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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背景：发行金圆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
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
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
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
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
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
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
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
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
同时，蒋介石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
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
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
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
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介石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二、经过：货币发行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
解放前通货膨胀案例：金元券变废纸 面额达 1 万2014 年 11 月 18 日 14:31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来源：海南日报 手机看新闻 字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需要大量军费开支，不得不滥发钞票，造成法币 恶性通货膨胀。
1947 年市场上流通的“法币”已经有万元面额的钞票。
同年 12 月， 又推出了 250 元至 25 万元的大额“关金券”。
1948 年，小女孩拿厚厚的几摞钞票买东西。
从 1914 年至解放前，海南市场流通的货币跟随“城头变幻大王旗”而眼花缭乱。
大部 分货币都是发行不了几年就贬值得极其厉害，处理好一点的，被执政方折价收购，但也让海 南人民损失惨重；处理不好的，币纸还不如手纸。
这里以货币不稳定的金元券和银元券为极端案例。
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法币”已经逐渐贬值。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需 要大量军费开支，不得不滥发钞票，造成法币恶性通货膨胀。
1947 年市场上流通的“法币” 已经有万元面额的钞票。
同年 12 月，又推出了 250 元至 25 万元的大额“关金券”。
如此大面额“关金券”本已荒唐，国民政府又规定“关金券”1 元，折合“法币”20 元。
换句话说，25 万元的“关金券”可以换“法币”500 万元，以此延缓法币的贬值。
但市场上物价飞涨，法币完全失去了海南人民的信任，宁可用港币、叻币、美元、暹 罗币、银元所取代。
1948 年 8 月，国民政府再一次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废除“法币”，由中央银行发 行“金元券”。
面额有 1 元、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六种。
规定 1 元金元券折 合“法币”300 万元，以回收“法币”。
但军费支出浩大，国民政府印刷的 1 千元、5 千元、1 万元面额的金元券又继续出炉。
金元券同样变成废纸，市场上依然把旧银元当作交易媒介。
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见市场已流行银元，就采取顺水推舟的方式，决定再次实行 银元本位制，并于 1949 年 7 月 2 日由代总统李宗仁明令公布了《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 法》，规定银元券 1 元兑换银元 1 元，等于金元券 5 亿元，一块银元的价值，比 8 亿元金元 券还高。
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继法币之后发行的一种纸币，始于1948年8 月20日，停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十月余，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空前的货币。
迄今，身历其事者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对于此段恶性通货膨胀史，应细密梳理，深刻总结，警惕世人。
有关经济史教材、著作对此虽有所论及，然多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研究。
究竟金圆券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行的？币改方案是如何出台的？金圆券发行之初的效果如何？其最终崩溃的过程又如何？给人们什么启示？都需要做系统的探讨和回答。
以下分而述之，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一、遏制法币极度膨胀的失败--金圆券的发行背景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是因为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其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以解燃眉之急。
法币在发行之初，流量不大，较为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
然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重燃战火，企图迅即消灭中共，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
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
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
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
法币完全丧失了价值符号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
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币制改革遂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金圆券改革失败原因探究金圆券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旨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商品流通和价格形成的改革。
金圆券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
本文将从政策设计、执行过程以及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对金圆券改革失败原因进行探究。
一、政策设计存在缺陷金圆券改革的政策设计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是金圆券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圆券改革在货币供应和发行方式上存在问题。
金圆券的发行量过大，且未能及时控制，导致通货膨胀严重。
金圆券的发行形式和管理方式也存在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需求，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制度保障。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金圆券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金圆券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金圆券改革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改革的推进和实施效果。
金圆券改革的执行过程缺乏清晰的思路和完整的方案，导致了改革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协调不畅，信息不畅通，执行力度不够，导致了金圆券改革的混乱和无序。
金圆券改革的执行效果也受到了通货膨胀、价格飞涨等因素的干扰，致使改革难以保持稳定和持续。
三、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动荡不安，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经济体制转轨困难重重。
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使得金圆券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碍，难以取得成功。
金圆券改革的外部环境还受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国际汇率波动、外汇储备不足等因素也对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设计存在缺陷，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我们需要充分总结金圆券改革失败的教训，深化改革思路，完善改革方案，加强政策执行，改善外部环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夭折始末小故事网时间:2012-12-05 蓝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于1948年8月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缴金银外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
受命于“危难”之时，欲替党国“补天”王云五是今天大多数人都非常陌生的历史人物，然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著名社会贤达，也是金圆券币制改革策划和推行的始作俑者。
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休养生息的民意，很快就穷兵黩武发动了对中共解放区的全面内战。
然而这场不义之战消耗了大量的金钱与物资，致使生产萎缩，物资匮乏，整个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只得自己想办法“挖潜”补洞。
1948年5月，经翁文灏等人推荐和蒋介石首肯，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王云五上任伊始，面对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经济形势，决心抱着“替党国补天”的思想，在全国进行新的币制改革，取消流通已久的法币，改为发行新货币——金圆券。
经过精心准备，他亲自秘密起草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王云五的“补天”发明使早已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喜出望外，他在审核报告后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
”8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专题研究币制改革相关问题，并破例邀请不是国民党员的王云五到会做币改方案的说明。
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兑换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强制推行币改，上海“闹剧”四起8月20日，王云天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身份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外界公布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
金圆券发行之初，普通老百姓在“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的高压下，只好将所存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而深知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底细的工商、金融大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财富白白送进国民党政府的狮子口里，便想方设法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愿兑换。
中国曾经有一种神奇的货币，叫“金圆券”我们这些金融行业之外的人，对“通货膨胀”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深刻认识。
真正的“通货膨胀”有多可怕？看完这篇文章，你可能就会有一点感受。
1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感受到了黑云压顶之势：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挺过了国民党最初的“全面进攻”，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开始发动了局部战略反攻。
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区域内，一场战略大决战一触即发。
但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的这个会议却不是谈军事，而是谈另一件事：钱。
由于内战，国民党的军费开支疯狂增加，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但在这关键的时刻，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货币——“法币”挺不住了。
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开始推行的国内流通货币，由于一开始发行量不大且稳定，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多年抗战，财政吃紧，只能大量印制法币。
到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总额已经达到5569亿元，比全面抗战前夕增长了约400倍。
面额为1000元的法币超发货币，自然会带来货币贬值的效应。
以100元法币为例，在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牛，到1938年就只能买一头了，到1939年只能买到一头猪，到1941年只能买到一袋面粉，到1943年只能买一只鸡，而到1948年，买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经困难了。
发动内战后，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75%都砸到了军费开支上，所以只能饮鸩止渴，靠疯狂加印法币来填补财政窟窿。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达到了全面抗战前的47万倍，居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窘迫景象：印刷厂刚印好的法币还没出厂，钞票面值已经在市面上一落千丈，甚至已经抵不过刚才印刷的成本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曾试图用“抛售黄金”来回笼法币，稳定物价。
结果一边是抛售中央库存黄金的60%回笼了1万亿元法币，一边是政府又加印了3万多亿元法币，最终宣告计划失败。
2014-11-16 11:47 国家人文历史“不好意思，我们不收法币”1948年，成袋的法币被抬下汽车1935年至1948年期间，国民党为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开始大量发行法币，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物资供应，法币必然供大于求。
有钱买不到东西，物价飞涨，法币开始疯狂贬值，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法币的印刷是英美技术，美国机器和纸张，很多在香港印刷。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沦陷，机器被日军缴获，日本人印了大量假币进入市场，更加剧了通货膨胀。
电视剧中的崔中石在南京的茶馆听曲，掏钱点歌时却被跑堂的当场拒绝：“不好意思，我们不收法币。
”在1935年法币发售之初，它与银元的兑换比例是1法币兑换1块银元。
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牛，1945年9月其购买力只剩下了十万分之七。
如果一斤大米有五百粒的话，1948年8月时100法币只能买到1粒大米了。
剧中的曾可达代蒋经国赠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一套紫砂茶具，方步亭一眼就看出是范大生的手艺，并估算说这把壶按眼下的市价，价值五百英镑，“折合成现在的法币，一辆十轮卡车也装不下。
”1948年的北平教育界在物质待遇上也大不如前。
学校的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一减再减，仅占政府总预算的3%，其中50%还是“三青团”的活动费。
北京大学“负债近百亿”，“最迫切待还数目为八十亿”。
大学教授的生活也乐观不起来。
以清华大学为例，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1946年12月底可以领取薪金83万元，够买23袋面粉有余，生活比战时要好。
但因物价陡涨，1947年5月，一个教授的月薪不够买10袋面粉。
1947年底10万元法币大钞出笼后，物价更像脱缰之马，教授薪金虽涨到1000余万元，却不够买5袋面粉。
北平中小学教职员要依靠美国援助的旧衣服才能遮体避寒。
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的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服装价格上涨652万倍⋯⋯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
79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拯救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维持庞大的内战军费开支，下令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但是事与愿违，被其视为救命稻草的金圆券，由于漫无节制地大肆滥发，迅速酿成金融风暴，带来始料未及的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天下纷然，怨声载道。
金圆券不但未解国民党政府的燃眉之急，反而作为一针催化剂，加速了国统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垮台。
因此，出台仅10个多月的金圆券币制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金圆券也从而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
最短命的货币——金圆券流通始末刘庆礼邮币卡145623邮币卡80金圆券的发行背景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公布紧急法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毕竟有所节制。
到了抗战中期，由于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的相继沦陷，使得赋税收入锐减，而财政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却大幅攀升，因而出现了上百亿元的财政赤字。
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额成倍增长，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初现端倪。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结束，惨遭重创的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有所恢复，物价也一度降低。
但好景不长，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军费开支的浩大，又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上升。
到了1947年，国民党政府仅军费支出一项即接近25万亿元，法币的发行额已是战前的47万倍，物价也比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无奈之下，蒋介石授意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
1947年8月初，王云五提出“统一财政经济决策机构”和“行政业务计划方案”，希求通过取消久已流通的法币，改为发行金圆券，重温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成功之梦，达到整顿经济、筹措资金、应对战争的目的。
金圆券的粉墨登场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1948 年 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
1948年“金圆券”的真实历史2014年11月15日星期六北京青年报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最近热播，其中涉及1948年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那段历史。
尽管电视剧不免有创作的成分，故事情节有虚构的内容，但真实的历史却与电视剧一样精彩。
1948年国民党当局决定发行“金圆券”，一个突出的考虑就是解决财政困难。
据与会者后来的回忆，当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发行“金圆券”问题。
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认为，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要求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
与会的大多数委员则表示，如无实体经济或硬通货作为基础支撑，光在票面上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危机。
但蒋介石最后发话：“目前财政上的困难，王部长已作了报告，这次改革币制，已同外国朋友商量好了。
”然后站起来，双手徐徐托起说：“大家起立，表示表示赞成。
”于是，第二天“金圆券”出笼。
但很快，没有任何支撑的“金圆券”暴跌，一捆“金圆券”换不回相同重量的大米，上海等地不少商家干脆拒收这种没有任何信用的纸币，国统区内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实际上，这不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以财政困难为由进行币制改革。
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发行纸币即法币并回收与禁用银元，此举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结果同样导致纸币过量发行，至抗战结束，法币贬值数千倍。
《巴蜀述闻》里曾记载了一个故事，把国民政府几次发行纸币失信状况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0年四川宜宾县为修建自来水厂筹集银元13万余，后工程因故未上马，银元以自来水工程专款名义存入银行。
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纸币即法币，以法币回收银元并禁用银元，按当时兑换，13万银元换成了200万法币再存入银行，孰料法币自抗战以来一路贬值，通币无限膨胀。
至1948年国民政府再度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规定“以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比价回收法币”，此时存在宜宾银行中的当年用13万银元换回的两百多万法币连本带息只换回了不到一元“金圆券”。
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继法币之后发行的一种纸币，始于1948年8 月20日，停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十月余，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空前的货币。
迄今，身历其事者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对于此段恶性通货膨胀史，应细密梳理，深刻总结，警惕世人。
有关经济史教材、著作对此虽有所论及，然多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研究。
究竟金圆券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行的？币改方案是如何出台的？金圆券发行之初的效果如何？其最终崩溃的过程又如何？给人们什么启示？都需要做系统的探讨和回答。
以下分而述之，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一、遏制法币极度膨胀的失败--金圆券的发行背景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是因为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其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以解燃眉之急。
法币在发行之初（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流量不大，较为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
然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重燃战火，企图迅即消灭中共，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
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
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
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
（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5页。
）法币完全丧失了价值符号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
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币制改革遂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
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就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
"（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1946年3月8日，宋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市场大量配售。
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
（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注：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页。
）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1／3。
可见，黄金抛售未达到控制法币膨胀的预期目的。
"黄金风潮案"的爆发，更宣告了这一措施的彻底破产。
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
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宋子文被迫下令停止出售。
就在黄金停售的前几天，一些投机商意识到中央银行存金已尽，更加紧抢购，以致黄金价格暴涨，商品市场大乱，此即闻名上海的"黄金风潮案"。
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则被撤掉职务。
[!--empirenews.page--] 宋内阁倒台后，由政学系头目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仍任财政部长，张嘉＠①为中央银行总裁。
蒋介石想走马换将，压住黄金风潮和通货膨胀。
张内阁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
同时，加强敌伪物资抛售，发行了4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和库券，以图回笼法币。
但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通货膨胀速度继续加快，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
其间，张群曾提议由王云五特别研究财政，王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
"（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页。
）张内阁也曾拟制币改方案，并要求得到美国资助，但随着张群的倒台，终成泡影。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
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
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二、王云五币改方案的出台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
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
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①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
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
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 页。
）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税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
结果表明，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
4 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
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
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
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
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
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但又称不知道财政部方案的具体内容。
其实，俞曾参与研究王云五主持的币改方案，不可能不清楚这一方案的底细，只因蒋介石嘱其对上海方面应力守秘密，所以他只能对4人小组说不知道。
（注：参见李立侠《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empirenews.page--]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
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
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
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
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
"（注：王寿南前揭书，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1][2][3][4]下一页，第207页。
）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
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
），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拟定的方案。
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注：参见《大公报》（沪）1948年7月25日。
），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
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
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
"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
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
"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蒋介石会见翁文灏一行后，当日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
31日，就币改方案征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家＠①。
张直言：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否则等于发行大钞，人们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
即使没有充分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故应慎之又慎。
8月17日，蒋又召见张嘉＠①，张仍坚持已见，断言如不减少预算支出，降低发行额，新币必然贬值，无法抑制。
翌日，蒋再次召见张嘉＠①，将《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阅读。
张仍认为，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
如果人们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
（注：参见姚崧龄《张公权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4-1016页。
）蒋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张嘉＠①，表明他对发行新币的前途忧虑重要，然其意一决，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
[!--empirenews.page--]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
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
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
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
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
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