惩处”中的新变化三、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四、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五、毒品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六、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七、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的性质认定八、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性质认定九、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认定十、接受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的性质认定十一、网络涉毒行为的性质认定十二、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性质认定十三、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性质认定十四、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十五、未查获实物的“麻古”、“摇头丸”等混合型毒品的数量认定十六、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以贩养吸)的贩毒数量认定十七、“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数量”的例外情形十八、制造毒品案件中的数量认定十九、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二十、毒品犯罪的财产刑适用二十一、毒品罪犯的减刑和假释的适用二十二、累犯、毒品再犯的适用二十三、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性质认定一、《武汉会议纪要》和《大连会议纪要》之间的适用关系一、《武汉会议纪要》和《大连会议纪要》之间的适用关系《武汉会议纪要》对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若干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范，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

因此，两者应当配合适用，具体可以区分以下几种情形加以把握：第一，《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武汉会议纪要》作了规定，参照《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执行。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

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假设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

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

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廉价，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

”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表达，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无非是基于以下立法背景：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取证难，危害性大、发展势头日益严重的特点，根据已经查获的证据很难认定构成走私、贩卖、运输或窝藏毒品犯罪的，为不致于放纵犯罪，同时也为解决存疑毒品案件的处理问题，因此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

重罪案件庭审答辩要点一、辩护人提出毒品来源不明或上家未查实，本案事实不清。

答辩要点：毒品来源是毒品犯罪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并非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必要条件。

被告人贩卖毒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应结合在案证据综合判定。

具体到本案中，有下家供述、相关书证、查获毒品等证据证明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被告人对此亦供认不讳，所供能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

毒品来源问题、上家问题，是涉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犯罪问题，不影响对本案被告人贩卖毒品罪的认定。

二、辩护人提出涉案毒品有部分去向不明，认定被告人贩卖毒品数量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答辩要点：本案中，相关证据（上家供述、银行凭证等书证、被告人关于毒品交易的价格、次数、下家供述及查获的毒品等）可以证实本案被告人为贩而买，且购买毒品的数量可以做出准确认定，购买毒品的数量即为其贩卖毒品数量，具体所有毒品销往何处、何地、何人，不影响被告人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也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三、辩护人提出本案系共同犯罪，负责毒品运输或贩卖的被告人系从犯，应依法从宽处理。

答辩要点：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据此，被告人在本案中是否属于从犯，认定依据是其在整个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其仅仅实施了运输或贩卖行为，就认定其为从犯。

综合本案事实证据，其一，被告人甲明知是毒品而长途异地运输，系全案的重要环节；其二，被告人乙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并收取毒资，分别系毒品运输、贩卖行为的实施者，上述两种行为均是整个犯罪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且两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显非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因此，不宜认定为从犯。

四、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不具备运输毒品犯罪中的主观“明知”，不能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答辩要点：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构成，要求被告人主观上具备“明知”。

但判断被告人是否明知是毒品，不能仅仅依据被告人的辩解，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手段、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 年9 月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总结了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研究讨论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统一了认识。

会议形成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 年12 月8 日以法【2008 】324 号文件印发各级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为正确理解和适用《纪要》，现对《纪要》的有关问题予以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对毒品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先后作出多个司法解释，并于2000 年4 月出台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

2004 年12 月姜兴长副院长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07 年4 月张军副院长在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对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一些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阐述。

近年来，毒品犯罪案件出现一些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特别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和禁毒法的实施，毒品案件的审理面临新的形势和要求。

为了统一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毒品案件特别是毒品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审理毒品案件的经验和做法，经讨论研究后形成《纪要》草稿。

2008 年5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对《纪要》进行了讨论。

2008 年9 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召开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又对《纪要》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根据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纪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纪要》的起草，主要依据刑法总则和分则的规定、有关禁毒法律和法规、有关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同时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毒品案件有关会议纪要、院领导讲话和调研报告的内容，还参照了各地法院审理毒品案件的经验和做法。

毒品犯罪三大《会议纪要》梳理（一）毒品犯罪三大《会议纪要》即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月于南宁、2008年12月于大连、2014年12月于武汉召开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后以召开地命名之。

三大会议纪要依据其当时全国毒品犯罪的形势，对具体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意见，并不断予以修改与补充。

笔者试着对其主要部分进行梳理，以领会毒品犯罪法律适用的精神。

罪名认定问题1、吸毒者涉嫌毒品犯罪罪名认定。

（1）不定罪。

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应定罪处罚。

（南宁、大连）（2）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吸毒者在购买、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南宁、大连（3）运输毒品罪。

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武汉）（4）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

注释：对吸毒者购买、运输、存储毒品的行为，直接以数量较大作为界分标准。

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毒品未达到数量较大标准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根据其具体的行为状态定罪，处于购买、存储状态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处于运输状态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2、代购毒品行为罪名认定。

(1)运输毒品罪的共犯。

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武汉）注释：这样规定，是为了严厉打击运输代购毒品行为，遏制毒品的消费和流通。

(2)贩卖毒品罪。

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