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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职住空间关系特征及职住平衡指数研究作者：穆松林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9年第30期摘要：通州区居住呈现典型的“核心—扩散”型，表现为弧度式由西部向东南扩散;商贸中心的就业密度高，乡镇就业密度低，以城区为核心，就业密度呈现出从中心向外递减;职住空间关系显示，整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特征，靠近北京市区的区域高，交通条件优越，尤其是地铁便利的区域和传统就业中心的职住比高。
分别以“名义”职住平衡和“实质”职住平衡，计算各街道、乡镇的“职住比”，结果显示，“名义”和“实质”两组度量指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北京城市副中心;职住平衡;空间关系;职住平衡指数引言在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引起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城市居住于就业的空间关系发展显著变化，职住分离显著愈加凸显，对城市的交通、资源和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对于特大城市，职住分离已逐渐成为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之一。
职业住房平衡是研究住房与就业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也被称为职业与居住或就业之间的平衡——住宅平衡[1～4]。
理想的职住空间应是交通便利、生活品质优良，既能减轻交通压力，又能体现绿色环保[5]。
“空间错位假说”提出的背景是住房与就业相隔离的情形下，居住人口与就业岗位不匹配，导致高失业率、低工资以及通勤距离和费用的增加[6]。
职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设计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包含了Howard 的“田园城市”[7]、Saarinen的“有机疏散”理论[8]和Mumford的概念[9～10]。
从理论上划分为支持学派和怀疑学派，支持学派认为，职住平衡是解决城市病重要的途径之一[11～18]。
怀疑学派认为职住不平衡是导致交通拥堵原因之一[19～21]。
国内学者周素红等采用熵的方法测度广州市就业—居住均衡性[22];孟晓晨等从国外学者研究的经验，开展对中国城市职住关系的研究[23];孙斌栋等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3个职住平衡指数，进一步对平衡性进行测度[24];王树盛、钟等认为关键在于找到成本和效益的平衡点[25～26];杨超等以过剩通勤为视角，构建了最优增长分布模型，解决最小通勤问题[27];胡娟等基因文件调查数据，探索了武汉市职住空间结构形态[28];王兴平等设定了四种职住平衡度的测度方法，研究南京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的职住平衡关系[29];张振龙等从城市发展政策方面，提出在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和住房等方面优化城市职住平衡的建议[30];赵虎等从探讨了快速公共客运走廊地区能够作为特大城市追求职住平衡空间调控的可行性与必要性[31]。
中国大城市职住关系模式比较研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城市职住关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传统的职住分离模式下，大量城市居民每天需要长时间的通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压力。
因此，研究不同城市的职住关系模式，找到更加合适的模式，减少通勤压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大城市在探索不同的职住关系模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下面将针对几个典型的大城市，进行职住关系模式的比较研究。
首先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北京的职住关系模式一直备受关注。
尽管北京拥有庞大的城市面积，但是限制性的户籍政策使得大部分人在市区工作，却无法在市区落户。
这导致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需要从远郊区域通勤进入市区，给交通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此外，北京的租房市场也相对较高，导致人们选择在市区附近购房的成本很高。
因此，北京在职住关系模式上面临着较大的挑战，需要改进政策来减轻大量人口的压力。
与此相比，上海在职住关系模式上表现得相对成熟。
由于上海近年来积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外来人口在市区的安身立命较为容易，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住在工作地附近。
此外，上海地铁系统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和可达性。
这使得许多上海市民能够选择在距离工作地较近的地方居住，减少了通勤时间和成本，提高了生活质量。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其职住关系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特点。
由于广州户籍相对容易落户，人们更容易在工作地附近找到住房。
但是，与北上广不同的是，广州的发展相对滞后，城市用地紧张，导致房价相对较高。
这使得一些人不得不选择在远郊地区购买房产，并进行长时间的通勤。
因此，广州需要加速城市的发展，增加住房供应，逐步改善职住关系模式。
除了以上几个城市外，还有许多中国大城市在职住关系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特点。
比如，成都等西部城市因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人们更容易在工作地附近找到住房，通勤问题相对较少。
而像郑州这样的中部城市，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导致职住关系模式相对复杂。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1引言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
从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入手，可为进一步认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揭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市结构的合理组织提供参照。
欧美等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早于我国很多，对城市结构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领先于我国。
如Duncan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关注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之外，收入因素对芝加哥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1]；1968年，Kain[2]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关于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SMH)文章，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
在2007年Urban Studies刊登的一篇有关The Mechanisms ofSpatial Mismatch文章中，Gobillon[3]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达156篇，由此可见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在西方为众多领域学者所重视。
在对于“空间不匹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的影响却是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4]。
有学者从交通和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联系入手，对城市结构演变和居民职住分离的关系进行研究，如Clark和Burt指出交通成本对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随城市扩张而加剧[5]。
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更加关注房价、租金、交通等经济因素的对职住关系影响[6,7]。
一些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有关职住分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促进了国内学者对职住关系问题的关注，如丁成日着重从就业中心的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说明职住分离现象随城市结构变化的演变，并介绍了国外一些典型城市的实证研究成果[8]。
周江评则介绍了美国学者对空间不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国内城市中的大规模拆迁和房地产开发所导致的城市空间格局重新分布，也会引起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现象，并可能带来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问题，需要引起有关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注意，并且指出目前国内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9]。
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刘碧寒1，沈凡卜2（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518055；2.美国BNIM 建筑事务所，美国堪萨斯市64105）A STUDY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STRUCTURE IN BEIJING LIU Bi-han 1,SHEN Fan-bu 2(1.Shenzhen Graduate School,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China;2.BNIM Architects,Kansas 64105,USA)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With data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ensus of basic units of Beijing and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of Beijing,the authors construct geography data base on the platform of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software so as to reve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employment and living sites.Based on that,they identify employment centers and living centers,aiming at evaluating the local 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According to different dividing standards,9high-density employment centers,4employment sub-centers and 6employment intensive areas are identified with tools of grid analysis in GIS.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se employment centers are complicated,but urban plan and the allocation of large scale corporations,industrial park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might exert a tremendous influence.Despite of lack of accurate living sites data,the authors have taken data of streets from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of Beijing instead to identify residential centers.12high-density residential centers in inner city,4residential sub-centers in suburbs and 6residential sub-centers in outer suburbs are picked out respectively.The residen-tial spatial structure is affected greatly by living suburbanization and land transfer market.Conclusion comes that employment centers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an residential centers in inner city,and the employment centers are separated from residential centers to a great extent.When coming 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wo functions,the authors adopt index of jobs-housing balance to evaluate the local 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Jobs are surplus compared to local living workers in inner city and residents are surplus compared with loc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surrounding area.Index of jobs-housing balance goes down along with rising distances away from urban center.Both on district scale and street scale,spatial structures come into im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which has been a highlighted fea-ture for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Key words:jobs-housing balance;balance index;employment center;living center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4-0040-08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76）作者简介：刘碧寒（1987—），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
专题报告2012年第7期（总第16期）市规划委研究室2012年6月1日北京市居住-就业平衡状况研究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推进，大城市的居住-就业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型居住区和就业区涌现，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呈现分离和多元化态势。
由此也引发生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矛盾突出等，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的代表，其表现出来的就业-居住空间特征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北京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城市郊区化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和规律，这些对进一步做好城乡规划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居住-就业平衡理念的发展居住-就业平衡理念最早萌芽于1902 年霍华德的田园都市理论，其基本内涵指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就业人口数量与就业岗位的数量大体相当，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从而减少通勤出行的距离、时耗与机动车的使用率，达到减少交通拥堵的目的。
之后，由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和芒福德的平衡理论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国外关于居住-就业空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居住-就业空间平衡与交通拥堵、通勤行为、政府政策、城市空间结构等；利用最优化技术，测量过度通勤，进而探究合理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居住郊区化的浪潮, 中产阶级把住房迁往郊区, 在郊区居住区和城市中心区之间形成了大量的上下班交通流, 给城市交通带来沉重的负担。
随后，郊区化进一步发展, 大量的就业岗位, 特别是白领写字楼和服务行业由市中心区迁到郊区。
但是这种就业外迁并没有减少郊区居民的通勤距离, 从1977 年到1983 年, 美国郊区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从10.6 英里增加到了11.1 英里。
长距离的通勤带来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日益严重。
一些学者认为, 在美国的许多大都市区内, 就业和可支付的住房在空间上的不匹配, 是造成人们远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进而造成空气污染加重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动特征作者：孟延春汤苍松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03期摘要本文使用了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北京市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共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相关数据，综合利用人口重心研究方法和标准离差椭圆分析方法，借助于Arcgis软件分析工具，分析了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集中和离散的变化趋势，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演变态势。
研究结论表明，近30年间，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呈现为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规模总量不断膨胀的基本态势，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领先，全市人口重心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北部位置，位移距离变化较小，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全市域人口密度由内到外呈现较为显著的阶梯状递减特征，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与近郊区人口密度梯度差异逐渐变小，近郊区与远郊区的人口密度的梯度差异逐渐扩大，以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布为主的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集聚趋势依然明显，反映了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特点；北京市人口标准离差椭圆长短轴均呈缩短趋势，长短轴之比亦呈变小趋势，反映了在北京市人口规模整体扩张的基本态势上，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呈现出更强烈的向心极化趋势和同心圆集聚趋势。
总之，北京市仍然表现为人口增量型的城市化发展阶段，相对稳定的人口重心变化和较小的标准离差椭圆变化表明了北京市人口增加趋势呈现出城市化中后期趋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质量型城市化将进一步成为北京市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挑战。
关键词人口分布；人口重心；标准离差椭圆；人口普查；北京中图分类号C912.81；TU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13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18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是城市在特定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适应过程的空间映像；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态势综合体现了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条件、环境因素等的空间聚散演进。
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与演化研究共3篇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与演化研究1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与演化研究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的住宿业也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本文旨在探究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与演化，为研究和改善城市住宿产业提供参考。
一、北京市住宿业现状北京市住宿业包括酒店、旅馆、宾馆、招待所等各类住宿服务。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底，北京市共有各类住宿服务机构2954家，床位数达到59.4万张。
其中，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客栈、度假村等服务类型均有涉及，满足了旅游、商务和公务等多种不同需求。
在客源方面，北京市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商务人士。
根据北京市旅发委发布的数据，2019年，北京市共接待游客4609.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7074.27亿元人民币。
此外，北京市还是全球最重要的会议和展览中心之一，每年会分别举办国际高峰论坛、文化节、艺术展等多种活动，吸引了大量与会者和观众入住酒店。
二、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分布特点。
首先，市中心地区是住宿业的主要集中地，市政府所在地的东城区、西城区及其附近的海淀区、朝阳区是北京市主要的商务和旅游中心。
其次，住宿业的布局也在交通便捷、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得到了加强，如北京市的首都机场周边、北京南站周边等区域。
具体而言，北京市住宿业空间布局涉及多种类型的住宿设施。
在市中心区域，五星级酒店和历史悠久的旅馆、宾馆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五环线以外的区域，如朝阳区的酒店、住宿服务机构遍布各个商圈，且以经济型酒店、客栈等住宿形式为主。
在京郊地区，度假村等具有休闲和娱乐功能的住宿形式逐渐兴起。
三、北京市住宿业演化历程北京市住宿业的发展符合城市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繁荣的趋势，但同时也受到政策、市场竞争和城市规划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北京市的住宿业向品质、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
福州八中2014届高三第六次质检考试文综试题考试时间：150分钟试卷满分：300分第Ⅰ卷（选择题，每题4分，共144分）本卷共36小题，每小题4分，共计144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西部大开发调研组在河西走廊的调研中发现一处面积约100多平方千米，形状特殊的花岗岩地貌。
该处花岗岩岩体表面千疮百孔，形如蜂巢。
“蜂巢”组合在一起，如流云翻浪、似百谷飞禽。
据此完成1～2题。
1．造成这种“蜂巢”地貌的主要地质作用是A．岩浆活动B．风力沉积C．风力侵蚀D．流水侵蚀2．下列地貌与材料所述的“蜂巢”形成作用相同的是A．沙丘B．火山堆C．冲积扇D．风蚀洼地甲图为北京制造业、服务业空间分布模式图，乙图为1996年、2001年北京市制造业人口3．影响北京市服务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①人口密集②交通通达度③制造业分布④城市化水平A．①②B．①③C．②③D．③④4．读乙图，1996年、2001年北京市R值变化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地理现象是A．R值变小，反映服务业和制造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B．R值的极大值离市中心变远，说明北京中心城区范围扩大，北京郊区城市化水平提高C．R值变大，说明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不断增大。
D．大约离市中心30千米的地方，R值最大，说明服务业和制造业人口密度都达到最大值5．若该城市功能分区合理，则其主导风向和河流的大致流向可能是A．西风；自西向东流B．西北风；自东向西流C．东南风；自东向西流D．东风；自西向东流6．右上图中曲线能反映左上图中甲乙一线地租变化的是A．①B．②C．③D．④甲图为大陆东部某一河段在某月的示意图，乙图为甲图中EF处的河床横断面图，读图回答7—9题。
7．在甲图①、②、③、④四地中要建一河港，最佳位置是A．①B．② C．③D．④8．关于图中河流特征的叙述，正确的是A．该河在冬季可能出现凌讯现象B．EF河段位于向斜构造上C．位于南半球D．该月EF附近河段是河水补给地下水9．关于该河段及本区域综合开发的叙述，正确的是A．①处河流落差大，适宜建大型水电站B．大力发展热带种植园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C．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立体农业”D．利用丰富的水资源，积极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右图中a表示纬线，EF两点为晨昏线与该纬线的交点。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1引言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
从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入手，可为进一步认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揭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市结构的合理组织提供参照。
欧美等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早于我国很多，对城市结构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领先于我国。
如Duncan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关注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之外，收入因素对芝加哥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1]；1968年，Kain[2]发表了一篇着名的关于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SMH)文章，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
在2007年Urban Studies刊登的一篇有关The Mechanisms ofSpatial Mismatch文章中，Gobillon[3]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达156篇，由此可见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在西方为众多领域学者所重视。
在对于“空间不匹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的影响却是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4]。
有学者从交通和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联系入手，对城市结构演变和居民职住分离的关系进行研究，如Clark和Burt指出交通成本对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随城市扩张而加剧[5]。
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更加关注房价、租金、交通等经济因素的对职住关系影响[6,7]。
一些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有关职住分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促进了国内学者对职住关系问题的关注，如丁成日着重从就业中心的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说明职住分离现象随城市结构变化的演变，并介绍了国外一些典型城市的实证研究成果[8]。
周江评则介绍了美国学者对空间不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国内城市中的大规模拆迁和房地产开发所导致的城市空间格局重新分布，也会引起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现象，并可能带来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问题，需要引起有关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注意，并且指出目前国内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9]。
北京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及变化研究——基于第五和六次人口普查和2001和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张纯易成栋宋彦【摘要】职住空间的不断分离成为全球大都市的发展趋势，并对城市的生产、生活、交通、资源和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北京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都市典型案例，运用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分街道的居住人口数据，以及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和2008年经济普查分街道的就业人口数据，分析了北京居住空间关系、就业空间关系、职住空间关系的特征及其变化。
分析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0年，市区和郊区的居住密度都增加，并从中心向外递减，同时呈现出多中心化特征，近郊和远郊出现新的居住次中心；就业岗位分布向城市中心区的已有就业中心集中，近郊就业密度增长最慢，远郊就业次中心初步发育，但仍不足以形成多中心就业的格局；而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变化显示，城市中心区已有就业中心的JHB指数升高，近郊的JHB指数降低，反映了更多居民居住在郊区而到城市中心就业，职住错位进一步加剧；而一些远郊城区中心的JHB指数略有提高，反映了远郊就业次中心对周边地区一定的就业吸纳能力。
北京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现阶段转型大城市居住不断分散的同时，就业却更加集中，呈现出居住在郊区、就业依然集中在城市中心这种不同于西方城市的职住错位模式。
因此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基于西方城市化背景下的职住错位理论和提供了新的实证案例，也为通过制定土地利用和交通政策来提升居民的就业可达性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职住平衡；职住空间错位；可达性；北京1.引言城市职住关系是长期以来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的话题，注重探讨居住单元和就业岗位在数量和类型上的匹配关系[1,2]。
理想的职住关系状态是居住平衡（Job Housing Balance），即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相互接近[1]，这也是城市居民、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然而，虽然人们有着追求职住“平衡”的良好愿景，全球范围内大都市普遍观察到现象的却是职住空间的不断分离，即职住错位（Job-Housing Mismatch）现象[3-5]。
职住错位的理论假设最初由John Kain于1968年提出，用来描述美国二战后，当企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向城市郊区外迁的同时，由于住房隔离，非裔的低技术劳工仍然留在城市中心区的现象[6-8]。
这导致了这些城市中心的黑人没办法接近体面的工作，这被认为进一步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未来发展机会[9,10]。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不断证实了“职住错位”现象的存在。
例如，美国的交通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人们驾车出行的距离渐行渐远，其中以就业为目的的通勤是所有出行中距离最远的[11]。
这种职住关系不平衡的变化趋势与美国城市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城市快速郊区化，以及随之伴生的城市蔓延相关——居住、就业都迁移到远离城市中心而环境较好、地价便宜的郊区，引发了职住空间的远离[12, 13]。
已有的研究认为，职住分离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直接导致了通勤量的增加，提高了使用小汽车的机会，更在于因为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加剧了能源和环境负担[14]。
除此之外，职住分离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还在于可能由于交通方式的局限无法到达较远的低技术就业岗位而失业[15, 16]。
特别是随着精明增长运动和新城市主义理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兴起，职住空间的错位更被认为是导致过度通勤（Excess Commuting）、低水平的就业可达性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原罪。
长期以来，职住关系的变化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
目前积累的研究发现，空间因素和非空间因素都会对职住空间关系及其变化产生影响。
例如，有研究发现土地利用模式，决定了居住、工作和其他目的地之间的距离——这大约决定了1/3的驾车距离[1]。
这样来看，混合的土地利用如果能更好平衡居住和就业的话，就能有效的减少远距离的通勤和交通发生量[3]。
与此同时，非空间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在美国城市中针对黑人的居住歧视可能才是导致职住错位的主要原因[17, 18]。
近年来职住错位的研究中，更多的案例发现除了距离之外，就业可达性可能根据种族、民族、收入水平，甚至是英语掌握的程度而不同[19, 20]。
虽然职住关系研究最初在是在西方城市背景下出现的，然而在快速增长的中国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及变化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事实上，在改革前的中国城市中，受到苏联式规划思想的影响，曾经高度强调在单位内部或者近距离实现职住平衡[21]。
这种居住在单位，工作在单位的职住一体现象，被描述为“职住空间绑定（spatial bond）”[22]。
然而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以及传统单位制度的解体，这种紧密的空间联系也逐渐消失。
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特别是1998年以福利住房分配制度终止为里程碑的住房改革，更加加速了二十一世纪开始的中国城市扩展新阶段。
尤其是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拓展尤其迅速，这导致了职住空间关系也相应由职住合一，转变为职住分离。
在城市的快速扩展中，随着新的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的涌现，新的职住错位现象开始在中国城市中出现[23]。
一方面，城市人口郊区化的趋势将继续推动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的转移；另一方面，在传统就业中心依然集中在城市中心的同时，也有新的就业次中心在郊区出现。
这些打破了传统的“职住空间绑定”，使得职住空间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
中国作为城市化的“实验室”，城市化速度快，规模大，资本积累机制与西方有所不同，公共资源的供应和分配体系和西方不同，一些较好的公共资源（例如教育、医疗等）都集中在市区，城市发展路径可能与西方不一样[24]。
因此对转型中国城市职住关系的研究将检验西方的理论假说和提出新的假说，并为国际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案例。
本文选取转型期中国的首都和第二大城市北京作为案例。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集中了全国的中央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总部，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单位制的职住绑定影响十分深远，并且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期中的职住关系变化更加突出。
本文将利用北京2000年和最新的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和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分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北京职住关系的变化，并尝试对以北京为例的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的特殊性进行总结：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是否像西方城市那样出现了相似的就业郊区化和内城就业衰退，以及是否出现了相似的居住郊区化，从而使职住空间更加不平衡？通过考察职住关系和就业可达性来理解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的特质，对于在仍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的中国城市，不仅可以对城市未来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策略提供借鉴，也将为从城市公平就业的视角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益的启示。
2.方法和数据2.1案例背景北京作为转型期中国的首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第二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传统单位制的影响十分深远，出现了“职住空间绑定”。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来临所带来的翻天覆地变革，特别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企事业单位改革，造成了单位大院解体，北京结束了改革前人们工作、生活地点集合在单位大院中的传统通勤模式[21]。
这使北京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人们的就业流动性增强，离开原有单位去别的单位工作，或者去单位新的工作地点工作；另一方面，随着1998年住房福利分配政策的结束，住房市场化的趋势也进一步加剧，这拉动了城市边缘新住宅区的开发，更多职工选择到郊区置业，促进了居住郊区化的过程[25]，同时传统就业中心依然集中在城市内部。
这导致了职住分离的发展态势十分明显，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通勤方式，出现了新的因职住分离而引发的职住错位以及远距离通勤现象。
这使其作为研究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十分突出，描绘北京的职住空间变化将更深刻的反映横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城市形态转变。
与西方城市相比，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北京作为社会主义转型期国家首都的特殊性，这将在职住空间关系研究中形成不同于传统西方研究的中国特色：（1）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北京的人口总数经历了迅速的增长，市域常住人口从1357万增长到1961万[26]；城市中心区人口也在持续增长，并没有出现西方城市中类似的城市中心区人口衰退[27, 28]。
（2）城市新的大型居住区大多建设在城市边缘[25]，例如天通苑、回龙观等大型郊区居住区，这些新居住区通常缺乏公共交通设施的支持。
（3）相对于西方城市就业郊区化的趋势来看，数据显示北京的就业岗位依然集中于城市中心区[29]。
（4）比一般西方城市的私家车拥有率低，通勤更多的依靠公共交通设施[23]。
与同属于转型期的中东欧国家相比，北京作为成功实现“软着陆”转型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的特殊性在于：（1）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传统工人阶级社区滤下，以及伴随发生富裕家庭迁往郊区居住区的内城衰退[30]。
（2）虽然内城的一些传统工业用地也被再开发，但是内城仍然保持着商业活力[31]。
（3）郊区出现了大量新兴居住区，但这并不都是高收入家庭居住的高档社区或者门禁社区[32]。
理解与西方城市以及东欧转型城市相比的特殊性，对于描绘北京的职住空间关系及其变化提供了十分关键的研究背景。
2.2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测度职住空间关系，根据考察目的、案例以及数据的差异有着多种多样的方法[33]。
就业-居住比（JHB指数）是最基本和最直接测度职住空间关系的方法，通常用地域范围内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居住单元数量之间的比率来衡量[5]。
在考虑了居住人口中的被抚养人口比例系数调整后，理想状态下的JHB指数为1，这代表该地理单元内的就业和居住完美平衡；这个指数越高，代表这个地理单元吸纳就业的能力越强；反之，则代表居民大多去往其他地理单元就业[11]。
2010年北京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28]，因而考虑了被抚养人口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等因素之后，北京理想的JHB指数约为1.67。
值得注意的是，JHB指数的测度与研究地理单元的尺度密切相关——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通用的地理尺度[33]：在城市尺度，JHB指数反映的是城市之间的通勤情况；在社区尺度，JHB指数反映的是城市内部的职住关系和通勤状况；在街区尺度，JHB指数反映更加微观的通勤状况——然而尺度过细这也会导致居住就业关系分析的偏差，居民可能仅仅跨了一个街区就业——居住地和就业地仍然是十分接近的。
在测度职住空间关系之前，分析单元的界定十分关键。
在美国职住关系的实证研究中，通常采取人口普查小区（Census Block）和交通分析区（Transportation Analysis Zone）作为就业信息和交通信息的基本单元。
根据Ewing(1996)的推荐，以直径3到5英里的范围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来探讨职住平衡问题是比较合适的。
